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
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独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重的负担，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晚年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战。于是，朋友在老年时期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离休前曾是位副部级干部，实权在握。当年，在家时门庭若市，出门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离休之后，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见人必谈世态炎凉，其忿懑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不少先前唯恐巴结不上的人一见他没了实权，就不再来往了，甚至见面打招呼都少了几份恭敬；原来生病上医院，医生护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仅脸色不好，而且用药标准也不如从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马后地伺候，而现在却连个说话的人都难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我去这位朋友家串门儿，与老人家闲聊起来。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证，说明人情的浅薄，天底下没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儿子忍不住了，数落了他几：“老爸，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如今他们依然要办事，你又帮不上忙，为什么还来求你？要怪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结交真的朋友。那时候你的架子大得吓死人！换了我，也对你没好印象，干嘛还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声了。
一所舒适的住宅在于它的未被占满的空间，一颗睿智的心灵在于它的开阔与宽松。老年人，正因为与世事的喧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更应该有了某种超脱，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见识。这种精神的陈酿，不仅是社会的财富，更是他们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从社会中淡出和对社会更深刻的见地，这些奇妙的组合往往出现在老年，这是年轻人无以速成的本领。
再说说死亡，这个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学家说过：“在生活中有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人是不愿死的，但唯有不断积累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事物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这似乎是个悖论，却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一个真正爱着和留恋着的人会在他所热爱和留恋的事物中找到归宿，找到永生。我的爷爷，当他拄着磨得光滑的手杖看着重孙们追逐嬉戏的时候，他是多么满足。有一次，须发皆白的他翻开六十年前的照片，指着上面身着长衫、手持礼帽、潇洒地笑着的自己，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辈人，留不下什么遗产给儿孙，只能传个正派的家风吧。眼看你们都长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办法返老还童，我也会拒绝，就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么也不会愿意被拉到起点，再走一次。”我相信，经过一次死亡考验的他，说的是不妄的话。在他那被皱纹压迫的眼睛中，闪烁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从萌芽开始，就驶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航线。天灾人祸、意外事端，死亡对于儿童、青年、老年几乎是机会均等，随时可能降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本身并不与死亡更亲密。而每位老年人都应该在心里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给了自己体验完整人生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在老年时面临死亡更自然的事了。
每一个有着丰富回忆的人，当他们回首历史往事，品尝个中滋味的时候，就像是在高速摄影中观察一棵果树的生长，看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白，由白转红，如果这果实成熟落地，岂不是最自然的结局吗？从容坦然，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心态。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过：“只要有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但我还是相信进步。”
当然，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奢谈老年，定有许多漏洞。但愿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体验证实以上的这些话。
体面“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我对我的美国同学说，“美国政府常常在中国人那儿碰壁，就是因为太盛气凌人，不给面子。”我的同学赞同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新问题，皱着眉头问我，“既然中国人最讲面子，为什么唐人街是纽约各个少数民族社区中比较脏乱的呢？”我一时语塞。
我的先生曾经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国秘书，她崇尚中国功夫，刻苦修研，如今已有了相当的功力，并担任纽约地区女子防身协会的秘书长。别看她表面温文尔雅，练起拳脚来却是英武逼人。前不久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乘国内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下飞机时，身后一位中国男子反复用手推她，催她快走，她从未遭此礼遇，不知如何是好，忙问我的先生是否碰上了坏人，需要还击？事后她不解地问：”下飞机为什么要推人呢？他不懂得尊重妇女吗？要是在美国，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如果说男人行为鲁莽无礼让人愤怒的话，女人的失态就多少可悲了。我不明白，不少女人在年轻时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为什么一旦生儿育女步入中年以后，不但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连举止也“男性化”起来了？
为一点儿口舌之利就搬出最难听的脏话，连男人恐怕都要脸红，她们却一派气宇轩昂，自以为泼辣豪爽，在众人眼里，其实已经粗俗不堪了。
如今，国内的考察团一批批地前往国外访问，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跟着出口到国外”发扬光大”起来。我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旅游点，遇上来自国内的一个代表团。当时正值暑天，旅游旺季，公共厕所外排起了长队。三位国内来的女同胞竟如人无人之境，冲到队前，心安理得地等在最前面，全不顾后面的人高声抗议，只当听不懂英语。充耳不闻。我不相信她们连“sorry”也不会说。她们说说笑笑地往外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嘘声，我听见有人说：“Chinese（中国人）。”更要命的是，她们认出了队中的我，一时非常兴奋亲热：“你是杨澜吧？肯定是！我们是你的热心观众。从你的节目里了解了很多世界知识。”周围的人异样地看着我，我的脸腾地红了。我当时的态度，在这几位“热心观众”看来，肯定太冷淡了一些。怎么能不冷淡呢——排队的礼貌是不必特别介绍的“世界知识”吧。
曾有一个国内的代表团到德国考察，成员大多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有一次坐渡船，当地陪同给每一个人买了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一种硬币，把它投入自动收款机后，就可以转动挡杆上船。代表团中有一位老兄，在挡杆前突然叫了起来，说自己投了硬币，为什么挡杆不转动呢？售票员闻声赶来，开始检修收款机。试了几次，见并无故障，便向这人道歉说：“大概是刚才机器一下子卡壳了，请您上船吧，对不起。”等大家上船之后，这个人突然大笑起来，与同伴们说：“都说外国人笨，果真不假。其实我根本没投硬币，我是想留下来拿回去给儿子做纪念品的。你们看那个傻老外还居然相信，还说对不起！哈哈哈..”多么由衷的快乐啊！我真想对这位说一句：“瞧您聪明类似的“趣闻”尚有不少，每次听到，我心中都有别样滋味。真想给这些人深揖一礼：“拜托拜托，别再给中国人丢脸了。”
有人谈十年动乱带来的社会起码规范的混乱，有人谈贫穷带来的精神上的低要求，我认为都有道理，但似乎又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唐人街的华族该没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迫害，出国考察的老兄大概也不是买不起一枚硬币。我不想擅自把这些事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谈社会标准，想来想去，找到一个词：“体面。”《辞海》中把“体面”解释为“礼貌；规矩；面子”。从字面上看，“体”
和“面”不外乎是外表上的东西，这个词在生活中常被用来描绘衣食住行的排场，于是“体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带上了虚浮的色彩。在我看来，“体面”其实是自尊自爱的外在表现。有人也许会说：“体面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形式而已。”我却认为，人，既然生活在群体中，就需要这样的形式和包装。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更是自我心理的需要。难以想象，第一次约见女朋友的男士，会把自己故意搞得蓬头垢面；也难以想象，热爱家庭的妻子会为一个乱七八糟的家而自豪。我们虽然不需要为迎合他人而一味地矫饰自己，但是渴望得到尊重，按社会公认的基本标准检点个人的举止，却是人之常情，是人的起码修养。
况且，体面不仅仅存在于个人整洁的服饰，抬人的态度，得体的言行，更在于磊落的行为和尊严的人格，进而累积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它直接表现为一种羞耻感，有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敏感。这种羞耻感即使在缺乏他人监督的环境下，也会表现为自我的约束。亚当和夏娃以裸体为羞。而人穿上了衣服，并不一定就自然拥有了体面。
我相信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经历：过去见到行乞的人，往往怜其不幸，助以小资，但现在，厌恶之情却常常大于怜悯之心。原因就是许多人以行乞为职业，或自残肢体，或无病呻吟，以人格的代价骗取同情，不劳而获，甚至聚敛财富。最难以容忍的就是利用孩子行乞。四五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逼迫或诱骗着向陌生人伸出小手，极熟练地将几句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行乞词”操练一遍，拿了钱后，一转身交到躲在暗处的成年人手中。那人见是大张钞票，便鼓励几句；如果是一把零钱，便训斥有加。只见孩子起劲地讨着，成年人稳当地收着数着，那场面真是我平生最痛恶的：难道还有比剥夺孩子的自尊与体面更难以容忍的事吗？一个伤残的孩子还可以读书，一个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还可以自食其力。一个从小没了羞耻感的孩子，能做什么？一次，与几个朋友从餐厅出来，迎面遇到一位面色红润、毫无困顿感的中年妇女，牵着抱着三个毫无相像之处的孩子，声称一家四口遭灾，几天没吃饭了，要求施舍。那三个小人在她的推搡下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拉住我们的衣角，眼珠转来转去不敢看人。嘴里嘟嚷着几乎听不出的恳求。我忍不住气，对那个女人说：“你如果真是他们的妈妈，怎么忍心逼他们来做这样的事？”
原谅我举的都是些反面的例子，实在是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休面只是做人的起码标准，所以拥有它的人并不以它为奇。而一旦失去了它，一切就会变得难以容忍。而一个国家的体面，要靠每一位国人去珍惜啊！
最近，美国《读者文摘》做了一次全美调查。调查员把一只钱包放在街上，然后隐蔽起来，看抬到钱包的人会怎么做。结果67％的人把钱包交到了警察局。我们是否也可以做一个同样的试验呢？向往希腊希腊是如此不同。
拜惯了菩萨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裸体的维纳斯雕像时，一定吃惊不小。
这个爱琴海国家的传统——什么公民、选举之类，与我们君权天授的历史毫不相干。原来整个西方文明都跑到希腊去认祖归宗。其实，希腊的命运比近代中国还要可怜：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时代到一次大战结束的近两千年中，希腊压根儿就没有独立过；罗马人、东哥特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轮流坐庄，二战期间德军又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希腊的时运如此不济，倒让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顿时软了心肠。再端详希腊的那些健美的神像，就觉得并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甚至还发现了人家的一些优点：当我们祖先用金丝楠木支撑的宫殿在岁月中腐蚀殆尽时，希腊那些古老的神庙却依然屹立，毕竟，它们是用石头做的。在我看来，不论后人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上如何借题发挥，任何一种文明原本都是值得敬重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表态之前，先拿来与自家的文化比个山高水低。正如美国有句谚语：“苹果是苹果，橘子是橘子。”
我向往希腊，正是因为它的不同。
当我带着一脑袋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兴冲冲地来到雅典时，却大失所望。整个城市被毫无特点的不高不矮的灰色水泥楼房所覆盖，实在平庸得很；卫城山上的巴特农神庙前游人如潮，在烈日当空的夏季，更添了烦躁。加上神庙正在维修，俊美的石柱被脚手架东遮西拦，顿失风雅。我只好匆匆拍了一张纪念照，表示到此一游——其实拍给谁看呢？反正不是给自己。倒像是为了以后向别人炫耀似的。晚上去一家远近闻名的“亚里士多德”餐厅吃饭，饭菜没什么特别，价格倒让人印象深刻：一只食指粗细的海虾仅原料就标价四块美金，加上烹饪和服务费，竟达五块美金。我笑着说：”这价钱让我恍若置身于什么沙漠国家，而不是这个海滨都市了。”更绝的是，帐单递上来，上面竟有两三道根本没有点过的菜。正在大声惊诧，临桌的客人转过头来：“我们的帐单上也有不少出入，希腊人的聪明全用在这方面了。”
记得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她一直很向往北京，但参观了故宫、十三陵之后，却认为不如想象中的好，于是大呼“距离是美的必要条件”。我在雅典也有同感：这里名声最盛的古迹早已被现代商业所包围，而在号称国宾级的饭店大堂内，我却从已经磨破褪色的沙发绒垫上发现了什么是“历史悠久”。想想也不奇怪，我们曾接触的有关古城的电视片、照片、文字之类都力图从最佳角度刻画最佳形象，又加上我们至善至美的幻想功夫，怎么经得起例行公事式的走马观花呢？我不禁空前怀疑起旅游的意义来。
雅典的朋友劝我别失望。他们说：“想看真正的希腊吗？那得上爱琴海。”我听了他们的话。
看过爱琴海的蓝色，便觉得其余的海域总有些混混沌沌、不清不楚。这里全是岩石海岸，所谓的沙滩也全是粗大的石粒，绝少泥沙，所以数米深的海水都是晶莹剔透的，可以看见鱼儿在游。
再往深处去，重重叠叠的海浪尽情地把天光吸纳、摇匀，酿成不透明的极纯的湛蓝色，似乎还有了粘稠感，让人只觉得心神随之荡漾起来，才明白了荷马把爱琴海形容成“醇厚的酒的颜色”，是多么的受用。
在这水如酒的海域里，我一天比一天沉醉：米克诺斯（Mykanos）岛上的高大风车和悠闲的塘鹅，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克里特岛（Crete）上绚丽的壁画和险要的古堡，让我在长吁短叹中肃然起敬。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迪诺斯岛（Delos）和桑托林岛（Santorini）。
迪诺斯岛很荒凉，荒凉到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岛上，除了二三个守岛的管理员外无人居住。山脚下，曾经挺拔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庙坍塌了；山顶上，曾经辉煌的天后赫拉神庙只剩了一个平台；而在山坡上，数以百计的没有了旁顶的石屋依然规整，宽阔的石街依旧洁净，半圆形的露天阶梯剧场依然随时可以接纳五百位观众。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一千年中，迪诺斯岛是爱琴海各共和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商业也很发达。据说每天在那里被买卖的奴隶达一万人之多。当年的迪诺斯岛海港中，商船云集，好不热闹。四年一度的丰收节是全希腊最重要的节日。每逢佳节，周围各岛居民纷纷来此聚会，祭奠神灵，饮酒看戏，通宵达旦。但好景不常，一次罗马人来袭，守岛的希腊将士全军覆没。杀红眼的罗马人还不罢休，竟把岛上四万余平民百姓砍杀殆尽。一时间哭喊震天，血肉横飞。大概是因为杀人太多，连强悍的罗马人也不敢在岛上久留。于是，盛极一时的迪诺斯岛成了无人区，岛上血腥腐败的气味经年不减，过往的船只躲之还嫌不及，岂敢停靠？这一荒，就是两千多年。
断剑残骸都已化作泥土，冤魂游鬼今日何处安家？迪诺斯岛是有名的风岛，昔日民房的门窗都很狭小。当强劲的海风穿过这些门窗的时候，便发出奇异的呜咽声，让人心寒。没膝的荒草长得很茂盛，成片的石柱、石台从草丛中探出半截身子，白森森的，凄凉得很。我被这荒凉的岛镇慑住了，不敢放大声音说话，脸也被风吹得生疼。
在一片冷清败落中，我找到了五尊完好的石狮子（据管理员讲，原本共有九尊，有四尊已损坏）。它们昂首驻立，同真狮子一般大小，都是母狮的样子。它们流线形的身材，在两千年风雨的冲刷后，依然圆润流畅。饱满的头颅上，五官已模糊不清，但镇定稳健的气韵犹存，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起初，我责怪粗心的希腊人把这无价的国宝丢在这荒岛上不管，但管理员告诉我，这些石狮的造型极富力学原理，若非人为原因，不易破损。再说，它们是这岛的标志，如果把它们搬走，迪诺斯岛就真的没有一点生气了。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别看我们住在岛上，但不过是客人，它们才是这岛的主人。”离岛上船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回头望望这片巨大的废墟，心中竟不再害怕：那五尊坚强而温良的石狮，一定会把迪诺斯岛镇守得好好的。文明诞生了，也坍塌了，但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让后世永远有了参照的内容。人，曾不懈地尝试各种长生不老的方法，没想到，却在自己雕刻的石头中得到了永生。
桑托林岛与迪诺斯岛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座岛相传是古大西洋国在火山爆发沉入海底后仅存的一部分。每隔半个世纪左右，岛就要经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最近一次发生在五十年代。按理说，这该足以使桑托林岛成为荒岛了。但奇怪，人们撤走了，又回来了；房子倒塌了，又重建起来了。
人们忙碌快乐得如同对大自然的咒语充耳不闻。对比迪诺斯岛，天灾和人祸，究竟哪一个更可怕呢？桑托林岛的主城在三百米高的峭壁上，一色纯白的平顶民房不紧不慢地散落开去，远远望去，像是从蓝天上泻下的一抹流云。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有成队的骡马载着游人缓缓上行。每到峰回路转之处，这些牲畜也懂得停留片刻，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对着四周的景色大惊小怪一番。驮客上山这一行，骡子们干得习惯了，大抵也知道了一些旅游心理学。只是如果遇上了体态肥硕的游客，骡子们也懂得避重就轻，竟会远远地躲开去。直到它们的主人生气了，吆喝着它们过来，才老大不情愿地靠上前来，嘴里还喷着气。
任何一位登上桑托林岛山顶的人都会精神一爽。这里几乎只有两种颜色：蓝色和白色。前者是无染的海与天，后者是无尘的屋与街。在这蓝与白的世界里，我惊讶于希腊居民的简朴。那是简单的立方块的组合：平顶、直墙。墙的外壁很粗糙，好像岛上的泥瓦匠很粗心，从未抹平过；岛上风也不小，所以门窗都用实心木板钉成。
平平常常的两片，小而结实，板面也没有刨光。种花呢，也只挑了最平凡的那几种，大大咧咧地种在半人高的粗陶罐里，任凭灿烂的小花爬满不高的墙头。
希腊人也有讲究的地方：那就是颜色的纯正。教堂的圆顶与住家的门窗全漆成天蓝色——和爱琴海的颜色又有什么不同呢？漆就漆吧，怎么好像用了同一桶油漆，岛东岛西，深浅没有一点区别？或许是大家商量好了，干脆就拿大海做了共同的参照？还有各家墙壁的白色，纯得像阳光过滤过的。稍有褪色，就有人调了浓浓的白灰，漫天漫地抹上去，直到雪亮如新。就连石板路的缝隙，也被涂成同样的白色。我眼见一个人抱着一桶白浆，跪在街口，用窄刷子细心地描抹，不让一点白色溅上石板。
这样单纯的颜色，这样朴素的民房，若是零星散落在红墙金瓦间，一定会显得寒酸；但它们在桑托林岛连成一山，一岛，映着同样纯净的海水和天空，便有了说不出的清爽。因为不少人家依山而居，房屋高低错落，所以邻居的阳台就成了自家的屋顶；自家的石梯又成了另一位街坊的阴凉。窄巷中有或浓或淡的灰色的影子，是两边住户半开半合的门窗投下的。在这高低错落中，周围的景致显得气韵生动，毫无单调呆板之嫌。
我就在这极端洁净的环境中，明白了希腊人创造出健康而雅致的文化来，并不是件什么奇怪的事。坐在橄榄树下，眺望海的尽头，琢磨着潮涨潮落，哲学家便有了；欣赏着海风中衣裾飘飘的妻子，望着健壮活泼的儿女，而把神仙雕成他们的模样，雕塑家便有了；守着沃土，生活不算太艰难，于是几位老哥一边饮酒，一边添油加醋地大谈英雄的故事；还不过瘾，就找来俊美的少年，让他们当众演示，从而有了剧场和戏剧，也颇为自然。至于有了剩余的精力，想把肌肉在和煦的地中海阳光中展示一下，与远近各岛的同龄人比试比试掷远和较力，或是为了纪念一个战士，而去跑他曾跑过的距离（马拉松），从而诞生了竞技会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在我看来，欧洲浪漫派艺术过于渲染丝绒和花边，一个个达官贵人的肖像逼真得不厌其烦；巴洛克式的艺术又太重肉感，把人体涂抹得红红白白，新鲜亮丽得像在待价而沽的肉市。而希腊的绘画、雕塑却总保持一种安详和朴实。人，而且是人本身，是希腊艺术的主题，而这些人的形象总散发着神的灵魂，于是人变得不朽。希腊文明的美来自和谐。而和谐的文明就在这和谐的自然中产生。
真正的文化传统，决不仅仅存在于考古上的意义，它更是一种已完全融入百姓生活的心情和态度。这才是我真正向往的希腊。两位神仙的故事六年前，当我参加《正大综艺》主持人面试时，考题之一是复述一段希腊神话：战神兼海神波塞冬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希腊城市共和国首府的守护权。众神难以裁决，便让他们各送一件礼物给这个新兴的城市，以分高低。
只见波塞冬奋力掷出三叉戟，它深深扎入卫城的山岩，一股清泉旧汩而出，引得一片唏嘘：如此神威，新城将有恃无恐。此时雅典娜款款而来，不慌不忙递上一根橄榄枝。众神默默赞许：和平的信念胜于武力的炫耀。于是雅典娜获得守护权，新城亦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就是雅典。据说我把这段故事叙述得挺生动，所以第二天又被传进电视台，于是也就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直到被确定为节目主持人。半年前，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雅典。第一天的日程就包括了游览雅典娜神庙和波塞冬神庙。我兴致冲冲，像是去拜会两位颇有渊源却从未谋面的老朋友。然而似乎这两位朋友之间仍存在芥蒂——两个神庙相隔三十多公里。胜利者傲居位于市区的卫城山顶，失败者远在市郊的爱琴海滨。雅典娜当然是不会寂寞的。熙熙攘攘的游客早已把卫城山上的石阶踏得滑溜溜的。山脚与山腰层层叠叠的附属庙宇与剧场更把她的殿堂烘托得壮丽辉煌。神庙的石柱每根都是下粗上细，并微微向内倾斜。当你立于柱下，顿觉浊气下沉，清气上扬。在灿烂的日光里，一方蓝天被擎在柱端，安安稳稳，十分妥当——建筑智慧女神的家，人类岂可不用智慧？传说中的雅典娜神像有近十米高，周身镶满金玉珠宝——光芒让每个前来膜拜的信徒不敢逼视。当年童男童女们穿着白衣端立于庙宇周围，人们头戴橄榄枝环，手捧自家最好的菜肴，缓步登上山顶，敬献给他们的守护神，盛况空前。不幸，这位许诺和平的女神并没有给雅典带来和平。希腊先是被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所吞并，后又被归于威尼斯城市共和国的版图，当土耳其奥斯曼的军团把雅典团团围住的时候，意大利士兵把雅典娜神庙当作了炸药库。土耳其大炮一轰，正中山顶，整个神殿便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在冲天的熊熊烈焰中，香消玉殒，只留下残石满地。石柱尚可修复，神像却成了历史。直到一次大战结束，希腊才获独立，但雅典娜神庙中仅剩的艺术品却又被英国人与法国人搬走了。和平的愿望有时就是如此脆弱，当初如果众神把雅典交给威武有力的波塞冬，这位战神大概可保住这座城市平安无事吧？！然而话又说回来，无论谁征服了希腊，最后都被希腊文明所征服。其实雅典娜神庙压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亲自下令建造的，一来要安抚希腊人心，二来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希腊文明铁杆儿的“追星族”。似乎雅典娜回眸一笑，百万雄师就纷纷俯首。这精神的优越感，恐怕还是智慧的力量吧。波塞冬神庙建在临海的三四十米高的悬崖上，这里的游人少多了。它的式样与雅典娜神庙类似，但规模只有后者的一半那么大。真应了中国人“胜者诸侯败者寇”的逻辑。那个六月的下午，天有些阴沉，海风扑面，竟有些冷。远远的海面上有孤帆驶过，然后就只是一片安静的、无边的海。
我突然想起了项羽，他在兵败之时，激愤不平，自叹力拔山兮气盖世，却落得四面楚歌，江东难归，偌大个世界，竟无容身之地，只有一死了之。
想那波塞冬一身神勇，自以为雅典守护神非他莫属，却被雅典娜轻轻巧巧地赢了过去。若是凡人，看人家烟火兴盛，自己只落得在这荒郊野外安身，他也极有可能在羞愤中拔剑自刎。但他是神，死不了，于是只有忍耐。他是战神，亦是海神。希腊人特意把他的神庙建在爱琴海边，大概是为了安慰他，当然还有请他保佑航船的私心。
海边风景独好。当雅典娜忙于在尘嚣中接纳众人的赞美和牺牲的时候，当她在帝王的更替，朝代的交接中享尽荣华和屈辱的时候，波塞冬临风而立，迎惊涛骇浪，接斗转星移。大海是他的领地，悬崖是他的祭坛。空气新鲜，景色悦目，不比雅典娜来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雅典娜一定羡慕得很呢。
如此看来，福兮、祸兮？又岂在一朝一夕？我为波塞冬感到高兴。
如果今天再让我讲雅典娜与波塞冬的故事，一定与六年前有所不同。热带风情在直升机的轰鸣的马达声里，透过时聚时散的雾气，我看见了暗红色的翻动的火山熔浆。
这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名字就叫“大岛”，我国常把它称为“夏威夷岛”。冒纳罗亚火山位于岛上，八十年代未还喷发过一次，粘稠的岩浆挟带着、熔化着它所触及的一切，涌到海边。水火相交之处，沸腾的浆液四散奔腾，的烧着太平洋的层层狂澜，激起冲天的火焰和浓烟，蔚为壮观。至今，岩浆流淌过的路线上还积着厚厚的黑色沥青状的一层，呈放射状，从山顶延伸到海岸，向人们记述当年惊心动魄的奇观。
如今，草木复苏，迁移的人家又重新筑起简单的房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地壳依然没有凝结，熔岩依然没有冷却，山顶上依然冒着丝丝白烟，展示着这组由火山造就的岛屿的不停息的活力。
夏威夷的魅力远非仅此而已。就拿大岛来说，其地貌不仅包括活火山，而且还有被森林覆盖的峡谷和平原，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电影《侏罗纪公园》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峡谷十分陡峭，大约有五六百米深，山间清泉瀑布，飞流而下，更显景色的俊美。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不时跟我们这些乘客开开玩笑，故意放松操纵杆，让飞机来一下“自由落体”，直吓得机上惊叫声响作一团，才重新将飞机稳住，在一片唏嘘声中，顺着峡谷向纵深飞去。峰回路转，大家正忙于欣赏两边的风景，忽然间一堵峰墙横挡在面前，眼看飞机就要撞上去。驾驶员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把直升机“忽”地拉起，擦着崖面掠过——又是一场虚惊。机上一对老年夫妇忍不住埋怨起来，说心脏受不了。
我却暗暗喊着“过瘾”，与驾驶员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比坐电子滑车来劲儿多了！惊险刺激的直升机之旅展现了夏威夷壮美的一面，足以让人神往，偏偏夏威夷还有闻名于世的海滩，于是这壮美便多了一份秀丽。
不过，这回可需要体肤毛发的全方位接触——我是指潜水。
选一块风平浪静的小海湾。那里棕榈树亮丽的绿色浸染着毫无杂质的海水，珊瑚一簇簇的，投下略暗的影子，成为彩色的鱼儿休憩的场所。见到这样一池舞动着阳光的水面，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跳进去，成为这美景的一部分。
潜水分为深层潜水和浅层潜水。前者要求背氧气瓶，后者则是通过伸出水面的塑料管来呼吸。无论进行哪种潜水，潜水者都要戴鸭形蹼。浅层潜水简单易学。我入水的心情迫切，便选择了一副大小合适的面套，套上脚践，跟着教练下到海里。一开始，我有些胆怯，不敢将头完全浸入水里，脚蹼拍打起来也不熟练。身下鱼儿傲然地游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它们也许在奇怪：“游泳难道不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吗？这人怎么游得这么别扭。”我不好意思地冲它们挥了挥手，做了个夏威夷特有的手语，即伸出大小拇指，弯起其余的三指，来回晃晃，意思是：“别紧张，轻松轻松！”——游泳对你们这些水族当然容易，可我是只旱鸭子，总得通融一下，别那么瞧不起人嘛！
哎哟，差点又呛口水！
渐渐地，手脚配合得协调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这才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入水下的世界。这是个斑斓的世界，闪着各种明亮的颜色。
鱼儿分五六种，数目最多的一种身体扁平、通体金黄，横腮上挂一条黑色弧线，常常结伴而行。
它们也最胆大，离我们这些潜水的人靠得最近，一副逍遥自得的模样。
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美丽。不过，你不能不承认，造物主的确赋予了它们炫耀的资本。另外几种鱼颜色比较淡雅，有银色的，淡紫色的，模样略显粗壮，有点儿憨，也有点儿害羞，总在离礁石不远的地方游荡，不敢走远。依我看，这海洋世界也是一个大社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各自都有其他鱼不可替代之处，彼此和睦相处。当然，水中除了各式各样的“小老百姓”，也有霸气十足的“诸侯将相”。这不，在船上休息时，我看见远处海面上喷出一道水柱，那是鲸在不露声色地巡视自己的领地。
我徜徉在鱼儿中间，一时间仿佛自己也身心自由得像鱼儿一样。如果人可以选择做一条鱼——让我想想——我愿作那种矫健却不张扬的鱼儿，自由自在地赶自己的路。上天下海，夏威夷己尽在我的眼前，但我似乎还在寻找什么。离开大岛，我落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在下榻的喜来登饭店的大堂内，我发现了一张海报，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红歌星堂荷的演唱会。这位歌星出生在夏威夷，当年弹着吉他走遍美国，以一首欢快清新的《小小水泡》歌曲红透半边天：“小小水泡，在大海中翻腾，..”我非常喜欢这首民谣式的歌曲，自然也喜欢堂荷富有磁性的嗓音。今天能在夏威夷亲眼目睹其演唱的风采，岂非快事哉。虽然这场演唱会的票价高达五十美元，我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
当晚，我还特意换上了漂亮的连衣裙，隆隆重重地去聆听我神交已久的歌声。
没想到，等待我的竟是失望。
台上的堂荷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高高地跷着二郎腿，眼皮懒得抬，舌头也似乎懒得动，尽发些含混不清的喉音。有气无力地哼了几句之后，便开始说些无聊的笑话，在伴舞的波利尼西亚姑娘身上做些轻佻的动作，结果只有乐队的人随和上几声干笑，令人尴尬。接下去，他干脆不说了，唤出二三名弟子，由他们来演唱他当年唱红的老歌。台下几位五十多岁的女观众，显见是堂荷当年的歌迷，这时也颇生一些恼怒：“如此唬弄观众，倒也敢把门票卖得那么贵，怎么能不砸牌子。”
演唱会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到结尾时，堂荷才端起吉他，拨出几个音符，是《小小水泡》的前奏。起先，他依然唱得漫不经心。渐渐地，台下的观众们随着音乐唱了起来。这老歌是那么琅琅上口，曾带给人们几多欢畅美好的回忆。观众们与其说是在应和堂荷，倒不如说是在应和自己的青春过往。他们唱得那么尽情，那么投入，用手打着节拍，自娱自乐。彼此之间点头微笑着，在歌声中发现大家原来相识已久。这时的堂荷似乎也受了感动，唱得略微卖力了些，总算使演唱会的结尾还过得去。
曲终人散，堂荷坐在一张过分华丽的靠椅里，跟观众合影，脸上依然带着傲慢而懒散的神情。而这样的合影也明码标价，每张三十美元。看堂荷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一定还嫌这样赚钱太慢了呢。
我从他身边走过，丝毫没有兴致与他合影留念，心中为他感到悲哀。一位歌星老了，过气了，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对演唱乃至对音乐的兴趣和热爱。离开了这种兴趣和热爱，我很难想象一名歌手的躯壳里还能残留些什么。我后悔看这场演出，为了心中一位明星的失落，也为这位明星心中失落的激情。
幸好，美好的音乐犹存。让不朽的音符继续带给人们慰藉。
我暗暗告诫自己：“杨澜，永远尊重你的观众和你自己。”
我没能在堂荷身上找到夏威夷的精神，但是这并没有让我灰心。毕竟，夏威夷的色彩是绚烂的，夏威夷的人们是快乐的，夏威夷的空气太湿润，惆怅和悲伤在这里无法凝结。第二天，我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波利尼西亚文化村参观。
波利尼西亚文化村与阳伯翰大学比邻而建。阳伯翰大学以传授太平洋诸岛艺术闻名于世，学生中不少是当地原著民的后裔。他们边学习，边余时间到文化村表演传统歌舞，也藉此增加收人，保障大学学业的完成。
据导游介绍说，太平洋中夏威夷、汤加、萨摩亚、斐济等诸岛的原著民都属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文化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可考。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祖先一次又一次划着独木舟的航海探险。遇到战乱，或仅仅是为了发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向着茫茫大海进发。根据一段神话或传说，或根本没有方向，他们开始了大胆的漂流。惊涛骇浪中无数的沉没，子子孙孙的不息的繁衍，终于在大洋中寻找到一个个绿色的岛屿，也找到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自信！
他们有理由为自己健壮的身体和无畏的灵魂而骄傲。波利尼西亚人本来就高大健美，在资源丰饶的热带岛屿上，他们不愁衣食，更可以充分地发育身体。他们崇尚健康自然，完全没有“减肥”的概念。汤加等地更以肥硕为美。过去，我以为那里的人不思劳动，单纯窝在家里堆积脂肪。在文化村我才了解到，其实他们相当勤劳，也相当灵巧。比如他们房屋的四壁，就是以细细的篾席编织而成，手工精制。房梁上串着只有在深海才能采集到的贝壳，也十分美观。散懒邋遇的民族是没有这份闲心的。他们认为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岛屿上，面临美丽的海洋，沐浴充沛的阳光，实在没有理由愁眉苦脸。想吃就吃，要睡就睡，自然心宽体胖。好在他们的身材高大，并不因此显得臃肿，反而更增添了几份威风。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在这里绝对没有市场。
在一处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黑白肖像照。照片上的妇人体态健壮丰盈。
她似乎正在和谁说话，突然听见你的招呼，便转过身来，投以热情的目光，报以灿烂的笑容。这妇人是已故的汤加女国王。据说身高在1.90 米以上，声音洪亮，性格爽朗，颇受本族人的爱戴。有一次，英国女王举行生日大典，遍邀各国首脑乘敞篷车周游伦敦。不料天空突然降下雨来，其他元首都赶紧拉上车盖，或撑起雨伞。只有她，推开伸过来的雨伞，继续热情地与沿途同样淋在雨中的市民们打着招呼。她的棕色皮肤在雨中焕发着健康的光泽，她的真诚的笑容在雨中带给人温暖的关怀。伦敦人大受感动。英国报纸说：“她阳光般的微笑驱散了伦敦上空的阴雨，她的友善和快乐的天性让人无法抗拒。”如今，我在她的照片前流连忘返。如果她能从镜框中走出来，我真想跟她并肩坐在篾席上，聊聊天。虽然她是位女王，却一定不会拒绝。展厅外的小河中，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在独木舟上表演着传统歌舞。头顶花冠，腰系草裙的姑娘们摆动起腰肢，在阳光中尽显自己的妩媚；入水如鱼，上树如猿的小伙子们喊着号子，重现祖先围猎丰收的激情。尽管这一切已因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而成为了纯粹的表演，尽管今天的太平洋岛民早已超越了先人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然而我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属于这一方水土的纯朴和豪迈。这时，那翻涌的火山，曲折的峡谷，辽阔的海洋都被这如梭的歌舞交织在一起，构成夏威夷——不，己不仅限于夏威夷，而是太平洋诸岛的无限风情。它是永远的热诚和乐观，是不懈的激情和生命。
同样是阳光和海水，在希腊，它们让我沉静；在夏威夷，它们让我兴奋。
我的梦想，是体验世界上每一块不同的土地和水域，然而现在，让我暂且忘掉过去和未来，用年轻的心去好好享受此时此刻的热带风情吧。跨越我终于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当游船徐徐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的激动被青蓝色的水波荡漾得愈发明澈了：这绝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因为这水绝不是平常的水——这一带涟漪挽起的是：欧洲和亚洲。
在这两块大陆的交接处，北面形成了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仿佛是天地之间永恒的惊叹号，冰冷着脸，向天空质问最后的胜负；南面则形成了明媚多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虽迎面相峙，却不见刀光剑影，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一块余地，竟发现对手并非面目可憎。
千回百转在这里交汇，竟使这一带山水葱葱郁郁，在地中海温暖的阳光里融合成一道完美的风景。两岸的城堡、民宅建筑风格非常相似，都兼有欧亚的特色。更有博斯普鲁斯大桥横亘两岸，把本已相似的自然人文牢牢地牵系在一起。如果方向感不明确，还真分不出哪面是亚洲，哪面是欧洲呢。
遥想当年，无论是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大帝，跃马扬鞭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金装银饰的奥斯曼君主，都曾在这天堑处驻足极目，为跨越洲际，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而踌躇满志。这亘古的界限，因为有了这些豪迈浪漫的故事而更显风流。
我正沉醉于忘我的激情之中，忽听身边的游客中有人说：“其实这是条平常不过的海峡，只不过人们给它的两岸起了不同的名字。”
这话真不中听。到了名胜，不去体会它的好处，反而冷眼旁观，扯上两句风凉话，正是我难以容忍的矫情——早知如此，您老又何必来呢？
索妮亚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记得第一天上课时每人做自我介绍。轮到她，还未开口，先笑起来，然后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实在不知如何介绍自己。是这样：我叫索妮亚，我的父亲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孩子，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和秘鲁人的孩子。我出生在法国，那时父亲在法国做外交官。不到两岁，全家搬到南美，先后在巴西、智利、秘鲁各住了三年，后来我在德国和法国上学，再后来到了匈牙利和俄罗斯。今年我二十四岁，又来到美国读硕士学位。我会六国语言。我的自我介绍完了，实在太长，对不起。”
大家都听糊涂了：“索妮亚，你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你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哪个国家呢？”“不知道，”索妮亚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搞不清，干脆也不想搞清了。虽然我有两本护照，但是地球才是我真正的国家。”对于我来说，索妮亚的经历实在具有传奇色彩。但我很快发现周围的不少同学都有与她相似的背景。每当问他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他们都耸耸肩膀，然后开始冗长的解释：他们都是混血儿或移民，如果想知道乡关何处，那得先从父亲的祖国开始，然后是母亲的，或者是自己的出生地..总之是一笔糊涂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