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馆里，士兵在进门的时候便开始松开腰带的搭扣，然后他们用力将腰带扔在独脚小圆桌的大理石桌面上，坐了下来。在旅行者饭店，士官们包了一个主房间，用来当饭堂。这是乡村小旅馆那种又深又暗的大厅。在房间深处的镜子上，插着两面红色的卍字旗，挡住了原来上半部分雕有情侣和火焰的镜框。尽管冬天已经过去，房间里仍然烧着一口锅。这些男人将椅子拖到火前面，带着一种心满意足、昏昏然的神情烤火取暖。有时这口黑紫色的大锅周围会弥漫起一种酸烟，可是德国人不在乎。他们越坐越近。烤衣服，烤靴子。他们望着四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眼神里一种厌烦和模模糊糊的焦虑，仿佛在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事情……倒是瞧瞧这一次会怎么样……”
这些是上了点年纪，最守纪律的德国人。年轻一点的则一天到晚向女服务生眨眼示意，让她以一分钟十次的频率打开通往地窖的地板门，让她钻到地下的黑暗之中，等她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只见她左手拿着十二瓶啤酒，另一只手则挎着装满气泡酒的铁篮子（“香槟！”德国人不断地要着香槟，“请拿法国香槟，小……姐！香槟！”）。
女服务生——一个胖啷嘟，圆滚滚，红扑扑的姑娘——迅速地在桌子间穿梭。士兵们冲她微笑。而她原本也想还之以微笑的，因为他们是那么年轻，可她又怕自己被人看不起，因为这些都是敌人。于是她皱起眉头，非常严厉地抿紧双唇，但是却没能掩饰住脸颊上暴露出内心狂喜的两个酒窝。那么多男人，我的上帝啊！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男人，因为在别的地方，都是老板的女儿做服务生的，她们的父母总是看着她们，而她就不一样了……士兵们一边看着她，一边用唇做着亲吻的动作。因为还有一点怕羞，她故意装作没有听见他们在叫她，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含含糊糊地答应道：“好了，好了，就来！你们真够着急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她说话，而她则骄傲地说：
“我哪里能听懂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
可门开着，从门口不断地涌进这灰绿色制服的浪潮，渐渐的，她觉得自己有点醉了，精疲力竭，不再能够抵抗，于是她只能虚弱地叫着诸如：“不，好了，您总算可以让我走了吧？真是一群野蛮人！”之类的话，作为对于他们炽热的撩拨的回应。
另一些军人在绿色的绒布上打弹子球。楼梯扶手上、窗沿上、椅背上挂满了他们的腰带、帽子、手枪和子弹夹。
然而此时，晚祷的钟声敲响了。
3
分配住在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进门时，这家的两位女士正打算出门做晚祷。他们在门口相遇了。他顿了一下鞋跟，和她们打了招呼。老安吉利耶夫人的面色更加苍白，勉强点了点头。露西尔抬起眼睛，有一瞬，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一秒钟之内，露西尔的脑海里掠过无数想法；“也许就是他。”她对自己说，“让加斯东做了战俘？我的上帝啊，他杀了多少法国人？有多少眼泪因为他而流淌？的确，如果战争是另外一个局面，今天，加斯东有可能作为主人进入德国人家。这就是战争，这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错。”
德国人年轻，清瘦，有一双很漂亮的手，大大的眼睛。露西尔注意到他的手很漂亮，是因为他一直为她拉着门，让她过去。在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镶嵌着深色的，暗暗的宝石。从云团之间钻出一缕阳光，让戒指绽出一种紫色的光芒。光芒在他的脸上跳跃着，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而且，就像一枚水果一般毛茸茸的。他的颧骨很高，轮廓分明、细致，薄薄的嘴唇显得很骄傲。露西尔不禁放慢了脚步：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看这只宽大的，细洁的，手指长长的手（她想象这样的手里拿着黑色的手枪，或是机枪，或是手榴弹，总之，随便什么漠然地传播死亡的武器），她欣赏着灰绿色的制服（有多少夜间值勤的法国人，躲在林下灌木从中，在窥伺着类似的制服出现……），还有着闪闪发亮的靴子。她想起一年以前，吃了败仗的法国军队在撤逃时曾经路过这个小镇，他们都是脏兮兮的，在漫天的灰尘中拖着军鞋。哦，我的上帝，这就是战争……敌方的士兵从来不是独自一人，——从来不是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对面——在他的身后，在他周围的各个方向，簇拥着一群幽灵，不在的，或是死人的幽灵。我们不仅仅是在对一个人说话，而是在对一群看不见的人说话；因此，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词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地说出来的，也不会被简简单单地听了去，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是一张嘴在替那么多缄口不言的嘴在说。
“他呢？他在想什么？”年轻女人想，“当他踏进这家法国人家，而这家的主人却是他或者他的同伴的俘虏，他体会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怨我们吗？他恨我们吗？或者他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一家小客栈，只想着床是不是够好，女服务生是否年轻？”门早就在军官身后关上了。露西尔跟着她的婆婆，走进教堂，跪在她的凳子上，但是她无法忘记那个敌人。现在他一个人在家；占据的是加斯东的办公房间，那个房问有一个独立出口。在外面吃饭，她也许看不见他，也许只会听到他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唉！他可以笑！他有笑的权利。她望着婆婆，婆婆一动不动，将脸埋在手里，头一回，露西尔对这个自己一向不喜欢的女人产生了同情，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柔情；她冲婆婆弯过身，柔声说：
“让我们一起为加斯东做个念珠祷告吧，妈妈。”
老夫人点头表示同意。露西尔带着一种真挚的虔诚开始了祈祷。但是渐渐的，她的思维又无法集中了，转到了虽然时隔不远但却显得非常遥远的过去，也许是因为黑暗的战争中断了这一切吧。她又看见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肥胖、无聊的男人，只对钱、土地和地方政治感兴趣。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之所以嫁给他，只是出于她父亲的愿望。她在乡间出生，在乡间长大，除了曾经在巴黎短暂地停留过以外，她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里是法国的中部，在这里的外省生活富裕而孤单。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把麦子收回来，数着自己的钱过日子。大吃大喝和狩猎便是这里的娱乐。小镇的房子建得都很粗糙，外面是那种监狱一般的大门，客厅里堆满了家具，而且总是关着门，冷冰冰的，这样可以节省柴火，可对于露西尔来说，这就代表着文明。当初她离开散布在树林里的房子时，想到住在这个小镇上，想到有车子，有时能到维希吃午饭，曾经有过一种快乐的激动……她在非常严厉而纯洁的环境里长大，不过她倒未曾觉得不幸过，小花园，家里需要做的活儿，还有她偷偷地溜进去翻找一番的书房——一间很大的，潮湿的屋子，书都发霉了一带给她足够的娱乐。她结了婚，是一个顺从而冷漠的妻子。和她结婚的时候，加斯东·安吉利耶只有二十五岁，但是他有他早熟的一面，那是外省深居简出的日子以及塞饱他的营养丰富。过于油腻的饮食造成的，还有过度的酒精，他缺少一切强烈而生动的激情。他是一个本着严肃生活态度的骗子，只遵从习惯和男人该有的思维方式，不过，年轻人时时涌动的热血有时也会作用于他。
有一次因为生意上的事，加斯东到了他度过大学时光的第戎，与以前的情人相遇了，和他分过手的一个服饰商人。他第二次坠入情网，这一次比过去那次还要强烈。他和她有了个孩子，于是为她在镇上租了个小屋子，自己也通过精心安排，一半时间在第戎过，一半时间在这边的家里。露西尔什么都知道，但是她没有说，因为羞怯，因为蔑视或是冷漠。接着战争就爆发了……
而现在，加斯东成了战俘，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可怜的小伙子……他一定很痛苦，露西尔想，念珠机械地在她的指间滑过。他最想念的是什么呢？他那舒适的床？丰盛的晚餐？他的情妇？……她愿意把他所失去的一切都还给他，一切现在不在他身边的东西……是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她是真诚的，几乎很自然地这么想，然而同时，她又觉出自己的心是多么空；这颗心从未曾被填满过，不论是爱情，还是那种嫉妒的怨愤，都没有。她的丈夫有时对她很粗暴。她原谅了他的不忠，但是他却从未忘记过岳父的投机失败。她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在她耳边叨叨说：“你想想看，如果我早知道他没有钱！”，这些话无异于给她一记耳光。
她低下头。可是不！她一点都不怨他！她丈夫自溃败以来所承受的一切，后面吃的那几场败仗，逃跑，被德国人捉住，强行军，寒冷，饥饿，周围的死人，现在还被关在战俘营里，这一切抹掉了她的怨恨。“只要他能回来就行，但愿他能够重新找回他喜欢的一切，他的房间，到处乱扔的拖鞋，凌晨时分在花园里散步，刚刚摘下放在篮子里的冰凉的桃子，还有精美的菜肴，大大的跳跃的火焰，他所有的那些乐趣，我不知道的乐趣，我猜想到的乐趣，但愿他能够全部找回来！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我想看到他幸福。我，我？”
就在她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之中时，念珠滑落在地上。她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已经站起身来，晚祷结束了。外面的广场上全是德国人。阳光下，他们制服上的银色饰绦，他们那明亮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和腰带上的金属片都在闪光，赋予教堂前这个尘土飞扬。封闭在高墙（古城墙的遗迹）间的地方以一种活泼和耀眼的感觉，一种崭新的生命。他们在遛马。德国人在这里弄了个露天饭厅，他们从木匠那里拿了些棺材板，拼凑成桌子和凳子，一边吃饭一边带着饶有兴味的好奇心看着这里的居民。看上去十一个月的占领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厌烦。对于法国人，他们仍然像开始时一样，有一种愉快的惊讶之情；他们觉得法国人很滑稽，很奇怪；他们还不习惯法国人那种速度很快的语言；他们一直在猜，不知道这些战败国的人民究竟是恨他们，忍受着他们还是喜欢他们？他们远远地，偷偷地冲着年轻姑娘笑，年轻姑娘走过去，非常骄傲，而且一副蔑视的样子——这可是他们进驻这里的第一天！于是德国人垂下眼睛，将视线转移到周围一 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身上：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在，他们对德国人的制服，马和高筒靴艳羡不已。母亲在叫，可是根本没有用，孩子们听不见。德国人把孩子们招呼到身边，散发着手里的糖果和零钱。
但是小镇上依然是往常那种星期日的宁静场面。德国人只是在这幅场景之上添了一个奇怪的标号，小镇的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露西尔想。有过一些小小的混乱时刻；几个女人（像安吉利耶夫人这样的战俘的母亲，或是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寡妇）匆匆忙忙回到家中，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不想看到德国人。在小小的、阴暗的房间里，有人在读那些旧信件，在吻那些发黄的，装饰着绉纱和三色缎带的照片……但是年轻女人仍然集中在广场上聊天，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她们可不想因为德国人丢失一个节日的下午，丢失她们的乐趣。她们戴着新帽子：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男人偷偷地打量着德国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些农民猜不透。一个德国人走近他们，问他们借个火。他们把打火机借给他用了，迟疑着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走了，男人继续谈论牛的价格。和每个星期天一样，公证人先生到旅行者饭店的咖啡馆玩塔罗纸牌游戏；很多家庭才从墓地回来，墓地是他们每周必去的地方，在这个不知娱乐的地方，去墓地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一部分乐趣；大家在坟墓间采摘花朵。教养院的嬷嬷和孩子们一起走出教堂；她们在士兵当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戴着软帽的她们面无表情。
“他们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税务官凑在法院书记官耳边，指着德国人轻声问道。
“据说三个月。”书记官用同样的音调回答道。
税务官叹了口气。
“东西要涨价的。”
他下意识地搓着在一九一五年被炮弹划伤过的手。接着他们谈论起别的事情。晚祷结束的钟声停了下来，最后那一点尖细的震颤消失在晚风之中。
安吉利耶家的这两位夫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回家，露西尔对于这条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清清楚楚。她们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逢到农民向她们问好，便点点头表示回应。这个地方的人不喜欢安吉利耶夫人，但是大家对露西尔还是颇有好感的，她很年轻，丈夫是战俘，而且一点都不傲气。有的时候，村里的人会来问她一些关于教育孩子或是做新衣服的问题。或者，要往德国寄包裹的时候，他们也来找她。大家都知道那位德国军官住在安吉利耶家，——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镇上最漂亮的——看到她们也不得不屈从于众人所必须遵守的法令，大家很同情她们。
“你们尽责了。”裁缝从她们身边经过时，低声说。
“希望他尽早离开。”药剂师说。
还有一位迈着细碎的步子一路小跑，跟在一头身披漂亮白色长毛的山羊后面的老妇人，她踮起脚尖，凑到露西尔耳边说：
“看上去他们很坏，很可恶，会为可怜人带来灾难。”
山羊跳着用羊角顶了一下某位德国军官的灰色长斗篷。军官停下脚步，笑了，想要摸摸小山羊。可是山羊逃开了。受到惊吓的老妇人很快消失不见，而安吉利耶家的两位夫人走进家里，将大门关上。
4
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这个地区最漂亮的房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房子长长的，不高，用那种多孔的黄色石头建成，在太阳下，石头呈现出一种金黄的面包颜色，很温暖。临街的窗户（都是豪华房间的窗户）仔仔细细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是扇扇紧闭，外面围着防盗铁栅栏。储藏室（就是用来放各种坛坛罐罐大肚瓶的地方，坛罐里藏有各种违禁的食品）的小圆窗外也有一圈铁栅栏，百合花形状的铁条尖端足可以刺穿野猫。大门漆成蓝色，监狱一样的门锁，在一片寂静之中，巨大的钥匙插进去总是发出哀怨的吱吱呀呀的响声。底下的套房散发出一种霉味，一种长期无人居住的寒冷味道，尽管房子的主人一直都在。因为怕墙纸褪色，同时也为了保护家具，阳光基本一直被挡在外面，空气也很少流通。前厅的玻璃窗是碎纹图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成了青绿的颜色，有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大箱子，墙上挂着的鹿角以及因为潮湿而褪色的古旧的小雕像都被这青绿色的光线置于阴影之中。
在饭厅（只在那里架了一口锅！）和露西尔的房间，有时会生火，在那里能闻得到树枝燃烧所散发出的温和味道，栗树皮的那种烟火香。饭厅的门外就是花园，这个季节的景致最为悲凉：梨树被绑上了十字铁丝架，苹果树也用细绳加以固定，树皮粗糙不堪，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竖着尖利的枝权；葡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蔓。但是只要有几天晴朗的日子，那就不仅仅是教堂广场前那株早熟的桃树会开满花朵了，每一株都将有如此灿烂的桃花。上床前，露西尔站在窗口梳着头发，她望着窗外月光下的花园。矮墙上，猫在哭叫。花园延伸出去就是整个地区的风光：深不可测、树繁叶茂、充满神秘色彩的山谷，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柔的珠灰色。
在这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每到晚上，露西尔觉得尤其不舒服。以前加斯东在这里睡觉：他在这里脱衣服，在这里嘀嘀咕咕，在这里震得家具左右摇晃。他是一个伴，一个生灵。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一丝儿声响。外面，一切都在沉睡。露西尔竖起了耳朵，尽管她并不想这么做，她想听听隔壁德国军官睡觉的那个房间有什么动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也许他还没有回来？或者他也和她一样，正这么一动不动地待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过了一阵她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声叹息，接着是很轻的口哨声，她想，那个德国人此时应该站在窗口，望着花园。他能想什么呢？她无法想象：下意识里，她不认为他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思考，有着平常人的欲望。她无法相信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欣赏花园的景致，欣赏波光粼粼的鱼塘，鱼儿寂寂无声地滑过水面，闪动着银白色的光芒：第二天晚餐桌上的鲤鱼。“他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那些胜仗，重新审视自己已经安然度过的重重危险。过一会儿他会写信给家里，给他在德国的家，给他的妻子，——不！他应该还没有结婚，他太年轻了！——给他的母亲，他的未婚妻，他的情人。他会写：‘我进驻一家法国人家，我一点罪也没受，阿玛丽亚（她应该叫阿玛丽亚，或者叫居内贡德，日尔特鲁德什么的，她想，故意找了一些听上去很不协调的，粗俗的名字），因为我们是胜利者。”
现在她什么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动，屏住了呼吸。“吱一嗦”，黑暗中，一只蛤蟆在叫。仿佛一声低沉而柔和的如诉琴声，一个纯粹的、振颤的音符，像一个水球正在炸开，发出清脆的响声。“吱一嗦，吱一嗦”，露西尔半闭着眼睛。这是怎样的一种安宁啊，忧伤而深沉的安宁……有时，她内心的某种东西会苏醒过来，翻腾着，希望能有一点声音，一点动作，一点人气。有生命的东西，我的上帝啊，有生命的东西！这场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样的情况究竟还要持续多少年，在这黑压压的，如暴风雨中的牲畜一般委屈、顺从、压抑的麻木之中，究竟还要待上多少时间？她不无遗憾地想起收音机发出的嘈杂的响声，可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收音机便藏到地窖里去了。据说德国人要没收或者销毁收音机。她笑了：“他肯定觉得法国人家里没什么东西。”她想，当时安吉利耶夫人往大橱里藏了那么多东西，还把好些东西给锁上，省得被德国人看到。
晚饭的时候，那个德国军官的传令兵曾走进餐厅，送来一封短信：
布鲁诺·冯·弗克中尉向两位安吉利耶夫人致以问候，并
恳请她们将钢琴与书橱钥匙交予送信士兵带回。中尉以其名誉
保证，不会将乐器带走，也不会把书撕掉。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没有表现出对这个玩笑的欣赏。她翻了翻眼睛，嚅动着嘴唇，好像在念一篇短祷，听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似的：“力量超越于权力之上，是吗？”她问士兵，可士兵不懂法语，他只是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回答说：“Ja wohl（德语，也许吧）”，点了好几次头。
“告诉冯……冯……中尉。”她不无蔑视地咕哝着这个名字，“他是主人。”
她将德国人要求的那两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扔在桌上。接着，她悲愤地对儿媳低声说道：
“他会弹《守望莱茵》（普法战争中德国的军歌）的。”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有另一首军歌，妈妈。”
但是中尉什么也没弹。仍然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死寂，接着，最外面的大门发出了声音，在这宁静的夜晚，仿佛信号锣一般响亮，两位夫人因此知道这位军官出门了，她们都松了一口气。现在，露西尔想，他一定不在窗边。他在屋里来回踱步，靴子，这靴子的声音……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占领会结束。然后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成为学生在学校里结结巴巴背诵的一连串战役和条约的名称，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为什么他还不睡？为什么回到自己房间，他不穿上拖鞋，就像一个平常百姓，一个法国人那样？他在喝东西，她听见苏打水虹吸瓶打开的声音，还有压挤柠檬发出的轻微的“滋滋”声。（她的婆婆听到了肯定会说：“怪不得我们缺柠檬呢！”）现在，他在翻书。哦，真是可怕，他想……她不禁颤抖起来。他打开了钢琴，她听得出琴盖向后翻去的声音，还有琴凳转动发出的吱嘎声。不！无论如何，他可不要在半夜三更弹琴！的确，现在才九点钟。也许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睡得不这么早？……是的，他真的在弹琴。她听了一会儿，垂着脑袋，紧张地咬住嘴唇。其实‘，与其说这是琶音，还不如说是琴键发出的叹息声，一串跳跃的音符。他的手划过琴键，抚摸着它们，最后发出的是轻盈、快速，如同小鸟啼鸣一般的颤音。一切又归于沉寂。
很长时间，露西尔就这么站着，一动没动，手里握着梳子，散开的头发披在肩头。然后她叹了口气，模模糊糊地在想：“真是遗憾！”（遗憾这宁静是如此深沉？遗憾小伙子不再弹下去了？遗憾是他在这里，是他，侵略者，敌人，是他，而不是别人？）她微微做了一个恼火的手势，仿佛要推开这一片过于沉重，无法呼吸的空气似的，遗憾……她上了那张空荡荡的大床。
5
玛德莱娜独自一人在家。她坐在让一玛利住过好几个星期的饭厅里。每天早上，玛德莱娜都要整理他睡过的那张床。这个举动让塞西尔颇为恼火。“随它去好了！从今以后又不会有人睡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换干净床单的，好像你在等什么人似的。你是不是在等谁？”
玛德莱娜不做回答，每天早上，她依然会将满是羽毛的床垫抖干净。
现在，她独自一人和正在吃奶的小东西在一起，她感到很幸福，小东西的脸贴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给他换一边吃奶的时候。只见他一边的面颊潮潮的，红红的，仿佛樱桃一般亮晶晶的悬那半边的乳房被他的小脸压出了个洞。她轻轻地吻了吻小东西。她又一次在想：“我很高兴是个男孩，男人没有那么多灾难。”她望着炉火，艨朦胧胧地睡着了，她一直睡不够。有这么多活儿要做，她很少在十点、十一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有时夜里还要爬起来去拿英国收音机。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打扫畜栏。今天比较舒服，能够睡上一小会儿午觉，炉火上炖着晚饭，桌上的餐具也摆好了，她周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多雨的春天的那种柔弱的阳光照耀着外面的一片嫩绿和灰蒙蒙的天际。院子里，鸭子的小嘴儿在雨中发出劈劈叭叭的响声，母鸡和火鸡则竖着乱蓬蓬的短毛，忧伤地躲在棚子里。玛德莱娜听见了狗叫。
“他们已经回来了？”她想。
伯努瓦驾车带全家人去了镇上。
有人穿过院子，一个不是像伯努瓦那样穿木鞋的人。然而，每每听到别样的脚步声，可以判断这不是丈夫的或是农庄里什么人的脚步声时，每每远远地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她都会神经质地想：“一定不是让一玛利，不可能是他，我真是疯了，首先，他不会回来的，再说，即便他回来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嫁给了伯努瓦？我没有等任何人，恰恰相反，我向上帝祈祷，但愿他永远不要回来，因为我会渐渐习惯我的丈夫，我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在找什么，我发誓，我真是精神错乱了。我很幸福。”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她那颗没那么理智的心却狂跳起来，以至于淹没了一切外界的声音，她再也听不见伯努瓦的说话声，孩子的叫声，风拍打门的声音，沸腾的热血让她变成了个聋子，就像置身于浪涛之中那样。在某一段时间里她会处在半昏迷的状态，直至她看到送稻种目录的邮递员（那天他穿了双新鞋子）或是地主蒙莫尔子爵。
“怎么了，玛德莱娜，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呢？”拉巴里老夫人惊讶地问道。
“我还以为我把您弄醒了。”来访者说，而玛德莱娜低声打过招呼，并且咕哝道：
“是的，您让我吓了一跳……”
弄醒了？从什么样的梦中？
这一次也是一样，她感觉到陌生人走进（或回到）她的生活时，自己心里的那份激动和惶恐。她在椅子上半欠起身，定定地看着大门。一个男人？是的，是那人的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声，还有质地细腻的烟草的味道！……一只男人的手搭在插销上，优雅，白皙，接着，出现了德国军服。就像每一回发现进来的不是让一玛利一样，她是那么失望，以至于在某一个瞬间，她几乎没有思维，甚至没有想起来要将自己的胸衣扣上。进来的德国人是位下级军官，一个看上去应该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睫毛、头发、短短的小胡子的颜色也一样很淡，是那种非常浅的，闪闪发光的金色，他看着玛德莱娜袒露的胸部，微笑着，带着一种夸张的礼数向她打了个招呼t几乎有一点侮辱。有些德国人知道如何在对法国人问候（也许至少在战败者看来是这样的，在尖酸、受到侮辱、满怀愤怒的战败者看来）之中掺杂上假装的礼貌。这不是对同类表达的一种礼貌，而是那种对死人表达的礼貌，就像是在才遭到枪决的死人尸首面前“持枪致敬”一般。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玛德莱娜终于问道，一只手匆匆忙忙地把裙子扣好。
“夫人，我有一张诺南农庄的居住证。”小伙子回答道，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很抱歉打扰您。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房间在哪里。”
“他们说来我家住的是普通的士兵。”玛德莱娜羞涩地说。
“我是指挥官的翻译，中尉。”
“这里离镇上很远，而且我担心，对于一位中尉来说，房间也比较差。这里只是一座农庄，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对于一位绅士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
小伙子环视着饭厅。他仔细看了红色地砖，地砖已经褪色，不少地方成了粉色，他看了屋子中央的壁炉，看了房间一角的灵床，还有纺车（纺车以前是放在谷仓的，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姑娘都在学纺羊毛，因为商店里不再有成品出售）。德国人还特别仔细地看了挂在墙上的，镶着镜框的相片，农业竞赛的证书，以前放过圣女小雕像，现在空着的壁龛以及壁龛周围装饰框缘上那些已经模糊了的精致的画儿；最终，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抱着孩子的年轻村妇身上。他笑着说：
“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在这里过得很好。”
他的音质非常奇怪，生硬，并且带有一种振颤，像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的，脸上的线条非常锋利，特别的淡金色的头发，顺滑、明亮，如同一顶帽子一般，这一切外貌特征给玛德莱娜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里有一种完美、准确、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觉得更像是一架机器，而不是人。不过，她被他的靴子和腰带扣迷住了：皮和铁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希望。”她说，“您有勤务兵。我们这里可没有人能让你的靴子那么亮。”
他笑了，重复道：
“不用为我担心。”
玛德莱娜安顿好儿子。床上方的镜子正好反射出那个德国人。她看见了他的目光和微笑。她不无恐惧地想：“如果他纠缠我，伯努瓦会怎么说？”她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点儿吸引她的，他身上有些地方和让一玛利很像，不是作为人的那一面，而是作为资产阶级，作为绅士。两个人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教养良好，手很白净，皮肤细腻。她知道，这个德国人的出现会令伯努瓦感到双重的不快：因为他是敌人，而且不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农民，他尤其讨厌会引起玛德莱娜兴趣、挑起她的好奇心的东西，那种属于优越的阶层的东西。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从她手里夺去流行的报纸，或是在她要求他刮胡子、换衬衫时说：“你必须受着。你嫁的是个乡下人，土包子，我可不是那么风度翩翩的，我……”，他的口吻中带有那么多的怨恨，那么深的嫉妒，她知道这股风是打哪儿吹来的，想必塞西尔的嘴没闲着。而塞西尔本人和她也不一样。她叹了口气，自从这可恶的战争爆发以来，很多事情都变了……
“我这就带您去看您的房问。”她终于说。
但是他拒绝了，拿了张椅子，坐在火堆旁。
“如果您同意，我们—会儿再去看。先认识一下。您叫什么名字？"
“玛德莱娜·拉巴里。”
“我叫科特·波奈（他读成波奈特）。您听出来了，这是一个法国姓氏。我的祖先应当是您的同胞，在路易十四期间被驱逐出法国。德国流着法国的血，而且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一些法文词。”
“啊？”她面无表情地说。
她原本想回答：“一九一四年以来，法国也流着德国的血；不过这血深入土地。”但是她不敢：最好还是乖乖地闭上嘴。真是奇怪，她不恨德国人，她谁都不恨，但是眼前的制服似乎将到目前为止一直自由而骄傲的她变成了奴隶，一个诡计多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奴隶，一个善于讨好胜利者、可是转过身关上门以后便吐口唾沫说“让他们去死吧”的奴隶，她的婆婆对他们就是这样的态度，然而，至少她婆婆不会假装讨好，对胜利者不会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她想。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她皱起眉头，换上冷冰冰的表情，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一点，想让德国人明白，她不想和他说话，他在这里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而他却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从小他就受到非常苛刻的纪律的约束，他已经习惯用外表的傲慢和冷峻支撑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就是铁打的。在战争中，在波兰，在法国，在占领时期，他也的确是这样表现的。但是，他对原则的服从远远不如他对青春年少的冲动的服从。（玛德莱娜猜他二十岁。实际上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在法国战役期间度过的十九岁生日。）表现出亲切还是冷酷，往往取决于他对人和事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讨厌某个人，他就会尽可能地让他不好受。法国军队大溃败的时候，他奉命将一支可怜的法国战俘队伍带到德国，在那几天可怕的日子里，他们得到命令，要对那些虚弱的，走得不够快的人严加责罚，对于那些个不够友好的人，他毫无愧疚，甚至颇为愉悦地大打出手。然而对于某些在他看来比较友善的战俘，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有时还施以援手，其中的一些人多亏了他才得以生存下来。他是很残忍，但是这是一种少年的残忍，是一种来自于强烈而微妙的想象的残忍，这种残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灵魂为中心；对于别人承受的痛苦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自己。在这份残忍之中，他有一点造作的成分，不过这造作来自于他的年龄，而不是来自于施虐狂的倾向。比如说，他对男人的态度非常生硬，可是对动物却极为友善。几个月前，加莱地区的指挥官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来自于他的提议。波奈注意到，当地的农民赶集时，总是把鸡的脚绑起来，头冲下倒拎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以后禁止再这样做。农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更加剧了波奈对于“野蛮而轻浮”的法国人的厌恶，可法国人正为这条法令下面的另一条决议愤恨不已：作为对于德占期间法国人搞的一次破坏活动的惩戒，八个法国人被处死。在他们驻扎的北方小城里，波奈只和他的房主有交往，因为有天他感冒了，这个女人亲自将早餐送到了他的床边。波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他两眼含泪地谢过这位做过妓院老板的莉莉夫人。从此以后，他为她做了很多事情，为她搞所有的许可证，还有汽油券什么的，他和这个庸俗可笑的老妇人一起度过很多夜晚，因为他觉得她很孤单，上了年纪，无聊得很，他到巴黎出公差时还会给她买些小饰品，他为这些一钱不值的东西可是花了不少钱，而且他并不富有。
有时候，这一类的好感是出于某种音乐的，文学的，或者——就像在这个春天的早上他跨入拉巴里家时所感受到的——绘画的印象。波奈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对于所有的艺术都颇具天赋。拉巴里家的农庄，多雨的日子里显得有点潮湿和阴暗的氛围，地砖的粉色，那个可以猜到应该是在最后一场革命的时候拿掉了原先的圣母雕像的空空的壁龛，摇篮上方的黄杨圣枝，还有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铜制的长柄暖床炉所发出的光芒，在波奈的眼里。这一切让他想起了弗拉芒画派某种“内在的东西”。还有这个坐在矮凳上的年轻女人，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在阴影中熠熠生辉的半裸的乳房，这张生动的面孔，红红的面颊，非常白净的额头和下巴，她本身就是一幅画。望着她，欣赏她，几乎好像是在慕尼黑或是德累斯顿的博物馆，独自一人站在其中的一幅油画前，沉醉其中。，画儿带给他的，既是感官的满足，也是精神上的满足，为此他可以放弃世界上的其他一切。这个女人也许会对他表现出冷淡或敌意，可他无所谓，他甚至不会察觉到。对于她，包括对于她周围的一切，他所要求的仅是纯粹的艺术上的益处：保留这幅杰作的明暗，保留这肌肤的光辉，保留这底色的柔和。
就在这时，大钟敲响了十二点。波奈笑了，几乎是非常愉快地笑了。这厚重、深沉、略带嘶哑，从上了漆的古老机箱中发出来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听到过，当时应该是一边欣赏荷兰油画，一边想象着厨娘准备的新鲜鲱鱼，或者想象着透过青绿色的玻璃瞥见的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发出的声音，好像在那阴暗的护墙板上总是挂着这样的一口钟。
但是，他想让玛德莱娜说点什么，他想听到她那清新的，有点儿像唱歌一般的声音。
“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您的丈夫是战俘，也许？”
“不。”她迅速回答道。
想到伯努瓦曾经被德国人俘虏过，只是后来逃出来了，她不禁又害怕起来。她突然想，德国人也许能猜到，会把逃犯抓回去的。“我多蠢啊。”她想，但是出于本能她还是平静下来：必须对这位胜利者表示友好。她用一种坦率而顺从的口吻问道：
“您会在我家住很长时间吗？他们说是三个月。”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波奈解释说，“这就是军人的生活：我们听从命令，听从将军们的心血来潮或是战争的偶然事件。我们正准备去南斯拉夫，但是那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啊？都结束了？”
“这是迟早的事。无论如何，等取得胜利之后，也许我们会到那里去。因此，我想，整个夏天我们也许都会留在这里，除非派我们到非洲或英国去。”
“嗯……您喜欢这样吗？”玛德莱娜说，她想做出一种天真的表情，但是她还是没能掩藏住自己的厌恶之情，微微有些颤抖，仿佛在问一个吃人肉的家伙：“您真的喜欢人肉吗？”
“男人就应当成为一名战士，就像女人应当成为战士的娱乐一样。”波奈回答道，他笑了，因为他觉得面对一个美丽的法国农妇引用尼采的话很滑稽，“您的丈夫，如果他还年轻，也会这样想的。”
玛德莱娜没有回答。实际上，她不太了解伯努瓦的想法，她想，尽管她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伯努瓦不太爱说话，总是穿着羞怯、男性化和法国农民的三层盔甲。她不知道他恨什么，爱什么，她只知道他具备爱与恨的能力。
“我的上帝啊。”她想，“但愿他不要太讨厌这个德国人。”
她在听德国人说话，不过很少回答，她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外面路上的声音，推车从路上经过，教堂敲响了晚祷的钟声，在乡间能够依次听到不同教堂的钟声，先是蒙莫尔小礼拜堂的钟声，轻得好像银钱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然后是镇上教堂沉沉的钟声，再后是圣一玛利教堂急促的排钟声，这声音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才能听到，是风从山坡上一路送来的。
“但愿家里人别耽搁才好。”玛德莱娜低声说。
她在餐桌上添了一个插满勿忘我的奶白色彩陶壶。
“您不在这里吃饭，我想？”她突然问道。
他让她放心：
“不，不，我在镇上吃，有固定的地方。只有早上，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杯加奶的咖啡。”
“这很简单，先生。”
这是这个地区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伴随着这句话的，总是微笑和一种温存的语调，可是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是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客套话，它不表示真的就能得到服务。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如果承诺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还有一句准备好的话在后面，当然是遗憾和请求原谅的口吻：“啊，不是想做就一定能做到的。”但是德国人却陶醉了。
“这里的人都是那么可爱。”他天真地说。
“您这么想，先生？”
“您会把我的咖啡送到床边来的，是吗？”
“只有对病人，我们才这么做。”玛德莱娜讽刺地说。
他想要握她的手，她突然将手缩回去。
“我丈夫回来了。”
丈夫还没到，但是很快就会到。她已经听到那匹母马的脚步声。她走到院子里，外面在下雨。一驾古老的马车从大门下进入院子，自上一次战争以来，这辆马车就没有再用过，这会儿是用来替代坏了的汽车。伯努瓦驾的车。女人都坐在湿漉漉的伞下。玛德莱娜冲她丈夫跑去，抱住他的脖子。
“有个德国鬼子。”她凑到丈夫耳边说。
“他要住我们家？”
“是的。”
“真是不幸！”
“行了。”塞西尔说，“他们不算坏人，如果我们会想办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钱。”
伯努瓦将套解下，把马带回马厩。塞西尔尽管害怕德国人，可是她知道自己今天胜过平时，因为她穿着星期天的盛装和丝袜，戴着帽子，于是她傲然走进了饭厅。
6
部队从露西尔的窗下走过。士兵们在唱歌。他们的嗓音非常好，可是这沉重、阴郁而忧伤的圣歌却令法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歌更是宗教性的，而非战争性的。
这是他们的祈祷吗？女人问。
部队才演习完回来。早上的天气实在太好了，整个小镇仍然在沉睡之中。女人惊醒了，凑近窗户笑了。一个多么柔和清新的早晨啊！公鸡开始啼鸣，原本清越的嗓音因为昨夜的寒冷有点嘶哑。宁静的空气中有一种粉色和银色交织的光辉。这无知的阳光照在排成纵队的男人的幸福的脸上（在这样美丽的春天如何能不感到幸福呢？），这些高大、身材完美、轮廓硬朗、歌声动人的男人令女人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镇上的人已经认得其中的某些士兵了。这不再是第一天来到这里的匿名人群，由绿色军服构成的人潮，彼此之间没有一丁点儿差别，就像大海的一波海浪，没有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特征，与前面的、后面的海浪混在一起。现在这些士兵都有了名字：“瞧。”居民说，“那个住在鞋匠家的小个子，金头发的那个，他们叫他威利。那个棕红色头发的，他要人家给他炒八个鸡蛋，一口气喝了十八杯白兰地，气也没喘一下，而且也没生病。那个很年轻的，站得笔直的那个，他是翻译。他对指挥官的影响可大了。那个就是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