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妈妈！你好，外婆！所有的人都好吗？”
“是你吗？是你吗？你还活着！”克拉冈夫人又哭又笑，“啊！我的小于贝尔，我就知道你没死！你那么淘气，不会死的，我的上帝啊！”
佩里冈夫人恢复了神志。
“于贝尔？真是你吗？”她结结巴巴的，声音不是很自然。
对于这样一种迎接，于贝尔又是高兴又是尴尬。他向母亲的方向走了两步，向她伸过自己的面颊，她吻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接着于贝尔站好，身子左右摇摆着，就好像在中学里拉丁语翻译得了零分时那样，尴尬地站在母亲面前。
她叹了一声，叫着“于贝尔”，搂住了他的脖子，抱住他，不停地吻他，泪水弄得他一脸一身。被感动的一小群人围住了他们。不知所措的于贝尔只是敲着佩里冈夫人的背，好像她呛住了一样。
“你们不在等我吗？”
她摇了摇头。
“你们要出去？”
“可怜的小东西！我们正要去教堂做弥撒，为你的灵魂安息做祈祷！”
“不开玩笑吧？”
“可是，你究竟在哪里？这两个月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说你在磨坊桥那里被打死了。”
“可您瞧，这不是真的，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吗？”
“但是你是去参加战斗了吗？于贝尔，不要撒谎！你可是硬要去那里的，小傻瓜！你的自行车呢？你的自行车在哪里？”
“丢了。”
“当然！这个孩子简直没法儿让我安生！好了，快说吧，说说看，你在哪里？”
“我想找到你们。”
“你根本不应该离开我们。”佩里冈夫人严厉地说，“你父亲知道后会高兴的。”最后她抽泣地说。
然后，突然之间她发疯般地哭起来，再一次拥抱他。可是时间不早了，她擦了擦眼睛，只是泪水还是一个劲儿地流。
“好了，上楼去，洗一洗！你饿吗？”
“不，我吃过一顿很好的午饭，谢谢。
“换块手帕，换上领带，洗洗手，穿得庄重些，我的上帝啊！然后，赶快到教堂来和我们会合。”
“怎么啦？你们还要去教堂？可我还活着，你们还不如换成大吃一顿呢，去饭店不好吗？”
“于贝尔！”
“又怎么了？就因为我说了‘大吃一顿’吗？”
“不，可是……”
“真是没法儿和他说，像这样，在这大街上真是难以想象。”佩里冈夫人想。她抓住他的手，将他拽上马车。
“我的孩子，有两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首先是爷爷，可怜的爷爷死了，然后是菲利普……”
他接受打击的方式颇为奇怪。两个月前他一定会放声大哭，透明的、咸咸的泪水会流过他那红扑扑的脸蛋。可这次他的面色变得煞白，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她简直不认识的表情，一种成熟、甚至有点冷酷的表情。
“爷爷，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说，“可菲利普……”
“于贝尔，你疯了吗？”
“是的，我无所谓，您也无所谓。他年纪很大了，又有病。现在到处都乱七八糟的，他还能怎么样呢？”
“喂！”克拉冈夫人发出了抗议，她感觉受到了伤害。
但是他根本没有听，继续说：
“可菲利普……但是首先一点，你们能肯定吗？会不会和我的情况一样？”
“唉，我们可以肯定……”
“菲利普……”
他的声音在颤抖，几乎说不下去。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别人虽然都在谈论上天，但是他们属于尘世……而菲利普，他从上帝那里来，此时此刻他应该非常幸福。”
他将脸埋在手中，很长时间一动没动。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佩里冈夫人碰了碰儿子的手臂。
“我们走吧？”
他表示同意。所有人都上了马车，后面还有一辆。他们来到了教堂。于贝尔走在妈妈和外婆中间。他跪在自己跪凳上的时候，两个人也把他夹在中间。别人认出了他。他听见人们嘟哝着，压低了声音感叹着。克拉冈夫人没有预料错，城里的人都来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就在大家来为家族故去的人祈祷的这一天，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来感谢上帝的仁慈，放他一条生路。总的说来，大家都很高兴：像于贝尔这样的好孩子避开了德国人的子弹，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正义感和对奇迹的渴望。每一个自五月以来失去孩子消息的母亲（她们可是人数众多！）感觉到自己的心里跳动着希望！她们几乎不可能那样尖酸地想——原本她们是有可能这样的：“有些人真是太有运气了。”因为，唉，可怜的菲利普（据说是位非常杰出的神父）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因此，尽管这个场合是如此庄严，不少女人还是冲于贝尔微笑。于贝尔没有看她们，他还没从母亲那句话所带给他的惊骇中回过神来。菲利普的死令他心碎。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一种可怕的精神状态，就像在磨坊桥开始绝望而徒劳的抵抗前，那种溃败的时刻所带给他的精神状态一样。“如果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可以把猪和狗放在一起的！”他望着所有在场的人想，“这也还可以理解。但是，像菲利普这样的圣人，把他发配到这里来干什么？如果是为了我们，为了赎回我们的罪恶，这就好像是用一袋石子换了一颗珍珠。”
而包围着他的这些人，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在他心里激起一种羞愧和愤怒的感觉。在路上，他看到过这些人，或是和这些人差不多的人，他想起了装满军官的车子，军官带着他们漂亮的黄箱子和画得五颜六色的女人在逃跑，他想起了那些放弃职守的政府官员，那些因为恐慌一路上将秘密文件、案宗撒了一地的政客，还有在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非常恰当地哭了之后，如今已经和德国人互相安慰的姑娘。“真想不到，竟然不会有人知道这一切，包围着这一切的，是撒谎的缄默，以至于我们日后还会在法国历史上书写伟大的一页。根本找不到，所谓的忠诚，所谓的英雄主义。上帝啊！我看到了怎样的一切啊，我！大门紧闭，敲了半天想要一杯水都不可能，还有这些将居民住所抢劫一空的难民，到处如此，从上到下，混乱，怯懦，虚荣，无知！啊，我们真够漂亮的！”
然而他嘴上还是跟大家一起念着祈祷文，只是心事如此沉重，如此沉痛，以至于他真的感到不舒服了。有好几次，他都发出一种嘶哑的叹息声，令他的母亲非常焦虑。她冲他转过身，透过黑纱，能够看见他的眼睛满是泪水。她低声道：
“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不，妈妈。”他冷冷地看着妈妈回答说，虽然他为自己的这种目光很是自责，但是他没有办法不这么做。
对于自己的家人，他的评判也相当严厉，不乏苦涩。他没有直接地将这些不满说出来。在他的心里，这一切以一系列强烈而短暂的形象显示出来：他的父亲，一边念叨着共和国的“腐朽体制……”，而就在同天晚上，家里摆上了二十四副餐具，铺上了最漂亮的桌布，还有极其鲜美的鹅肝酱，名贵的红酒，宴请一位曾经做过部长、如今又再登部长宝座的客人，佩里冈先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照顾。（噢！母亲将嘴巴噘起来，说：“我亲爱的主席先生……”）还有他们装满衣服和银器的车子，挤在逃跑的人群中，他的母亲，指着那些步行的，手里挽着用手绢扎起来的几件衣服的女人和孩子说：“瞧瞧，耶稣对我们是多么仁慈啊。想一想，如果我们处在这些不幸的人的位置上，我们会成什么样子！”真是虚伪！真是伪善！还有他，他来这里干什么？他的心里满是反抗和仇恨，却装出为菲利普祈祷的样子！但是菲利普是一个……上帝啊！菲利普，我亲爱的哥哥！他低声念着，仿佛这些词有一种让他平静下来的神圣力量，他的心仿佛一下子开了口，流下了急促的、滚烫的泪水。一些温和而宽恕的想法进入了他的内心。这些想法并非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外界，仿佛有一位朋友冲他弯下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能够生出菲利普的家庭和血统不可能坏的。你太严厉了，你只看到了事件外在的一面，你不了解灵魂所在。恶是容易看见的，它会殷勤地出现在每一双眼睛前。一点恶就足以让你对牺牲、对流淌的鲜血和泪水视而不见。”他望着那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另一场战争的牺牲者的名字。这里面有克拉冈家族和佩里冈家族的人，他不认识的舅舅、叔叔和表兄弟，一些并不比他大多少，在索姆河、弗朗德勒、维尔顿丧命的孩子，他们等于死过两回，因为他们死得毫无意义。渐渐的，在这片混乱之中，在这些矛盾的感情之中，他得到了一种奇怪的、苦涩的完满。他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不是通过一种抽象、书本上的方式，而是通过曾经如此激烈跳动过的这颗心，通过在磨坊桥帮助别人抵御进攻时擦伤的手，通过这在德国人庆祝胜利时吻过一个女人的双唇。他知道这些词都意味着什么：危险、勇气、恐惧、爱情……是的，爱情本身……他现在感觉到自己很好，很强，对自己很有把握。他不再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而且同时，他今后所爱的，所相信的，都会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启发。他慢慢地合拢双手，低下头，最后，完成了祈祷。
弥撒结束了。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人们围住了他，拥抱他，向他的母亲表示祝贺。
“他的脸蛋还是那样可爱。”女人们说，“这么累都几乎没让他瘦下来，他没变。亲爱的小于贝尔……”
27
科尔特一行两人在清晨七点钟抵达大饭店，累得步履蹒跚。他们心怀恐惧地看着面前的一切，仿佛他们已经有所准备，准备好一旦走进旋转门里，就会掉进一个噩梦般的不和谐的世界：难民们可能都睡在客厅奶白色的地毯上，而就这客厅，还需要写信预定，门卫认不出他们，拒绝给他们一间空房，他们也没有热水梳洗，炸弹又落在大厅上。但是，感谢上帝，法国最好的温泉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湖水似乎有些不平静，沸腾着，但是总的来说，一切正常。温泉的工作人员、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温泉的负责人证实说一切都处于匮乏中。不过咖啡还是不错的，酒吧里也还有冰镇饮料，水龙头仍然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供应冷水和热水。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很着急：英国极不友好的态度让人担心，封锁是否会继续下去呢？这样威士忌根本到不了，不过这里有大量的库存。温泉还可以等。
一走上大厅的花岗岩，科尔特和芙洛朗丝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再生：非常安静，只能勉强听到远处传来电梯轰隆隆的声音。透过开着的窗户，可以瞥见公园草地上给草坪浇水的水柱，形成了一道道颤抖的、液体的虹彩。这里的人认出了他们，围了过来。二十年来，科尔特年年都会到这里来，大饭店的负责人张开双臂，对他们说，一切都完了，人们掉进了黑暗的深渊，必须重新教会人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伟大。接着，他告诉他们，据说政府的人要过来，从昨天晚上开始，所有的房间都必须保留，说玻利维亚的大使睡在台球桌上，可只有对他，对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例外，他会安排好一切。总之，和当年在多城看赛马时，他在诺曼底饭店说的那套差不多，当时他才当上那里的副经理！
科尔特将疲乏无力的手搁在自己几乎要爆炸的额头上。
“我可怜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你就给我在盥洗室放张床垫就行了。”
一切，他周围的一切人，都用一种谨慎的，轻盈的，很有分寸的方式在履行职责。不再有在壕沟里分娩的女人，不再有迷途的孩子，不再有如烟火般散落的桥梁，负载着未能准时爆炸的麦宁奈特炸药，将旁边的房屋化为灰烬。服务人员将窗户关上，免得他吹到穿堂风，然后又打开他面前的一扇扇门，他感觉到脚下踩着厚厚的地毯。
“您所有的行李都在吗？什么也没丢？您真有运气！很多人到这里，连一件睡衣，一把牙刷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个不幸的人由于遇到爆炸，到这里时已经衣不蔽体。他就这么光着身子从图尔过来，身上只裹了张被单，伤势严重。”
“我差点丢掉我的手稿。”科尔特说。
“啊，上帝，那将多么不幸啊？您完好无损找回来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们以后就会知道的！我们会看到的！对不起，先生，请原谅我，夫人，我走在您前面了。这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房间，在五楼，你们会原谅我的，是吧？”
“啊！”科尔特喃喃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我理解。”饭店经理忧伤地歪着脑袋，“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我虽然是瑞士籍，可内心是个法国人。我理解。”他重复说。
他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会儿，低着脑袋，就像在坟墓前向死人致 敬一般，不敢那么快就冲向出口。几天以来，他经常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以至于他那张殷勤的，胖乎乎的脸都有点变了。他一贯脚步很轻，声音温和，因为这是职业的要求。可是此时，他更加夸张地表现了这种自然禀性，在房间里悄无声息地兜着圈儿，真的好像在死人房间里一样，而当他问科尔特“我叫人把早饭给你们送上来好吗”时，他的声音是那么谨慎，那么悲伤，就好像指着一位亲爱的人的尸体在问他：“我能不能再最后一次抱抱他？”
“早饭？”科尔特叹道，勉强才回到现实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麻烦里来，“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他补充道，微笑显得很苍白。
搁在昨天确实如此，但是此刻这么说就不对了，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他才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不过他也没有撒谎：那顿早饭他吃得非常心不在焉，因为他疲倦极了，也因为祖国的不幸让他陷入一种混乱之中。他觉得自己似乎还空着肚子。
“哦！可是您必须强迫自己吃点。哦！我不希望看见您这样，科尔特先生。您必须对自己负责。您属于全人类。”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绝望的动作，他是说，他知道这点，他也并不抗议人类加在他身上的义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要求他具备某种勇气，那么这要求根本不能超过对一个非常普通的公民的要求。
“我可怜的朋友。”他转过身去，不愿别人看见他的泪水，“不仅仅是法国在死亡，还有精神。”
“只要您在，就不会，科尔特先生。”饭店经理热忱地说道，在法国大溃败以来，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在一系列悲惨事件发生之后，科尔特是第十四个抵达该饭店的名人，也是到这座宫殿来避难的第五个作家。
科尔特虚弱地笑着，要求咖啡一定要烫。
“滚烫的。”饭店经理保证说，在用电话传达了必要的命令之后，他走出了房间。
芙洛朗丝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反锁上房门，惊愕地望着镜子。平常，她的脸是那么柔和，那么精致地扑着粉，那么容光焕发，此时却被汗水浸透了，汗水就像一层闪闪发光的涂层。她的脸再也吸收不了任何乳霜和脂粉，乳霜和脂粉在上面结了厚厚的块，就像变质的蛋黄酱，鼻翼收紧了，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软塌塌的，一点光泽也没有。她惊慌地转过身去，背对着镜子。
“我有五十岁。”她对贴身女仆说。
其实这是最真的真相，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那样一种认人难以置信的口吻，那样一种恐惧，朱丽叶于是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五十岁，作为一种形象，一种暗喻，只是用来形容极度衰老而已。
“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能够理解……只要夫人睡上一小觉就会好的。”
“不可能……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听见炸弹的声音，看见那座桥，那些死人……”
“夫人会忘记的。”
“啊！永远不会！您能够忘记吗？您？”
“对于我来说不同。”
“为什么？”
“夫人还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想！”朱丽叶说，“我是不是把夫人的那件绿裙子拿出来？”
“我的绿裙子，就我现在这样？”
芙洛朗丝任由自己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但是突然，她又重新聚集起已经分散的精力，就像一个指挥官，尽管需要休息，也观察到自己的手下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可还是疲倦地蹒跚着，重新拿起指挥棒，指挥部队冲向战场。
“听好了，下面是您要做的事情。在给我准备洗澡水的同时，先给我准备好一张面膜，3号的，是美国美容学院的那种，然后打电话给美发店，问他们吕吉是否一直都在他们那里，让吕吉带着指甲修剪师三刻钟后到这里来。最后为我准备好那套灰色的小套装，再把玫瑰红的尼龙短上衣拿出来。”
“就是那件领子是这样的短上衣？”朱丽叶用手指比划着，意思是领口开得很大的那件。
芙洛朗丝犹豫了。
“是的……不……算了……就那件吧，还有那顶小小的，带有矢车菊的新帽子。啊！朱丽叶，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戴它了呢，那顶小帽子。算了……您说得对，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我们会发疯的……我在想他们还会不会有那种赭色的粉，最后一盒……”
“我们会知道的……夫人非常明智，带了好几盒。这粉可是从英国来的。”
“啊！我知道这是从英国来的！瞧，朱丽叶，我们还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些事件根本无法预计，我跟您说，无法预计……好几代人的生活将要因此改变。今年我们会挨饿的。您帮我把那只金色搭扣的麂皮包拿出来，就是款式很简单的那只……我在想巴黎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芙洛朗丝一边走进浴室一边说，不过朱丽叶才打开的水龙头的声音淹没了她最后几句话。
然而，科尔特想的事情比芙洛朗丝严肃多了。他也躺在浴缸里。开始的时刻，他非常快乐，享受着这种乡间的宁静，那么深沉的宁静，简直令他想起了童年时代的美妙时光：咬到满是奶油的冰夹心烤蛋白时，将脚浸入冰凉的泉水时，把一件新玩具紧紧抱在怀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他觉得自己在热热的液体上漂浮，水轻抚着他，温和地刺弄着他的皮肤，洗去他身上的尘土和汗水，钻进他的脚趾，滑过他的腰际，就像一位母亲托起一个睡着的孩子。浴室里散发着沥青皂、洗发水、古龙水、薰衣草水的味道。他微笑着，伸展着四肢，让他长长的、苍白的手指关节发出声响，享受着躲开炸弹，在这炽热的一天洗一个清爽澡的神圣而简单的快乐。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何时，苦涩进入他的内心，仿佛一把刀插在水果上一样。也许是他的目光落在放在椅子上的，装着他手稿的箱子上时，也许是香皂落入水中，他必须付出某种努力将香皂捞出来因而打扰了他的快乐时，但是就在某个时刻，他皱起了眉头，那张刚才似乎变得比平时更为纯净、更为光滑、更年轻的脸又带上了一种阴郁而焦虑的神情。
他会变成怎样？他，加布里埃尔·科尔特？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明天的精神会是怎样？或者，也许以后人们只想着吃，不再会有艺术的位置？或者会产生新的理想，就像每次危机过后那样，新的理想会拥有绝大多数的公众？一向玩世不恭、懒洋洋的他，现在却想着“新方式”的问题！但是他，科尔特，他已经太老了，无法适应新的趣味。在一九二。年的时候，他已经更新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再来第二次是不可能的。他根本跟不上，这个即将诞生的世界。啊！谁能预料呢，从一九四。年这场坚硬的战争模具——就像那种青铜铸造模具一样——出来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种形状，也许是巨人，也许是畸形（或者是畸形的巨人），这个我们已经感受到其最初的震荡的世界啊。如果弯下身，仔细看这个世界，真是可怕……而且根本无法理解。因为没有任何内容。他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从大火、炸弹中抢出来的，此时正放在椅子上的手稿。他突然体会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气馁的感觉。他所描写的激情，他的灵魂状态，他的一丝不苟，这个属于他这个时代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那么陈旧、无效、过时。他绝望地吐出这个词：过时！香皂再一次滑入水中，仿佛一条鱼，消失在水中。他骂了一句粗话，站起身来，疯狂地揿铃。他的仆人出现了。
“替我擦一下身子吧。”他用颤抖的声音叹道。
仆人用马鬃手套和古龙水替他擦腿的时候，科尔特才觉得好些了。然后他光着身子刮胡子，仆人在一旁为他准备衣服：亚麻衬衫，薄呢西装，蓝色的领带。
“这里有我们认识的人吗？”科尔特问。
“我不知道，先生。我见到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据说昨天晚上到了很多车子，很快就又离开了，是往西班牙的方向。这里面有于勒·布朗先生。他去葡萄牙。”
“于勒·布朗？”
科尔特呆住了，将满是泡沫的剃须刀举在半空。于勒·布朗去了葡萄牙，他逃跑了！这消息给他带来了沉重打击。就像所有的人都会从生活中尽量得到舒适与享受一样，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也有一位他所效劳的政界要人。通过精美的晚餐，盛大的招待会，芙洛朗丝所协调的一些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几篇应景的文章，他从于勒·布朗（几乎在所有内阁担任过部长的职务，两度担任议长，四度出任战争部长）那里得到了无数可以让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的特权。多亏了于勒·布朗，才会有出版社向他订购这“伟大的情人”小说系列，在去年冬天，他还在国家电台做了关于这个小说系列的节目。也是在电台，于勒·布朗还多次让他发表演讲，有时是爱国主义，或是政治的、道德的训诫，根据形势的变化。于勒·布朗坚持让一家日报的负责人付给科尔特十三万法郎作为小说稿酬，而不是他们最初商定的八万。最后，他还允诺过科尔特，要授予他三级荣誉勋位。在他所处的这台机器中，于勒·布朗虽然平庸，但却是个必不可少的齿轮，因为天才不可能只在天上飘荡，而是要在地上具体操作。
得知他的朋友已经逃跑（他是不是应该妥协呢，支持这绝望的决定，他，他不是一向喜欢说在政治上，溃败是胜利的开始），科尔特感觉到非常孤独，被抛弃在深渊的边缘。又一次，他有这样一种可怕的强烈感觉，觉得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为他所不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也可能是出自奇迹，所有的人都变得纯洁、公正，拥有最‘为高贵的理想。但是，出于对植物、动物和人的自卫本能，一种随大流的心理让他回答道：
“啊！他走了？这些玩家、政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
“可怜的法国……”
他慢慢地套上蓝袜子。就这样仅仅穿着袜子和黑色丝质吊袜带站在那里，身体的其他部分赤裸着，他的身体没有毛，白白的，非常光滑，泛着象牙色，他做了几个胳膊的伸展动作，弯了弯上身。他带着一种赞许的目光注视着镜子当中的自己。
“看上去的确好多了。”他对仆人说，好像想通过这句话为他带来某种很大的乐趣似的。
接着他穿好了衣服。将近中午他下楼来到酒吧。大厅里看上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人察觉出一种慌乱，似乎是远处发生的什么重大灾难震动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厅里有很多人们遗忘的行李，乱七八糟地放在平常用来跳舞的地方。厨房里传来叮玲咣啷的巨大响动；还有面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女人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想要找一间房，电梯也不运转了。一个老人在门卫面前哭泣着，因为门卫拒绝给他一张床。
“您知道的，先生，不是我不想给，但真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先生。”
“只要房间一角就行了，”可怜的人恳求道，“我约好我的太太，在这里等。我们在埃塘普遭到轰炸时走散了，她会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我七十岁了，先生，她六十八岁。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他用颤抖的手拿出钱包。
“我给您一千法郎。”他说。
在他那张典型的中产阶级法国人诚实而谦和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平生第一次行贿的惭愧表情，同时也有一种要与自己的钱分离的心疼，但是门卫拒绝了伸过来的钞票。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这不可能，先生。您到城里去试试吧。”
“城里？可我正是打那里来，先生！从早晨五点钟开始，我敲遍了所有的门。可都像狗一般被打发出来了！我也不算是随便什么人，我是圣一奥迈尔中学的物理教授。我有棕榈勋章。”
看到门卫早就不在听他说话，并且已经转过身去，他捡起剐刚丢在地上的一个帽盒——里面应该是他的行李，一声不吭地走了。门卫这会儿正在和四个脸上扑着粉的黑头发西班牙女人纠缠。其中的一个抓住了门卫的胳膊。
“如果只有一次，那还可以忍受，但是两次太多了。”她用蹩脚的法语大叫大嚷道，声音嘶哑却有力，“经历过西班牙内战，逃到法国来，又陷进这样的事情里，太多了！”
“可是，夫人，对此我无能为力，我！”
“您可以给我一间房！”
“不可能，夫人，不可能。”
她想找到什么尖刻的话来反击，一句咒骂，但是没有能够，愣了一会儿，她扔出了一句：
“瞧，您根本不是个男人！”
“我？”门卫叫嚷起来，突然间失去了职业性的耐心，在受到侮辱的情况下跳了起来，“好啊，您是想继续侮辱我，是吧？首先您是外国人，不是吗？给我闭嘴，要不然我就叫警察了。”他非常尊严地结束了他的话，为这四个用卡斯蒂利亚语破口大骂的人打开门，将她们推了出去。
“什么日子啊，先生，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对科尔特说，“世界都疯了，先生！”
科尔特找到一条凉爽、安静而阴暗的长廊，通向一个非常安静的酒吧。所有的闹腾就在这道门槛戛然而止。百叶窗全都关上了，大大的窗子保护着这个酒吧免受暴雨前炽热阳光的烘烤，这里能够闻到铜器、优质雪茄和肉质细腻的隆头鱼的香气。酒吧招待是个意大利人，科尔特的老朋友，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待了他，向他证明，能再见到他是多么高兴，同时也对法国所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这是一种贵族的方式，非常有分寸，从来不会忘记外界的事件或是他低于科尔特的地位所必然要求的一种谨慎，他做得如此到位，科尔特得到了很大安慰。
“真高兴再见到你，我的老朋友。”他高兴地说。
“先生离开巴黎很困难吧？”
“啊！”科尔特只是非常简单地叹了一声。
他翻了翻眼睛，而约瑟夫，那个酒吧招待，做了一个腼腆的，小小的手势，仿佛要将秘密推开，拒绝唤醒那些才发生的，如此沉重的记忆似的，他用一种面对身处危机之中的病人时，医生所用的口吻说：“先喝了这个，然后您再向我解释一下您的情况。”他尊敬地低声说：
“为您准备一杯马爹利，是吗？”
一个因为冰凉而雾气朦胧的酒杯放在他面前，酒杯旁还一左一右地摆着两个小碟，一碟橄榄，一碟炸薯片，科尔特冲着这包围着他的熟悉的环境露出一个惨淡、模糊的微笑，接着，他向才走进酒吧的人望去，一一认出了他们。是的！他们都在这里，这位院士，前某部部长，这位工业巨头，这位出版家，这位报社总编，这位议员，这位剧作家，还有这个用“X将军”的笔名发表了那么多资料充分、严肃、专业的文章的先生，这些文章都登在巴黎一家很大的杂志上，他为那家杂志评论军事事件，让广大的群众也能有所了解，而且他还会用上自己的观点，总是很乐观，但是比较模糊（比如说，他会这样写：下一次军事行动的舞台将会在欧洲北部，或是巴尔干半岛，或是在鲁尔地区，或是在三个地方同时登场，更或是在地球某个难以确定的地方）。是的，他们都在，身体健康。有一瞬，科尔特好像是惊呆了。他不知该怎么说，就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曾经觉得旧世界坍塌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残垣破瓦上。看到这些或为朋友、或为敌人——此时对他而言是不是敌人已经不重要了——的名人，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宽慰。他们站在同一边，他们在一起！他们彼此互为证明，毫无疑问，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原来一样，这并非什么史无前例的激变，并非我们原先所想象的世界末日，这只是纯粹的人类关系问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之，只能深深地触及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们交换了悲观的、甚至是绝望的观点，但是语调颇为轻松。一些人已经充分享受过生活了。他们已经到了欣赏年轻人表演的年龄：“就让他们去对付吧！”另一些人匆匆忙忙地在脑子里汇聚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发表过的演说，这些东西也许在新体制下能有用（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地惋惜法国已经失去了崇高意识和危机意识，不再那么孩子气了，他们在这方面显得非常平静！）。政界要人则相对焦虑一些，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完全妥协，正思考着怎么颠覆盟军。剧作家和科尔特则在谈论各自的作品，他们忘记了这个世界。
28
米肖夫妇根本没能抵达图尔。爆炸摧毁了铁路。火车停了下来。难民又回到公路上，此时与德国纵队混杂在一起。他们接到了返回的命令。回到巴黎，米肖夫妇发现巴黎城一半是空的。他们步行回到家中。离开家也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们却觉得如此漫长，本来以为回来时，一切都将是乱七八糟的，因此，走在毫发无损的街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暴风雨前的太阳照耀着百叶窗紧闭的房屋，和他们离开那天的情景一模一样，突如其来的热浪烤焦了梧桐树的叶子，没有人清扫落叶，难民拖着疲倦的步伐踩在落叶上。食品店看上去都关着。有时这副人烟稀少的景象还是让人颇为吃惊；就好像是经历过鼠疫的一座城市，就在揪心地大声叫着“所有的人都走了，或者死了”时，面对面地却站着一个穿着得体，化着妆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好像米肖夫妇所遇见的一样，在上了铁门的肉店与面包店之间，他们看见有家理发店却开着，还有一位女客人在烫头发。这是米肖夫人的理发师。她叫了他一声。他本人，他的助手，理发师的妻子和客人都跑到门边，发出了惊叹：
“你们这是赶路回来？”
米肖夫人指了指没穿袜子的腿，还有乱七八糟的裙子，和她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
“你们瞧！我家怎么样？”米肖夫人焦急地问道。
“没事儿！你家可都好好的。我今天还从你们家窗底下走过。”理发师的妻子说，“一切完好无损。”
“可我的儿子呢？让一玛利？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他？”
“他们怎么会看见呢，我可怜的妻子？”这时莫里斯说话了，“你真 是失去理智了！”
“那你呢，你的冷静足以要我的命。”她激烈地回答道，“不过，也许看门人那里……”她已经冲了出去。
“别累着自己，米肖夫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路过的时候问过，再说邮件根本就到不了！”
让娜试图用微笑来遮掩这残酷的失望之情。
“好了，那只有等待了。”她说，但是她的嘴唇在颤抖。
她机械地坐下来，喃喃道：
“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是您。”理发师说，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圆圆的、轮廓柔和的脸，“我就先洗个头。这样可以理清思路，我们还可以让那个米肖先生也凉爽一下，在你们洗头的同时，我的妻子可以给你们炖点东西。”
事情于是就这样安排了。正在理发师用薰衣草精华液为让娜按
摩头部的时候，理发师的儿子跑过来告诉他们停战协议签了；由于
米肖夫人正处在极度疲惫的状况中，她几乎理解不了这条新闻的意
义，就好像在一个垂死之人的床边，大家都哭干了眼泪，等到这个人
真的咽气时就没有眼泪了。但是莫里斯，他想起了一九一四年的战
争，想起他参与过的战斗，伤口痛苦，他觉得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
潮水。然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他沉默着。
他们在若斯夫人的店里待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从那里出来回家：据说法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并不多，但是战俘达到了两百万之多。也许让一玛利也被俘虏了？他们不敢期望别的。他们走进自己的家，尽管若斯夫人事先已经向他们保证过，可他们还是不能相信家仍然在，而不像上个星期，在奥尔良，他们所穿过的马尔特罗广场上的那些大楼一样燃为灰烬。但是就是这里，他们认出了大门，看门人的小屋子，信箱（空的！），等待他们回来的钥匙，还有看门人！圣徒拉萨尔重见光明之时，看见自己的姐妹和炉子上炖着的汤，想必体验到的也是类似的一种掺杂着惊惧和默默的骄傲的感情：“无论如何，我们回来了，我们在这里。”他们想。可是，让娜又立即想到：
“可这又有什么好呢？如果我的儿子……”
她望着莫里斯，莫里斯冲她勉强地笑了一下，接着高声对看门人说：
“您好，诺南夫人。”
看门人年纪很大，耳朵几乎聋了。米肖夫妇尽量简短地叙述了外逃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也尽量让对方说得简单些，因为诺南夫人跟着女儿——她女儿是个洗衣店老板娘——一直走到意大利国门口。到了那里以后她和女婿发生了争执，于是她回来了。
“他们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他们会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得意地说，“他们以为已经得到了我的储蓄。她倒不是坏。”在谈封女儿时她补充道，“她只是脾气太急。”
米肖夫妇告诉她，他们非常疲倦，然后他们上了楼，电梯坏了。
“这真是最后的打击。”让娜呻吟着，不过还是笑出声来。
丈夫慢慢地爬着楼梯时，她冲在了前面，又回到了做姑娘时的那种状态，双腿轻盈，一点不喘。上帝啊，有的时候，她还会抱怨这阴暗的楼梯，抱怨这缺少壁橱、浴室（于是只好把浴缸安在厨房），而且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暖气老是出毛病的房子！这一切现在回来了，这个小小的封闭的世界，舒适的，她生活了十五年的世界，在这几堵墙里包裹着那么柔软、那么温暖的回忆。她倚着楼梯栏杆，望着下面的，仍然很远的莫里斯。她一个人。她靠在门上，将嘴唇贴在木头的大门上，然后抓住钥匙，开了门。这是她的房子，她的避风港。这是让一玛利的房间，这是厨房．这是客厅，还有晚上，她从银行回来，让她伸展疲惫的双脚的沙发。
想到银行，她突然间抖了一下。一个星期以来，她都没去想它。等莫里斯进门时，他看见她忧心忡忡的，回到家的那种快乐已经荡然无存。
“怎么了？”他问，“让一玛利？”
她犹豫了一下：
“不，银行。”
“上帝啊！为了到图尔，我们已经做了人类能做的一切事情，甚至超出了人类所能的范围。他们不能指责我们什么。”
“他们的确不会指责我们。”她说，“前提是如果他们想让我们留下，可我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临时职位，而你呢，我可怜的朋友，你和他们一向处不来，所以说，如果他们想摆脱我们，这正是好时机。”
“我也想到了。”
和往常一样，在他不表示反对，而是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却完全换了意见。
“不管怎么说，他们也许还不是最混蛋的混蛋。”
“他们就是最混蛋的混蛋。”莫里斯温和地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有我们的担忧。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自己家里。别去想其他事情了……”
他们没有谈论让一玛利，如果讲到这个名字，他们不可能不流泪，但是他们不愿意哭。在他们心中，总充满着一种对幸福的炽热向往。也许是因为他们非常相爱，他们每天都在学习生活，心甘情愿不去想第二天的事情。
他们不饿，于是打开果酱瓶和饼干罐，让娜精心地准备着咖啡，咖啡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是那种非常纯正的摩卡咖啡，历来都是逢到最重要的场合才用的。
“我们还会有什么更重要的场合呢？”莫里斯说。
“反正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他的妻子回答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可不能很快找到这样的咖啡。”
“你简直赋予这咖啡一种罪恶的味道。”莫里斯深吸了一口从咖啡壶里散发出来的香味，说。
吃完这顿简便的饭之后，他们在打开的窗户前坐下来。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几天非常安静的日子。由于邮路不通，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得到任何消息，好的或是坏的。只有等待。七月初，德·弗尔尼埃先生回到了巴黎。德·弗尔尼埃伯爵打过一个漂亮仗，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了之后大家都这么说：有几个月的时问，他如同一个英雄，身处危险之中，接着他娶了个非常富有的年轻姑娘。于是他就不那么想死了，这是当然！他的妻子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亲朋好友，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些关系。他不再故意寻求危险，但也不躲避。战争结束时他没受一点儿伤，他对自己，对自己在战火中的漂亮表现，对自己内在的自信和肩上的星星感到相当满意。到了一九三九年，他基本上在一流的上层社会确立了地位。他的妻子是所罗门一沃尔姆斯家族的，他的妹妹嫁给了麦格勒侯爵，他是马球协会的成员，他组织的晚餐和狩猎活动颇负盛名。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才订婚。比起一九二。年的时候，他的钱要少得多了，但是他却更清楚摆脱金钱或利用机会积累财富的方式。他接受了科尔班银行的负责人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