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八日，以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为首的二十余人，竟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用进口的绞刑架绞杀于北京。据说这种新式的绞刑架更具有“凌迟”的功效。
五月二十一日，徐克祥部又在长沙对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发动武装突袭，再演了上海的流血事件。因二十一日电报代日的韵目为“马”字，故又称之为“马日事变”。
六月十日，冯玉祥应邀出席了武汉政府的“郑州会议”，从汪精卫那里得到了陕甘豫三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收获颇丰。
六月二十日，冯玉祥又应邀出席了南京政府的“徐州会议”，从蒋介石那里又得到了使他整日为之困扰的五十万现大洋，收获亦不菲。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冯玉祥不得不和起了稀泥，他左右逢源从中斡旋并以牺牲朋友为筹码作出了让步。在他的努力下，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清党”的问题上又取得了共识。正如冯玉祥自己所言，他的确够不上被赤化，他这个“和事老”的角色，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也给他还颇让人称道的历史档案中添上了并不赢人的一页而使之黯然失色。
七月七日，冯玉祥也在洛阳宣布“清党”，将二百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发给多少不等的盘缠后，用闷罐子车押送到武胜关“礼送”出境，其中被他从莫斯科点名请回的刘伯坚等也无一幸免。
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党。同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兼西安留守司令石敬亭，也下令取缔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的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并宣布了清党的三条办法。被于右任改为红城的满城，又被石敬亭改为了新城，冯玉祥亲自命名的“大钊图书馆”，也同时被改为平民图书馆。
八月一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分别在军长贺龙和叶挺的带领下由九江开往南昌，在与朱德的第九军会合后又在周恩来、刘伯承等共产党人的参与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端不稳则搁不平，不平则鸣！但此鸣不再是呐喊声和口号声而是枪声和炮声。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的俄租借召开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因此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而只能叫做“八七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其总书记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在大会发言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吃一堑，长一智。因没有武装而吃了大亏的共产党人觉醒了，要抓枪杆子了。
“八七会议”决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可惜的是斯大林的极左思想通过第三国际，直接地影响着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使其由一个极端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八月十九日，武汉政府迁往南京，史称“宁汉合流”。
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湘赣一带发动了秋收起义。
九月二十六日，在西安的红埠街九号，中共陕西省委秘密地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是为“九二六”会议。
从报纸上陈致远虽不可能看到如此详尽的信息，但“清党”是出自于冯玉祥，却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实。自己的辖区里有没有共产党？共产党该清还是不该清？如果不该清也不清自己又如何向石敬亭作出交代？如果该清又当如何去清？深受张季鸾“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跟家庭传统教育的影响，决心以政治白丁的身份为国家和民众做些实事的陈致远，却于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党派之争的政治漩涡。北京南苑，李大钊在讲台上那充满激情的演讲；西安北院门，史可轩那硬邦邦的乡音；中山学校里，邓希贤那瘦小而平易近人的身影，都给陈致远留下了刀刻斧凿般的记忆。这些不同身材不同性格不同口音的人却有着同一个名字——共产党。于右任曾经动员陈致远加入他们的党，史可轩也曾争取陈致远加入他们的党，但都被陈致远用简单的三个字“再说吧”给推脱了。在陈致远看来，他们双方没啥区别就跟弟兄俩一样，一个提倡“天下为公”，一个追求“天下为共”，而“公”和“共”合在一起不就是“公共”么？关于这一点已有古训在先，正所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
陈致远虽然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并不等于他跟他们没有感情，他有很多在国民党的朋友，也有不少在共产党的朋友。如今亲弟兄翻了脸，陈致远自然更为关心年幼的弟弟，他们的处境如何？是被“礼送出境”了或者说是被干撵端了，还是......陈致远不禁为他们的命运担起心来。
坐等天明后陈致远再也呆不住了，向秘书交代了几句后他布衣简从只身去了西安。
果然不出所料！昔日门庭若市的中山军事学校，眼下却变得门可罗雀，校内也人去楼空而只剩下了收发室老林头。大概因既无东西可收自然亦无东西可发，他一个人坐在收发室的外面正在打盹。一阵秋风过后几片黄叶飘落而下，站在对过的陈致远竟不觉心里一酸。
正准备过去问个究竟的陈致远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咋搞的？还不见来！”在不慌不忙地掏出怀表看了看又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声后，陈致远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果然有几个贼头鼠脑的家伙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并聚在一起互相嘀咕着什么，样子似乎还都有些沮丧。
已经快十二点了，拐进一条胡同后陈致远又走进了一家饭馆，他曾经是这里的常客，所以一进门伙计就热情招呼着他。在陪着陈致远走进楼上的雅间后，老板一面招呼他坐下一面抱怨说：“啊呀陈校长！你刚走一个好端端的学校说塌火咋就就塌火了，害得我这儿的生意也冷清了许多。”陈致远应酬道：“唉！我也没料到会弄成这样。”这时伙计端着菜上来了，还是老三样：一盘腊汁肉，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凉拌肚丝外加二两老白干。老板说了声“陈校长请慢用”后便下了楼。陈致远吩咐正在下菜的伙计说：“一会老林头路过你教他上来一下，就说我找他有点事，别忘了顺便再添两个菜上来，啊——”伙计应了一声便转身下去了。
这里也是老林头回家的必经之地，因此饭馆的人都认识他。不一会儿伙计果然又端着两个菜上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正是老林头。
陈致远招呼老林头坐下，老林头并没有就坐而是怯怯地说：“陈校长有啥事请尽管吩咐。”陈致远笑着说：“我已经不是什么校长了，也没啥正经事咱俩随便聊聊，来来来！你先坐下我们边吃边说。”在老林头拘谨地坐下后，陈致远借洗手出去向楼下看了看，进来时他顺手带上门这才在对面落座。
老林头虽然为人忠厚却并不傻，他早已猜出了陈致远的意图，于是不等陈致远开口他几乎带着哭腔，对他诉说了几个月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大约在七月初，西安的时局就有些不大对劲，副校长李林跟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奉命分头去了上海跟武汉。不久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与中山军事学校被合编为一个旅，冯玉祥命部长兼校长的史可轩与大队长许权中将这个旅带往河南，中共陕西省委却要求史可轩与许权中北上宜川，与党的实力比较雄厚的石谦旅会和。
队伍到达临潼后突然调头正要北上，史可轩与许权中却发生了分歧，史可轩想以同乡之宜说服田生春（原国民二军旧部）借道北上，不想竟被田生春（外号叫田葫芦）杀害于福平县的美原镇。鉴于“榆林王”井岳秀也已在陕北“清党”，许权中决定就近接受冯子明的改编，暂驻临潼的关山以保存实力。
“史校长他遇害了？”陈致远吃惊地问道。一时他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岂止史校长！还有刘院长，他也被井岳秀给杀害在中部县。”老林头已经老泪纵横。他所说的刘院长是指西安中山学院的院长刘含初。闻言后陈致远将已夹起多时一块肉片又放回了盘子。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父母已是满头华发，妻子马月盈也腹大如鼓即将临盆，而自己却为政一方且又逢非常时期，在家小住了三天后，陈致远不得不匆匆地回到了同州。
同州到底有没有共产党员，在将自己周围的人与他在西安认识的共产党人一一作了比较后,陈致远竟发现有些人还真的有些像。
立即让警察局将其抓起来严刑拷问，还是先派人暗中调查取证再予以逮捕？是“礼送出境”还是就地处决？思前想后扪心自问，陈致远的这些念头最终还是被他自己给彻底地否决了。在陈致远的印象中跟共产党相比，国民党虽然早也比较强大但却似乎还欠缺些什么，而这些“怀疑”对象不但没有任何恶迹，而且还在同州最困难的时候出主意想办法，给自己出了大力帮了大忙的人。自己凭什么抓人家杀人家？就凭人家姓“共”？这能成为狼吃小羊的借口么？当年秦桧在谋害岳飞时还有个“莫须有”的罪名，陈致远可没有田葫芦翻脸不认六亲的本事，更无井岳秀杀人不眨眼的能耐，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手。
陈致远准备和稀泥抹光墙了，如果实在抹不过去，他也准备效仿冯玉祥将他们“礼送出境”，料他石敬亭到时候也没话说，冯总司令能这么做我为什么就不能？“礼送出境”总得有个去处吧，陈致远想到了杨虎城的留守部队——驻防在韩城的王保民。
人有见面之情，在西安守城期间陈致远结识了王保民，俩人虽无厚情却还有些薄谊。杨虎城跟共产党走得那么近，同为杨虎城的部下王保民与井岳秀又积怨甚深，想必他还不至于不借面咧连升子也不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