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自食其力，不以声貌悦人，远远比学舌的宠中八哥讨人喜欢。中学生考试压力重，多少会有点迷信，比如有的同学认为穿某件衣服去考试运气常常不错，有的相信考试那天早饭一定不可吃鸡蛋，等等。我呢，常在心里盼着遇上乌鸦。我认为这些诚信的鸟儿会给我带来福气。若是遇上喜鹊，就大为恐慌，听它们吱吱喳喳的，心慌意乱。还好，田间的乌鸦比喜鹊多，我的考分也就常常有了保障。小路边有一起猪圈，无论冬夏，味道都不佳。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都掩鼻而过。但日复一日见农民在那里忙碌：起粪、理圈，干得起劲，且安详自得，便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意。时而也看见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帮忙，热情地叫着大猪小猪的名字，全没有城市少年的娇气。他们健康的笑容让人体验到劳动朴素的美感。那时，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但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等哪天它站不动了，就是快死了。”那小驴子摆动着长耳，发出两声脆亮的鼻音，似是感激老伯的知遇之恩吧。也是从那时起，我对驴子有了特别的好感。在我从事电视工作之后，间或去乡村采访，都不会感到与乡民有太大的隔阂。对菜田里的事，我甚至还略知一二，分得清胡萝卜和“芯里美”的叶子，知道卷心菜该保持多大的苗距。这份对乡间的感知，都是在中学的上学路上耳濡目染的。中学时代，我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所以多少有些受老师的宠。上课时我一旦感觉自己都懂了，就开始忍不住要说话。常常是捅捅同桌：“哎，我昨天听了一个故事，特精彩，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同桌往往因此分了心。于是我就竖起书本，挡住嘴，嘁嘁喳喳地小声说起书来。老师站在讲台上，如何看不见？但还想给我留点面子，没有立即发作。到我的同桌忍不住作出一些短小的评论或在咽喉里发出一点笑声的时候，老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点了同桌的名，训斥一番，我不幸的朋友也不辩解，低头听着；我呢，知道自己连累了朋友，也内心愧疚，不敢抬头。中学六年中，我的同桌换过四五个，个个因我爱说话而倒过霉。但没有一人因为代我受过而抱怨，这让我非常感动。多年以后，大家都已成家立业。
老同学重逢，免不了拿中学时代的事相互打趣。同桌们的潜意识总算有了发泄的机会，指着我说我曾害得他们好苦。但同时他们又笑着承认我的那些故事的确好听。我忙不迭地认罪，赶紧把买帐单的事应承下来。
不过，我在中学课堂上犯的错误也并非全由人代过。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高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能用口哨吹歌的同学，课间时常诚恳地向他们讨教。但无论多么努力，灵犀永远不通，只能“嘘嘘”地吹出些气来，惹得同伴们笑话说这是给孩子把尿的声音。我心里那个急呀！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是一节生物课。我人在教室，心思还在口哨上。“我怎么就吹不响呢？”把舌尖向上翘翘之后——突然，一声嘹亮的哨音响彻教室。我心里一惊：谁吹得这么响？立即明白了：“是自己，是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瞧，全班同学不都惊异地看着我吗？谁还会笑话我吹不响口哨呢？成功的喜悦立刻被 老师威严的声音打断：
“是谁公然在课堂上吹口哨？还有没有一点纪律性了？
请站起来。”当我满面羞惭地站在全班面前，那份尴尬简直别提了。我知道自己不仅失了一个学生的体面，也失了一个女孩子的分寸。好好的，非学吹口哨干什么？讲台上的老师推了推近视镜，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捣乱分子竟会是一位公认的“好学生”。我因为感到了老师的失望而更加羞愧不堪。这样面面相觑了几秒钟，老师终于仁慈地让我坐下，嘱咐一句：“上课时不要再吹了。”
再吹？从那以后，别说我不想吹口哨了，就是想吹，也吹不响了。 唉！没羞没羞，连这样的丑事也写在纸上了，算是一辈子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是赶快给自己抹点金吧。
中学六年当中，我在学业上是相当用心的。我的初中入学成绩并不理想，曾被同窗取笑。于是十二岁的孩子就有了卧薪尝胆的打算。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周末都是在习题集里度过的。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令同属海淀区的北大附中等一批市重点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母校刮目相看。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学生做到这个份上，也算雪了靖康之耻。
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中学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不迟于晚上十一点熄灯。我坚信如果专心致志，讲究效率，不必悬梁刺股。听到古人捕萤为照的故事，我不以为然——白天有抓萤火虫的时间，不如把书读完。
牛吹了这么一通，心中略为一松：起码读者不会一味地指责我“顽劣”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它的校风淳朴严谨，学习气氛很浓，造就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不记得同学们攀比过吃穿，但大家在学习上却很较劲儿。
当然，这与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特别是把高考作为莘莘学子的首要出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那时中专技校还不普遍，升高中、考大学几乎是就业的唯一出路。家长们对孩子的压力自不必说，对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评价学校的好坏往往只有一个指标：升学率。责任心强的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什么打扮、早恋一类的事都在禁区之列。有一天课间操的时候，邻班的班主任对一位女生的装扮不满意，因为她把长发分成两半，搭在胸前，还分别系了蝴蝶结。不久前有一部电影中一位“崇洋媚外”的女阿飞就梳了这样的发式。只见那位班主任气愤地大声说道“李××，你就爱打扮，今天竟敢梳了这样的阿飞头来上学，不成体统。你现在就回教室去，把头发重新梳好！”众目睽睽之下，那位女生抹着眼泪跑开了。这件事总让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位班主任固然恨铁不成钢，而且她的逻辑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全校的面？一个女孩子被当众斥为“女阿飞”，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可敬的班主任，大概没怎么想过。
多年之后，当她翻开毕业生纪念册，品味桃李满天下的喜悦，是否也会后悔曾如此简单地伤害过一个学生。有时，回想起学习＋学习的中学时代，我也会产生一些遗憾：六年，目标是一个接一个的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六年的喜怒哀乐只为了教室墙上那一张张成绩排行榜；男生们因为成绩常不如我，而与我保持“纯学术关系”，使我偶尔的那么一点儿少女的惆怅，也不留痕迹地错过了。这一切让我对自己的“花季”颇有些伤感。以致于后来母校请我回去给师弟、师妹们作报告，校长提议我谈谈不要早恋的问题，我推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讲大道理的好。”我曾因此很羡慕美国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的功课压力，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比我们幸运吗？在纽约，我遇到一位公立中学的老师。她年过半百，一生从事教育。当我们谈起中学教育的问题，她深有感触地说“近些年世界上进行的中学生知识水平测试中，美国学生总落在后几名。美国的未来靠他们怎么行？我们过去总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对学生管理太严，功课太重，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本来就是要下硬功夫的。而我们却一味追求轻松的课程，知识密度不高，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没什么好处。”她说着说着，动了感情：“中国的老师可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我一个十三岁的男学生，本来学习很用功。近来却时常旷课。我反复追问他，才得知他的母亲一直未婚，但已有了三个孩子，一家人全靠政府救济金生活。最近她结识一位男友，怀上了身孕，但男友又离她而去，不知去向。于是，这个男孩，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就承担起陪同妈妈上医院做流产手术的责任。”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这负担的确太重，仅仅靠老师和学校，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听到不止一位华侨说，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中国读中学，一方面强化基础教育，一方面也逃离美国中学里吸毒、早恋、早孕及越来越严峻的学生带枪问题。我这才发现自己曾是多么幸运地在中国的一所中学里成长。这时中学的画卷变得完整起来：小路、教室、同学、老师..这点点滴滴聚在一起，成了六年如一日的日子：苦学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好日子。好孩子孩子，好孩子，躲在木屋里的孩子，看见我放的风筝了吗？我知道，屋里火生得正暖，门外风刮得正寒，可是请你别睁着好奇的眼睛，迈不开迟疑的双腿。你看，外面的天有多大，风筝在跳舞。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你是不是梦见自己晒得很黑，身体很强壮，像门前的大树？你是不是梦见自己跃过了围栏，还有小河，像曾经见过的野鹿？想过，你一定这么想过，因为你是个好幻想的孩子。
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我知道，你独处时常常编些精彩的童话，或为一个未实行的恶作剧而大笑；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
你在最艰深的古书里夹了一片羽毛，在最隐蔽的抽屉里养了只小甲虫。别怪我窥见了你的秘密，这些发现很无意。
让我指给你看飞翔的鸟儿，飞翔着的羽毛才灿烂；让我带你去找小甲虫在草苔下的家，草苔下的家才是它顽皮的天下，——不过，你要保证把它交还给它的妈妈！让我送你一件真正的礼物——阳光、空气、大地和水。它们全都大得让你感动，却不使你因看到自己的渺小而羞愧。我教你每个真正的孩子应该怎样长大——追逐阳光、空气、大地和水。人生就是永远的追逐，在追逐中你会拥有力量、情感和灵魂。
你回头看什么？哦，是桌上的功课。你不必着急去做，老师更喜欢你新的日记。你低头怕什么？哦，是身上的新衣。你不必害怕弄脏它，妈妈更疼爱自己会洗衣服的孩子。还犹豫什么？出来吧，孩子，好孩子。看，风筝带动了地上的线团，最后的线索不再等待。快，把它握在手中，然后，迎着风儿跑去。
是的，你会饿，会渴，会摔跤；你会怕，会冷，会哭泣；但你会健壮，会坚强，会唱，会跳，会叫，会笑，会关心。所有的我们，都将见证你的成长。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Bruno——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散落在客厅里。主人的秘书端上牛奶和糖，问我是否要在咖啡里加一点儿。我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杯子说：“我还嫌这不够苦呢。”说着又呷了一口，提提精神，免得在松软的沙发上睡着了。昨夜，为了赶一篇论文，几乎一宿没睡。对面，几位故友新朋正侃侃而谈。
这时，他和主人说笑着走了进来。“那天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结婚那天他问我。
“男人味儿很足，很开朗。”这是实话，他听了得意地笑起来。
“我当时怎么样？”我接着问他。刚才的话虽不是恭维，我还是指望他夸我两句。“你当时人很瘦，特别憔悴，像个学生。”“本来就是学生嘛。”
“我是说，看不出是什么电视明星。”这也是实话。当主人把我介绍给他，并说我曾在大陆主持过当红的《正大综艺》时，他略微迟疑了一下，颇有礼貌地问我：“很荣幸认识您——不过，您认识袁鸣吗？”周围的人笑起来。有人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Bruno，杨澜小姐做了四年《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因为她来美国读书，才由袁鸣接替的。难道还能是冒充的不成？亏你也是搞电视的。”
他有点儿局促，忙说对不起：“我每次回国时间都很短，忙得没时间看电视。知道袁鸣是因为她采访过我。”说着向我伸出手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征，在美国大家一般叫我的英文名字——Bruno。”
Bruno？很少有人用这个名字。我突然想起纽约第五大道上有家高级男士服装店叫Bruno，明知那几十年的老字号与他不搭界，还是忍不住打趣说：
“久仰。你在第五大道上的店生意不错呀。”他旋即领会了我的玩笑，开心地笑起来。
那笑容和笑声，暖暖的，像窗外的阳光。大家重新坐下来之后，他告诉我：“Bruno是个法国名字。我在法国念大学的时候，教授给我起的。意思是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和头发的确特别黑，而且亮。
有人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观察他的眼睛。我虽然不懂面相，却很相信“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讨厌混混沌沌的眼神，也看不惯闪闪烁烁的目光；深不可测的眼光让我顾忌，呆板无神的眼光让我可怜，装腔作势的眼光嘛，让我起腻。而面对他的眼光时——我心中不禁一动。说出来别人也许不信，从那一刻起，我对于这个陌生的男人充满了信任。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对男人有着普遍的怀疑。
至于这种莫名的信任怎么发展成畅快的对话，又如何从相见恨晚的投合到有一天我的门口出现了大捧的红玫瑰，我不想在这里赘述。爱情是一种奇迹。所有真正爱过和被爱过的人都认为很自然，而那些没有体验过的会认为很荒唐。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女人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男人，而是有魅力的男人。
吴征身上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刚烈和率直。
他祖籍江苏宜兴，地地道道的江南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魁梧的体魄和豁达的心胸，好打抱不平。一次我和他正在纽约街头散步，见一个高大粗壮的黑人正在街角殴打一名瘦小的巴基斯坦人，已经打出血来，还不住手。旁边围了一圈人，大家嘴上喊着“别打了”，但慑于那黑人的声势，没人敢往前靠。吴征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声：“你别过来，”就跨步上前，挡在了那 个黑人身前：“行了，他已经被你打出血了，快住手吧。”那黑人叫骂着“少管闲事”，还要动手，吴征一把抓住他的双手，大声喝道：“把人家打伤了，警察难道不会来找你麻烦吗？”大概是察觉出吴征很有些力气，又听见远处警车的笛声，那黑人怔了怔，终于掉头走了。
我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那黑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万一掏出把刀子来..他说：“那也不能眼看他把那个小个子打死吧。”
我几乎认定他前世是个领兵打仗的。像不少男孩子一样，他小时候玩的是打仗的游戏，长大了看的是打仗的书。现在我们家里书架上满是中外的兵书战策，将军传记。不过，我敢说，像他这样一介书生亲身习武的还真不多见。一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出身于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释严明法师在纽约唐人街开了武术班，忍不住摩拳擦掌，要拜师学艺。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法师，只见其人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相貌堂堂，双目精光四射，真是不怒自威，一派大家风范。吴征上大学时练过散打，有些底子，言语又诚恳，大师当下便同意收他做徒弟。
第一天去练功，他特意起个大早，像孩子一样兴奋。中午回家时，已穿着印有“少林寺”的黑色练功衫，严然登堂入室一般。我问他都学了些什么，他说第一次上课只练蹲马步一类的基本功，但是亲眼看见了师傅立掌断石的功夫，心中好生敬佩，以后一定要向师父讨教些硬功夫。
“等我练成了，就给你做保镖。”他得意地说。
第二个星期，又到了上课时间，他却因为一个商业会议不得不缺席；第三个星期，纽约下大脑叫不到出租车；第四个星期我生病了；第五个星期..
到现在他还在练蹲马步。
当然，如果根据以上的例子，使您得出他没有毅力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的同龄人中，他绝对是最勤奋、最刻苦的人之一。工作上的事从来赶早不赶晚，赶先不赶后，让我这个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关头的人不佩服还真不行。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可以每天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丝毫不减效率，也搞不清他是怎么把堆积如山的传真、文件、合同当天就处理掉而很少出差错。我只知道自己花几个钟头才能写好的英文信件，他只用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其英文的流畅和准确在我之上。
他学金融出身，却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幼年时即随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我曾背着他问一位法国友人：“Bruno的法语究竟如何？”
法国人回答说：“如果闭着眼睛，我绝对相信他是正宗的巴黎人。”他的英语也非常道地，使我那从不轻易夸人的研究语言学的父亲不住地点头称赞。
我嘴上不服气，心中却很为他感到骄傲。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用英语主持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前，每一句台词都请他帮我校正。我这么一谦虚，他倒来了劲儿，一板一眼地连语速带重音都纠正起来，搞得我在他面前像个刚学英语的小学生似的。他说：“你这是代表咱们国家，台下尽是各国元首，得震震那些老外。”结果那天的主持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他举着我转了好几圈，还不忘加一句：“严师出高徒。下次还得这么练。”
不过，我总还有比他强的地方。比如我的普通话就比他标准。他出生在上海，不会发卷舌音“儿”，遇上带“儿”的音就只好省略。可他偏偏还要赶时髦，在谈话里说些诸如“大腕儿”之类的京片子，结果别人还以为他说的是：“大碗”，弄得哄堂大笑。我不免因此轻飘飘起来，不失时机地要他向我“拜师学艺”。
有人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她）的一生中需要三个人：太太（丈夫）、情人和知己。
在向对方第一次表露爱意的时候，我们写下了同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众人眼里，我是个极顺利的人；生长在一个和睦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全国一流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尚未毕业就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而且一上手就主持了重点栏目并很快得到了全国观众的肯定，又有机会在美国著名的大学里进行深造..一个人还能向命运要求什么呢？
在旁人眼里，我也是个极理智，极有条理的人、做事有分寸，考虑问题也很周到，每天需要做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
我也许还算得上是个“好”的女孩。（天知道中国人对一个“好”女孩的要求有多么复杂和具体。）知书达理、尊师重长、侍人谦和、斯文端庄、从不惹是生非..总之，我是一个目标明确，头脑冷静，生活在许多条条框框里的人。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血型是AB，也许会使你猜想我性格的另一面。
在我的骨子里，我渴望热烈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羁绊，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我虽为女子，却最反感“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伤感，最向往“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豪情。全国三十多个省份，我几乎都去过，最难忘的是在内蒙古草原，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等人，策马扬鞭，从草坡上疾驰而下的经历。
天空这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以摘下几朵云彩；草原那么大，我的心可以无所顾忌地驰骋。马的四蹄已经腾空，风从耳边呼呼而过。在那一时刻，我是多么紧张（因为骑术尚不熟练，总有被掀下马背的危险），又是多么自由和快乐！至于一天下来，因为骑术不精，被颠得腰腿酸痛，连坐都有困难，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小到大，父母总在教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社会在教我什么是被认同的，什么是被排斥的。致使我以往的生活中充满了理念和规矩，总希望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赞赏，几乎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
在走过了一段感情上的弯路之后，我终于了解了自己：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对自己真实尤其如此，因为“正确”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
于是我试着走出别人眼中的模式，试着解放自己，于是有了一篇《好孩子》，那是我与自己的真实对话。
写到这儿，觉得有点儿跑题了——明明是要写他的，怎么写起了自己？
——不过，他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第一个读懂了所有这些的男人。
和我一样，他在事业的道路上似乎也一帆风顺。和我一样，他也被认为是个极有理智，极有目标的人。又因为是生意人的缘故，旁人还会把“精明”
两字加上去。这两个字既褒又贬，掺杂了人们复杂的心理。在人们眼中，他应该是永远不会吃亏的。
然而，当昔日的一位朋友，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两人不得不终止商业合作的时候，他爽爽快快地签了份条件优厚的分手协议给对方，让律师大喊“Bruno，你疯了吗？”那位朋友感动得几乎当场哭出来。他真诚地安慰说：
“大家都不容易，以后有事我还会帮你的忙。”
十九岁便独自漂洋出海的他，身上特别少国人常见的世故。遇到生气的事就痛痛快快地发顿火，遇上朋友就天南海北地吹吹牛。有时候得罪人，有时候招人嫉妒。他总站在亮处，让我担心他十几年的海外生活所养成的禀性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我能理解他：为了点点光明和温暖，飞蛾尚不惜扑向火焰，何况是人。
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真实的自己。
他曾约我去航行。那是一艘白色的帆船，行使在太平洋碧蓝的海水里。
眼前无遮无拦，是一片任尔翱翔的海洋和天空。船体在波浪中起伏着，如在梦中。海鸟从桅边低飞而过，发出悠长的叫声。我们干脆停了马达，让船儿自由自在地在略带寒意的春风中漂荡。
他说，他一直像个水手，浪迹天涯，从一个目的地驶向另一个目的地，几乎没有一刻停歇。一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更舒适更有保障的生活，再后来是为了证明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男孩有能力凭智慧和勤奋在金发碧眼的地盘上取得成功，赢得真正的尊重，甚至钦佩。
不到三十岁的他，把这一切都做到了。然后呢？
“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人生最宝贵的是感情，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世界上最实在、最可靠的。有了它，航行就有了意义，至于具体驶向哪个港湾，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说。
我在海风中沉默。
成功的男人我见多了。虽然他们各具才智，让我佩服，但不少人对名利、权柄无休止的欲望却多少令我感到乏味。在那些欲望里，他们显得那么不自由，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甚至还感觉良好。
“那你一辈子最想做什么事情？”我问。
“当老师、写书、还有旅行。”他回答。
太平洋的波光映着他明亮的黑眼睛，清新的海风吹乱了他乌黑的头发。
我一直在等的人，不就是他吗？孕育生命美国娱乐圈时下视养孩子为时髦。一些不愿受怀孕、分娩之苦，更不愿为生孩子破坏完美体形的女明星纷纷开始领养孩子；有些明星染指丑闻，也试图借领养孩子，以示博爱之心，重塑公众形象。不过，儿童福利中心已经拒绝了其中几位的领养要求，理由是这些女名人虽然家财万贯，但婚姻太不稳定，且有吸毒前科，不适于做母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内一位年近不惑的女影星也声称希望过一回做母亲的瘾，并说最好是领养一群各种肤色的孩子——“跟在我身后，漂漂亮亮的，像一群小狗似的。”
做母亲成了一种游戏，养孩子成了一种消遣。我不禁想问：“做游戏的不会厌倦吗？被消遣的不会报复吗？女人，就一定有资格做母亲吗？”
做母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写这篇文字时，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尽管肚子已经膨胀了不少，但是腿脚日益粗壮起来的胎儿还是明显感到地方不够用。他（或她）不得不蜷起身来，连伸个懒腰都困难。只好不时蹬我一脚，冲我一拳，以示不满。我曾看到一幅临时房屋出租公司的广告，上面是一位孕妇紧绷绷的肚子，下面一行小字：“朋友，您一定住过比这里舒服不了多少的临时住所。”然后是公司业务的详细介绍。由此可见，娘胎里的居住条件实在不佳，难怪婴儿一落地就哭——几个月以来不断申诉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且日渐恶化，如今终于得见天日，岂有不哭之理？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关心我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怀孕初期在美国做过一次B 超。但那时孩子太小，看不出性别。后来听说B 超对孩子不利，也就没有做过。反正无论男女我和丈夫都喜欢。知道得太早了，反而无味，不如等一个惊喜。但是，性别不清楚，名字就很难起。我翻了好几遍字典，始终没有查到中意的名字，于是开玩笑说，孩子无论男女，姓“吴”，叫“所谓”。
周围的好心人纷纷为我猜测孩子的性别，有人说我的胃口大，像是生女儿；有人说我的肚子向前挺，像是生男孩。更有经验老到的大妈拉着我的手问：“闺女，爱吃酸还是吃辣呀？”我思来想去，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起初爱吃酸，后来爱吃辣，这段时间嘛——爱吃咸。”老人困惑了：“该不会是双胞胎吧？”
我倒想生个双胞胎——只怀一次孕，多有效率。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是会计师，三十五岁头胎生了一男一女。我打电话恭喜她：“看你搭配得多好！”她开玩笑说：“可不，这是我一生中最划算的买卖。”医生告诉我，大龄妇女的头胎生双胞胎的比例较高，大概是上帝怜惜她们受孕机会相对少些，就用多胞胎来弥补不足。
说真的，怀孕的时候，一个女人会特别感到上帝的存在。一颗微小的种子，在一次奇妙的碰撞后，生根发芽，按部就班地成长，不需要任何人操心。什么时候长心肺，什么时候长指甲，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得妥妥帖帖，以最合理、最有效、最和谐的方式进行。即使身为母亲，你也只能通过直感去体验它（为免去性别的麻烦，干脆用“它”来代表婴儿吧。）的存在。看它不见，摸它不着，而这颗小小的种子，就在你的生命里。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吗？又有哪位科学家可以设计得出呢？身为孕妇，你的免疫力、抗寒力会大大增强，身上总是暖洋洋的，气温稍有下降，也冻不坏小宝宝；你不必担心胎儿的吃喝拉撒，一切都在羊水里进行，而羊水是不断更新的；你不必担心胎儿沉浸在液体中无法用肺呼吸，胎盘和脐带全把母亲血液中的氧气输送给它；你也不必担心妊娠反应，吃不下东西，孩子会因此营养不良，它正一天天健康地长大，起初只有苹果籽大小，后来像粒草莓，再后来，..你做母亲的只管放松心情，受你该受的罪。它正足吃足喝，好像暗中有人庇护。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蓬勃与昂扬，是如此不可阻挡；它的美丽与精致，巧妙与周全，是如此不可思议，这一切是人类仅仅凭理念去了解的吗？不，你须用心灵去感应，而且，不是身为母亲的人，没有一点一滴地经历这种种变化的人，是不能真正领悟的。千万代的人类，亿万家的女人，生育过孩子。人类的繁衍，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普通，并不因当今科技的先进、人文的发达而改变。我正在经历的，是无足轻重的“又一次”。经过的，早已被记录；将要发生的，也明明白白地写在书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然而，当怀孕测试剂上准确无误地出现“十”
号，我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正在大洋彼岸出差的他从梦中唤醒，神秘而骄傲地通知他准备做爸爸？当我第一次在超声波屏幕上，辨认出腹中胎儿的轮廓，第一次通过扩音器，听到它快速而有力的心跳，我为什么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当我翻遍衣柜，找不出一条穿得下的裙子或裤子，我为什么全没有沮丧？当我走在街头，为什么会向每一位孕妇问好，为什么不论见到谁的小孩，都忍不住凑上去赞美几句？当我见到带着幼仔的动物，无论是狗、猫，还是兔子，无论它们本身多么其貌不扬，我为什么都会由衷地爱惜，并感到它们的高贵？当夜半更深，腹中的小家伙一脚把我踢醒，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它已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具有独立的意志，为什么我会闭上双眼，双手轻放在肚上，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即使在独处的时候，我也并不感到孤单。我的孩子，正不动声色地陪伴着我。妊娠最初的几个月，我呕吐得很厉害，那时还要去学校上课，还要写论文，还要拍电视，真有点吃不消。它好像懂事儿似的，每当我干正事的时候，都老老实实的。等我一下课，或是拍摄完毕，就拼命折腾我，好像在向我撒娇：“现在可以多给我一点关心了吧！”今年六月，东方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美国，拍摄《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选题。说起来有点吓人，我们计划在二十五天内完成二十集节目的素材。这意味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中间没有一点喘息的时间。我的小宝宝真是好样的，每天跟着我东跑西颠，从不惹麻烦。每天歇工以后，我抚摸着日渐隆起的下腹，轻声感谢它对我的支持；每天早晨起床时，我也首先拍拍它，说：“怎么样，休息得好吗？妈妈又要干活去了，你跟妈妈一起去，好吗？”——就好像它还能选择不去似的。
当时，它有五个月大小，已经有了感应能力。对外界的触摸，对声音、光线、温度都会做出反应，正是应该开始胎教的时候了。摄制组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杨澜现在早早晚晚地录节目，施行的是专业化的胎教，将来孩子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观众朋友，大家好！”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我觉得，一个女人在做母亲的过程中才真正成熟起来，坚强起来。在怀孕之前，我们女人是很有点娇气，很会计较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父母是否给我们自由呀，丈夫是否给我们关怀呀，朋友是否善解我意呀，..然而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人，它暂时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它的脆弱幼小的生命完全依赖我们对它的滋养和看护，它的未来几乎全捏在我们手里，这是何等的信赖和责任！它是我的孩子，我是它的母亲，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简单又是如此千丝万缕。如果你和朋友吵架，而且拂袖而去；和父母有矛盾，可以离家独立生活；和丈夫拌嘴，可以赌气不理他；然而对于它，你还没有权利生气，没有权利离开，没有权利忽视。它就在你的身体里，是你血肉的延伸，有一生拆不开、剪不断的缘分。曾经一身轻快的女孩，从此有了牵挂，曾经任性的女孩，从此有了耐心和自制。
我过去走路从来是风风火火，现在横穿马路就比较会左顾右盼；我经常有神经性头疼，疼起来只有靠止痛片解决问题。但一怀孕，什么药也不敢吃，每次头疼起来，就硬熬过去，有时疼得掉下眼泪，但我心里却感到很骄傲、很轻松——我乐意为我的孩子这么做。
一旦做了母亲，再胆小的女人也会变得有勇气。这幼小的孩子完全仰仗母亲的保护。如果母亲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知所措，那孩子该怎么办呢？
也是在六月份，我去采访在纽约曼那斯音乐学院学习的上海钢琴神童孙梅庭。他和他的父亲住在曼哈顿西区一幢老式楼房里。楼里的电梯很小，而且陈旧。当时电梯里面已经有了两位女士。我们摄制组共有六个人，又扛着录像设备，本打算乘下一部电梯。但梅庭的父亲招呼说：“这电梯没问题，都上来吧。”于是，一米多见方的小电梯里就这样挤进了八个人。谁也没有注意电梯门边标明限重一千磅。电梯上升到二三楼之间，突然卡住了。正当大家你言我语时，一股橡皮烧焦的味道冲了上来，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发生了电缆短路，电梯会因此失控。不久，电梯里的空气明显减少。我们试图推开天窗，但是这种老式电梯天窗是焊死的。大家都明白情况不妙。纽约每年都有几十人死于电梯事故，我们莫不是撞上了坏运气？这时电梯里的一位美国女人哭了起来并大呼救命，连说：”完了，完了，今天没命了。”我们劝她保持镇静，她竟神经质地嚷嚷起来：“都怪你们这些人，害得我们大家都要死了。”这时，靠近门口的吴征和滕俊杰导演，顶开了电梯门，用力撞打着紧闭的楼道门，终于引起了楼上一位住户的注意。过了十多分钟，楼道管理员赶到，启用了手动开关。不料方向弄反了，电梯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径直升到五六层之间，又卡住了。这回情况更危险，橡胶的糊味儿也越来越浓。
美国女人又哭喊起来。大家一边劝她，一边扯着嗓子和管理员联系，一时间好不热闹。最终，我们平安回到了底层。门口已有手持利斧的警察等着，他们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劈开楼道门，救我们出去。这场小小的历险，前后二十多分钟。这段时间内，吴征和滕导他们急的首先是如何把我救出去，而我却很镇静，还不断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不要跌出门。如果在过去，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又有那个美国女人在一边“营造”恐怖气氛，我也许会惊慌。但当时我用手护住腹部，心中只想：“不能慌，不然空气更不够用。不能吓着孩子。”从电梯里脱险后，灯光师老朱拍拍吴征的肩膀，说：“杨澜真沉得住气，你这位太太娶得好。”
你看，孩子，我不是应该感谢你吗？是你给了我勇气。不过，以后上任何电梯，我都会首先注意限重标牌了，这样的“考验”能免还是免了吧。
有儿方知父母恩。怀孕以来，我与两位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一位是我自己的妈妈，一位是我的婆婆。
我今年二十八岁，而我的妈妈正是在二十八岁这个年龄生了我。这纯属巧合，我却认为是个吉兆，因为她的确是位好妈妈，而我呢，也勉强算得上好女儿。妈妈生我时，爸爸公派出国工作。外婆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北京照顾妈妈，但很快就因成分不好被红卫兵勒令回沪。妈妈独自一个人带我，可真不容易。每天早晨，她要把我喂饱，送到一位邻居大娘家，然后去上班，中午又赶回来..而我却不配合，常常是在早晨妈妈抱我出门的那一刻尿湿了襁褓，害得她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妈妈看上去是位很文弱的女人，但那段独自带我的时间却特别坚强。有一次家里煤炉漏煤气，她在失去知觉前的一刻，奋力抱起我，冲出门外。我出生时只有五斤半，不到三个月就被妈妈喂成了个小弥勒。满百天的时候，妈妈抱我去了照相馆，照了我生平第一张标准像。那时照相馆在每张照片上都要印上一句毛主席语录。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他们为我的照片选的语录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眼看我要做妈妈了，妈妈把外婆教她的一句话传给我：“女人哪，为了孩子，要吃得起苦。”要真正体会这句话，我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的婆婆，是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人极善良，也极要强。怀孕以后，我才有时间和她住在一起，她生过两个男孩，把我当成自己的闺女。这两天，她正冒着34℃的酷暑，到处给我买好吃的。“生孩子是件辛苦的事，但也是最让人开心的。关键是要有自信。吴征生出来八斤多，又是头胎，按理很难生，但我当时就是有信心，配合医生，不乱喊乱叫，几个小时就顺产生下来了。”婆婆一边叠早做好的小孩衣裤，一边笑眯眯地说：
“你别小看，这里面还挺有学问哪。比如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浑身软绵绵的，头颈特别无力，东摇西晃的，按中国传统的方法裹上‘蜡烛包’，就容易抱了；孩子吃了奶以后要把它立靠在大人的肩头，轻轻地拍拍它，帮它打嗝，不然它肚中有气体，容易把吃下的东西一块呃出来；婴儿外衣的扣子最好系在背后，这样一旦把它拍得睡着了，就可以顺手解开扣子，帮它脱了衣服睡觉..”
这么多门道，如果靠自己摸索，多费事呀。不用担心，一代代的母亲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见识，口口相传着为母之道，不由你不听，不由你不佩服。
要做一个好母亲，又岂是单凭一腔热情可以办到的呢？
不知不觉中，我加入了当代准母亲的行列；不知不觉中，我被吸收到千万代母亲的绵延不绝的行列里。我是那么普通，也还是那么无知，但迄今为止我亲身体会的点点滴滴，又是那么独特。对于我未出世的孩子来说，我就是它独一无二的母亲，它将从我这儿感受独一无二的母爱，这还不让人激动吗？上帝，感谢你让我有了做母亲的机会。
写给我未出世的儿子儿子，请原谅我的好奇。今天上午我的妇科医生想观察你的胎位，所以又让我做了B 超（她保证这不会影响你的健康）。你起先背朝外，两腿夹得紧紧的，后来你不经意地转了转身，又抬了抬腿，于是我和你的爸爸都看到我们很兴奋，因为提前知道了谜底；同时又有些歉意，好像偷看了你的牌，破坏了游戏的兴致。我们还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叔叔。于是，你的第一个秘密就这样被泄漏了。你的爸爸一天都在笑。我知道他暗暗地期待一个儿子，虽然他反复对我说男女都一样。我理解他：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他有不少体验是只能传给儿子的，那是只有男人之间才能真正沟通的事。如果交给他一个闺女，他固然知道怎么爱护，但至于如何调教，也许就不那么胸有成竹了。至于我，你的妈妈，在怀孕初期就有一种直感：你是一个男孩儿。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你说怪不怪？今天这个预感得到了证实，我多少有点儿得意。最有意思的是你的叔叔。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他曾经是足球运动员，有了你这个侄子，他就可以向你传授足球绝活儿了！不瞒你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个足球，恨不得你一落地就会走，会跑。
现在，一家人都在为你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而忙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已经买了不少小衣服，还有奶瓶、摇篮、小被褥等等。他们还找来当代育婴学方面的书籍，郑重其事地“更新知识结构”。你看，你还未出生，就已经被这么多的爱包围着了。
不少认识你爸爸和我的人也都在祝福你。他们说以父母的智商和才貌，你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有些人还把你的前途描绘得更灿烂些。你爸爸和我对此只是笑笑，明白别人是一番好意。不用说，你将出生在最好的医院里，你的房间是明亮而宽敞的，你的衣被是柔软而温暖的。你的床头会堆满精致的玩具，但我们最怕的便是让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过于优越的环境里，最怕周围的人宠坏了你，让你自命不凡，不知天高地厚。作为你的母亲，我也不希望给你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好像父母如果出色，儿子就一定要更出色。不，我不愿让你活得那么累。再说，出色的标准实在不是唯一的。
我希望你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将来做个本色的人。
想听听爸爸和妈妈童年的故事吗？
我们出生的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外面乱哄哄的。我们的父母刚刚工作不久，工资很少，住在很小的房间里，与邻居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当时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你爸爸和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他向往一把玩具手枪，我梦想一个会闭眼的娃娃。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不起，虽然那些玩具只卖十元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游戏。你爸爸自己动手削了一把木头手枪，整天在弄堂里冲来杀去，成了孩子王；我呢，给两个小塑料娃娃做了漂亮的小围裙，给她们取名东东和西西。我最开心的事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早晨，爬到爸爸、妈妈的床上，一边嚼饼干，一边听他们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阳光照进屋来，把房间里晒得暖洋洋的。我偎依在爸爸、妈妈中间，真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孩子。往往在这个时候，楼下居委会的山东大妈扯开嗓子，带着浓重的口音招呼起来：“各家各户的打扫卫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