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陈枫一清早起来，就觉着右眼皮可劲地跳。“嘟嘟”见多识广，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今天你可得事事小心，尤其是留心着点儿小人。”

“小人”是谁？“小人”长啥操相，谁能分得明、辨得清？陈枫说：“我这人生来‘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信邪也就能避邪。‘犯小人’就‘犯小人’吧，俗话说：‘是福绕不开，是祸躲不过’。爱谁谁，管他娘的呢！”

“嘟嘟”说“那不成，一班指你挑大梁呢！听哥儿们一句：用火柴棍压压邪吧！”

说着，掰了一截火柴棍，蘸点唾沫粘到陈枫右眼皮上。陈枫说：“哎，真是偏方治百病。这一压，眼皮不单不跳，连眨都不眨了！”眼皮上横着根木头棍，别人瞧着别扭。心里话：这小子眼睛长疖子了是咋的？要不就是闲着挠墙，没事愣装烂疤瘌眼儿呢吧？

陈枫也不想这么怪道，实在是眼皮跳得心烦。压一压总比不压强，怪道就怪道吧，总比心烦强。

好在整个一天都相安无事，陈枫松了口气。心想快要熄灯了，不会“犯小人”了吧？你说邪不邪，就在这节骨眼上，通讯员进门通知他：“连长大人连部有请！”

陈枫心里“咯噔”一声，本来就挺膈应“摞摞缸”连长的，偏偏是他“有请”！看来这右眼跳的邪劲应他身上了。果不其然，进连部不久，就与“摞摞缸”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

起因是第一次团课。

“摞摞缸”连长开门见山地说：“一班长，找你来，就说一件事——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方面的事。”

陈枫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看就要熄灯了，突如其来谈什么“政治态度”、“阶级立场”？“摞摞缸”没吃坏吧？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哲学家，这大半夜的从何谈起？再者说了，你是个生产连长，又不是政治思想工作者，抽不冷子地找我扯什么“态度”、“立场”的啊？莫名其妙！

“你不要以为我没资格跟你谈政治，现在讲的是‘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我是个连长，但是，决不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连长。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事事、处处、时时把政治工作放首位，我也要管政治，过问政治。所以完全有权力叫你来，完全有资格对你讲讲政治。”

陈枫故意打个哈欠说：“连长大人，简短捷说行不？干一天活儿挺乏的。撑不住，眼皮都快耷拉下来了。”

“那是用棍子压的！你说说你啊陈枫，我参加革命也这么多年了，咋就琢磨不透你算个啥样的人呢？要说‘上山下乡’走的是条金光大道，咋就改变不了你身上的那些陈规陋习呢？”

陈枫问：“连长大人，我越听越晕。我觉着自个没吃错药啊，哪儿来的‘陈规陋习’？我可真的困了，您放我睡觉去得了。”

“陈枫同志，你严肃点。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也困着呢，也想去睡觉。可现在我谈的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那您就打开窗户说亮话。”

“我怎么没说‘亮话’？难道我说‘阴话’了吗？你那往眼皮上压火柴棍，就是封建迷信，就是陈规陋习！”

陈枫把眼皮一抹揦，说：“这下行了吧？‘陈规陋习’被消灭掉了吧？现在可以谈您的‘政治问题’了吧？”

“你搞错了，不是我的‘政治问题’，而是你的政治问题。”

“是，我明白：‘不是我的政治问题，而是你的政治问题’。”

“摞摞缸”连长此时火冒三丈，一拍桌子喊道：“不许胡闹！你跑这儿说绕口令来啦？你先把态度放端正再谈！你还有点组织观念没有？别忘了我是连长你是兵。”

“兵又怎么了？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兵，我也希望你是个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官。别忘了，我尊重你是因为你的年岁比我长些。绝不意味着你是个官，我在你面前就得低三下四。在革命队伍中，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是我军优良传统，一贯作风。我就这态度，不对吗？”

“摞摞缸”心里这个气呀，火都拱到脑门顶上了。他真想再拍几下桌子，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严。又一寻思，不行，这小子有点软硬不吃。光是吵嚷一通，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闹不好，嘴还说不过他，反倒弄得我更加被动。不行，不能再绕弯子了，给他个单刀直入，直接进入主题。于是“摞摞缸”运足底气，说：“我就问你一句：共青团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是归谁领导的？是为谁服务的？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或者说它要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

“今晚上这是怎么了？我犯了哪道神规啦？连长竟然如此对我大动干戈？您用的是连续排比质问句，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把我淹没在五迷三道的困惑当中。这就是您的‘政治问题’呀？真艮儿！其实用不着虚张声势的，哈好我也是个团支部委员，学习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下面，我就逐一回答罗连长对我有关基本知识的质问：共青团是群众性质的青年组织，服从党的领导，是党的忠实助手，是为广大进步青年服务的。报告连长，回答完毕。”

“就这么两句？这么个严肃的问题，到你的嘴里就这么个三言两语地，就算是回答完了？就这么轻描淡写？”

“是啊，就这么简单。和一个阶级的政党不同，所谓群众性就是普遍性。凡是要求进步的青年，都可以申请加入到这个组织里来。就这么简单！您的意思是说：我的认识过于肤浅？那我就聆听一下您的谆谆教诲。”

“我再一次提醒你，我找你说的是件严肃的事，别耍贫嘴。给青年上团课，不光宣讲团的基础知识，更要宣传党的阶级路线、方针、政策。你以为团课跟学校里教的文化课是一样吗？错！团课讲的是政治。所以讲团课，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政治活动。我问你，这次团课你是怎么组织的？怎样进行的？什么内容？都有哪 些人参加的？”

陈枫明显觉察到，眼前的这个“摞摞缸”是有备而来的。这不像是普普通通的一次谈话，这里的味道不对。这不是交谈，像是刻意发难。不错，在领唱人选上，他是驳了罗连长的面子。那算个什么事吗，鸡毛蒜皮一件事罢了。难道连长的心眼，跟针鼻那么小？非得鸡蛋里挑骨头，找出点什么“不是”来？

他尽量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说：“我感觉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呀？至于团支部的工作，始终也没脱离开党支部和各位领导的亲切呵护啊？包括我这么个宣传委员，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先请示、后汇报的啊？包括这次上团课，也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锣鼓听声儿，听话听音儿’，您说话这么大的火气，显然是在声讨我。我做错什么了吗？”

“什么‘生桃’（声讨）不‘生桃’的？还‘熟桃’呢！本来打算批评你两句就算了，没想到竟然这样执迷不悟。非但不虚心听取领导的善意规劝，反而巧舌如簧，卖弄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点小聪明。你没有错，我找你谈什么话？吃多了，找你消食来了？陈枫，我明确地告诉你——在团课问题上，你有不可推脱的原则性错误！”

“啊！如此严重？您不是故意在吓我？”

“‘共产党讲的就是认真’！自始至终，我说出的每一个字，讲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的！‘吓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具备这个闲情逸致！没兴趣！”

“凭啥呀？我又没错。”

“凭你这种吊儿郎当的模样，你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本身就是错。更别说由你一手组织上的这次团课了，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以为我在这里危言耸听呢吗？如果没有事实依据，我能在这里信口雌黄呢吗？”

此时，陈枫真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罗连长，您千万别误会，我一直对您还是挺尊重的。绝不以为您这是‘危言耸听’，您也不是‘信口雌黄’。只是像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吧，思想驽钝，茅塞不开。您多少也算是个直人，怎么也绕开啦？有啥话，您就‘开门见山’，指点迷津吧。”

听这话，“摞摞缸”心里头这叫一个“美”！心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别看肚里有点墨水，平时爱出风头，到底“孙猴子蹦不出如来佛手心”。今儿个就叫你栽个跟头，尝尝苦头！于是说：“你上的这次团课，中心内容叫‘忆苦思甜’吧？”

“没错啊。”

“都让什么人参加啦？”

“凡是写了入团申请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总共十八个。”

“其中有没有家庭成分高的？也就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

陈枫想想后说：“‘出身’？让我想想。好像有一两个家庭成分比较高，但是这与听课有关系吗？”

“摞摞缸”连长鼻子“哼”了一声，说：“不是‘有关系’，而是关系大了！再有，你说听团课的人里，出身不好的只有‘一两个’？你觉得这个词儿够用的吗？据我了解，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甚至还有反动家庭出身的！这种现象正常吗？好，现在我解剖一、两只麻雀给你看：团课的人里有十班的蓝萌是吧？她是啥成分，清楚吗？”

陈枫摇摇头：“不大清楚。”

“告诉你——‘买办资本家’，革命的头号敌人！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什么叫‘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带有政治特权的私人资本家。‘买办’就是‘垄断’的意思，因此这种带有政治特权的垄断资本家就代表‘官僚资本主义’！”

陈枫若有所思地说：“据我所知，蓝萌父亲解放前是开造纸厂的。从事的可是民族工业，算是个‘民族资本家’吧？”

“甭管咋说，反正是个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就是阶级敌人！我再问你：章静是啥出身？她父亲可是国民党将军——中将！了不得呀！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啦！这算不算反动官僚？是不是历史反革命？”

提起章静的父亲，陈枫有过与章静的一次交谈。那是在看过入团申请后，找她谈过一次话。说句实在话，这次谈话是带有“公私兼顾”性的。章静这个女孩的活泼爽朗、热情奔放，给陈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产生好感，而是从内心深处开始暗恋上她了。这种情感来得突然而又自然，没有刻意追求，又是油然而生的。因为有“三不准”这一“紧箍咒”的约束，只能将这种好感播撒在心田之中。

谈话是在一种半公开的氛围里展开的，地点选择在连队俱乐部。以支部委员分别找积极分子谈话为名，他有意把章静划入自己分管的谈话人员之内。谈话的内容首先是对团组织的认识，其次是本人对入团的态度。同时，还需要了解一下个人简历以及家庭背景。

谈到家庭背景尤其是生身父亲之时，陈枫明显察觉到章静有些忧伤。父亲的印象，在她生命的记忆中，只停留在十岁之前短暂的岁月里。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尽管家有“二男五女”兄妹七人。从幼小珍存的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位慈爱至亲的人。时至今日，耳边仍旧 清晰萦绕着父亲呼唤她的声音：“红托（囡），洗觉（脚）了”！父亲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着她的乳名。五岁那年，刚记事的她患了百日咳。接连多日夜晚，父亲伴她入眠。他白天还要上班，可是每晚依然服侍她吃药，直到咳嗽平息静静睡着后，父亲才能歪在她的身边，进入自己的梦乡。父亲又是位学识渊博的人，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种下这一印象。父亲有时在家里搞外文翻译工作，她站在写字台前宁静地注视着父亲。他握笔的姿势很特别，一支粗大的钢笔，用五个指头“撮”在手里。他通晓多国文字，俄文尤精。只见他一面对照着原著，一面行云流水般译出中文。父亲还不时从黑框镜片后面，露出慈爱的目光看一眼自己的小女“红囡”。有时伸手捏住“红囡”娇嫩的耳朵说：“把它割下来，給爸爸下酒喝吧？”------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慈祥的爸爸，“反右”运动那年，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爸爸留给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别怕，爸爸没事的！”

后来传来消息说，给父亲定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父亲被带走，还有一件叫她刻骨铭心的事情。当父亲的事情定性以后，他把母亲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姐叫过去。当着亲人面，拿出一份“离婚申请”。他已经预见到未来时代的走向和个人命运的结局。对于自己的家人，再也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他实在感到无奈与悲哀。他说虽然我失去保护你们的能力，但是我尽力做到不再让你们受到牵连。就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他极力劝导妻儿完成最后的意愿。因为当时只有他最清楚，这是自己留给家人最后的一次关爱了！

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期间，孤单的父亲孤独地离开了人间。一世英名，生得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却又死得悄无声息、寂寥无痕。

对于这位传奇式的父亲，章静所知甚少。她只知道父亲出身寒门，祖籍湖南益阳桃江县。自幼聪颖好学，冠名乡里。由于家境贫寒，无力续学。乡党惜才捐助，遂全村族人集资供他完成学业。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赵士炎、刘伯庄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刘伯庄，四川南充县人。一九二零年赴法留学，一九二三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一九四七年去世。赵士炎，四川酉阳人。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二年与周恩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六月任中共江苏省代理书记。七月二日在上海被捕，七月十九日英勇就义。

章静的父亲曾任黄埔军校一期文化教官，先后两次到苏联“莫斯科逸仙大学”留学。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军部任文职官员，挂的是“中将”军衔。一九三七年，在抗日救亡期间任《扫荡报》社长。他亲自在报头写下“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实际上，她的父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国文学家，与于右任、蔡元培、陶澍等人交往甚密。新中国成立前后，回湖南老家教书。后经周总理亲自相邀，来到北京工作。不求仕途，只做学问。在“法律出版社”和《现代工商》任职。翻译过《高尔基论儿童文学》，斯密尔诺娃《中国》等著作。章静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按照祖辈在老家的成分，应该是“下中农”。按照父亲的经历，可以填“知识分子”、“革命先驱”、“记者”或是“教授”、“学者”、“翻译家”。

的确，章静自己的家世相当复杂。复杂得没有任何一位高人能够为她道破玄机、指点迷津。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章静父亲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这不仅仅是她一家人的伤恸，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悲哀。

因此，当陈枫代表组织了解她的身世时，她只能据实做出笼统概括式的述说。尽管是冰山一角，却也给陈枫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枫对“摞摞缸”连长说：“有这么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出身吗？再者根据我的了解，章静很可能是‘革命老前辈’的家庭耶。我听说，他父亲可是一九二三年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呀！”

“这怎么可能？章静那点像高干子女？要是真是那样的话，还能‘上山下乡’？还能再钻进这荒山沟里来？恐怕事情不象你说的这么简单。我说她是‘历史反革命’，不是空穴来风，是有真凭实据的。可以这样告诉你——我们依照的是组织定论。关于个人档案内的资料，你能了解多少？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这事先撂一边，待一会儿再说。我再问你：那个高元呢？”

“高元又怎么啦？难道他的家庭出身也有问题？罗连长，他的出身情况你不会一无所知吧？他父亲是蹬三轮的，自由职业者。出身城市贫民。”

“我说的是高元他自己！你知道吗，他是工读学校出来的。工读学校是什么地方？相当于少管所，专政机构！如果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地富反坏右’，他占个‘坏’字吧？你说说你找的这些人，‘地富反坏右’，出身不好的是不是占全啦？你让这些人去听团课，搞忆苦思甜。请问：他们忆的什么时候的苦？思的哪个阶级的甜？或者说：忆的是那个阶级的苦？思的是那个时候的甜？这个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

一连串的责难，像连续击打在头上的闷棍，让陈枫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一顶顶凭空飞来的大帽子，一时间压得陈枫透不过气来。他真的有点“五迷三道”，闹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落进“摞摞缸”埋设下的陷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奇谈怪论啊？什么驴头不对马嘴的混蛋逻辑啊？

陈枫稍微冷静了片刻，说：“我闹不明白，在你这儿，‘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了？党的阶级路线，尤其是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一贯政策，到你这儿还算不算数了？难道把他（她）们排斥出‘人民’范畴之外了吗？”

一提到阶级路线，“摞摞缸”连长陡然长了精神：“对呀，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要讲党的一贯政策。说起党的阶级路线，首要的是‘有成份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也就是基本原则。不讲阶级成分，就是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混淆阶级阵营，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毛主席在《农村调查报告》里是怎么讲的？开篇第一句讲的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的根本就是划清阶级阵营。不用我罗嗦，你也该清楚，这次，你在团课问题上的错误，属于啥性质的了。说你，你还不服气，‘提着牛头不认账’。听说你写过入党申请，就凭你这德行还想入党?趁早死了这份心！看你是个刚从学校门出来的知青，姑且放你一马。要不是这样的话，早就把你整出屎来了！你还神气什么？赶紧去反省反省。起码要从阶级立场上检查检查，瞧瞧自己的屁股到底有没有坐歪！”

陈枫感觉自己像当年的黄伯年，跳进黄河，猝不及防被呛水又遭抽筋。尽管一个劲儿瞎扑腾，可那股强劲的暗流，也非要把他推向灭顶之灾不可。此时的感受，真叫“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明明装了一肚子委屈，却又无从辩解。‘摞摞缸’明明在胡搅蛮缠，却无法从他那大帽子底下脱身。这心里头哇，憋屈得甭提多难受啦。

正在这时，指导员推门进来了。

陈枫似乎见着了一线曙光，他迎上去说：“指导员，罗连长正拿大帽子压人那！说我政治上有问题。您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了么？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没有资格参加学习、接受教育、要求进步了吗？”

指导员打断他的话：“等等，等等。陈枫，还是就事论事吧。你觉着让这些人参加忆苦思甜活动，合适吗？啊？”

“怎么，您也觉着有问题？可这只是读读书、看看报、念念学习材料、讲讲团的知识呀。这——”

“陈枫啊，别‘只顾拉车，不抬头看路’啊！当前的政治形势，你认真分析过吗？啊？高尔基写的《海燕》你准看过，里面有句话，曾经被列宁引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闻闻，现在的火药味多浓。啊！两个阶级，两大阵营，正积蓄着力量，准备着一场殊死的战斗。殊死的战斗啊！挺聪明的孩子，怎么连这点政治嗅觉都没有，啊？革命的暴风雨要来啦，得学海燕，坚定革命立场。在大是大非上，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那！”

陈枫，毕竟是个凡夫俗子，他没有政治远见，更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因此，他内心中的疑团，不仅未被消释，反而愈加困惑了。看似不起眼的“团课事件”，对陈枫而言，却产生始料不及的深远影响。从此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青年连团支部形同虚设，没发展过一名新团员，再没上过一节团课。陈枫身上，曾有过的辉煌，还未真正开始，就遭夭折。党支部、连领导不再信任他。认定他阶级观念模糊，政治上不可靠。更可怕的是，这种偏见，竟然形成了文字，当作一份组织鉴定，放进了他的个人档案。而他毫不知情，一直背着这个黑锅。这意味着——陈枫的政治前途，就此暗淡无光，没有多大指望了。连队俱乐部，因他这个“主任”而名存实亡。后来，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俱乐部的称谓，从此灰飞烟灭了。至于申请入党的事，正应了“摞摞缸”的那句话“趁早死了这份心”，成为他一生当中的“痴心妄想”，永久的遗憾。

也许，“团课事件”当时幕后确实有只黑手，这人即使不是蓄意策划者，也一定是个恶意操纵者。这个阴险的家伙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要对陈枫下此毒手呢？

然而，就是这么个浅薄、粗劣的手腕，却彻底改变了一个热血青年的一生。从此，陈枫头上罩着一团阴霾，永远挥之不去。接踵而来的霉运，总是与他形影不离。就连李宏英，如同青莲出水般，刚刚生出一点朦胧的爱意，却又迅速枯萎。那些“枣栗子”失去了蕴含的意义，变作纯粹的一类吃货了。

这些疑虑，一直伴随他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真相大白。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正像一场暴风骤雨，逐渐向他们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