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您昨天那封信的回复，我想，在《大卫·戈德尔》里，有一章是大卫在和布尔什维克讨论一口油井的转让问题。这一章应当显示出对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友好的态度，但是我这里没有《大卫·戈德尔》，您愿意看一下吗？还有，她在《格兰瓜尔报》上刊登的《地中海东岸诸港卜您也有手稿的——对待其主人公，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江湖郎中也非常无情，但是我不记得她是否明确说这是个犹太人。我想应该是的。
我在《契诃夫的一生》的第十四章读到这样的句子：“六号大厅奠定了契诃夫在俄罗斯的声名；正因为此，苏联将契诃夫视作自己的作家，认为如果说他曾经在此生活过，他就应该属于马克思政党。一个作家的身后荣光充满了惊奇……”。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其他东西，这一点是不够的。
真的没有办法通过法国当局打听到我的妻子是否一直在皮迪维埃集中营吗？十天前，我曾经以回电邮资已付的方式发电报给集中营的指挥部，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难道这也是禁止的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弟弟保罗是在德兰西，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总之……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给大使的信中那么有信心。米歇尔。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保罗·莫朗夫人。
在此呈上我在电话中所说的那封信。我想您所处的位置比任何人都容易判断是否应当将这封信送到作者希望送到的人的手中。从根本上说我很难表态，至于细节上，我觉得有些话说得不太好。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玛弗莱克（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姐姐，和他同时被捕，也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且和他同时被送进毒气室。——原注。）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收到了我的来信，但是我担心这些信都丢了，因为我的信是写给朱丽叶的，但是在电话里姑姑没有弄明白她的名字。我亲爱的，我再一次请求你一定要坚强，为伊莱娜，为孩子们，为其他所有人。我们没有权利丧失勇气，因为我们是信徒。我曾经绝望得发疯，但是我又重新振作起来，为了得到他们的消息成日奔走，去拜访那些和我们处境差不多的人。日耳曼娜（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哥哥萨穆埃尔·爱泼斯坦的法国朋友。——原注。）昨天回来了，等她准备好以后就会立刻动身前往皮迪埃尔集中营。由于萨穆埃尔好像被关在皮迪埃尔附近的伯纳一拉洛朗德，她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伊莱娜和他传递消息。除了在德兰西的阿尼亚要衣服和书以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消息。有好几封从德兰西写来的信，都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吃得也不错。我亲爱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有勇气。由于名字不清楚，钱到得迟了。明天我会回来，再去见见约瑟芬（约瑟芬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贴身女仆。——原注）。日耳曼娜见了那在皮迪维埃有个保姆的先生。我必须在日耳曼娜走之前去见她一面。她有萨姆埃尔的只言片语，不过那还是萨姆埃尔在德兰西时写的。她走的那天我会给你写信，但是我希望你给我写点什么，我的小弟弟。至于我，我仍然没有倒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所有时刻一样充满希望。无限温柔地吻你和小家伙们。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
卢梭夫人（法国红十字会）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巴齐医生（红十字会丰席。——原注。）今天早晨出发，会在自由区待上几天，他会在那里处理爱泼斯坦夫人的事情，会尽他所能帮她说话。由于他在出发之前没有时间给您回复，他让我通知您，他收到了您的来信，他一定不会忘记尽他所能予以您帮助。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卢梭夫人。
听到巴齐医生会采取对我妻子有利的行动，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想，是否应当将巴齐医生所采取的行动与其他人已经在采取的行动协调起来，已经介入的人包括：
1）我妻子的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先生（专门负责此事的主要是安德烈·萨巴蒂埃先生，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
2）保罗·莫朗夫人。
3）亨利·德·雷尼埃。
4）夏布朗伯爵。
我将会把此信的复印件寄给萨巴蒂埃先生，他能够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电话：Dan87—54）。不知道妻子身在何处，这对我而言尤其痛苦（七月十七日的星期四，她在卢瓦雷省的皮迪维埃集中营，可自此之后，我没有收到她一丁点儿的消息）。我也希望她能够知道孩子和我，我们目前没有受到最近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很好。红十字能够让她知道这点信息吗？我们能给她寄包裹吗？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这里是我寄给红十字会的信的复印件。一直没有一丁点儿我妻子的消息。真是让人难过。是否已联系上阿贝先生，已将我的信转交给他？米歇尔。
又及：您能否告知我夏布朗伯爵的地址？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B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才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得知，被囚禁在皮迪维埃集中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和孩子）都被送往德国边境，并且从那个地方被送往东部——也许是波兰或俄罗斯。这可能是三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我都以为我的妻子在法国的某个集中营里，在法国士兵的看管之下。现在知道她身处荒蛮的国家，也许条件非常恶劣，没有钱，也没有生活必需品，至于周围的人，她也许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这真是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我们所要尝试的已经不是尽快让她从集中营出来的问题，而是要救她的命。
您应该收到我昨天的电报。我请您注意到我妻子的一本书，《秋天的苍蝇》，先是在克拉出版社出的豪华本，然后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反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很抱歉没能早想起这本书。我希望现在向德国当局说明这就在手边的证据不是太迟。
我知道，亲爱的朋友，在拯救我们的问题上您已经尽您所能，但是我请求您能够再找到、想到一些别的东西，再去找找莫朗，夏布朗，您的朋友，尤其是巴齐医生，他是红十字会的主席，住在牛顿街12号，电话号码是：KLE．84．05（他的特别秘书长是卢梭夫人，和他地址相同），请他们注意一下《秋天的苍蝇》里这个新证据。如果我们这些因为布尔什维克丧失了一切的人，我们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判了死刑，这真是难以想象！
最后，亲爱的朋友，这是我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唤。我知道自己这样滥用您和仍然是我们朋友的人，的确是有些不可原谅，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生死的问题，不仅关乎我的妻子，也关乎我的孩子——即便我不说是关乎我自己。事态非常严重，我一个人在这里，和小家伙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在监牢里，因为他们禁止我动，我甚至不能从行动中得到安慰。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愿这可以算是我写这封冒昧的信的理由。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
我，W．柯克夫佐夫伯爵，俄国前任议长，财政部部长，兹证明我非常了解的米歇尔·艾凡·爱泼斯坦先生是俄罗斯银行的管理人员，是我领导下的巴黎银行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声誉是无可指责的，他的行为和感情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警察署证明）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您的电报和来信收悉。我不久就会离开巴黎，在近郊住几个星期，因此在我动身之前给您回复。如果您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期间给我写信，请寄往那里的地址，您很快就会知道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且一定告知我。至于我这一面，目前为止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没有结果。
1）我已写信给夏布朗伯爵，但是没有任何回音。由于我不认识他，我无法再次求助于他，因为我不知道这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不愿介入此事。他的地址是：波旁广场6—2号，巴黎第七区。
2）相反，保罗·莫朗的夫人一直非常投入地为此事奔忙。她采取了多种步骤，您的信现在在她手中，近几天，其主要内容连同医疗证明应当已经通过她和大使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转交上去了。她读了《秋天的苍蝇》，但是在她看来，这和她想要找的东西并不相符：书的确显示了反对革命的立场，但谈不上反布尔什维克。她暗示您不要采取在她看来是分散而无用的步骤。她一直认为，您应该敲响的惟一一扇门应该是犹太联合会，该联合会能通过其分支机构了解到您妻子在哪里，也许能够告诉她孩子们的状况。这是该机构的地址：慈善街29号，巴黎第八区。
3）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陷入了他再也无能为力转圜的境地。
4）在与法国当局周旋之后，我岳父的回复也几乎是同样无可逆转。
5）在我的请求下，一位朋友接触了《上帝是法国人吗》的作者（弗雷德里希·谢伯格），他答应试着打听到她的消息，因为他认为放她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6）昨天我给红十字会打了电话，我与卢梭夫人的临时代替者通了话，她也非常热情，而且很了解这件事情。巴齐医生目前在自由区，正在高层打听情况，会尽一切可能获得他所能获取的信息。他应该是星期四回来，在我走之前，我会给他去电话。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1）这次关系到您妻子的措施是全国范围内的（这里，仅仅在巴黎，就牵涉到几千个没有国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对您的妻子网开一面，但是这也让我们有所希望，那就是您妻子并没有遭遇到什么特殊的对待。
2）该项措施是德国这方面最为权威的几个机构采取的，德国其他军事或民政机构，包括法国当局在内，哪怕是高层，似乎也对这几个机构毫无影响力。
3）出发前往德国似乎确有其事，不过据保罗·莫朗夫人说，他们不是进集中营，而是为了前往波兰，然后在波兰将这些无国籍的人重新分组。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我的想象或许过分了，亲爱的先生。您惟一的责任就是想想孩子们，并且为了他们，您不能倒下，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建议……您会对我说。唉！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非常忠实于您。安德烈。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
非常不幸，伊莱娜已经离开——去哪里？我不知道。您能够想象到我有多么焦虑！她是七月十三日被带走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一个人和两个孩子在这里，孩子们有朱丽叶在照管。您也许还能想起来，您在威尔森总统街见过她。如果有一天我收到伊莱娜的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亲爱的夫人，您十分愿意帮助我们，我就不客气了，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您能给我们一些线，棉布和打字机用的纸吗？您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
伊莱娜七月十三日被宪兵带走，他们带走她是根据德国警察的命令，然后她被带往皮迪维埃集中营——这都因为她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可是却没有考虑到她是天主教徒，她来到法国是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们剥夺了她父母的财产。她七月十五日到达皮迪维埃，根据我从她那里收到的惟一一封信，她应该是十七日离开皮迪维埃的，去往不知道什么地方。接下来我便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活着。由于我没有权利离开这里，我请求一些人给予我一定的帮助，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您能够做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我请求您千万试试，因为这份担心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想想看吧，我甚至不能给她寄点吃的，她没有带衣服，身上也没有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被带走，因为我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一直没有伊莱娜还活着的一点儿信号。我听从了保罗（此处指的是保罗·莫朗的妻子，但是因为安全原因，必须免去明确的姓氏。——原注。）夫人的建议，没有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我只相信她。对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我想我忍受不了多久。您对我说过您在等巴齐医生的消息。我猜您大概没有什么消息吧？如果红十字会能够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衣服，钱和生活必需品带给伊莱娜就好了。
如果您见到保罗夫人，请您转告她，我收到Mgr．格利卡（罗马尼亚的主教，经常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来往。——原注。）的一张明信片，他六个月前在布加勒斯特，身体一直不错。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回来之后，给保罗夫人打了电话。我向她转达了您的感谢之情，并且告诉她，您听从了她的建议。所有的这些行动，包括您曾经写过信的那个人，都没有能产生任何结果。“我们撞到了墙上”，她对我说。保罗夫人认为必须等到世界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和趋于稳定才行。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们的信件交错而过。谢谢您给我一定的回复，尽管消息都是如此令人悲伤。您是否认为我们有可能换个位置，我的妻子和我——我也许能够替代她更好地服役，而她在这里也许更好一些。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能不能让我到她身边——我们俩在一起会好些。当然，我必须私下里和您谈谈这些事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从七月十四日起，我就说过，如果必须我到伊西来一趟，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前往伊西，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真的来了，就能做出什么明确的，有价值的决定。我来告诉您为什么。
换位置是不可能的。这只能造成又多了一个囚犯，尽管您此番请求的理由相当充足。只有在我们打听清楚现在伊莱娜在哪里，也就是说一切都“组织好了”，那么，而且也只是有可能，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两个人，在同一个集中营里！这也是不可能的，集中营男人和女人绝对不可能在一起，必须分开。
红十字会向我确认一件事，我不能够确认，今天早晨，我给您发了封电报进行确认。我会立刻将此转达给红十字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能够得到一点消息。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答应过您，一切要求都要经过您，我信守我的诺言。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外国身份证到今年十一月就要过期了，我必须更换。这取决于马孔的萨沃纳和卢瓦省，我必须在这几天提出更换的申请。我希望该申请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麻烦。我希望您能够和马孔省署沟通一下。我从各方面来说都极为守法，但是眼下对我们这类人非常不利的环境让我感到害怕，司法部也许又会找点什么麻烦。我能够信任您吗？在收到您的回复之前我不会有任何行动，但这事很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今天早晨收到了您二十九号的来信。我读了，并且让别人也读了这封信。毫无疑问，我的答复非常干脆：别动，任何行动在我看来都是极端不谨慎的。我在等丹奈司铎来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他沟通一些事情。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8号的来信，同时也收到了您寄往第戎的信的备份。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您：
我们的朋友的行为完全合乎规定，您必须承认这事不会构成任何阻碍。
至于孩子们，用您的话来说，她们是法国人，因此我不觉得她们必须换个环境，但是这只是您的话而已。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红十字会能够给您更准确，更有把握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科佐监狱）。
（信是用铅笔写的）
我一直被关押在科佐，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的身体也很好。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发离开，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我信任您的友情，相信您会善待我的亲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份友情非常必要。我相信您会照顾他们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要对您说的，除了告诉您，我的勇气一直都在，紧紧地握您的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朱丽叶·杜莫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
十分感谢您仍然继续支付月津贴。您一定理解我非常着急。七个月来我不得不将她们再次隔离，藏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希望这场噩梦已经结束。我找到了孩子们，把她们放在寄宿学校。我的长女现在是三年级，巴拜是小学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终于自由了。因为德尼丝能够安静下来专心上学，这关系到她的未来。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朱丽叶·杜莫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收到了一万五千法郎。自二月底以来，我非常为孩子们担心。还是得把她们藏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圣一加布里埃尔嬷嬷没有给您回复。她们已经七个月没有上课了。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她们能够好好学习。我又把她们送进了寄宿学校。德尼丝上三年级，巴拜上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能重新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有在我们的困难时刻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的善良的嬷嬷。我希望在这等待我们被流放的亲人回来的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让您感到苦恼的事情了。现在，能够销售所有作家的作品了吗？抑或销售仍然没能解禁？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
非常感谢您十月一日的来信。我知道您不得不又经受了严酷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现在，您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了，不再为孩子们的命运感到担忧，她们也能静下心继续学业。我们必须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这可怕的噩梦很快就能结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有孩子们父母的消息。您知道，这是我最常牵记的愿望之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
我才得知您最近因为孩子有多么担惊受怕，知道之后我也不禁发抖。我也只有在知道您现在已经躲开一切您没有明说的纷扰之后，才能高兴得起来。所剩下的事情，就只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被劫去的人能够回来。
埃斯梅纳尔先生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好继续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卖完的书卖出去。至于我，我现在想的问题是，此时出版她的那两部手稿是否合适，手稿在我手中，一部是小说《这个世界的财产》，另一部是契诃夫的传记。埃斯梅纳尔先生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应该暂缓出版，因为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引起他人的注意有可能会比较危险，她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们随时可以采取报复的行为，她根本躲不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
祝在一九四五年里您一切平安，但愿您最亲爱的朋友能够回来。
一九四五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
九千法郎（一九四五年六、七、八三个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
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R.阿德勒的回复。
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寄给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我们收到了，可是真是抱歉！我们没有能够将它转到收信人的手里。实际上，内米洛夫斯基夫人一九四。年开始就住在伊西，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在伊西被逮捕，被带往皮迪维埃集中营，当月又被送往别的地方。几个星期后，她的丈夫也遭到逮捕，也被送走了。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没有人得到过他们的消息。多亏了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外省的一位朋友悉心照料，两个孩子才得以幸免于难。请相信，将如此不幸的消息传递给您，我们感到深深地抱歉。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
阿尔班·米歇尔致八沙勒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寄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真是遗憾！我们无法将这张明信片转给她了，因为我们的作者和朋友在一九四二年就被带走了，最后被送往波兰的某个集中营。自此之后，虽然我们多方打听，却始终没能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在她被带走几个月之后，她的丈夫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孩子们，她们被托付给他们家的一位朋友，目前都好。我很遗憾告诉您如此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
一九西五年四月五日
马克·阿尔达诺夫（俄罗斯文人及科学家解救基金会）一纽约一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
通过罗莎·阿德勒夫人，我们得知了有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悲惨消息。阿德勒夫人还告诉我们，多亏了曾经照顾过孩子生病的祖父的一位朋友，她的两个小女儿得救了。这位照顾过病人的杜莫小姐据说是非常值得信任，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因此，她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
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纽约的朋友和崇拜者于是聚在一起，想看看如何能够帮助这两个孩子。可是他们为数不多，也不太富有。至于我们的基金会，我们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一百位左右文人和学者。我们也无法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写信给您，亲爱的先生，想要问问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法国出版社是否有版税账户，如果有，不知道是否有可能请您和您的同事付一部分酬金给两个孩子。我们可以把她们的地址寄给您。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
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回复。
真是不幸，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确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被捕，之后送往皮迪维埃的集中营，然后又被带走了。她的丈夫在几个星期之后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我们自此后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对此深感忧虑。
我知道杜莫小姐救了两个孩子，并且尽心尽力地养育了她们。为了能够保证她这么做，我必须告诉您，自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被捕之后，我支付给杜莫小姐的钱数额相当大，现在总数已经达到十五万一千法郎，而且目前，我仍然保证她们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
自从被带走的那些人和囚犯开始陆续回到法国，我非常想念您和孩子们。我猜想你们现在也许仍然什么消息也没有，否则的话，您一定会让我知道的。我也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请求J．J．贝尔纳夫人（让一雅克·贝尔纳夫人，作家让一雅克·贝尔纳的妻子，让一雅克·贝尔纳本人是特墅斯当·贝尔纳的儿子。——原注。）代为打听，她认识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目前在红十字会，他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打听消息。当然，如果我知道什么，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有一个问题我需要问问您：内米洛夫斯基夫人被逮捕时，她的那些纸放在哪里？我听说有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是在您这里吗？如果的确在您这里，您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许可以放在我们的杂志《舟》上面发表。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恩格勒贝尔神父。
给您写这封信，是出于一个完全出乎您意料之外的目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您一定听说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名字，知道她的声名，这是法国战前那段时间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是犹太裔的俄国人，一九四二年她被带走，她的丈夫也是一样，他们也许被送往波兰。可我们却一直无法知道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唉！真希望她还活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法国有两个女儿，托付给一位朋友照管，两个孩子分别叫德尼丝·爱泼斯坦和伊莎贝尔·爱泼斯坦。我才看过照管两个孩子的人。这位朋友告诉我她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西翁的寄宿学校。协议已经签订，可是到了最后一刻，主事的嬷嬷又反悔了，借口说学校没有位置，这让照管两位孩子的夫人深为失望和烦恼。您是否有可能打听一下事情的进展程度？如果您对这些嬷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否和她们说一下，至少能让德尼丝和伊丽莎自在十月份开学时进入西翁教会学校。
我们非常关注这两个孩子，您一定能够理解。不论事情如何发展，哪怕您帮不上什么忙，在此我们也先谢过。谢谢您为此事所投入的精力。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电话记录：朔塔尔（工业金融业欧洲联合会）致电安德烈·萨巴蒂埃。
欧洲联合银行（欧洲联合银行原先名为北方国家银行。是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力建立的银行。）的德·梅齐耶尔先生愿意和我们联合会一起为两个孩子做点什么。
（记录：请等待他和您联系）
可以提供每个月三千法郎的资助。
他们在巴黎附近找到一所教会寄宿学校，每月每人二千法郎。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奥迈尔·恩格勒贝尔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
我非常高兴地通知您，您委托萨巴蒂埃先生和我说的那位犹太裔俄国女作家（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的两个女儿被西翁教会学校接受了，学校位于伊夫里小镇的格朗布尔。主事的嬷嬷才通知我，两个孩子在下学期开学时可以去报到上学。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朱丽叶·杜莫（玛尔芒德，巴斯德街46号）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您始终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我为孩子们由衷感到高兴，尤其是巴拜，她只有八岁，正是要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至于德尼丝，她现在很好，她可以在这所第一流的学校里继续完善学业，这也是她母亲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感谢您实现了孩子们父母的愿望。如果德尼丝不能够继续她的学业，她至少应该得到相应的证书，这样以后就有工作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过些日子再看。您热情的来信转到了这里，我正让孩子们在这里度假。德尼丝已经痊愈。她才照过片子，片子上显示胸膜的所有阴影都已经消失。巴拜下个星期要去做扁桃腺和腺性增殖体割除手术。我设法儿让她早点做，因为医生正在度假，这样我就得推迟八天才能回到巴黎。
是的，萨巴蒂埃先生，文人基金会可能会为孩子做点什么。我向德雷福斯先生陈述了我目前的状况，说我仅仅靠这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津贴已经无法应付，德尼丝治疗了六个月，于是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朋友罗伯特谈了这件事，他们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当天就把这事告诉了埃斯梅纳尔先生，他也已经得知此事。如果您要了解我的情况，特里斯当·贝尔纳从十六岁起就认识我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
一万二千法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十月一十一月一十二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罗伯特·埃斯梅纳尔（为勒弗尔小姐记的笔记）
星期五下午，我去了西蒙娜·圣一克莱尔夫人家，她是大家为帮助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孩子组织成立的委员会成员。某些个人和组织将捐助一笔钱。放在为两个孩子指定的公证人那里，这笔钱将一直资助两个孩子通过业士文凭考试。一旦长女德尼丝获得了业士文凭，我想这个问题将重新考虑。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接受其他捐赠，可用捐赠的资金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两个女儿建立基金，她们一直在成人之前都可以使用。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资金注入，其中包括爱泼斯坦先生曾任职员的北方国家银行，差不多有一万八千法郎，这是具有一定追溯力的三千法郎的月津贴总数。
杜莫小姐将在公证人的监督之下，得到总数为x（原文如此。）的一笔钱，用
于补偿她所垫付的费用，此后她将在每个月收到一笔固定数目的补贴。至于我们出版社，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将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月津贴，自此之后我将付给孩子们每个月二千法郎的月津贴。当然，这不包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者版税。除此之外，我将在内米洛夫斯基的版税里每个月让出二千法郎，从我开始支付月津贴之时开始，换句话说，这些月津贴自第一次支付开始便具有追溯力。
新闻界将刊登大幅公告，以利于即将建立的帮助计划。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W．狄德曼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我是雷德（荷兰）一家报纸的记者，我为报纸提供法国长篇或短篇小说的翻译，就是那种连载性质的东西。报纸才回复我说他们原则上同意我向他们推荐的和寄去的翻译。我告诉他们也许需要支付作者的版税，也许对于已经出版的小说，作者版税会相当高，因为出版者会要求支付出版社应得的那部分版税，而对于没有出版的原版小说，报纸只需要和作者直接协商。因此我想到了您，尽管我对您的了解仅限于您的小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阿尔班·米歇尔致狄德曼先生的回复。
我读到了您的来信，信上的地址是我的办公室，写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收，真是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将信转到收信人手中。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实际上于一九四二年七月遭到逮捕，后来据说被送往波兰。自她被逮捕之日起，谁都没有再收到过有关她的消息。
致谢
谨对下列诸位表示谢意：
感谢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德诺埃尔出版社的全体成员，他们充满热忱与激情地接受了这份手稿；
感谢弗朗西斯·埃斯梅纳尔，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董事长，他非常慷慨，同意出版属于他的一段过去；
感谢米利亚姆·阿尼西奠夫，她是罗曼·加利，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之间的联络人；
感谢让一吕克·皮杜一拜约，他重新审读了手稿，并且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德尼斯·爱泼斯坦
译后记
《法兰西组曲》的翻译完成之后，竟是很长时间不能够写一点什么。没有想过为什么，仅仅是觉得还不能够。好像觉得在到处都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声音中，那历史的一页还不曾翻过去，觉得巴黎人举家出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觉得一切都还是切肤的疼痛：战争、生命、希望和未曾实现的爱情。
对于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我想几乎没有中国的读者会知道。这位才气过人的俄罗斯籍犹太女作家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她在法国文学界所获取的显赫声名以及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并没有能够挽救她作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法兰西组曲》是她在被带走之前所致力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幅她身陷其中，却想努力看清、想说明为什么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她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这样写道：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从她自己的笔记来看，如果命运允许，这将是一部长达“一千页”，包括五部彼此独立而又相连的作品在内的长篇巨作。像一部音乐史诗。可是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刚刚完成两部：《六月风暴》和《柔板》，她就被宪兵带走，几经辗转，到了奥斯维辛。所有的营救工作都没能起到效果。她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打听不到一点她的消息。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她有时间为自己的组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柔板》画上句号。
于是这部未完的《法兰西组曲》成了正处在创作高潮的作家的绝笔。其后的一切则成了带有一定悲情色彩的传奇：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也很快被送进集中营赴死；两个孩子带着手稿四处逃命；直到六十年后，在打算把手稿捐献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前，大女儿终于有勇气翻开这部手稿，一行行地辨认着已经模糊的字迹。传奇得到了传奇的肯定：二〇〇四年的雷诺多奖第一次颁给一位已经故去的作者，在这一年的法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
一、大逃亡的画卷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六月风暴》是从这样一种梦一般的夜开始的。沉沉的夜，倒影了整座城市灯光的塞纳河，突然响起的、如同海浪一般的警报声。
走出这夜的背景，人物开始陆续登场：大资产阶级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和他的情人芙洛朗丝，银行小职员米肖夫妇和他们参战的儿子让一玛利，银行老板科尔班和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收藏家朗日莱。所有的这些人都即将踏上同一条命运：弃城而逃。一条从巴黎往各个方向的难民流于是形成了：轰炸声，叫喊声，呼唤声，让一向以人间天堂自居的法国沦为地狱。
佩里冈一家是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家产不计其数。逃亡之初，老佩里冈先生还活着，但是已经基本上在等死，在等“世界舞台上最后的，最精彩的演出”——宣布遗嘱的那一霎那；一家之主的佩里冈先生是巴黎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出入上流社会，由于工作关系，他暂时留在了巴黎，没有加入难民潮；这家的女主人是活跃在小说前台的人物，是她率领全家人逃难，这个头脑冷静，总是“高昂着脑袋安排好一切”的女人在爆炸来临时，从容地救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钱，却将公公——老佩里冈先生落下了！
佩里冈家的长子菲利普是神职人员，是这笃信天主教人家的骄傲所在。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要将家族慈善事业所收养的一群孩子带往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临时驻地。然而，他竟然死在这群“黑暗中的孩子”手上，这群“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的孩子手上。
第二个儿子于贝尔还没有成人。这么一个“拉丁语翻译得零分”的青少年，出于对英雄主义的浪漫向往，在逃难途中甩开了家人，去找寻抗敌的队伍。他亲眼看到法国如何溃败，一群没有武器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做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家人已经准备给他举行葬礼之前，他又奇迹般地——尽管这场奇迹并不怎么光彩——回到了亲人的面前。
除去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也是所谓享有优裕生活的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准则，有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有对生存的思考。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然而，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不得不带着自己“严肃意义上的情人”芙洛朗丝一起出逃，离开巴黎：对生存再有思考，舍不得的仍然是最实在的命啊。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一系列生活准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处是血淋淋的粗俗，好不容易弄到的食物被抢（从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笔记来看，这个事件将对其以后的小说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直接面临德国人的枪林弹雨，直至最后走进相对舒适的，属于他这个圈子的一家饭店，看到熟悉的人（这个阶层的所有人正和他一样出逃），他才算释然。
收藏家朗日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收藏家，平日里只和自己认为美的东西打交道。这是一个以艺术为名，自私到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无动于衷的人。出逃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在火山熔岩到达前出逃庞贝城的罗马人，放弃了奴隶，房屋和金子，但是在自己的内长衣里，却放上了几尊陶土的雕像，一个形状完美的花瓶，或是做成美丽的乳房形状的高脚酒杯。”而就是这么一个不堪与粗俗为伍的收藏家，却在再也买不到一滴汽油，敌机在天空盘旋的情况下，偷了一对善良的，刚刚结婚的年轻男女的汽油，绝尘而去。或者是出于小说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结尾，当他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熟悉的美的世界里时，却愚蠢地死在车轮之下，驾车的，正是被他视作美的代表的，那个戴着一顶小巧的紫貂皮帽的舞蹈演员克拉伊。
的确，在这幅大逃亡的画卷上，惟一保持了人类的高贵的，就是从来不受命运眷顾的银行职员米肖夫妇。米肖夫妇惟一的儿子上了前线，不知生死。银行下令撤退，他们在出发之际被老板从车子上赶下来——因为老板不得不带上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他们踏上了最辛苦的旅程。但是因为有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米肖夫人每时每刻都在守候着自己的儿子，他们是惟一有尊严的、站在恶毒的命运不能袭击到的地方的人。
在这张所谓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这急板的行进速度里，就这样，作者让每一个人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逃亡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里都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比如佩里冈家的那只猫（作者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这只猫残忍而血腥的夜晚活动），比如科尔特在逃难途中和芙洛朗丝的争执与和解，比如朗日莱在月光下偷那对小情侣的汽油。《六月风暴》从头到尾的确就只是逃难，然而在逃难的背后，更是形形色色的人从逃难开始到逃难结束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生存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