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这样。”
“您的父母还在吗？”
“是的，这会儿，我的母亲应该也像您一样，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书和针线活儿。”
“您的妻子呢？”
“我的妻子。”他说，“在等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等一个四年前第一次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的人……都一样。不在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是的。”露西尔叹了口气。
她想到加斯东·安吉利耶。但是有的女人是在等同一个男人，有的女人等的不是那个走掉的，本该等的男人，她想，这两种女人都会失望。她强迫自己去想她的丈夫，离开她一年的丈夫，想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一定很痛苦，因为留恋而备感烦恼（可他究竟是留恋妻子呢，还是留恋第戎的那个服饰商人？）。她这样想不公平。令他痛苦的，应该是法国溃败带来的耻辱，是损失了那么多财产……突然之间，德国人的目光（不！不是德国人的，而是他的军服，是那种独特的，从灰色中提取出来的杏仁绿，是他的短上衣，是他高统靴闪耀的镜子般的光芒）让她感到格外难以承受。她借口家里还有事要做，返回了屋中。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看见德国人在高大的梨树间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梨树伸展着开满花朵的树枝。多么温和的一天……光线渐渐弱了下去，樱桃树的树枝变得蓝阴阴的，非常轻盈，仿佛沾满了粉的粉扑。狗乖乖地在军官身边走，有时用鼻尖顶住小伙子的手心。军官轻轻抚摸了它好几回。德国人没有戴帽子：他的头发闪着金属的那种金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露西尔看到他望着这座房子。
“他很聪明，也很有教养。”她想，“但我很高兴，他马上就要走了。我可怜的婆婆看到他待在自己儿子的卧室里一定非常痛苦。充满感情的人都非常简单。”她接着想，“她恨他，恨就是一切。那些能够毫不掩饰、直截了当、不加．区分地爱与恨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目前，我只好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尽管天气如此晴朗，就因为这位先生喜欢散步。这真是蠢透了。”
她关上窗子，扑到床上，继续自己刚刚开了个头的阅读。她一直坚持到晚饭时间，但是她看着看着书便有点睡着了，白天的光和热弄得她有些疲倦。等她走进饭厅，她看见婆婆已经坐在她平常一贯坐的位置上，坐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以前是加斯东坐的——对面。她是那么苍白，那么僵硬，两眼噙满泪水，露西尔被吓住了，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想……”安吉利耶夫人回答说，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露西尔看到她的指甲都变白了，“我在想您究竟为什么嫁给加斯东？”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表达愤怒的方式是不会变化的。平日里，安吉利耶夫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慌乱而难以捉摸的，仿佛蟒蛇发出的嘘嘘声。露西尔还从未曾经受过这么直接与突如其来的攻击。与其说愤怒，她更多感受到的是难过。她突然间明白过来，她的婆婆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她想起了家里的那只黑猫，平素一贯显得痛苦、虚伪，需要别人的爱抚，只会呼呼叫着伸出阴险的爪子挠挠人。可是只有一次，它扑向厨娘的眼睛，差点把她弄瞎，因为那一天，家里正准备把它的小猫淹死，打那之后，黑猫彻底消失了。
“我做了什么？”露西尔低声问。
“你怎么能够，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窗下，而他做了战俘，不在家，也许病了，受到那些畜生的虐待，你却怎么能够冲一个德国人微笑，和一个德国人亲切地话家常？这简直难以想象！”
“他请求我允许他到花园里采些草莓。我无法拒绝。您忘了，这会儿他是主人，唉……他的确接受过良好教育，会三思而后行，可是他可以占有他喜欢的一切，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甚至把我们赶出去。他戴着白手套，行使着他征服者的权利。我不能恨他。我觉得他做的对。这里不是战场。我们可以在内心深处保留所有的情感，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为什么我们不能表现得礼貌与亲切呢？眼下的形势中有某种非人道的东西存在。为什么要夸大这一点？这不……这不够理智，我的母亲。”露西尔高声叫道，声音之大令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理智！”安吉利耶夫人叫道，“然而，我可怜的姑娘，就这一个词便足以证明您不爱您的丈夫，您从来没有爱过他，您一点也不为他感到难过！您认为我理智吗？我？我根本不能看见他，这个军官！我真想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我希望看到他死。这的确不公正，不人道，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感情，但我是个母亲，我因为失去儿子而备感痛苦，我恨所有那些让他离开我的人，如果您是一个真正的妻子，您就不可能容忍这个德国人在您的身边。您就不怕在他面前表现得粗俗、没有教养、可笑。我的上帝啊！这军服，这靴子，这金色的头发，这说话声，还有这健康、幸福的神情，而我那不幸的儿子……”
她说不下去了，开始痛哭流涕。
“瞧，我的母亲……”
然而安吉利耶夫人却备加疯狂。
“我在想您为什么会嫁给他！”她再一次叫道，“也许是为了钱，为了产业，可……”
“不是这样！您很清楚不是这样！我之所以和他结婚，因为我是一个小笨蛋，爸爸对我说：‘他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他会让你幸福的。’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上当，新婚后不久就冒出来个第戎的服饰商！”
“可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个什么故事？”
“这就是我婚姻的故事。”露西尔不无苦涩地说，“此时，在第戎，有个女人正为加斯东织毛衣呢，给他制作甜食，给他寄包裹，也许还给他写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真是无聊透了，在属于我俩的大房子里，今天夜里，我可怜的小狼。”
“一个爱他的女人。”安吉利耶夫人喃喃道，她的嘴唇此时如同凋谢了的绣球花一般苍白，变得薄而锋利，像是一条线。
“此时。”露西尔想，“他也许很想把我赶出家门，让那个服饰商取而代之。”但是，出于一种再好的女人也有的永不放弃的阴险，她进一步含沙射影地说：
“的确，她对于他来说，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您只需要去看看他的支票存根就知道了。加斯东走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就在他的书桌里。”
“他还为她花钱？”安吉利耶夫人害怕地叫道。
“是的，这对于我来说倒是无所谓。”
很长时间的沉默。晚上那些熟悉的声音又变得清晰可辨。邻居家的收音机吐出一串单调、哀怨而尖利的音符，就像那种阿拉伯音乐，或是蝉发出的“吱嘎吱嘎”的鸣叫声。这是受到敌台干扰的伦敦BBC广播电台，还有在某个地方，在这夜晚，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散在旷野中的神秘的呢喃，还有蛤蟆那顽固、贪婪的“吱一嗦”“吱-嗦”的求雨声。客厅里，那盏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擦拭、抛光的铜吊灯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玫瑰金色，变成金黄色和新月时期那种苍白的月色，此时，这盏灯照耀着饭桌和两位夫人。露西尔觉得非常难过，她的心中不无后悔。
“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她想，“我应该任由她责备，默不作声。她现在更加苦恼了。她还要原谅他的儿子，让我们重修旧好……上帝啊，这是多么烦恼！”
晚饭结束前，安吉利耶夫人一直都没有开口。晚饭后，两个人在客厅坐着，此时，厨娘过来说蒙莫尔子爵夫人来访。平常，这位夫人与村镇的资产阶级人家不太往来。就像她不太邀请村里的农庄主上她家去一样，她也不太邀请这些资产阶级人家的夫人上她家去，但是，每每她有需要之时，她就会亲自跑到这些人家里来，一副单纯、质朴的劲儿，还有一种天真的傲慢，似乎证明她真的“天性如此”。她总是以邻家女人的身份去的，打扮成贴身女仆的样子，戴着一顶插有野鸡毛、经历过好时光的红色毡帽。资产阶级人家并不认为她这样不事装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其中所表达的，还是对他们的深深的蔑视，并不比她高高在上或是庄重严肃的方式要好多少：就像他们本人，路过农庄进去讨杯牛奶也基本上不用梳洗打扮。看到她这样子，变得温和的资产阶级人家会说：“她并不骄傲”，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用一种特别的傲慢来对待她，和子爵夫人所谓的单纯一样不假思索。
蒙莫尔夫人大踏步地走进安吉利耶家的客厅，她热情地和两位
夫人打过招呼，她为自己这么晚还来叨扰感到抱歉，她拿起露西尔正在看的书，高声念出了书名：《了解东方》，这是克洛岱尔的一部作品。
“这很好。”她一面说一面绽放出鼓励的微笑，就像是在对教会学校一个自觉阅读法国历史的小淘气表示庆贺，“您喜欢读严肃体裁的书，这很好。”
她弯身拣起刚才老安吉利耶夫人掉在地上的毛线球。
您瞧，子爵夫人似乎是在说，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要尊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出身、教育、财产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只看他们的白发。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冷冷地歪着脑袋，几乎没有张嘴，只是向她指了个座儿，请她坐下，她的心里却在大喊大叫——只可惜她不能说出来——“您以为您来到我家，会令我感到不胜荣耀吗，您错了。我的曾太祖父有可能是蒙莫尔子爵领地的农民，可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您死去的公公因为需要钱，急不可待地将多少公顷的土地转让给我的丈夫。再说，您的丈夫上下疏通，得以从战场上跑了回来，而我的儿子却是战俘。您必须尊重我，因为我是一个痛苦的母亲。”对于子爵夫人的问题，她勉强给予回答，说她的身体还好，最近才得到儿子的消息。
“您不抱希望了？”子爵夫人在打探她，意思是说“不久之后就能看到他回家的希望”。
安吉列耶夫人摇摇头，眼睛望着天。
“真是可悲啊！”子爵夫人说，“我们经历了太多。”她又补充道。
她用“我们”这个词，因为她觉得不太好意思，在一个不幸的人面前，装出和她承受了相同痛苦的样子（但是自私的感情轻易地改变了我们对晚期结核病人的最美好的想法：“我同情您，我知道结核病是怎么样的，三个星期了，我的感冒一直没好”）。
“经历了太多，夫人。”安吉利耶夫人冷冷地、忧伤地呢喃道，“我们这里有部队的人，您知道的。”她指了指隔壁房间，苦涩地笑着，补充说：“某位先生……您家里大概也有吧？”她说，尽管人们私下里流传说幸亏子爵的私人关系，城堡里没有德国人。
子爵夫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用愤怒的语调说：
“您根本猜不到他们的脸皮有多厚，要求什么！他们要到湖边，钓鱼、游泳。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水上度过的，这个夏天我都没法儿去了。”
“他们不允许您去？这真是有些过分了。”安吉利耶夫人HLl道，子爵夫人遭遇到的耻辱多少让她感到点安慰。
“不，不。”子爵夫人赶紧解释说，“他们表现得非常在理：‘请您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去比较方便，不会打扰您’，他们对我说。但是您以为我会和这些穿着夏装的先生们面对面地站着吗？您知道吗，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光着膀子？他们占领了教会学校，在院子里吃饭，上半身光着，腿也露在外面，就穿着一条类似三角裤的东西！我们必须把高年级教室的百叶窗关上，免得孩子们看见……她们不该看见的东西，因为教室正好朝向院子。想想看这有多热，我们还真够舒服的！”
她叹了口气：她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困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她表现出坚决反德的决心和炽热的爱国热情，不是因为比起其他外国人来，她更讨厌德国人（她憎恶、怀疑、蔑视所有的外国人），而是因为在爱国主义和敌视德国的感情中，——就像在后来的反犹主义的感情中一样——在对贝当元帅的忠诚中，有一种让她震颤的戏剧性。一九三九年，在教会学校，在由教会医院的嬷嬷、镇上的夫人和富裕的农庄女主人组成的听众前，她做过一系列关于希特勒心理的演讲，在她的演讲中，她将所有的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疯子、虐待狂和罪犯。而就在溃败后不久，她还坚持自己的态度，因为想要那么快地改变主见，这要求她的精神中具备一种柔韧与灵活，可她恰恰没有。那个时候，她亲自将奥迪勒圣女（约660-720，阿尔萨斯霍恩修道院的创建者。据说她曾经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的预言打印成铅字，打了几十份，在农村广为散发，预言里说德国人将在一九四一年年底被彻底歼灭。但是时光流逝，一九四一年过去了，德国人一直都在，而且，子爵被任命为这个村镇的镇长，成了必须追随政府观点的政府人物。子爵也的确越来越倾向于所谓“合作”的政治态度。因此，德·蒙莫尔夫人觉得每天在谈论局势的时候，她都不得不克制自己。这次也是一样，她想起来，自己不应该对这群胜利者表现出憎恶的感情，于是她表示容忍地说（再说，耶稣不是说过也要爱敌人吗？）：
“不过我可以理解，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他们不会穿那么多。无论如何，他们也和别人一样，都是普通人。”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拒绝和她继续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都是讨厌我们的恶人。他们说过，看见法国人都在吃草，他们觉得很幸福。”
“真是可恶。”子爵夫人说，非常诚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愤怒。
由于合作政策毕竟才存在了几个月，而敌视德国的感情却差不多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蒙莫尔夫人自然而然地重新拾起以 前的语汇。
“我们可怜的祖国……被抢掠，被压迫，迷失了的祖国……有多少悲剧啊！看看铁匠家：三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做了战俘，另一个在凯比尔港战役中下落不明……还有山里的贝拉尔家。”她说，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农庄主的姓氏后面还要加上他们所居住的领地的名字，“自从丈夫做了战俘之后，妻子因为疲倦和烦恼，变成了疯子。农活儿只有祖父和十三岁的小女儿干。克雷芒家呢，母亲做活儿的时候累死了，四个小孩子由邻居抚养。不计其数的悲剧……可怜的法国！”
安吉利耶夫人紧闭着苍白的双唇，一边织毛衣一边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子爵夫人和她很快就不再谈论别人的灾难，而是转到自己的烦恼上来。此时她们的语调生动而充满激情，与谈论周围人的不幸时所使用的那种缓慢、夸张和庄重的叙述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小学生用低沉、尊重和无聊地口吻背诵和他毫无关系的希波吕托斯之死，但是当他停下来，向老师抱怨别人拿了他的弹子时，就像奇迹一般，他立刻找回了那种令人信服、充满热情的语调。
“真是可耻，可耻。”安吉利耶夫人说，“一斤黄油卖到二十七法郎。一切都要经过黑市。城里人也要生活，这是当然，可……”
“您别说这个了，我在想巴黎的食物卖到了什么价格……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没有问题，可是还有穷人呢。”子爵夫人甚为高尚地提醒他人注意到穷人的问题，她品尝着做好人的愉悦之情，能显示她没有忘记过那些可怜人，她很愉悦，她觉得尽管她很有钱，可是她从来没有处在被他人抱怨的境地，这就像是一种额外的愉悦。
“我们想穷人想得不够多。”她说。
但这一切都只是装模作样的题外话。现在是切入她此番前来真正目的的时候了：她想得到喂养家禽的小麦。她的家禽饲养场在这个地区很是有名。一九四一年，小麦要求全部上交征用。原则上，小麦是禁止用来喂鸡的，但是“禁止”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可能继续”，只是“再这样做比较困难”而已。是分寸、机会和钱的问题。子爵夫人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颇为传统的一张由神父先生主编的地方报纸上。文章的题目是《一切为了元帅！》。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让我们将这句话说出来！让我们不断重复它，在茅屋下，在夜晚，围绕着灰烬下仍然燃烧着的火苗。一个法国人如果要配得上这样的身份，就不能再丢一粒稻谷给鸡，再丢一个土豆给猪。他会节省下每一粒燕麦、黑麦、大麦，油菜籽，但是他会将这所有的财富汇聚起来，捆成一束，扎上象征着爱国主义的三色缎结，将它送到我们可敬的老人的脚下，给了我们希望的可敬的老人！”但是在所有子爵夫人认为不该保留一粒麦子的家禽饲养场之中，当然不包括她本人的。这是她的骄傲和她花心思最多的地方。她的饲养场里有若干在法国或国外的农业竞赛中获奖的稀有品种；子爵夫人拥有这个地区最好的地产，但是对于这样一桩微妙的交易，她不敢对那些农民开口：对这些无产阶级，不能受之以柄；像这一类的复杂事物，他们会让她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和安吉利耶夫人之间就是另一回事了。事情总能得到解决的。安吉利耶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我也许能给……一到两袋吧……在您这方面，通过镇长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煤？原则上我们是没有权利，但是……”
露西尔离开她们，走近窗户。百叶窗还没有关上。客厅朝向广场。在死难者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张凳子，位于阴影之中。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之中。这是一个美妙的、春天的夜晚，天空上布满了银色的星星。邻家的屋顶在夜晚闪烁着柔弱的光，那里是铁匠铺，老人也许正在为失去的三个儿子哭泣，还有那个鞋匠的小铺子，鞋匠死在战场上，他可怜的妻子和十六岁的儿子尽可能地支撑着这个小铺。仔细地听，也许在一间间低矮、阴暗、安静的房子里，都会传出哀怨的叹息，露西尔想。但是……她都听见了什么？黑暗中出现了笑声和裙子的摩擦发出的窸窣声。接着是男人的声音，怪腔怪调地问：
“怎么说，法文，这个？吻？是的？哦，真好……”
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些阴影在游荡，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见女子的白色上衣，披肩长发上的蝴蝶结，还有闪闪发光的靴子和腰带。哨兵一直在禁止靠近、违者处死的“lokal（德语，地方）”来回踱步，但是他的同伴们正享受着美好夜晚的乐趣。两个士兵夹在一群姑娘之中，唱道：
Trink'mal ein tr？pfchen！
Ach！Suzanna……（德语，意为“再喝一滴，苏珊娜……”）
随后姑娘们也低声地哼着．
安吉利耶夫人和子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她们听到歌曲的最后几个音符。
“这个时候谁还能唱歌？”
“是和德国士兵在一起的女人。”
“真可怕！”子爵夫人叫道。
她比划了一下，表示惊讶和恶心。
“我很想知道哪些姑娘那么不知羞耻？我要让神父先生注意。”
她探过身，目光灼灼地探视着黑夜。
“我们看不到她们。她们也不敢在大白天这么做……啊，夫人们，这才是最糟糕的！瞧，现在，他们把法国姑娘都带坏了！想想看吧，她们的兄弟和丈夫都是战俘，而她们却和德国人一起过着放荡的生活！某些女人身体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子爵夫人叫道，她的愤怒有多重原因：受伤的爱国热情，对于廉耻的感觉，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产生的怀疑（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要做有关《真正的年轻基督教女信徒》的报告；她还创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有时她还会邀请这里的姑娘到她家看富有教育意义、起感化作用的电影，比如说《索莱姆斯修道院的一天》或是《从毛虫到蝴蝶》。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全世界觉得法国女人是那么可怕，那么无耻？），最后，就是她对某种个性的执著，尽管有些形象让她这个性变得有些模糊，尽管她还没能从子爵那里得到安慰，因为子爵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女人很少作出评判。
“这真是耻辱！”她感叹道。
“这很可悲。”露西尔说，她想到了这些青春徒然流逝的姑娘：男人不在，要么做了战俘，要么死在战场。敌人取代了他们男人的位置。是很可悲，可以后不一定会有人知道。这可能成为她们的后代所不了解的事情之一，也有可能，出于廉耻之心，她们以后会转变的。
安吉利耶夫人打铃叫来了厨娘。厨娘把百叶窗和窗户全都关上，一切又回到黑夜之中。歌声，亲吻的声音，星星柔和的光芒，胜利者在乱石小路上的脚步声，还有徒然祈求上天给一点雨水的蛤蟆的贪婪叫声。
10
有一两回，德国人在半明半暗的门厅碰到过露西尔，正好她想取下那顶挂在鹿角上的花园里戴的帽子，不小心却将一只挂在衣钩下方墙上，起装饰作用的铜盘敲得叮当作响。德国人似乎在守候这满屋寂静之中的轻微响动。他打开自己的房门，前来帮助露西尔，替她拿过篮子，整枝剪，书和针线活，还有她放在花园的长椅，但是她不再和他说话。她只是微微颔首，节制地微笑一下，表示谢意；她相信老安吉利耶夫人就躲在百叶窗后面盯着她，她能够感觉到她的目光。德国人明白，他不再自我表现，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出去，带部队士兵演习，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他才回来，回来后就和狗一起待在房间不出来。晚上，有时在村镇里走动的时候，露西尔会在某个咖啡馆里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啤酒。他避免和她打招呼，看见她总是皱着眉头转过身去。她则在数日子：“他星期一走。”她心里在说，“等他回去了，也许部队就会离开镇子。无论如何，他已经明白，我不会再和他说话。”
每天早上，她都要问厨娘：
“德国人一直都在吗？玛尔特？”
“上帝啊，是的，他看上去不是很惹人厌。”厨娘总是说，“他问我是不是乐意接受水果。他非常诚心地给我。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他们有成箱的桔子。非常新鲜。”她又补充说，感情陷入犹豫之中，一边是对给她桔子，并且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每天都显得“很漂亮，很可爱，一点儿不让人害怕”的军官所产生的亲切之心，另一边却在想他们从法国人手里剥夺了这些水果，于是闪过一丝愤怒的火光。
也许愤怒占了上风，因为她接着便不无憎恶地说：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多么肮脏的民族！我，我从军官那里拿所有我能拿的东西：他的面包、糖、从他家里寄来的点心（这可是用好面粉做的，我发誓，夫人），还有香烟，我寄给我的战俘。”
“哦，不能这样，玛尔特！”
但是老厨娘只是耸了耸肩膀。
“既然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这只是……”
有天晚上，露西尔从饭厅里出来的时候，玛尔特打开了厨房的门，喊住她：
“夫人愿意打这里过一下吗？有人想见您。”
露西尔走进厨房，心里非常害怕被安吉利耶夫人撞个正着，安吉利耶夫人不喜欢在厨房和食物贮藏室看到陌生人。不是因为她真的怀疑露西尔会偷果酱——尽管她总是故意查看露西尔打开过的橱子——，而是倘若陌生人闯进了厨房或是食物贮藏室，她就像一个在自己的工作室受到搅扰的艺术家，或是在梳妆台前被撞见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一样，有一种被激怒的羞涩：厨房是属于她、只属于她的圣地。玛尔特在她家已经工作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以来，安吉利耶夫人一直非常注意提醒玛尔特不要忘记，她这并非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别人家，她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迫离开她的鸡毛掸子、锅、炉子，就像一个忠实的信徒，在基督教仪式结束之后，应当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他在这世间的一切财产都只是暂时属于他而已，第二天就可能因为造物主心血来潮的意愿被全部收回。
露西尔走进厨房后，玛尔特关上门，她用一种让她放心的语调对她说：
“夫人去做祈祷了。”
厨房非常大，就像—个舞厅，两扇大窗户朝向花园。一个男人坐在桌前。露西尔看见了一条精妙绝伦的石斑狗鱼，银色的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着，最后的颤抖。鱼被扔在防水桌布上，在一个金黄色的大面包和空了一半的葡萄酒瓶之间。男人抬起头，露西尔认出了他，是伯努瓦·拉巴里。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伯努瓦？”
“蒙莫尔先生家的池塘。”
“有一天您会被捉住的。”
男人没有回答。出于不满他将鱼稍稍抬起，大鱼虚弱地呼吸着，摇着透明的尾巴。
“是礼物吗？”厨娘玛尔特问，她是拉巴里家的亲戚。
“如果您愿意的话。”
“把这给我，伯努瓦。夫人知道吗，又减了肉的配额？我看不久就会是世界末日，大家都要死了。”她补充说，她耸了耸肩，将垂在搁栅上的一只大火腿挂好，“伯努瓦，趁着夫人不在，说说你为什么来找加斯东夫人。”
“夫人。”伯努瓦费了番劲儿才说出口，“我家里有个德国人尽围着我妻子转。是指挥官的翻译，一个十九岁的小淘气。对此我无法忍受。”
“可我能做些什么呢？”
“他的一个同伴住在这里……”
“我从来不和他说话。”
“别对我说这个。”伯努瓦翻了翻眼睛说。
他走近炉子，下意识地玩起了火钩，把它弄弯，再把它弄直。他的力气大得超乎寻常。
“那天，他们看见您在花园和他说话，和他一起笑，一起吃草莓。我不是指责您，这是您的事情，我是来请求您的。让他和他的同伴讲讲道理，另寻住处。”
“这是什么地方啊！”露西尔却在想，“这里的人的眼睛都能穿透墙壁。”
就在这时，已经忍耐了好几个小时的暴风雨再也按捺不住了，只听得一声雷响，非常简短庄严的一声，又急又冷的暴雨倾盆而下。天空变得阴沉沉的，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刮大风的日子十之八九是这样的，玛尔特满意地说：
“这下子夫人被阻搁在教堂回不来了。”
她利用这个机会给伯努瓦端了杯热咖啡。闪电照亮了厨房，雨水在地砖上流淌，闪闪发光，在这含硫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绿色。门开了，是德国军官，因为暴风雨的缘故，他不得不出了自己的房间，来讨两根蜡烛。
“怎么，您在这里，夫人？”认出露西尔之后，他补充道，“请您原谅，这么黑，我没看见您。”
“没有蜡烛。”然而玛尔特没好气地说，“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法国就没有蜡烛了。”
她很不高兴看见军官出现在她的厨房里。在别的屋子里还可以忍受，但是这里，在炉子和食品橱之间看见他，真是难以忍受，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耻辱，简直是亵渎：他侵犯了这个家的灵魂所在。
“至少给我一根火柴。”军官祈求道，故意用了一种哀怨的口气，想博取厨娘的同情，但是她仍然摇着脑袋。
“也没有火柴。”
露西尔笑了。
“别听她的。瞧，火柴在这里，在您身后的炉子上。正好这里有人想和您说话，先生。他想投诉一位德国士兵。”
“啊，真的吗？您请说。”军官活泼地说，“我们一直非常注意，帝国军队的士兵应当非常尊重当地居民。”
伯努瓦没有说话。这回是玛尔特在说：
“他老是围着他妻子转。”她说话的那种口吻让人有些搞不清楚，不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的愤怒，还是遗憾自己不再处在能够碰到这类麻烦的年龄。
“但是．小伙子，您也许把德国军官的权利想得太大了。当然，如果我手下的家伙冒犯了您的妻子，我可以惩罚他，可如果您的妻子觉得他很对胃口……” ’
“不要开玩笑！”伯努瓦吼道，他冲军官迈了一步。
“他讨人喜欢吗？”
“不要开玩笑，我告诉您。我们不需要这类肮脏的……”
露西尔出于恐惧和警告叫了一声，玛尔特用胳膊肘顶了顶伯努瓦。露西尔猜到伯努瓦马上就要说出严禁说的“德国鬼子”，如果说出这个词，将处以监禁的惩罚。伯努瓦好不容易才忍住。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人跟在我们的女人身后。”
“但，我的朋友，必须在这之前就对他们有所防备，你们的女人。”军官温和地说。
他的脸非常红，脸上浮现出一种高高在上、令人很不舒服的表情。露西尔插话了。
“我请求您帮帮忙。”她低声说，“这个男人吃醋了。他很痛苦。别把他逼急了。”
“那个人叫什么？”
“波奈。”
“指挥官的翻译？可他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他和我的军衔是一样的。我没办法介入这件事。”
“以朋友的身份也不行吗？”
军官耸耸肩膀。
“不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伯努瓦打断了他，声音平静而尖酸。
“没有必要解释！对于一个士兵，一个可怜的家伙，其实可以采取措施。Verboten，就像你们用你们的语言所说的那样。可为什么要搅扰军官先生们的乐趣呢？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都是如此。”
“请给我煮杯咖啡，我亲爱的玛尔特，我一个小时以后离开。”
“又要去演习？都连着三个晚上了。”玛尔特叫道，她没能够校正对敌人的感情，有的时候，看到部队清晨回来，她会颇为自得地说：“看他们多热，多累，啊，真是好玩”，有时候她又忘了他们是德国人，觉得内心一种母性的怜悯油然而生：“可不管怎么说，这些可怜的小伙子，这日子可不好过……”
出于某些说不出口的原因，今天晚上，正是这种女性的柔情占了上风。
“好了，不管怎样我马上给您做咖啡。您就坐这里吧。您也喝一杯，夫人。”
“不……。”露西尔开口说。
伯努瓦却跑了。他悄无声息地翻窗离开。
“哦，我求求您。”德国人低声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多打扰您了。我后天就走，等我回来部队可能就要受命进驻非洲。我们再也不会见面，如果知道您不仇恨我，我会舒服一点儿的。”
“我不恨您，可是……”
“我知道，别再说下去了。请您陪我一会儿……”
然而玛尔特已经开始摆桌子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温柔的、同谋犯似的微笑，好像被什么人带坏了一样，仿佛偷偷地给一个受到惩罚的孩子塞上一块蛋糕。在干净的餐巾上，放着两只彩陶的花碗，滚烫的咖啡壶和一盏她从橱子里拿出来的老式油灯，油灯已经装好油，点燃了。柔和的红色火焰照亮了墙上到处挂着的铜质器皿，军官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你们叫什么？夫人？”
“这个是长柄暖床炉。”
“那这个呢？”
“这个是烘蜂窝煤饼的铁模。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不再用这个东西。”
玛尔特拿来一个巨大的，简直像个骨灰瓮的糖罐，糖罐的脚是铜的，盖子上还雕着花，她还拿来了用雕花玻璃杯装着的果酱。
“那么说，后天的这个时候，您就和您的妻子一起喝咖啡了？”
“我希望是这样。我会和她谈起您的。向她描述一下这座房子。”
“她不了解法国吗？”
“不，夫人。”
露西尔本想知道敌人是否喜欢法国，可是出于一种羞涩的骄傲，她忍住已经冲到唇边的话。他们继续喝着咖啡，默默的，也没有注视对方。
接着德国人谈起了他的国家，冬天，白雪覆盖之下的柏林的林阴大道，还有那尖利、猛烈，扫过欧洲平原的空气，幽深的湖泊，松树林和采砂场。
玛尔特急不可耐地加入谈话。
“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我不知道。”军官微笑地说，他微微耸了耸肩膀。
“但是您怎么想呢？”这一回是露西尔在问。
“夫人，我是士兵。士兵不想。他们说到那里，我就去那里。他们叫我打自己，我就打自己。叫我去送死，我就去死。思考这样的事情只会让战役变得更为艰难，让死亡变得更为可怕。”
“可是激情……”
“夫人，请原谅我这么说，这是女人的词。一个男人，即便没有任何激情可言，也要履行他的责任。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才承认他是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也许吧。”
花园的雨声小了。最后的雨滴慢慢地落在丁香花上。鱼塘里的水满了，溢出来，慵懒地低声吟唱着。大门开了。
“快跑，夫人回来了！”玛尔特的口气里不无恐惧。
她把军官和露西尔往外推。
“从花园走！她肯定要冲我大叫大嚷了，我的圣母啊！”
她匆匆忙忙地将剩下来的咖啡倒入洗碗槽，藏起杯子，吹灭油灯。
他俩出了厨房，站在外面。军官笑了，露西尔有点发抖。两个人躲在暗处，看见安吉利耶夫人穿过屋子，前面是举着一盏小灯的玛尔特，接着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铁栅栏也都放下固定好，听着铰链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生锈的链条发出的声音和沉沉的大门插上门闩所发出的可怕的声音，德国人说：
“就像监狱一样。那您怎么回去呢？”
“从书房的小门。玛尔特会留好门的。”
“您呢？”
“哦，我翻墙。”
他果然轻盈地一跃，柔声说了一句：
“Gute Nacht．Schlafen sie wohl．（德语，晚安，入睡吧）”
“Gute Nacht．”她回答道。
她的口音让军官笑出声来。站在暗处，她听了一会儿这逐渐远去的笑声。一阵微风将丁香花的花枝吹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感到轻松、愉快，一路小跑回到自己房间。
11
每个月，安吉利耶夫人都会去视察她的领地。她总是选择一个星期天去看属于她家的“世界”，这让她家的租种户们非常恼火。她一来，他们就匆匆忙忙把咖啡、糖以及午饭残留的渣滓藏起来。安吉利耶夫人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她觉得自己人的食物都是从应当交还给她的食物里克扣下来的；对于那些从肉店老板那里拿最好的肉的人，她总是给予尖酸的指责。她在镇子上有自己的眼线，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哪个租住户的妻子或是女儿过于频繁地购买丝袜，香水，粉袋或是小说，她就会将其辞退。德·蒙莫尔夫人也用类似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人，但是，由于她是贵族，比起安吉利耶夫人所属的尖酸而物质至上的资产阶级，她更注重精神价值，她尤其关注宗教问题。她问的是孩子们是否受洗，是否一年领两次圣体，女人是否去望弥撒（至于男人，她便听凭他们去了，想要知道这类的信息太难了）。不过，在共同管理这个地区的两个家族中——蒙莫尔家和安吉利耶家，最让人讨厌的还是前者。
晨曦刚刚沉沉地出现在天际，安吉利耶夫人就上路了。昨晚的暴风雨彻底改变了天气：天上落着冰冷的瓢泼大雨。汽车没法儿开，因为没有许可证也没有汽油，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找人去车库里搜寻了一番，三十年来她一直把一辆四轮马车放在那里，马车套着两匹好马，走过不少路。家里所有人都站着目送老夫人离开。最后一分钟，她（不无遗憾地）把钥匙交给露西尔。她撑开伞；暴雨下得更急了。
“夫人应该等到明天再走的。”厨娘说。
“我得操心一切，因为这个家的主人被那些先生抓了去做战俘。”安吉利耶夫人讽刺地高声答道，也许是为了让两个路过的德国士兵感到忏悔。
她看了他们一眼，用夏多布里昂描写过的那种目光，“闪闪发光的瞳仁似乎从眼睛里分离出来，像子弹一样射向人群”。
但是这两个士兵不懂法文，他们大概把这目光当成是对他们漂亮的身材、堂堂的仪表和完美的军人气度所表达的一种敬意，因为他们露出了羞涩而优雅的笑容。安吉利耶夫人厌恶地闭上了眼睛。马车启程了。一阵狂风摇动着车门。
早晨，稍晚一些的时候，露西尔去了裁缝家，裁缝是个年轻的女人，人家都在传她和德国人鬼混。露西尔带去了一块很轻的布料，想要做件晨衣。裁缝摇摇头：
“您运气真好，还有这样的丝绸。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嫉妒的意思，而是充满了尊敬，仿佛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拥有某种特权，而是拥有一种自然的诀窍，可以让他们先于他人得到服务，就像平原的居民说山民的那样：“他可不会跌断脚，他！他从童年时起就开始爬阿尔卑斯山了。”她也许认为露西尔——从她的出身，从她的返祖性天赋——比她本人更善于钻法律空子，绕过规则，因为她一边微笑一边冲露西尔眨眼睛：
“您很有办法，看得出来。这很好。”
就在这时，露西尔瞥见床上有一根德国士兵的腰带。两个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裁缝的目光中有一种狡猾、专注和无情的味道，就像一只猫，别人想要从它的爪子下夺取它正准备咬死的小鸟时，它便会抬起鼻子，傲慢地喵呜喵呜直叫，仿佛在说：“不？可是，有好几次了？要么是你的，要么是我的，这块好肉？”
“您怎么能这样？”露西尔低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