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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组曲
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序言
一九二九年，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深深打动了，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他立即决定出版。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示，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
几天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贝尔纳·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平静，在法国刚刚度过十个年头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如此老道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成功写就的作品。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但是还在怀疑，他问了她很多问题，直到最后才确认，她的的确确就是作者，而不是代替某个希望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
一经出版，《大卫·格德尔》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乃至伊莱娜 ·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反犹作家罗伯特。布拉西雅克——都给了她高度褒扬。生于基辅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除法语外，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并且，她还懂意第绪语（中欧与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德语想近，同时使用大量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我们在她一九四○年所著的《狗与狼》中能够感受得到意第绪语的痕迹。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进入了文学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飘飘然。甚至，对于人们如此看重《大卫·格德尔》，她还颇感惊讶，因为在她自己看来，《大卫·格德尔》只是一本“没什么分量的小说”—— 这里面没有一丁点假谦虚的姿态。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你怎么会以为，仅仅因为一本书，我会忘了老朋友们呢？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之后就要忘得光光的一本书，就像其他一切事情，在巴黎，一切都会被忘记的。”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意第绪家族。她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其希伯来姓氏为雅利安） 的家庭来自乌克兰一个叫做内米洛夫的城市，该城市是十八世纪阿西迪姆主义运动（十八世纪初在波澜形成，在东欧扎根的犹太教革新运动，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强调宗教性的狂热）的一个重要中心。内米洛夫大家族从一八六八年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开始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一八八一年，沙皇在伊丽莎白格勒掀起了追捕俄罗斯犹太人的巨大浪潮，并持续了若干年。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早先做稻谷生意，四处旅行，而后进入金融界，积聚起可观的财富，成为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在雷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沃罗内商业银行董事长，莫斯科联合银行总裁，彼得堡商业私人银行理事，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地势较高的街区买了一座豪宅，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周围是花园与椴树林。
伊莱娜完全被托付给家庭女教师照料，她所接受的，都是颇为杰出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她的父母很少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在童年，她是个特别不幸、孤独的孩子。她很喜欢和欣赏她的父亲，只是父亲全部精力都扑在生意上，大多数时间出差在外，要不就是在赌场挥霍财产。她的母亲——母亲让别人叫她范妮（她的希伯来名字叫做法伊嘉）——之所以生下这个女儿，完全只是为了取悦其富有的丈夫。但是母亲将女儿的出生看成是自己女性魅力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生下女儿后就把她完全抛给了奶妈。范妮·内米洛夫斯基 （一八八七年生于奥德萨，一九八九年卒于巴黎）对于女儿有一种强烈的憎恶，因此女儿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一丁点母爱的表示。范妮成天坐在镜子前窥伺着每一根皱纹的出现，涂脂抹粉，做按摩，其余的时间她都不在家，在外寻求夫妻关系之外的艳遇。这个对于自己的美貌颇为自负的女人满心恐惧地看着自己的线条一天天松弛下去，看见自己彻底变成也许日后只能靠钱养小白脸的女人。然而，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她拒绝承认伊莱娜已经长大，而是一直把她当成小女孩来看，很长时间里，她强迫伊莱娜像一个小学生那样穿着打扮。
在家庭女教师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已经开始写作，绝望地反抗着，内心对母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一种激烈反抗，这种母女之间违反人伦天性的关系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孤独之酒》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句子：
“在她的内心，对于母亲有一种奇怪的仇恨，而且，随着她日复一日长大，这仇恨也越来越强烈……”
“她从来不干脆地发出‘妈妈’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这两个音节从她紧闭的双唇间颇为困难地被挤了出去；发最后那个‘妈’的时候，她几乎只是咕哝了一声，而且速度很快，是她好不容易从心里拽出来的，带着一种暗暗的、隐隐的、小小的痛苦。”
还有：
“母亲的脸因为狂怒而抽搐着，离她越来越近；她看见了母亲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充满仇恨的双眼，闪闪发光……”
“上帝说过：‘我保留了复仇的权利……’啊！算了吧，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能够原谅她！等着，等一会儿，你会看到的！我会让你哭的，就像你让我哭一样！……等着吧，等着吧，我的老太婆！”
随着《舞会》，《伊莎贝尔》和《孤独之酒》的出版，复仇终于达到圆满。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为鲜明的作品描述的都是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世界。在《狗与狼》里，她描绘了早期的商人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些商人享有在基辅居住的权利，而根据尼古拉一世颁布的条令，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城市不允许犹太人居住。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并不否定东欧的犹太文明，她的祖父母（雅各夫 ·马尔居里斯和贝拉·丘吉德洛维奇）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尽管家族有了钱之后，他们远离了它。但是，在伊莱娜的眼里，对于金钱的操纵，积聚由金钱堆砌起来的财产都是不名誉的行为，虽然在她的少年时代，包括她成年以后，过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描绘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时，伊莱娜拾起了所有反犹主义的偏见，将那个时代为犹太人所勾勒的种种偏见性的描述安在他们身上。犹太人的一幅幅画像就这样从她的笔下冒了出来，用的都是最残忍、最讽刺的语句，而她则带着一种心醉神迷的恐惧欣赏着，尽管她承认自己与他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正是她日后遭受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根由。
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竟是如此一种对自己的仇恨！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平衡之中，首先她接受了犹太人属于低价值的“犹太种族”的观念，在她看来，犹太种族的种种区别性标志十分容易辨别，尽管，我们无法用三十年代“种族”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后来纳粹德国普遍所指的那种含义来谈论人类的种族。下面就是她作品中安在犹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某些用来定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体组合的词汇的选择：卷曲的头发，弯鼻，柔软的手，钩状的手指和指甲，茶褐色、黄色或是橄榄色的脸色，接近黑色、油光光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发黑的厚嘴唇，苍白的面颊，不整齐的牙齿，总是一动一动的鼻孔，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们的贪得无厌，好斗的性格，歇斯底里，以及他们在“买卖蹩脚货、炒作外汇、做旅行推销商、做冒牌礼服或贩卖军火的中间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天赋。
撕开一个又一个“犹太贱民”的词语标签，在《狗与狼》中，她写道：“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比起一个因种种犹太缺陷而感到耻辱的基督徒来，他的耻辱感更为强烈，更为痛苦。而这份根深蒂固的能量，这种几近狂热地想要得到所欲求的一切的需要，这种对于别人怎么想所抱的一种盲目的蔑视，在他的精神里，这一切都汇聚在惟一的一张标签下：‘犹太人的傲慢无礼’。”非常矛盾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伊莱娜却显示出某种温情而绝望的忠诚：“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而突然，她又重新推翻了这个观点，借犹太人之口，她写道：“啊！你们这些装腔作势的欧洲人，我多么恨啊！你们所谓的成功、胜利、爱、恨，我，我把它们统统叫做钱！这是另一个词，说的却都是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内米洛夫斯基对于犹太精神、对于东欧犹太文明的丰富与变化一无所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为《犹太世界》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她说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回应那些将她看成是犹太民族的敌人的人说，在《大卫·格德尔》中，她所勾勒的，不是“已经在法国扎了根，生活了几代的法国犹太人，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的确不存在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所勾勒的是“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金钱的爱代替了其他所有情感”。
《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一九二五年在比阿里茨开始创作的，一九二九年完成，小说叙述了格德尔——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史诗般的一生：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达到辉煌，接着是银行突然间全盘崩溃。还有格德尔渐渐老去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女人生活奢华，总是问他要更多的钱，好拴住情人。这个证券界曾经的巨无霸彻底被击垮了，斗败了，重新变回年轻时在奥德萨的那个小犹太人。突然，出于对那个姿色平庸、举止轻薄的女儿的爱，他决定重建自己的财产。在成功地完成最后的搏击之后。他精疲力竭地死去，在一艘飘荡在狂风巨浪里的货轮上，他进出了几个意第绪语的词。一个和他一起在辛菲罗波尔（先为乌克兰共和国所属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首都）登船前往欧洲：希冀着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听到了他最后的叹息。就这样，格德尔也算是在自己亲人的陪伴下死去了。
俄国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生活奢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离开乌克兰，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比阿里茨，圣一让一德一吕兹，昂达伊（均为法国城市，度假胜地）或是天蓝海岸。伊莱娜的母亲住在宫殿里，而女儿和家庭女教师却寄宿在别人家。
十四岁，法语教师去世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开始写作。她坐在沙发里，膝盖上摊着一个本子。她对叙事技巧已经有所考虑，基本上是采用伊万·屠格涅夫的那种方式。写小说的时候，她不仅仅写故事本身，也写故事带来的所有思考，所有的，不加以任何删减。她还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在内。这些东西就足够她涂满一个又一个的本子，她详细地描绘这些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所受的教育，童年，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当所有的人物都达到这样一种明确程度之后，她会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划出她要保留的主要特点；有的时候只有几行。然后她很快地转向小说的构成，对此进行修改，确定下来，开始写作。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住在圣彼得堡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他们一九一四年就搬来这里了。“房子（……）的建筑方式非常特别，从前厅可以望见另一头的房间；通过打开的一扇扇大门，可以看到白色和金色相间的一连串的客厅”，在那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小说的《孤独之酒》里，她这样写道。对于俄国很多作家与诗人来说，圣彼得堡是一座神秘的城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只是阴暗的、白雪覆盖的街道，还有从散发着腐朽、恶心味道的运河和涅瓦河上吹来的刺骨的寒风。
由于生意上的关系，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经常去莫斯科，他在那里向皇家卫队的一位军官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当时那位军官正好被派往俄国驻伦敦使馆工作。内米洛夫斯基将一家人安置在了莫斯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危险，但是一九一八年十月，恰恰是在莫斯科爆发了最为激烈汹涌的革命。外面子弹狂啸的时候，伊莱娜正在开发那个学识渊博的德·埃赛因特军官家的图书室。她发现了于斯曼，莫泊桑，柏拉图和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肖像》（王尔德作品）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
从外面的街道上看不见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藏身的这所房子，房子嵌在周围其他高楼之中，而且还带着一个院子，前面又有一座地势比它高的房子挡着。除此之外，房子还有另外一个圆形院子，有另外的一座房子挡着它。等到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伊莱娜便偷偷地下去拣弹壳。五天的时间，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就躲在这座房子里，靠一袋土豆，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维持。趁一次暂时停火的机会，内米洛夫斯基一家逃回了圣彼得堡，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悬赏通辑伊莱娜父亲时，伊莱娜的父亲失去了公开出入的自由，不得不转入地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边境尚未关闭，伊莱娜的父亲于是趁机组织全家化妆成农民逃亡，将一家人带到芬兰。伊莱娜在位于雪地间的三座彼此相联的木头房子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她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俄国。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她的父亲经常偷偷潜回俄国，试图挽救他的财产。
伊莱娜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安宁与平静的时刻。她成长为一个女人，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开始写散文诗。俄国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布尔什维克离他们也越来越近，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到达瑞典。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伊莱娜一直都还记得那里，记得在春天的花园里突然盛开的淡紫色百合。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家人登上了一艘前往鲁昂的小货轮。他们航行了十天，由于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雨，货轮中途没能停靠任何地方，而正是这场暴风雨给了伊莱娜《大卫·格德尔》最后一幕动人场面的灵感。在巴黎，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接手了自己银行的分支机构，得以再度创建起自己的财富。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索邦大学注册，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文学学士的学位。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卫·格德尔》并非她的最初尝试。她进入文学界是从她所谓的“滑稽小故事”开始的，她将稿子寄往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出版的半月刊插图杂志《异想天开》，杂志采用了她的稿子，付给她每篇六十法郎的稿费。接着她又将一篇小故事寄给了《晨报》，《晨报》也采用了。然后是寄给《自由作品》的一篇小故事和一个短篇，再接下去就是她第一篇比较长的小说《误解》——写于一九二三年她十八岁时，一年以后，又有了一个短篇《天才儿童》，后来更名为《神童》，一九二六年二月刊登在《自由作品》上。
《神童》叙述了伊斯马埃尔·巴鲁赫的悲惨故事，这是一个在奥德萨贫民窟里出生的犹太小孩。一个贵族被他的天真和早熟的诗歌天赋所吸引，在小溪里拣起了他，将他带到一座宫殿里，供自己的情人消磨时光。受到公主的宠爱，小孩子在公主身边过着无比快乐的日子，但是公主实际上只是把他当成一只什么都懂的宠物猴来看待。
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危机之后，孩子成长为少年，他失去了童年时代可以用来装扮自己的优雅，觉得以前给自己带来一切的那些歌谣和诗歌根本毫无价值。他想在阅读中寻找灵感，但是文化不仅没有让他成为天才，相反却毁了他的特性和本真。于是公主就像丢弃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一般抛弃了他，伊斯马埃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故乡：奥德萨的犹太区，回到他的贫民窟和陋室之中。但是在这个已经被贵族同化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人认出他就是以前的伊斯马埃尔。遭到亲人的抛弃之后，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栖身之所，只能投身于港口的腐水之中。
在法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活色彩没有那么悲苦了。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很快就融入法国社会，在巴黎过起了一种大资产阶级特有的光彩夺目的生活。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豪华的海滨或乡村度假。伊莱娜喜欢动，喜欢跳舞。她在各种节日招待会间跑来跑去。她承认自己喜欢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时候她还去赌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度过了彻底疯狂的一星期：从一个舞会跳到另一个舞会，现在我还有点醉呢，几乎认不得应该走哪条路。”
还有一次在尼斯：“我像个精神病人一样，成天停不下来，为此我感到羞愧。我跳舞，从晚上跳到早上。每天，在不同的饭店有着不同的盛大晚会，而且我桃花运不错，会碰到一些花花公子，我玩得很好。”
从尼斯回来后：“我不乖……想要改变……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夜里，就在我们住的内格莱斯克酒店有一个盛大的舞会。我就像个疯子，一直跳到凌晨两点，接着，我和男人在冷风中调情，喝着冰凉的香槟。”几天以后：“舒拉来看我了，给我上了两小时的道德课：我似乎有点过分了，像这样把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的……您知道我把亨利给甩了，那天他来找我，脸色苍白，双眼失神，一脸恶毒的样子，口袋里揣着把枪！”
就在这些舞会的漩涡里，她遇到了米哈伊，又叫米歇尔·爱泼斯坦，一个“脸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他毫不迟疑地开始追求伊莱娜。米哈伊在圣彼得堡拿到了物理和电气工程师证，他在位于加永街的北方国家银行里做代理人。伊莱娜觉得他很对自己胃口；和他调了一番情之后，于一九二六年嫁给他。
他们住在贡斯当一柯克林大道十号一套漂亮的公寓房里，房子的窗户正对着塞纳河左岸一座修道院的花园。他们的女儿德尼斯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得知自己做了外婆后，范妮送给伊莱娜一只长毛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生。
内米洛夫斯基家的朋友有特里斯当·贝尔纳和演员苏珊娜·德沃约，与奥勃朗斯基公主也经常往来。伊莱娜在一些温泉城治疗过哮喘。有电影制片人买下了《大卫·格德尔》的改编权，后来，影片由哈里·波尔主演，于连·杜卫维埃执导上映。
尽管声名鹊起，挚爱着法国和法国上流社会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能够得到法国国籍。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同时也是因为十多年来社会上的反犹主义烈焰一直在熊熊燃烧着——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说成是存心作恶、唯利是图、尚武好斗的入侵者。他们热衷于权力，煽动战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决定和孩子们一起皈依基督教。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她在巴黎的圣玛丽教堂受洗，由内米洛夫斯基家的一位朋友，罗马尼亚的基卡主教长主持洗礼。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战，就在前一天，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将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德尼斯、伊丽莎白以及孩子们的奶妈塞西尔·米肖送往索恩一卢瓦尔省的伊西一勒维克，奶妈就是在这个村庄出生的。孩子们的奶妈将两个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米苔娜夫人照管。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回到巴黎，从此他们经常往返于巴黎和伊西一勒维克之间去看望孩子，直至一九四。年六月划定了禁止通行线。
一九四。年十月三日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和司法上的地位低于他人，犹太人因此沦为贱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令以种族的标准对于法国政府眼里的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了清查，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外国人。米歇尔无权再在北方国家银行工作；出版社也要使其出版人员和作者‘雅利安化”，伊莱娜无法再出版任何作品。他俩离开巴黎，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伊西一勒维克的旅游饭店里，和他们同时住在饭店的，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士兵和军官。
一九四。年十月，一条关于“犹太种族的外国侨民”的法律出台，法律规定犹太人只能在集中营或指定住所范围内活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律又代替了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法规，使得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它揭开了逮捕、关押犹太人，将他们运往纳粹灭绝营的序幕。
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的受洗证书毫无用处。不过小德尼斯还是第一次去领了圣体。后来，按规定必须佩戴表示犹太人身份的星形标志，德尼斯去镇里小学上学时都戴着这种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星形标志，缝在大衣上，十分显眼。
在饭店住了一年以后，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终于在村里租到一座资产阶级的大房子。
米歇尔·爱泼斯坦为女儿德尼斯写了乘法运算口诀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脑子相当清醒，她从不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将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她仍然读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东西。每天早饭后，她就出发了。有时她会走上十公里的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她开始工作。下午，吃过午饭，她再次出门，直到晚上才回家。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以及反犹报纸《格兰瓜尔》分别同意用两个笔名发表她的作品：皮埃尔·内雷和查尔斯·布朗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在伊西一勒维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她丈夫一样佩戴着黄色星形标志，写完了《契诃夫的一生》和《秋之火》——这两部作品到一九五七年才得以出版，并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写作《法兰西组曲》，幸而她还有时间为这部作品标上“终”这个字。作品包含两本书。第一卷《六月风暴》描绘了一连串的逃亡画面。第二卷名为《柔板》，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
内米洛夫斯基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她还是从眼下工作的笔记开始，从法国形势给她带来的思考开始。她确立了人物清单，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一一确认是否都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人物都用上。她梦想着写一本一千页的书，交响曲般的构成，只是分成五个部分，根据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色彩。她想要模仿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就在她被捕前不久，她意识到自己也许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她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她仍然在继续写她的笔记，与书同时进行。她将这些清醒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注解取名为《关于法国状况的笔记》。这些注解表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于法国人不抱有任何幻想，对法国民众面对溃败、投降时那种麻木不仁的可恨态度不抱任何幻想，对自己的命运也同样不抱任何幻想。而第一页上，她不正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吗：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我并不缺少完成这项工程之心
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
她痛斥恐惧、懦弱以及接受侮辱的态度，痛斥种种迫害和屠杀的行径。她非常孤独。文学界和出版界很少有像她这样拒绝投降的。每天她都去找邮递员，但是没有她的信。她不准备以逃跑的方式来躲避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比如说到瑞士，瑞士在那个时候经过严格审查，可以接受来自法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六月三日，她起草了写给女儿托管人的遗嘱，希望托管人在孩子们的父母离去之后能够精心照料她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遗嘱里对所有事情一一加以明确，她列出了从家里所能带出来的全部财产，这些财产换成的钱可以用来付房租、烧暖气、买壁炉，可以雇个园艺师打理菜园，保证她们在食品配给期间吃得上蔬菜；她列出了为女儿看病的医生的地址，明确了女儿的饮食禁忌。没有一句反抗之词，只有对于眼下形势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只有绝望。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她写道：“显然就是如此了，除非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在延续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不管好坏，但愿都结束吧！”她觉得眼下的形势只能是一系列的强烈动荡，能够致她于死地的动荡。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她坐在松林里工作，身下垫着她的那件蓝色粗羊毛衫，“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里，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
同一天，她写了封信给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言辞之间让人觉得，她已经肯定，在这场德国人与其同盟军对犹太人的战争中，自己一定不可能存活下来：
“亲爱的朋友……想想我吧。我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一定都会成为我的遗作，但是这可以打发时间。”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宪兵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家的门。他们带走了伊莱娜。七月十六日，她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埃集中营。第二天，她被塞上六号车，运往奥斯维辛。她的号编在比尔克诺灭绝营，由于身体虚弱，她在雷维埃（奥斯维辛的诊疗所，集中关押哪些病的太重没法劳动的囚犯，那里的条件也非常岩窟，每个一段时间，党卫队会将他们塞进卡车，送入毒气室）停留了一段时间，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被杀害。
伊莱娜离开之后，米歇尔·爱泼斯坦还没能明白，逮捕和关押就意味着死亡。每一天，他都在等她归来，每顿饭都要求在饭桌上摆上她的餐具。他绝望地与两个女儿守在伊西一勒维克。他写信给贝当元帅，解释说自己的妻子身体很弱，请求能够代替她去集中营劳动。
维希政府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将米歇尔也予以逮捕。他先是被关押在科佐，接着被关押在德朗西，有关他的搜查记事簿上记着，他被没收了八千五百法郎。之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被运往奥斯维辛，到的当天就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在逮捕米歇尔·爱泼斯坦之后，宪兵很快就到镇里的小学搜捕小德尼斯，幸好德尼斯的老师将她藏在自己的床间通道，躲过了这一劫。
法国宪兵没有气馁，他们狂热地到处搜捕两个小女孩，想要强迫她们也承受父母的命运。她们的托管人非常机灵地剪下德尼斯衣服上的犹太人星形标志，将两个孩子送往边境的另一边躲避。她们还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接着又躲在波尔多地区的地窖里。
战争结束后，两个孩子知道父母再也回不来了，她们敲响了外祖母家的门，战争期间，她们的外祖母在尼斯过得舒舒服服。外祖母拒绝给两个孩子开门，隔着门大叫说如果父母死了，她们可以进孤儿院。外祖母一百零二岁的时候死在威尔森总统街的大房子里。在她的保险箱里，人们只发现两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书：《伊莎贝尔》和《大卫·格德尔》。
而《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也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里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 在逃亡过程中，托管人和两个小孩子带着的一个箱子里装有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和伊莱娜最后这部手稿，为了节省墨水和战争时期紧缺的劣质纸张，手稿上的字非常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部最后的著作里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懦弱的，被战胜、被占领的法国。
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和德尼斯从一个藏身之所前往另一个藏身之所，所有的避难处都不安全，因而也都只能是暂时的：先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只有两个修女知道两个小女孩是犹太人。德尼斯有了个假名字，但是她总也习惯不了，老师批评她不守秩序，因为在课堂上叫到她的名字，她不回答。还有那些总也不死心的宪兵，这些宪兵觉得再也没有比找到两个犹太小孩送给纳粹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发现了孩子的踪迹，孩子们只好离开寄宿学校。她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德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孩子们藏起来的人不敢送她去看病，就用自己的土方松树树脂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她们不得不再次逃跑，身边一直带着这只理好的、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带走的箱子。托管人在孩子们登上一列火车前对德尼斯说：“把你的鼻子藏起来！”
当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火车东站时，德尼斯和伊丽莎白每天都到那里去。她们还去接待集中营关押犯人的露特西亚饭店，举着写有她们名字的纸牌。有一次在街上，德尼斯以为自己看见了母亲，于是她拼命地跑。
德尼斯救出了这本珍贵的簿子。她不敢打开，看到簿子在，对她而言已是足够。有一次，她想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太痛苦了。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
她和妹妹伊丽莎白商量后决定，将母亲最后的这部作品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而此时改姓为吉尔的伊丽莎白已经成了一位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
但是在与手稿分离前，德尼斯决定将手稿打出来。借助于放大镜，她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法兰西组曲》有了电脑稿，接着，又按照原来的样子誊抄了一遍。和她想象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这是一幅色彩强烈，非常清晰的壁画，是给法国和法国人拍下的一张活生生的照片：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的村庄，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父——孤儿院的孩子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抑，最终杀了神父，寄住在某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在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战俘年轻妻子的德国士兵。在这幅令人痛苦的画面上，只有一对平常夫妻保留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儿子在最初的战役中受了伤，一路上，在那些残兵败将中，在喧闹的、将伤员运往医院的军车里，这对夫妻徒劳地找寻着自己儿子的足迹。
当德尼斯·爱泼斯坦将《法兰西组曲》的手稿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时，她感到十分痛苦。她毫不怀疑母亲最后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她还不曾让一位出版社的人读过，因为此时，她病重的妹妹伊丽莎白·吉尔正在写《战俘营哨所》，一部出色的关于母亲的虚构性传记作品，母亲，那个她还没能来得及了解的人，纳粹将她杀害时，伊丽莎白只有五岁。
米利亚姆·阿尼西莫夫
第一部 六月风暴
战争
1
天热了，巴黎人想。春天的风。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警报。但是夜晚会消失的，战争也还遥远。睡不着的人，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又过去了一会儿时间，整个天空边布满了爆炸声。爆炸声从远处、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或是一群奋蹄急奔、隆隆踏过地面的牛，直到睡意渐渐退去，男人勉强睁开眼睛，咕哝了一声。
“是警报吗？”
更为警惕、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有些人关好窗子，合拢百叶窗后，便又躺下了。昨天，六月三日，星期一，开战以来第一次，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没有人相信。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真是搞不明白。”大家都说。借着手提小灯的光，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过来，别害怕，别哭。”是警报。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在这六月金黄、澄净的天空下，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反射出百倍的光芒。没能藏好的窗子，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的屋顶，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在它的水波里嬉戏。如果从高处看，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有些人会想，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实际上，大家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待在床上吧”，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我不怕。——不管怎么样，一次就够了”，智者回答道。
新的大楼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可以看见一簇、两簇、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尽管有规定，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你跟上了吗，爱弥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是关门的声音，一扇接着一扇。在居民区，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神情专注，竖着身体，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 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需要臂挽着臂，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天很快就要亮了。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滑过圣母院的塔楼。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法国注明雕塑家，为法国歌剧院做了石膏群像雕塑作品集《舞》）的那组舞女遮没了，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马赛曲》的歌声。
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接着这声音就近了，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人们堵住了窗户，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在垂死的人听起来，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而恶毒的、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轻轻咂着嘴唇，仿佛吃奶的小羊羔。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车里装满了鲜花。
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又一声炮响，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以至于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飞过就不见了，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肥嘟嘟的、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地窖深处，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因为距离，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警报结束了。
2
佩里冈一家在沮丧的静默中听完了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但是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佩里冈一家都很正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举止，他们来自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家庭的遗传以及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他们的长子菲利普·佩里冈是神父），这一切都让他们对共和国政府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一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佩里冈先生，他的处境也让一家人更倾向于一种能为神职人员带来荣誉和利益的体制。
一只猫一直叼着块到处是刺的鱼，小心翼翼地：它不敢将鱼一口吞下，可是嚼碎这块鱼又让它觉得挺遗憾的。
最终，夏洛特·佩里冈夫人认为只有男性的头脑才能对目前这些奇怪而严重的事件做出冷静的判断。但是她的丈夫和长子都不在家：丈夫在朋友家吃晚饭，长子不在巴黎。如果是关乎存在的日常事务——不管是佣人的行为举止，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丈夫的事业前途，佩里冈夫人一向实行铁腕政策，决不采纳他人的意见。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首先应该由某个权威来告诉她，应当相信什么。一旦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她就会开足马力往前跑，任何障碍对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有人用就在手边的证据向她证明，她的看法是错的，她也会报之以冷冷的、高傲的笑容：“我父亲对我说过。我的丈夫很清楚。”然后，她那双带着手套的手在空中做上一个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手势。
丈夫的地位让她感到飘飘然（也许她更喜欢待在家里的生活，但是我们温和的救世主啊，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尘世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他的十字架！），利用外出的间隙，她才回到家中，监督孩子们的学习，给最小孩子喂奶的情况以及仆人们的工作，但是她还没时间脱去她那套外出的行头呢。在佩里冈家孩子们的眼里，母亲似乎随时准备好了要出门，头上戴着帽子，手上套着白手套。（由于她非常节俭，她的手套散发着修补时染上的一种汽油味，就是皮革匠家的那种臭味。）
今天晚上同样如此，她也才回来，站在客厅的广播前。她穿着一身黑，头上戴着这个季节流行的那种小帽子，特别小巧的那一种，插着三朵花，额前垂着镂空的面纱。面纱下是一张苍白而惶恐的脸，年龄和疲倦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特别的痕迹。她四十七岁，有五个孩子。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而且，在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后，这头发便开始一缕一缕地掉。佩里冈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欲望，而且，出于对名声的考虑，他一向远离那些不道德的场所。于是，佩里冈家最小的孩子才两岁，而在长子菲利普和最小的孩子之间，还有三个彼此之间有一定年龄差距的孩子，这三个孩子，佩里冈夫人不太好意思地称为三场事故，孩子们都活着生下来了，但是直到分娩之前，这三个孩子都没有显示出活下来的征兆，而且，每次他们的出生都将母亲带到了坟墓的边缘。
客厅里此时正回荡着广播的声音，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比例匀称，四扇窗户朝向德莱塞林阴大道。客厅的修饰颇具古典风格，宽大的扶手椅，配有金黄色的坐垫。老佩里冈先生的轮椅停在靠近阳台的那一边，老头已经不能走动了，年龄太大，有时反倒让他重新回到童年的状态。只有在谈到他数额巨大的财产时（他是马尔泰特家族的佩里冈，是里昂赫赫有名的马尔泰特家族的继承人），他的脑袋才空前的清晰。而战争和战争的变化几乎对他没有任何触动。他漠然地听着，节奏分明地晃动着他那银白色的漂亮胡须。在这家的女主人后面，孩子们站成了个半圆，包括最小的，躺在保姆怀里的婴儿。保姆有三个儿子都在前线，她抱着婴儿过来和女主人道声晚安，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听一下广播，她焦急地、专注地听着发言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