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肖夫人带着信件走进紧挨经理办公室的一间小房间里，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淡淡的香气。闻到这种香气，她立刻意识到科尔班的办公室里一定有人！他包养了一个舞蹈演员：阿尔莱特·克拉伊。科尔班的情妇都是舞蹈演员，似乎他对其他职业的女人都不感兴趣。再年轻、再漂亮的打字员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独特爱好。对于他的女职员，不论美丑，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他都显得一样暴躁、粗俗和吝啬。这颗脑袋里发出的声音出奇得小，简直很难想象支撑这脑袋的，是这么一具肥硕、沉重、营养过好的身体。他发火时，声音就会变得尖细，还打着颤，就像女人的声音。
今天，米肖夫人如此熟悉的这尖细的声音穿透紧闭的办公室门传出来。一个银行职员走进米肖夫人的办公室，低声说：
“我们要走了。”
“什么时候？”
“明天。”
走廊里，窃窃私语的影子在蹿来蹿去。大家趴在窗户上说话，或是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科尔班先生终于打开门，让舞蹈演员走出办公室。她穿着绛红色的套装，染过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她身材苗条，比例匀称，脸上的线条比较生硬，由于经常化妆而一脸倦色。她的面颊和前额上布着一些斑点。看上去她非常生气。米肖夫人听见她在说：
“您希望我走着去？”
“赶快回到修理行去，您从来都不听我的。别那么小气，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汽车会修好的。”
“因为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不可能！不可能！您听得懂法语吗？”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您还指望我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到巴黎城脚下了。而您还要走凡尔赛那条路？首先您得明白您为什么要去那里？坐火车走吧。”
“您知道火车站的情况吗？”
“公路也好不到哪里去。”
“您……您真是毫不知情。您就这么走了，您有两辆车……”
“我要带上档案，还有一部分人员。您让我把这些人扔哪里去？”
“我请您不要那么粗鲁！还有您妻子的汽车呢？”
“您想坐在我妻子的车里？这个主意倒是很妙！”
舞蹈演员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吆喝着一路奔跑跳跃的小狗。她牵着狗的项圈，手因为愤怒而颤抖。
“我的青春都给了一个……”
“行了，别再节外生枝了。晚上我给您打电话，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解决办法……”
“不，不。我非常清楚，我只有死在马路边的沟渠里了……啊！行了，您别再说了，您真是让我恼火……”
他们终于发现秘书正在听他们说话。他们压低了声音，科尔班拽着情妇的胳膊，一直陪她走到门边。然后他折身回来，瞟了一眼米肖夫人，米肖夫人迎着他回来的方向站着，成了他恶劣情绪的第一个受害者。
“请把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喊到董事会议室来。立刻！”
米肖夫人走出办公室，传达他的命令。过了一会儿，职员们陆续走进那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正对着现任董事长奥古斯特一让的全身像，由于年龄太大，这段时间以来他智力衰退得厉害，与现任董事长全身像并排的，还有银行创始人的大理石半身塑像。
科尔班先生站在椭圆形会议桌后面等着他们，桌子上放着九个装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指明了行政管理委员会九个人的座位。
“先生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出发前往图尔的银行分部。我的车子会把银行董事会的卷宗带走。米肖夫人，您和您的丈夫陪我一起走。有车的人过来带上银行的同事，明天六点钟在银行大门前集合，这是指我指定必须走的人。至于其他人，我会尽力安排，否则就请他们乘火车走。谢谢，先生们。”
他消失了，大厅里响起了七嘴八舌、充满焦虑的低语声。科尔班前天还宣布说他没打算离开，说那些弄得大家惶惶不安的人都是叛徒，说银行将会坚守阵地，如果说其他机构不负责任，它将会尽心尽责。既然我们那么谨慎才敢说出口的“撤退”是如此得突如其来，也许一切都完了！女人擦拭着噙满泪水的眼睛。穿过人群，米肖夫妇站在一起。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儿子让一玛利。他最后一封信是六月二日的。只有八天的时间。这八天以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的上帝啊！在惶惶不安中，他们惟一的安慰就是对方在自己的身边。
“我们不用分离，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她在他耳边轻声说。
6
夜幕即将降临，但是佩里冈一家还在门口等着。他们在车顶绑上了二十八年来一直装饰着那张夫妻大床的又厚又软的床垫。行李箱上又绑上了孩子们的小车和自行车。他们想要带上家里所有的包、大小行李箱，以及装着三明治的篮子、装着点心的保温瓶，孩子们的奶瓶，冷的鸡，火腿，面包，还有专门为老佩里冈先生准备的含乳面粉，最后还有猫篓，但是根本装不下。之所以拖到那么迟，首先是因为浆洗店的老板没能把床单还来，而且电话又联系不上他。佩里冈一家似乎很难放弃这些大床单，因为它们也是佩里冈一马尔泰特家族的遗产的一部分，和首饰、银器以及藏书一样重要。整个上午都花在找这些床单上了，浆洗店老板本人也正准备出发。最后，他终于将佩里冈家的财产还给了他们，只不过成了一团又潮又皱的破布。佩里冈夫人连午饭都没吃，亲自监督将这些床单包裹装箱。还有，本来说定仆人、于贝尔和贝尔纳乘火车走的。但是所有火车站的铁栅栏都关上了，而且有卫兵把守。人群贴着栅栏的铁条，摇动着，然后又涌向周围的街道。女人边哭边跑，手里抱着孩子。最后的出租车被拦住了，有人出三千法郎的高价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就行了……”但是司机统统予以拒绝，他们没有汽油。佩里冈一家总算回到家里。他们最终找到一辆小卡车，能带上玛德莱娜，玛丽亚，奥古斯特，贝尔纳以及还需要抱在手里的小弟弟。至于于贝尔，他将骑车跟在车队后面。
德莱塞林阴大道上，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从一座房子的门口陆续走出一队女人、老人和孩子，开始时还试图保持安静，很快他们就变得狂热起来，最终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疯狂的激动将家里人和行李塞进一辆雷诺，一辆旅行轿车和一辆老式双座敞篷汽车。透过窗户看不见一丝光亮。星星开始出现在天际，春天的、闪耀着银色光芒的星星。巴黎散发出最为柔和的一种味道，那是正在开花的栗子树的味道、汽油的味道和齿间咀嚼稻谷时的那种李子一般的味道。黑暗之中，越来越能感受到危险的存在。空气中都能嗅出恐惧的气氛，静谧之中的恐惧。哪怕平日里最冷漠、最安静的人也无法阻止这种混乱和致命的恐惧。每个人在看自己的家时，心都不自禁地揪紧了，他们在想：“明天也许它就将毁于一旦，明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伤害过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他们的心里也会掠过一种无所谓的感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些石头、木头，一些呆滞的没有活动力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逃命！”谁会想到祖国的不幸？反正不是这些人，不是今天晚上走的这些人。害怕废黜了一切非本能的东西，它是一种动物性的颤抖。要抓住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其他的根本顾不上！……在这个夜晚，只有活着，能呼吸，能哭能爱的东西最有价值！很少有人会惋惜自己的财富；双臂间拥着的，是女人或者孩子，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在烈火中毁于一旦。
竖起耳朵能够听到天上的飞机声。法国的飞机还是敌人的飞机？没人知道。“快点，快点。”佩里冈先生说。但是他们一会儿发现忘了花边盒，一会儿又发现忘了熨衣板。根本没办法让仆人注意条理。他们害怕得直抖，他们想要离开，但是机械服从的意识超越了恐惧，他们坚持按照某种仪式完成一切，就像出发去乡间度假前那样。箱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摆放在往日所摆放的地方。他们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好像在两个时间的跨度中行动，一半是在现在，一半沉浸在过去，似乎所有这些事件只渗入他们一部分意识，而且是最表面的那部分，而深层的那个意识区域则在不安之中昏睡着。奶妈披散着灰色的头发，紧闭着双唇，眼睛因为过度流泪红肿不堪，她正在叠刚刚熨好的雅克琳娜的手绢，动作之有力与准确，令人着实吃惊。已经坐进汽车里的佩里冈夫人叫她，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听见。于是只好让菲利普上楼找她。
“来吧，奶妈，你怎么啦？必须走了。你究竟怎么了？”菲利普握
着她的手，柔声地重复道。
“啊！不要管我，我可怜的小东西。”她呻吟道，她忘记自己很久以来只叫他“菲利普先生”或是“神父先生”，仿佛出于本能，又像很久以前那般用“你”称呼他，“别管我，你走吧。你是好人，但是我们都迷路了！”
“不是这样的，别这样伤感，我可怜的老奶奶，不要管这些手绢了，赶快穿好衣服下楼，妈妈在等你。”
“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们了，菲利普！”
“不会的，不会的。”他说，他亲自为老人梳理头发，将她散落的几缕乱发整理好，为她戴上黑色的草帽。
“你会为我的儿子向圣母祈祷的，是吗？”
他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吻。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现在走吧。”
在楼梯上，他们碰到了前来找老佩里冈先生的司机和看门人。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来找他，省得他经历那种混乱的场面。奥古斯特和看护刚给他穿好衣服，老人前不久动过手术，他身上绑着交叉纵横的绷带，这个季节的夜晚还比较凉，他们给他系上了一条又大又宽的法兰绒腰带，以至于他整个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像一具木乃伊。奥古斯特为他扣上老式皮靴的袢子，递给他一件保暖而轻便的毛衣，然后又给了他一件外套。老佩里冈先生之前仿佛一个直挺挺的老布娃娃，任由他们摆布，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却突然从梦中醒了似的，咕哝道：
“羊毛背心！……”
“先生会热的。”奥古斯特提醒他说，不想理睬他，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但是主人用苍白、呆滞的目光盯着他，提高声音重复道：
“羊毛背心！……”
他们把羊毛背心给了他。接着为他穿上长外套，披上披肩，围着脖子绕了两圈，在后面用保险别针固定好。然后他们把他弄进轮椅里，要把他从五楼抬下去，轮椅进不了电梯。看护是一个结实的阿尔萨斯人，红头发，他眼见轮椅进不了电梯，于是倒退到楼梯那里，张开双臂抱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奥古斯特自觉地在后面帮他撑着。两个男人在每一层的楼梯平台上都要停一会儿，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而老佩里冈先生则一脸肃穆地欣赏着天花板，微微地晃动着自己漂亮的胡须。没有人知道在这匆忙的出发时刻，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和人们所猜测的正相反，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他非常清楚。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低声说：
“一个明亮的、美丽的夜晚……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
他似乎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在过门槛的一瞬间，他才把他这句话说完：
“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半路上被炸死！”
“怎么能这么想，佩里冈先生！”看护感叹道，出于职业习惯，他对所有事均抱乐观主义态度。
但是老人已经又恢复到一贯的那种深深的漠然。大家好歹算是把他的轮椅抬出了家门。老佩里冈先生被安置在车内右手的角落，那里吹不到穿堂风。他的儿媳伸出因为不耐烦而颤抖的手，为他围上一条苏格兰围巾，因为他喜欢拿围巾上长长的流苏编着玩儿。
“一切就绪了？”菲利普问，“那好，现在赶快走吧。”
如果明天早晨之前能出巴黎城门，他们就算幸运了，他想。
“我的手套。”老人叫道。
大家把手套递给他，好不容易才将手套拉上他因为穿着毛衣而格外粗的手腕。老佩里冈先生丝毫不给人省心，还硬是叫人把搭扣给扣上。最后总算一切就绪。艾玛努埃尔在奶妈的怀里哭叫。佩里冈夫人拥抱了丈夫和长子。她紧紧地抱着他们，没有哭，但是他们都能感觉到贴着自己心口的，她急促的心跳。司机发动了汽车。于贝尔也骑上了自行车。老佩里冈先生举起手。
“等一等。”他用平静、虚弱然而清晰的声音宣布道。
“怎么了，我的父亲？”
但是他做了个手势，表示不能和儿媳说。
“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他低下头。车子停下来。佩里冈夫人因为恼火而面色苍白，她向车门探过身去。
“我想爸爸大概是忘了什么东西？”她冲站在走廊上的那一小群人叫道，那是她的丈夫，儿子和看护。
车子往后倒到门口停下，老人做了个小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将看护叫过来，在他耳边低声咕哝了点什么。
“究竟怎么了？真是发疯了！照这样我们明天还在这里。”佩里冈夫人激动地叫道，“您到底要什么，我的父亲？他到底要干什么？”她问看护。
看护垂下眼睛。
“先生想要我们把他抬上去……他有件小事情要嘱托我们……”
7
空荡荡的客厅里，查尔斯·朗日莱跪在地板上，亲手包装他的那些瓷器。他体态肥胖，有心脏病。从他那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声叹息总是带有一种嘶哑的声音。空旷的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七年来一直为他打理家事的夫妇今天一早就吓坏了，因为巴黎人醒来，发现城市笼罩在人工烟雾之中，就像是下了酸雨一般。他们很早便出门去买食物，再也没有回来。朗日莱先生不无苦涩地想起，自从他们来到他家，他曾慷慨地付给他们那么多工资和奖金，他丝毫不怀疑，这些钱足够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买一座安静的房子或是一座远离尘嚣的小农庄。
朗日莱先生早就该走了。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就像那些领导一样，无法舍弃自己很久以来所养成的习惯。他怕冷，性格傲慢，在这世界上，他只爱自己的公寓和此时散落在他脚边地板上的东西：地毯已经卷起来了，放好樟脑，藏在地窖里。所有的窗户上都装饰着玫瑰色和淡蓝色相间的纸带。这是朗日莱先生亲手贴的，用他那双肥胖的、苍白的手将纸带布置成星状、船状和麒麟的形状。这些纸带的确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但主要是他自己无法生活在一种枯燥与粗俗的环境之中。在他周围，在他家里，一切组成其生存方式的东西都闪烁着美的光彩，有些东西并不怎么值钱，有些东西很珍贵，但最终，这些东西一起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柔和却光彩夺目的氛围，他觉得，应该是惟一能配得上一个文化人的氛围。二十岁的时候，他戴的一个戒指内面就刻着：This thing of Beauty is a guilt for ever（原文为英文，意为美丽的事物永远是罪）。这的确有点孩子气，他后来就将这枚戒指摘下不戴了（朗日莱先生自言自语时情愿用英语：这充满诗意、力量的语言很适合他在某些时刻的心态），但是这句铭文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内心，他忠实于它。
他单膝撑地，直起身来，深深地、不舍地望了一眼周围所有的东西：窗下的塞纳河，将两个客厅分隔开来的优雅中线，带有那种老式柴架的壁炉，高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明澈的灯光，灯光透过杏色麻布的百叶窗照到阳台上，如河水般呈现出一种绿色而透明的色彩。
电话铃不时会响。巴黎城里还有些犹豫不决的人，一些怀疑弃逃是否妥当、在等待着不知什么奇迹的疯子。朗日莱先生叹着气，慢慢地摘下听筒。他鼻音很重，音调平静，仍然带着那样的超脱和幽默，他的朋友们——非常有限、非常巴黎化的一个小集团——所谓的“无法模仿的音调”。是的，他决定离开。不，他无所畏惧。他们是不会保卫巴黎城的。可在别的地方，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危险无处不在，但是他所躲避的不是危险。“我见过两次大战。”他总是说。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自己诺曼底的一处房子里，因为他有心脏病，所以不需要服兵役。
“亲爱的朋友，我六十岁了，我害怕的不是死亡！”
“那您为什么还要走呢？”
“我无法忍受这种混乱，这种仇恨的爆发，战争这种令人厌恶的场面。我要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乡间。我在那里靠几个苏过日子，直到人们重新变得明智为止。”
回答他的是一声轻轻的嘲笑：他出了名的吝啬与谨慎。别人总是这样说他：“查理（查尔斯的昵称）？他把所有的金币都缝在旧衣服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尖酸、冰冷的笑容。他很清楚，别人都嫉妒他富足、过于舒适的生活。他的这位朋友果真叫道：
“哦！您不会不幸的。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有那么多钱，唉！”
查理皱起了眉头，他觉得她不知分寸。
“您去哪里？”她又接着问道。
“到我在西布尔买下的一幢小破屋里去。”
“靠近边界那里？”这位朋友终于完全失去控制了。
他们冷冷地道了别。查理重新跪在半空的纸箱旁，隔着稻草和丝纸，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瓷器，南京的茶杯，韦奇伍德（英国著名陶瓷制品品牌，因其创始人韦奇伍德而命名）的大餐桌摆设，塞弗勒的花瓶。这些东西，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会与它们分开。但是他的心揪紧了，他也许没有办法带走那张梳妆台，那件萨克森瓷器，还有卧室里那件带有玫瑰花饰镜的珍品。这一切都要扔给迷路的野狗了！有一阵，他一动不动地跪在地板上，黑绳拴着的单片眼镜垂下来，碰到了地面。他高大健壮，细腻的头皮上头发已经不多了，但是非常精心地梳理过。在他的脸上，平日里总有一种虚情假意、充满怀疑的表情，就像一只在壁炉一角满足地呜噜呜噜叫的老猫。前一天的疲倦在这张脸上无情地留下了痕迹，松弛的下巴一下子垂了下来，好像死人一般。刚才那个傲慢的女人在电话里都讲了些什么？她的意思是说他要逃出法国！这个可怜的蠢货！她想激怒他，让他感到羞愧！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要离开的。只要他能到昂代伊，他就能想办法穿越边界。他可以在里斯本短暂停留，然后离开丑陋、血腥得令人恶心的欧洲。他在脑中想象着这个欧洲，一具几乎支离破碎、伤痕累累的尸体。他打了个寒颤。他不属于这样的世界，不属于这具死尸，不属于这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蠕虫，不属于这个粗鲁、残忍，他需要咬牙捍卫自己生命的世界。他望着自己这双漂亮的手，这双从不曾劳作过，只是用来抚摸雕塑、古代金银器、精装书的手，有时，这双手也会抚摸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家具。他，查尔斯·朗日莱，如此优雅精致，如此一丝不苟，已经达到了某种他自己意识到的高度，这一切已经成为他性格的最深层面，像他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做什么？他会遭到烧杀抢掠，就像一只可怜的，被投进狼群的狗。他虚弱而苦涩地笑了，看上去好像迷失在丛林之中的金色毛发的北京猿人。他和其他人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对于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懦弱和他们的抱怨，他觉得无从体会。他生活在一个和平而明亮的世界里。他生来便注定要遭到仇恨和欺骗。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仆人，冷笑了一下。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是警告，是预兆！他的双膝跪得生疼，于是他颇为费力地站起身来，双手撑腰，去厨房找来锤子和钉子，将箱子钉上。他亲自将箱子抬下楼，装进汽车：不需要让看门人知道他带走了些什么。
8
米肖夫妇五点钟起的床，因而他们还有时间在离开之前将这套小公寓房彻底地整理一下。当然，如此精心地对待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着实有点奇怪，再说只要巴黎遭到轰炸，它们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毁于一旦。但是，米肖夫人想，我们总是精心地替死人穿好衣服，为他们梳妆打扮，而他们也注定要在泥土之中腐烂的。这是最后的敬意，是对自己亲爱的东西所表达的至高无上的爱意。而这座小公寓的确是他们最亲爱的东西，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他们不能把所有的纪念品都带走，再说这样做也没有用，最好的纪念品都将留在这里，留在这些可怜的墙体之间。他们整理好书架底层的书和拍着玩儿的相片，以前总是说要将这些相片贴到相簿上，可是总也没有实现，从抽屉的齿槽间拿出来的这些相片已经有点发黄发卷了。让一玛利孩提时代的一张肖像已经进了手提箱，放在下面，在一件备用裙里面，银行只允许米肖夫妇带很少一点必用品：一点内衣和梳洗用具。终于，一切就绪。他们吃了饭。米肖夫人用一张大床单将床罩上，她不想让床上的玫瑰色丝绸床罩沾上灰尘，尽管床罩已经有点旧了。
“我们得走了。”丈夫说。
“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她用一种恋恋不舍的声音说。
他照她的话做了，让她一个人待着。她进了让一玛利的房间。关闭的百叶窗后面，一切都是那么静谧、阴暗和悲伤。她在他的床边跪了一会儿，高声说：“上帝保佑他”，接着她关门下楼。丈夫在楼梯上等她。他拽过她，一声不吭地紧紧地、用力地将她拥在怀里，以至于她因为疼而轻轻叫了一声：
“哦！莫里斯，你弄疼我了！”
“没关系的。”他嘶哑着嗓子，低声说。
银行里，所有的职员都聚集在大厅里，每个人的膝上都放着一只包，彼此间低声交换着最后的新闻。科尔班不在。人事科长在发号码牌，每个被叫到号的人可以登上分配给他乘坐的汽车。一直到中午，出发秩序井然，而且几乎没什么大的动静。中午时分，科尔班进来了，形色匆匆，一脸心烦意乱。他下到地下室，走进保险库，然后又上来，手上拿着个半藏在大衣之下的包裹。米肖夫人在丈夫耳边低声说：
“这是阿尔莱特的首饰。还有他老婆的，是前天提出来的。”
“但愿他没忘了我们就好。”莫里斯感叹道，语调中带着讽刺与焦虑。
米肖夫人毅然站到科尔班经过的地方。
“经理先生，说好的，我们和您一起走，是吗？”
他做了个肯定的表示，咕哝了一声，让他们跟着。米肖先生抓住手提箱，三个人一起走出银行。科尔班先生的汽车等在那里，然而，等到他们走近，米肖眨着他那双近视的眼睛，用温和而有点拖沓的声音说：
“我看我们的位置已经被占了。”
阿尔莱特·克拉伊带着她的狗和若干箱子，占据了汽车最里面的座位。她发疯一般打开车门，叫道：
“您也许会把我扔到马路上？”
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吵开始了。米肖夫妇后退了几步，但是每个字仍然清晰地传到他们耳朵中。
“但是到了图尔，我们就要和我妻子会合了。”科尔班最终边叫边给了狗一脚。
小狗呻吟了一下，躲到阿尔莱特的双腿下。
“真粗鲁！”
“啊！闭嘴，您真该闭嘴！要是前天您没和那些英国飞行员闲逛的话……水底下还有两个，我倒是想见见的……”
她重复道：“真粗鲁！真粗鲁！”声音越来越尖，但是突然，她用最为平静的语调说：
“在图尔，我有一位朋友。我不再需要您。”
科尔班看了她一眼，目光颇为残忍，但是看上去他已经听从了她的意见。他转向米肖夫妇。
“我很抱歉，你们瞧，没有你们的位置了。克拉伊夫人的车子出了点问题，她请求我把她带到图尔。我无法拒绝。一个小时后有班火车，你们还赶得上。也许会很拥挤，不过旅程也不是很长……无论如何，你们自己解决吧，尽快和我们会合。我相信您，米肖夫人。您比您的丈夫更有精神，对了，顺便提一下，米肖先生，您必须显示出更多的活力（他着重强调了‘活力’这个词的几个音节），而不是像这段时间以来这样。我再也无法忍受得过且过的态度了。如果您希望继续在银行工作，就必须照我说的做。最迟明早，你们俩必须到图尔。我希望银行里所有的人都在。”
他微微挥了挥手，上车在舞蹈演员身边坐下，车子开走了。米肖夫妇站在走廊上，彼此看了一眼。
“这倒是个好办法。”米肖的声调仍然是无精打采的，他轻轻耸了耸肩膀，“冲着即将要抱怨你的人大吼大叫，这种办法还总能奏效！”
他们无法自控地笑了起来。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回去吃饭。”妻子恼火地说。
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家里挺凉的，厨房里的百叶窗关得好好的，家具都蒙上了罩子。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友善和温和的色调，似乎在阴影之中有个声音在呢喃：“我们在等你们。一切都秩序井然。”
“我们留在巴黎算了。”莫里斯建议道。
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伸出消瘦而细腻的手，像往常一样轻轻替他按摩着太阳穴。
“我可怜的小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生活，我们一个苏的积蓄也没有，你知道的，自从我动了手术以后。储蓄所的账户里只剩下一百七十五法郎了。你也认为科尔班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把我们赶出门去的好机会。经历了这样的劫难，所有机构都会裁员。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赶到图尔。”
“我觉得我们根本没办法赶过去。”
“必须如此。”她重复道。
她已经站起身，重新戴好帽子，拿上手提箱。他们出了门，向火车站走去。
他们一直没能进入关闭的候车大厅，大厅的门是锁住的，由军队看管着，还有人群，贴着铁栅栏拥在一起，也组成了一道屏障。他们在火车站一直待到天黑，徒劳地抗争着。周围的人都在说：
“算了。我们步行吧。”
他们带着一种疲惫不堪的恐惧说的这句话。看上去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做。他们望着四周，等待奇迹的出现：一辆汽车，一辆卡车，或者随便什么能将他们带走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朝着巴黎城门的方向走去，穿过城门，在漫天灰尘中拖着自己的行李，走着，往郊区、农村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是在做梦吧！”
和其他人一样，米肖夫妇也踏上了远征之路。这是六月一个闷热的夜晚。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白色的头发上歪歪斜斜地扣着一顶饰有黑纱的帽子，她在路上的石头间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做着疯疯癫癫的手势一边咕哝着：
“祈祷吧，幸好我们不是在冬天撤离……祈祷吧……祈祷吧！”
9
六月十一日到六月十二日的这个晚上，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和芙洛朗丝是在自己的汽车里度过的。他们傍晚六点钟抵达，而旅馆里只剩下顶层的两个小房间。加布里埃尔怒气冲冲，大步走完了这两个房间，猛然推开窗子，倚着灯光下的扶栏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毅然说道：
“我不要在这里。”
“我们没有别的房间了，先生，我很抱歉。您想想看，有那么多避难的人，连我们的台球桌上都睡满了人。”饭店老板脸色惨白，精疲力竭，“你们已经算是舒服的了！”
“我不要在这里。”加布里埃尔一边跨过门槛，一边重复道，他一字一顿地说，用那种金属撞击般的声音，那种和出版商讨论到最后的声音，“如果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先生！”出版商于是乎软下来，将稿酬从八万法郎提到十万法郎。
“我没有别的房间了，什么房间都没有了。
“您知道我是谁吗？”突然，加布里埃尔平静地问，平静得令人害怕：“我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告诉您，我情愿在我的汽车里过夜，也不会要这样的老鼠洞。”
“您走出这个门，就会在楼梯平台上看到十家人。”受到伤害的饭店老板反驳说，“他们会跪在地上求我把房间租给他们。”
科尔特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冰冷的、蔑视的笑声。
“我肯定不会和他们争的。永别了，先生。”
他不会向任何人，包括在大厅里等他的芙洛朗丝承认，为什么他不要这个房间。刚才向窗户走去时，他看见就在旅馆附近有一个油库，稍微远一点的广场上，他觉得好像还停着坦克和装甲车。
“我们会被炸死的！”他想，不由一阵发抖，那么突然，那么深入骨髓的一阵颤抖，以至于他想：“我病了，我在发烧。”是害怕吗？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不，他可不能害怕！他带着一种蔑视和怜悯微笑着，仿佛是在回答一个看不见的对话者。他当然不是害怕，但是，由于他再一次探出身去，他看见了阴沉沉的天空，那里仿佛随时都会投下战火与死亡，于是这种可怕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他，先是深入骨髓的战栗，接着是这种虚弱，这种恶心，这种五脏六腑的抽搐，他觉得自己就快要晕倒了。管它是不是害怕呢！现在他逃走了，身后跟着芙洛朗丝和贴身女仆。
“我们去车里睡。”他说，“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起来，他们本可以早点换家旅馆的，但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在巴黎过来的这条公路上，缓缓地流淌着一条由小车、卡车、大车、自行车组成的车流，其间还掺杂着丢弃了农庄，逃向南方，拖着孩子和羊群的农民的套车。到了半夜十二点，整个奥尔良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空房间，没有一张空床了。人们在咖啡馆，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席地而卧，头靠着箱子。车子堵成这样，根本没办法出城。有人说已经设了路障，好留条路给部队。
汽车将车灯全部熄灭，悄无声息地陆续来到广场，车里满得都像是要爆开了，载着行李，家具，孩子们的小车，鸟笼，放置内衣的箱子和篮子，每辆车的顶上都牢牢地系着床垫。这些车组成了东拼西凑的一个脆弱整体，似乎不需要借助引擎的力量，单靠自身的重量便可以沿着斜坡慢慢地滑到广场上。这条车流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出口，车子仿佛渔网里的鱼一样彼此贴着，甚至让人觉得，只要一提渔网，就可以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拎起来，扔上可怕的海岸。听不到哭声，叫喊声，连孩子们都没有出声。一切都那么安静。有时，车窗摇下去，会出现一张脸抬头长久地仰望着上天。压抑的呼吸，叹气，低声的、仿佛怕被躲在暗处的敌人听了去的交谈组成了一种虚弱、喑哑的嘈杂，在人群中蔓延。有些人想睡一会儿，额头撞在箱子角上，双腿痛苦地缩在狭窄的板凳上，或是将灼热的脸颊贴着车窗玻璃。不同车内的年轻的男男女女彼此呼唤着，有时还发出快活的笑声！但是星光闪耀的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笑声停止了。这不是单纯意义上所说的焦虑，而是一种奇怪的忧伤，不包含任何人类情感的特征，因为这里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希望，只是像动物等待死亡时那样。就像嵌在渔网里的鱼，望着渔夫的影子走过来走过去。
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头上，大家都听见了它纤细然而尖锐的声音，一会儿远去消失了，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城市上空，引领着城市里成千上万种的声音，令所有急促的呼吸声无法继续。河流，金属桥，铁轨，火车站，工厂的烟囱都泛着柔和的光芒，那么多的“战略要点”，那么多可供敌人攻击的目标。而对于这静默的人群来说，就是那么多的危险！乐观主义者说：“我觉得这是法国的飞机！”法国的，敌人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它不见了。有时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幸亏炸的不是我们。”人们幸福地感叹道，“炸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我们真有运气！”
“什么样的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芙洛朗丝呻吟着。
加布里埃尔就像将骨头扔给狗一样扔给她一句话，几乎听不太见，仿佛是从紧闭的双唇间挤出的一丝气流：
“我就不睡了吗，我，是不是？像我一样做就行了。”
“但是，我们本来可以有间房的！因为我们本来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可以有间房的！”
“你还说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好运气？就那间污秽不堪的屋顶房？那问散发着恶臭和阴沟气味的破房子？你没有注意到吗，它就在厨房上面？你让我住在那里？你希望看到我在那样的房间里？”
“但是加布里埃尔，你又把它看成自尊心的问题了。”
“好了，让我安静一会吧，行不行？一直以来我都想过这个问题，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一些很细微的可耻之处，你感觉不到。”
“我感觉屁股疼。”芙洛朗丝叫道，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忘记了自己这五年以来的生活，她用戴满戒指的手拍打着自己的臀部，像个下等人那样用力地拍着，“哦！行了！行了！我真是受够了！”
加布里埃尔转向她，气得脸色苍白，鼻子也一歙一张。
“那你滚啊！行啊，滚吧！我把你扔出去好了！”
就在他说话的这个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亮了广场。这是飞机丢下来的烟火。话语凝结在加布里埃尔的唇边。烟火熄灭了，但是天空似乎布满了飞机。它们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飞着，大家都这么说。人们纷纷抱怨：
“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
在科尔特的左手有一辆可怜的小车，车顶上除了床垫以外，还系着一张客厅用的独脚小桌，圆桌面，还带着沉重的、粗俗的青铜装饰。车里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将孩子抱在腿上，另一个女人则拿着鸟笼。他们想必在路上遭遇到了车祸。车身被划伤了，防冲击装置也弄得坑坑洼洼，还有那个拿着鸟笼的胖女人，她的头上绑着布条。
右手边，加布里埃尔看到一辆小卡车，装满了那种农民去集市卖家禽用的柳条筐，而此时这些柳条筐装的都是猎犬，卡车的车门离加布里埃尔的车门很近，加布里埃尔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妓女模样的人，橘红色的头发乱成一团，额头很低，线条生硬，眼眶画得五颜六色。她定定地看着他，嘴里嚼着面包。他不禁抖了一下。
“多么丑陋啊。”他咕哝道，“多么可憎的面孔！”
他被击垮了，转过头，冲着车里，闭上了眼睛。
“我饿了。”芙洛朗丝说，“你呢？”
他示意说不饿。
她打开柳条箱，取出几块三明治。
“你今天晚上没吃饭。听着，理智一点。”
“我吃不了。”他说，“我想我一口也吞不下去。你没看到那边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拿着鸟笼，包扎的布条全是血的那一个？”
芙洛朗丝拿了一块三明治，将其余的分给贴身女仆和司机。加布里埃尔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听见仆人咀嚼面包的声音。
10
佩里冈一家在路上快一个星期了，他们着实不太走运。在基昂，他们停留了两天，因为汽车故障。又走了一段以后，在这难以想象的混乱与拥挤之中，小车撞上了装着仆人和行李的小卡车，这事情发生在纳维尔附近。幸好佩里冈一家在哪里都能找到一两个朋友亲戚什么的，而且都有大房子，漂亮的花园，食品柜里也都是满满的。有一位里昂马尔泰特家族分支的表亲收留了他们四十八小时。但是恐惧渐渐在蔓延，就像熊熊火焰一般，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车子勉勉强强算是修好以后，佩里冈一家又重新上了路。星期六中午，非常不幸，如果车子再不检修处理，就一步也动不了。佩里冈一家在离国家公路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停下来，还希望能找到一间空房。但是城镇的街道上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空气中回荡着使用过度的刹车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河流前的广场成了波希米亚人的营地；精疲力竭的男人席地而卧，其他的就在草坪上梳洗。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树上挂了一面小镜子，站在那里涂脂抹粉，梳理头发。另一个女人就着喷泉洗孩子的包袱。镇上的居民都走出家门，怀着深深的恐惧欣赏着这一幕场景。
“可怜的人！不过真是得看一看才知道！”他们不无怜悯地说，同时隐隐的有一种满足：这些难民来自巴黎，来自北面、东面，来自那些即将被侵占、受到战争威胁的省。然而他们，他们还过着安静的日子，时光在流逝，士兵在打仗，然而五金制品店老板和服饰用品店老板杜布瓦小姐仍然在继续卖他们的锅子，卖他们的缎带，继续在厨房里喝着热汤，晚上，关上木头栅栏，继续将他们的小花园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
白天，汽车都在等着加油。油已经开始紧缺。镇上的人问难民有什么新消息，难民也不知道。有一个人宣称说“我方在摩万山等着德国人”。但是对于这些话，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瞧，他们在十四号没能挺进很远。”胖胖的药店老板一边摇脑袋一边说。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仿佛十四号那天流的血组成了一道能够永远抵抗敌人的神秘的屏障。
其他的车也陆续地抵达，接着又是一批。
“他们看上去多么疲惫，多么热啊！”这些人重复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打开门，请某一位不幸的人进去，让他进入在屋后能够隐隐约约看见的树阴下的小天堂，给他一张位于树阴下，醋栗树下或玫瑰花丛中的木凳。太多疲倦的、失血的、满是汗水的脸，太多哭闹的孩子，太多颤抖的嘴在问：“您知道哪里还有房间吗？还有床位吗？…‘您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餐馆，夫人？”。这一切打击了镇上人的慈悲之心。这可怜的人群已经没有人样了，仿佛溃散的畜群。：而这些人之间具有一种奇怪的一致性。衣服都是皱巴巴的，面容憔悴，声音嘶哑，这一切让他们彼此极为相似。他们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手势，说着同样的词语。从汽车里出来，他们都有点步履蹒珊，仿佛喝了酒一样，他们都将手撑在额头上，撑在生疼的臀部。他们都会感叹道：“上帝啊，什么样的旅途啊！”他们都会嘲讽说：“我们可真够漂亮的，嗯？”他们都会抬起手，指一指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说：“不管怎么说，似乎到那里就会好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