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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作者：杨澜
献给我最好的朋友吴征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 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凭海临风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 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 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只见浓浓淡淡的雾。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意外的机会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这个机会，就是我的。走过《正大综艺》《正大综艺》，你好吗？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 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启蒙老师姜昆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连姜昆都发现了。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我很听话。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以。可以。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天分？”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 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 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小。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