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
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健、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
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老师”的称呼泛滥，几乎成为电视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但在严格意义上，赵老师的确是我的师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应该说是良师益友才更准确。此刻，赵老师在做什么呢？是被请去筹划新的节目，还是偷得片刻闲暇，在家铺纸泼墨，画他最拿手的小毛驴？泪洒蒙特卡罗不知怎么的，我与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的一系列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到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我穿梭其间，乐此不疲。我的英语主持受到国际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致好评，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也对我屡次鼓励。闲谈时，他们甚至说：“杨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给你发勋章。”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中国人争气了。”何振梁先生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在国际体育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举止风范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按他的身分，完全可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摆出上级的权威。但他却亲近宽厚得像自家的长辈，真诚恳切得让我感动。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
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 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逸。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首府，其主要的街区包括一些古城堡，高高低低的散落在临海的峭壁上，格外巍峨。全城最辉煌的建筑要数赌场——CASINO。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一，但论其建筑和装修的精美华贵，大概无出其右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前对称的弧形石阶把本来就挺拔的大厦烘托得更加辉煌。铺着红地毯的殿内，摆满了古董，挂满了名画，每一张桌椅都装饰着考究的镶金雕纹，颇显出些年代。如果没有那些荧光闪烁的老虎机（一种赌硬币的机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赌场，真要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艺术博物馆。赌场分为五层，越往上等级越高，装潢越奢华。到了顶层，据说只有几个单间，是供大赌家一掷千金、一掷万金的场所。每天夜里，华灯初上，CASINO 门前停着各式昂贵的跑车，从里面走下来身着夜礼服的俊男倩女，郑重其事地去参加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赌博。实际上赌博业是摩纳哥的支柱型经济，公国的旗帜上有红白相间的菱形，宛如纸牌，不知是巧合否。我们摄制组曾被允许进入CASINO 的底层进行拍摄。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两名工人正在一名经理的监督下，把一个个老虎机里的塑料筒搬出来，把里面装得满满的硬币，哗哗地倒入一个大口袋。想到几个赌客前一夜因为在老虎机上赚了几千法郎而惊喜狂呼，比比赌场的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具体地明白了赌场老板才是不输的赢家。那监工的经理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拍到收钱的“盛况”，颇有些不悦，走过来向陪同我们的公关经理耳语几句，只见公关经理大惊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们申明：这样的镜头千万不能播出。求我们当场消磁，否则他的饭碗就没了。看到西服笔挺的他，刚才一直矜持得像个绅士，这下惊慌失措，一脸虚汗，倒让我们着实可怜起他来。反正这些镜头价值并不大，消就消吧。临走，这位经理拉着我们的手，千恩万谢。此时，CASINO 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代表团纷纷抵达蒙特卡罗。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下榻于王子饭店。于是，这家饭店外的广场便成为各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各种表演活动在那里进行。北京代表团有一支随行的由中学生组成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获得过国际童声合唱大奖。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着整洁漂亮的学生装，非常乖巧可爱，引得路人啧啧称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关队伍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不拘泥于形式。那是上百个身着宣传T 恤衫的成年人，挥扬着鲜艳的气球，散落于大街小巷。见了行人就热情送上一顶棒球帽，或替人家别上一枚纪念章，热情洋溢地嘱托一句：“悉尼是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奥运会应该在我们那儿办。”就连会议中心附近的海鲜餐馆也被他们说动，挂上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在的公关形象呀！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发了一些礼品。比如T 恤衫、背包什么的。但是有一位英国摄影记者对我们的摄像师说：“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如果你们用它来装分量重的镜头一类，一定要小心，别砸坏了设备。”瞧人家一本正经地给我们善意的提醒，真诚地反映“质量问题”，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临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势猛增。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我去采访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我一边采访，心中一边不安起来：把这么多世界冠军请到蒙特卡罗，难道就是为了在饭店里显显国威吗？在投票仪式的彩排中，我们才见到了北京的电视宣传片。恕我直言，那个片子只是在重复几个固有的视觉形象：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手捧鲜花的孩子。既没有悉尼的宣传片那么有冲击性，也没有曼彻斯特的那样追求艺术效果。只见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们在天坛前挥动着鲜花。这就是北京吗？这就是体育吗？据说奥申办的几位主要领导看过这个片子后都一言不发：已经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就这样，初来蒙特卡罗的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乐观信心，被一点点地消蚀：我们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关经验，已是大家默认的事实。我们不会像悉尼市长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送香槟，以示热诚；也没有像土耳其的女总理那样来一招侃侃而谈的温柔战术。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场。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
辩论之后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 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一个近来很少听人们提起的名词，从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口中，以并不十分标准的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不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参悟吗？当波恩大学首场失利后，我在结束语中说：“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在辩论中展现的良好素质，使我感到他们虽败犹荣。”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定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吧。如果一定要问我对本届辩论赛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考试的气氛过浓。由于辩论的空气不足，偏于文字准备，因而临场发挥不够；辩手们勤恳用功的学生气非常可爱，但在场上似乎给人各说各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印象，真正针锋相对的对辩还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事先观摩的辩论太多，以致把一些辩论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辩论阶段，当一方提出一个质询后，另一方往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我倒要请教对方辩手..”然后把已准备好的问题抛出了事，这样问来问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对仗工整、合拍押韵的句式往往对辩论的气势有所帮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扬顿挫，或为了营造现场气氛一味讲一些俗语、俏皮话，我个人以为都会以文害意，反而给人哗众取宠之感。相比之下，七场辩论中，”短平快”式的精彩发言尤为难能可贵。如在“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持治愚更重要观点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而反方新南威尔士大学立即反唇相讥：“不妨先吃了这条鱼，再学钓鱼不迟。”又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执法为例说明道德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学的辩手不避不让，以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及“道德对陈世美的恶行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包青天的虎头铡给了一个了断”相辩，可谓神来之笔，令我暗自叫绝。虽然只有七天的相处，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气氛中，我却已经与这些辩手建立了友谊。他们还是学生，有学生的好学，有学生的透明，也有学生的稚气。在场上，他们据理力争，有礼有节；在场下，他们随和友善，宽厚待人，都让我觉得他们的可爱。我其实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偏偏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心里有许多对于辩论的想法想与他们交流，或许能帮他们出一两个好主意，但碍于身分，不敢把酒论英雄。等到比赛结束了，可以放下架子，畅所欲言了，他们也要离开北京了。只有在临行前，我们意外地在海淀图书城相遇，每个人都拎着一袋书。虽是不期而遇，却又心意相通：学生嘛，买书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吗？！
他们要回去继续读书，而我的学校也已开学了。回到校园，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区别。何况，在我们的日记里，已经留下了“95 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一页。
视线投向何方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庆祝《正大综艺》第三百期的特别节目，见到了久违的老搭档姜昆、戴宗显、赵忠祥三位老师，以及曾主持过或正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鸣、姜丰和王雪纯，还意外地遇到了过去只在屏幕上相会的三位台湾“导游小姐”：李秀媛、谢家勋、曲雁翎，真可谓故友新朋，济济一堂。个个伶牙俐齿，还怕不把个演播室吵翻了天！导演特别安排我们这些前主持人与嘉宾们坐在一起，我欣喜地发现自己与乔羽先生相邻。“乔老爷”曾是《正大综艺》第一期的嘉宾。当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愣头愣脑地在演播室里首次“曝光”，面对在座的学界、艺坛的泰斗型人物，心中还是有不少局促的，而当时，“乔老爷”笑眯眯地端坐在嘉宾席上，用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和蔼地问我：“你是哪儿选来的呀？第一次上电视，是不是？别怕，姜昆第一次上台时比你差远了。你瞧他现在不是挺出息的吗？”我乐了，紧张感顿时得到缓解。这时“乔老爷”凑过来，低声问我：“刚才导演告诉了我一个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帮我看看，这答案对不对？”事隔六年，今天的乔老依然慈眉善目，可亲可敬，一口山东普通话也还是那么地道。录像间隙，他拍拍我的肩头，不紧不慢地说：“杨澜呀，你再不是从前那个毛丫头了，而已经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节目也应该成熟起来，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我大受感动。从告别《正大综艺》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尽管思路时明时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驾轻就熟的综艺类节目，向社会、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发展，从单纯的主持向采访、报道、评论，全方位地介人节目制作过渡。所以留美期间，我除了补充知识外，特别选择了新闻专业，学了两年新闻写作、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一系列课程，我自感收获不小，不禁跃跃欲试，乔老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其实当时我已开始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筹划制作一档《杨澜视线》，由东方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滕俊杰先生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国留学的便利，介绍并评论近年美国艺坛、影坛的动态，进而把节目内容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第一阶段的节目内容，我把”视线”投向了百老汇歌舞剧及近期的美国电影，并为此购买了有关影片片断的版权。由于我当时自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制作节目，所以节目长度不宜过长，遂定为每周二十分钟。然而制作一档二十分钟的节目并不一定就比一档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的节目省力，从拍摄的人员、费用、时间来计算，几乎相差无几.在编辑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来精选镜头，突出节奏。在好朋友费翔的帮助下，我很快选定了纽约一家并不太大的制作公司，那里的导演和摄像师均有十几年的电视制作经验，而且有过与亚洲电视台合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得到这笔生意，态度友好而积极，没有美国大制作公司中常见的傲慢和官僚作风。这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纽约市各景点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至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事先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我们就遇上了麻烦。当时，我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五分钟后脸就冻僵了。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我们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横里窜出一个大楼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我们立足之处乃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当时申请，已不可能，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这里的取景尚可，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而这时，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我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出国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职称是编导，一直参与节目的后期编辑，按理说不该算外行。但那时在台里做节目，只要提前申请，编辑机房随你用多少时间。所以我通常抱一堆素材带进去，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想，一边编，从没有时间的紧迫感。可是这种方法在美国就很难行得通。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非数字式的）每小时开价二百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第一天编了十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十五分钟，机房费却花了两千美元。我一算，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预算。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
这一点一滴的经验对于初试身手的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观众从屏幕上并看不出来。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出在两地制作上。在分工上，我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滕导在上海负责最后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 制，美国为NTSC 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我已选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另外，我们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录像带，一去一回总要二至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五十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我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不少盗版的外国影视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新鲜感。所有这些教训，如果是单单做主持人就很难真正领会，我在懊悔之余也感到学有所得。《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因此变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 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当时我已毕业，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而对于我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记者的身分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我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心里很痛快。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我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拚抢。不等陪同我们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我们的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仍飞似地溜走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我们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我们再多拍一会儿（拍电视的，求人的时候多了！）也许是见我们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我们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我们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后来，她又领我们去了亚洲馆，后来，又到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等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吐出一口长气，说：“谢谢，我们大概可以结束了。”经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么，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板约我开午餐会议，我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对不起，经理小姐，我们可不是有意的。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号字体给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划、制片、导演、编辑、解说、主题歌演唱”等一串头衔，就差没写上自己是“摄像”了。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才显得主持人“名副其实”，多才多艺，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制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在《杨澜视线》的制作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体配合的重要。先说膝俊杰导演吧。我与他的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他率《飞越太平洋》剧组赴美拍摄，在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和灵活多变的摄制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现在的合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镜头，每段串联都要求很高。有时串联词太长，我出点儿小错，如一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咬准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来过。说实话，过去没有一个导演对我要求如此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但我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为此，我感谢观众。但是，当有些朋友还把评论停留在“杨澜的发式如何如何”或“杨澜是否比以前漂亮”之类的话题上，我想对他们说：“这些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视线早已超越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节目本身了。”主持无艺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纽约采访了沃尔特?克朗凯恃先生。他平易的态度恰与其简朴而雅致的书房相配，透着一股实在劲儿。这是一位须发皆白的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五官中以大鼻子最有特点，年轻时曾因此被认为其貌不扬。不过，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看惯了，反而觉得亲切，于是亲亲热热地称他为“沃尔特大叔”。电视圈的人大致都听说过他的名字。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新闻主持人，主播晚间新闻和专题报道类节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视率神话，可以说，同时代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电视主持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节目伴随美国人度过最为动荡的年代：从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到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从疯狂的摇滚音乐热潮到目无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从越南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到阿波罗飞船登月，美国固有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在动摇、分化、瓦解，人们激动、烦躁、不安，对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这时，克朗凯特，这位相貌平平，声音低沉的大鼻子新闻主持人，却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严谨客观的职业素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成为那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中公众可以信赖的人物。以至于当他从越南前线发回报道，称越战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后，约翰逊总统黯然地叹息道：“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
他的敬业精神也被广为称道。他曾成功地进行过数次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报道，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为了不说外行话，把艰深的宇航知识平实地介绍给普通电视观众，他大量研修了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其深入浅出的报道使专家们对其准确性惊叹不已。而当阿波罗11 号在月球上着陆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哟，我的天哪！”而当时其他电视台的主持人则说了不少事先准备好的诗一样的赞美语克朗凯特对所报道的内容作出的近乎学术性的钻研和他朴素的平民化的情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这一切，他做得那么自然，甚至从未加以“设计”。面对这位比我年长五十多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同行，我发问了：“如果在‘主持人’和‘记者’这两个称谓中选择一个，您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您？”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他接着说：“主持人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员——当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却没有参加节目的采访和制作。而‘记者’，则比较明确地划定了我的职业性质。”当然，美国的一些大众型节目的主持人并不面临类似克朗凯特先生在职业称谓上的选择，以谈话节目（也称脱口秀）的头牌主持人奥普拉?雯费瑞女士为例，虽然在初期她当过几年记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电视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谈话节目，可以说跟记者这一行是分道扬镳了。美国的谈话节目多达三十多个，大多每周播出五次，因此无论在节目的数量与质量上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奥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独占鳌头，成为美国电视、文艺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为例，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她的成功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是她的外貌吗？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妇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体重曾达两百磅（约九十公斤）；是她受过什么主持人的专业训练吗？她仅在大学上了两年戏剧专业，尚未毕业就开始了工作。我反复看了她的节目，觉得她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与观众真诚的感情交流，既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在一次关于美国少女被强奸一题讨论时，她竟全盘托出自己十五岁时被摧残的亲身经历。这样坦率和真诚怎能不打动观众的心呢？她曾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两个字：“分享”。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主修国际传媒专业。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量不可谓不丰，我却没有查找出一本有关所谓主持人理论方面的书籍。有关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传记外，只有一本名为《采访的艺术》的书带有一些理论色彩。作为一个电视大国和主持人这个词的发源地，出现这种现象一开始让我很诧异，问及指导老师，他反问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记得过去在国内曾看过不少主持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也曾被有意著书的人士采访，谈过电视主持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艺术”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现于电视评论界，也成为不少有志于做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的理想追求。而现在，我却第一次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主持有艺术吗？如果说没有，那么怎么解释诸如镜头感、语言的分寸感、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把握等等对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么解释世界范围内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没有艺术可言，电视主持人这一职业岂不显得立足不稳？慢。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电视主持人——这个眼下时髦的职业，有严格的定义吗？换句话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明确的职业吗？让我们先到美国看一看那里的电视主持人是如何产生的吧。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默罗为代表的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默罗不仅因为二战时在伦敦大轰炸中的现场报道而成为战时英雄，而且因为敢于面对面地与麦卡锡辩论及在感恩节时深入揭露外籍劳工在美国农场中的非人待遇等等成为正义的象征。第二类主持人被称为“Host”，负责的是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他们几乎全是喜剧演员出身。一些好莱坞、百老汇明星也时常在这些节目中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兴盛一时，主持人以公正的形象出现，他们多是拥有良好社会形象和一定知识修养的中年演员。六十年代，谈话节目出现，具有亲和力的新闻记者，谈吐幽默的演员成为这类节目的红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电视节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在节目中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一些王牌节目，如《六十分钟》、《二十、二十》等依然采用资深老记者，但他们往往只负责重头新闻报道，如总统竞选，两党年会等。其他外景报道由年轻些的记者负责，串联词也往往由编辑写好，送到手上。电视上大量的新闻快讯则由相貌出众的“年轻”播音员承担。而“年轻”的概念也是指年纪在三十岁以上。名人专访类节目，突出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他们面对政界艺坛的风云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针锋相对，专门提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有时不惜吵个天翻地覆。他们的文稿虽然事先由创作集体拟定，但因为现场采访，不容迟疑，所以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都不同凡响。至于娱乐节目，脱口秀一类，则一般由电视台向私人制作公司购得。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门，难以概述，很多人根本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可以说，在美国并不存在定义严格的“主持人”这一职业，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称呼当从赵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学生智力竞赛开始，沈力女士又成为第一个拥有固定栏目——《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现在，除新闻播音员外，几乎所有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以节目主人身分出现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称号。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电视承担着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职责，或许也因为我们首先想到在“圈内”寻找有经验的人选，反正一大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播音员出身。但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评奖往往把新闻播音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虽然字正腔圆，音亮质纯，且传达准确，但只是念稿而已。为此，不少播音员并不服气：“大多数所谓‘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吗？难道因为他们多加了些‘那么’、‘嗯呀’之类的小零碎儿，或故意把标准普通话说得像南方化国语，就高人一等了？”我认为播音员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仅仅把严谨的书面语言“翻译”成大白话，或把严肃的面孔换成一副笑脸，并不代表什么水平的差别；在主持过程中即兴来两句俏皮话，鼓励观众拍拍手之类，也与“艺术”大有差距。近五六年来，电视主持人的另一大来源是大学生。他们年轻活泼，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且青春亮丽，口齿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欢。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到乡镇厂矿的电视台，女性主持人普遍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主持人最为活跃。而那些年过三十的女主持人，几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轻时髦里打扮，她们最大的苦恼就是面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年轻同行的挑战。这些是不是告诉我们：从电视台到观众，都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甚至有人说：“女演员年纪大了还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过了四十，还有什么好看？”据我所知，一旦入了这行，找到了镜头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花在节目上的时间多。再来看看国内常见的一些评价主持人的惯用词汇吧：“高雅大方”、“端庄秀丽”、“亲切温柔”、“朴实无华”等等，几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气质的。更难怪各种对主持人的采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认为主持人与演员有什么不同？”提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与演员区别不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饭的。我个人认为即使主持人与演员之间的模糊界线得以澄清，单就电视主持本身而言，仍无法被冠以“艺术”之美誉。这是由其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多数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节目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多少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而大多数现任主持人的资历与业务素质也还不足以承担节目主导的任务。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编导提供的脚本的基础上，把台词化为自己的语言，以观众比较喜爱的方式说出来而已。随着电视节奏的不断加快，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时间之短，容量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时下，有不少所谓“主持人训练班”，所教授的内容包括播音化妆、即兴讲演、采访等等。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电视节目”是依靠一种播出的媒介——电视来划定范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又因为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然没有简单划一的“电视艺术”，也就谈不上所谓“主持人艺术”。就像你不能把一位电视剧导演与一位新闻专题节目导演横向比较一样，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几乎完全不能与一位新闻主播相提并论。电视只是一种载体，与内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于报纸、杂志，而不是电影。谁听过有人说“报纸艺术”或“杂志记者艺术”吗？“主持艺术”的概念含糊在于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没有多少联系的门类。比如新闻主持人的艺术往往可以被归纳成采访的艺术；综艺类节目或游戏节目的主持人也许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训练，特别是喜剧表演的训练，因为跃气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语言、表情的戏剧化，要求幽默诙谐的气质；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知识是其“艺术”的主要内容；儿童节目主持人则必须具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基本修养等等。如果说，不同节目的成功与主持人之间尚有规律可寻的话，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赵忠祥老师如果只是掌握了关于旅游和动、植物的大量知识，而没有一颗热爱大自然，善于感悟生命的心灵，那么他主持的《正大综艺》、《人与自然》等栏目，充其量只能成为世界知识或生物课的讲堂而已，谈什么魅力呢？克朗凯特如果没有勇气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敢承担说真话的责任，又怎么会在越战的关键时刻，不推诿、不避让，鲜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战立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素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当属“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实并不存在的大一统式的”主持艺术”，只能导致电视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种万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练，只能把本来具备成功素质的年轻人引向歧途。况且，电视屏幕带来的虚假的“成功”和“权威”是多么容易让人沾沾自喜呀！这往往使主持人产生盲目的自大。随着中国电视的日臻成熟，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专业化。那种凭借少量训练便可获得的“镜头感”不再神秘，对主持人的评价标准会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养素质与节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会直接起用记者作主持人（现在不少电视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社会类的节目会把一些擅长表达的专家请进演播室，主持人队伍本身的年龄会趋于成熟化，性别分配将更为均衡。我们将很难再信任一个过于年轻的面孔分析中东局势，也很难再容忍一个空虚的头脑煞有介事地教训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上镜。我认为，一位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也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纽约，纽约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的。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不是地狱。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谊。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刚才还在波音747 上俯视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聚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了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那就是曼哈顿了。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北京人在纽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得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场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些小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不安起来。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个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她住在二层。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子合用也够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租都在每月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么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八个人？”“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个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有像她想的那么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为怕她这么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不，这样挺好。”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间。这么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我心想：“这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就是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上学一定不太方便。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一个大雪的早晨纽约的天气预报还是相当准的。我起床后一掀窗帘，外面果真是鹅毛满天了。出了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而那些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的，想劝它们出来是绝无可能的了，只有任它们把鬓角和脖子弄得湿漉漉的。但这并不会惹恼我。只要是下雪天，我的心情总是最好的。和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只不过今天大家在半尺厚的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明显不如往常。那频频看表的，估计已经有迟到的可能。在美国，迟到，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二十八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说：“干电影电视这一行，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上次下雪，班上有一位同学迟到二十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却不留情面地说：“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临街的面包店每天七点开门。此时咖啡加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让所有低头缩颈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便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了。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看体型更应该做厨师——也许本来就身兼两职吧。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铲完之后，再撒上一把盐，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今年由于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骤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至于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似乎就没人操心了。街边的店家和住户都很自觉地把门前的积雪扫清。倒不是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担负。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然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已有报道说，有大块冰雪从高楼房檐滑落，砸伤了路人，责任还不知由谁承担。但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更注意脚下，而不是头顶上的动静。雪越下越大。每个路口都有司机拿了雪刷子下车，把堆积在车窗上的雪掸落，但不到一分钟，玻璃上又是白白的一片。这时，后面的车已经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司机匆匆收起刷子，而他自己已是雪人一样了。真的，怎么很少见纽约人堆雪人呢？若是在北京，早已有无数的雪娃娃睁着黑煤球的眼睛，竖着胡萝卜鼻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雪中了。年轻人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急着找伙伴，急着出门，急着打雪仗，急着享受踩上松松的雪地的感觉和声音，急着躲在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而那些闹了别扭的，也在纷飞的雪球中大笑着忘了隔阂。只有被塞了一脖子雪，双手由冷变烫，由白变红，头发眉毛全白了，全湿了，那才过瘾，那才骄傲，才是个下雪天的样子。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大雪明显妨碍了人们。交通阻塞，邮局关门，学校停课，道路泥泞..大家似乎都愿意马上进入室内，脱掉大衣，喝杯咖啡，暖和而干燥地工作、谈判、吵架、赚钱..这是他们四季如春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雪打乱了这种节奏，所以成为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