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雪。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重返校园我的同学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 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教授先生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 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 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二泉映月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 和TOEFL 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印。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 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久，B 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 同居，向A 提出离婚，A 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 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B 于是携C 及C 为之打工的餐厅老板一同前往。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 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 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B 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C 虽破了相，但也活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A 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力吗？如果没有国内优越感的丧失所带来的不平衡，没有长期生存危机所带来的郁闷，没有因歧视和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孤独愤懑，他们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吗？如果不是在充满暴力的美国，这些曾是温文尔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举起枪吗？他们能随意买到枪吗？但你又能把这些悲剧统统归于美国吗？它可没有哭着喊着求他们来这里呀！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被抛人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有些人毁灭了，有些人无所谓了，也有些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念了。人的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相信吗？L 四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高收入的导游，如今他已成为纽约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我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我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挣下个舒服的日子并不难，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沉思片刻说：“我十七岁去了北大荒，一呆就是六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在美国，许多人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统统被打碎。有些人望着一堆瓦砾不知如何收拾，而那些审视过去，审视未来，重新补充、组合自我的人，往往是那些极有自爱精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属于他们。
当我听说95％以上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其中四分之一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拿到了五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当我看到又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权组建百万美元的实验项目，又一批不甘寂寞的中国留学生打入了华尔街，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振奋。一个群体的素质，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成功的标准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在经历了生活、心理环境的大震荡后，又找到了新的平衡，也超越了自己。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他们都不会替中国人丢脸。今天在地铁站等车时，忽然听见委婉的二胡琴声，是“二泉映月”。一听就知道是专业水平。我走过去，向拉二胡的年轻人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他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周围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转身，朝向琴声。他们大概不认识这种陌生的乐器，却又分明被这种奇异动人的旋律所触动。年轻人很平静，毫无卖艺的窘迫，不卑不亢，缓缓拉来，如行云流水，如置无人之地。在这份真实坦然中，你品得出美国式的处世态度：从不顾影自怜，无需矫揉造作；而曲子中的中国味儿似乎因此更地道了。我的眼圈有点湿了。放松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
自从学期开始时为追求刺激，一下子选了十八个学分的课程（一般学生只选十二个学分）：这半年就没有了所谓的周末。进入十二月，期末考试一拥而上，真有十面埋伏的架式：三篇各二十页的论文，一部电视纪录片。两周之内必须交齐，外加三个小时的当堂考试，真让我悟出了“绞尽脑汁”的形象性和准确性。每天不足四个小时的睡眠，使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不再有意义。连滚带爬地熬过这“黑色双周”，神经已磨成细细的一根，绷得透明。
实在不忍心再撩动它，便把所有的书都塞进柜子，视野之中绝不允许任何笔记的存在。呼呼大睡三天，然后收拾行装去维尔（VAIL）。去滑雪，生平第一次。
蓝天、雪山、松林、麋鹿，来不及惊呼，心中所有的禁铜在一瞬间瓦解，我大口呼吸着科罗拉多高山的空气，它湿润寒冷，微微刺痛着喉咙，却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感。我没有缘故地放声大笑，几乎吓着了自己。在沉闷的计算机房里呆了太久，情感都长了皱纹；白纸黑字看得大多，眼睛只习惯于最短的距离。终于有一片大大的天空在头顶，有飘扬的雪潮湿着干燥的肌肤，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在山风和树香中变得强壮，和着远山起伏的旋律轻声地吟唱；我看得见自己眼神中的闪光，通过别人看我的神情和视线尽头那一团亮色的云霞。维尔的人们单纯而快乐，像一群孩子，最鲜艳的滑雪衫、最大胆的玩笑、最好的体力和胃口。有穿着短袖布裙在室外餐厅穿梭的侍女，有手臂上吊着绷带，仍不忘大口喝啤酒和吹牛的男人，也有在黄昏时分缓缓驶过灯火融融的街道的那辆马车。维尔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连麻烦不断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也来到了维尔。新年之际，她与所有来维尔的人一样，寻找一个几乎变得陌生的权力——快乐。无论王妃还是村夫，在快乐面前变得平等，自我内心的满足使世俗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滑雪和寻找快乐使他们的沟通不成问题。
但滑雪还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滑过雪的人。过去对滑雪的唯一感官认识是梦见自己从雪峰疾驰而下，忽然在转弯处发现正前方一棵粗壮的松树，眼看就要迎面撞去，脚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控制..
幸好同行的朋友中有滑得不错的。在他们的悉心传授下，第二天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照顾脚下的同时，居然能不时抬眼四下张望一番，颇为自命不凡。
雪无拘无束地下着，时密时疏，根本不理会什么章法。溪边灌木丛裹着层层霜花，没有了春华秋实的点缀，倒愈显得雅致。高树枝丫上有一只黑羽的鹰，在瑟瑟的风中纹丝不动，缩颈向天。额顶一簇金色的绒毛，是银色世界中的亮丽。没有老树昏鸦的凄凉，也没有冷眼向人的孤僻，它承受着寒风朔雪，却安详而自得；自信得不必显示，清高得无需证明。我停下脚步，望着它，算是不周到的致意，它也不怪。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直到身后的朋友大嚷我挡了道路。
一滑就是五公里，心情松快得像雪花。这才知道雪中的景致和雪中的心情才是滑雪的真正乐趣。离开维尔的前一天，我和朋友们有了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这一天格外晴朗。彩虹般颜色的气球膨胀起一个饱满的惊喜，我的心情早已轻飘飘得不能自己。几乎没有震动，已经飞行在半空中。刚刚还置身其中的大地转眼成了渐去渐远的风景。热气球的驾驶员DON 有十二年的经验，但他承认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整气球的高度来捕捉不同的风向，至于气球的具体航线及落点，实在是听天由命的。大家一致说：这才是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既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来得更刺激。你既不能盲目自信，又不敢放弃努力的机会。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大家一路赞叹着身下的景致。
当我们俯瞰世界时，有没有一双眼睛在俯瞰我们？回到纽约，期末考试成绩揭晓：除了一门功课得B＋，其余全部是A，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就这么结束了。新的学期已经开始。老人啊，老人“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 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
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
“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
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
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
“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
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
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