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内中暂时占了上风的南京政府，在攘外中却一再败北。
《淞沪协定》的墨迹未干，南京政府又在两年内与日军相继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在《塘沽协定》中，南京政府不惜毁我长城再次引狼入室，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一带为日军的“自由出入区”，致鬼子的铁蹄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地纵横于我华北和西北等地。
《淞沪协定》跟《塘沽协定》是以地名命名的；《秦土协定》跟《何梅协定》则是以人命命名的。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时任河北省代主席的秦德纯；“土”则是指日本关东军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是日本法西斯中不“贤”最“二”的一个。河北省主席原是由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兼任的，为了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竟撤掉了在长城抗战中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宋哲元主席，而代之以亲日派秦德纯，从而使察哈尔跟新疆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何梅协定》中的“何”，是指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梅”指的是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智郎。应梅津美智郎的无理要求，南京政府不但罢免了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而且还将其所率的五十一军调出了河北。跟于学忠一块被罢免的，还有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曾扩情处长等一大批中国官员；与五十一军一块被调出的，还有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宪兵三团和其它中国军队。至此华北已名存实亡，整个中华民族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在自己的土地上调动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家任免自己的官员，竟要按日本人的意志看日本人的眼色，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
放着日本人不打，“鄂豫皖剿匪司令部”竟被更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西迁西安，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负责节制西北所有驻军共同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后，即将进入陕北的中央红军。
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古城西安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西郊机场的上空蓝天如海，白云如山。一架美制的“波音”飞机穿云破雾，绕低空盘旋一周后，稳稳当当地停靠在停机坪上。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使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统帅数十万军队，被称之为“少帅”的张学良；女的烫发旗袍风姿绰约，无需多问，她就是张学良那个名为侍从，实为小蜜的赵绮霞了，因为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尚远在英国。
赵绮霞在赵家女孩中排行老四，因此又被称为赵四小姐，简称为赵四，又因为她常被张学良呼以“Edith”，所以人们又取其谐音称之为“赵一荻”，或者干脆将“一荻”拼读为“媞”，称之为赵媞。
在杜斌丞、王菊人等一大批党政官员陪同下，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省主席邵力子与夫人傅学文双双迎了上去。陈静远与关步云也从不同的角度，咔嚓咔嚓地按动着照相机的快门，但他们尚无从确定被他们所热情欢迎的，是祸还是福。
杜斌丞，陕北米脂人，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史地部。在任榆林中学任校长时结识了杨虎城，时任省政府高级参议。毛泽东称其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周恩来誉其为“鲁迅式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是杨虎城的良师益友。
王菊人，陕西蒲城人，杨虎城的贴身秘书，也是前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鼎的五世孙。王鼎在为反对“南京条约”向道光皇帝进行苦谏、哭谏无效后，不得已而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任，林（则徐）不可弃”的遗书，自缢于圆明园以尸进谏。
车队穿行在古城的西大街上。这里的政治氛围不禁使张学良有些吃惊，在全国一片声嘶力竭“剿匪”声中，这里却人人都在呼吁抗日。
“乡党们！同胞们！红军也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乃日本帝国主义......”演讲者声泪俱下；“反对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聆听者群情激昂。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也贴满了古城的大街小巷。
“西安如此混乱，杨主任何以坐视不管？”张学良担心地问道。
“他们都是我的乡党，有的还是张副司令的乡党，我高低下不了这个手喀！这下好了，陕西的事，就拜托副司令了。”杨虎城的话虽然很客气，张学良听后却还是像被蝎子蜇了一下。
“哪里哪里？杨主任太客气了。学良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还要仰仗杨主任多加关照！”在努力稳定了一下情绪后，张学良客气道。
“一切听从副司令的调遣。”杨虎城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听着那泣如诉的歌声，张学良不禁低下头不在言传了。
好奇心往往是无法抗拒的。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鼻子上架着茶色眼镜的张学良，与布衣素服不施粉黛的赵一荻，悄悄地来到钟楼底下。演讲的和听讲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古城的夜晚却更加的活跃了。
“乡党们同胞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那个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拥有几十万军队，却一枪不发地丢了东三省。听说他又要到我们西安来了，连自家的窝都看不住，如今却来抢我们的窝，天下竟有如此无廉耻之徒！乡党们同胞们，我们陕西人再厚道，也不能要这个丧家之犬；我们陕西地方再大，也不能容这个民族之败类。对于这个乱臣贼子，我们只能是人人得而诛之......”一个满口秦腔的人义愤填膺地演说着，说到这里，他还一挥右手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有这话！我也听说了。张学良他先人是张作霖，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家伙比当年的刘镇华还要瞎，不但要将咱的西北军连锅端，还要把日本人引进潼关。听说杨将军也在调兵遣将，准备跟此贼决一死战......”装出的不像，磨出的不亮。一个人操着醋溜过的秦腔接着说道。
“听说红军是主张抗日的。他放着日本人不去打，却跑到这圪垯来帮蒋介石打红军，我们东北人的脸，教他给丢尽了......”听到乡音，张学良不觉心里一震。定睛看时，见演讲者竟是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二十还不到。
在张学良的感觉中，前两个人颇有些来头，第一个人简直就是共产党，第二个倒像是蓝衣社的人。第三个则比较单纯，无疑是个流亡到此的东北学生。
言者虽各有用心，但他们的话却都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张学良的心窝。“汉卿，咱们走吧。”赵一荻轻声地劝张学良说。她已经忍受不住了，拉着他就要离开。
张学良却没有离开的意思，赵一荻正待再劝，突然被两个人架了就走。她吃了一惊，正待叫喊，却发现一个人是“西北剿总”秘书处的赫尚文。回头看时，张学良也被两个人架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是“西北剿总”警卫营的营长孙铭九。赫尚武是南京方面给“西北剿总”新配的秘书主任，孙铭九又是跟随张学良多年的贴身护卫，赵一荻突然提起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张学良突然去向不明，最着急的，当然是他的警卫营长孙铭九了。
为了监视张学良，晏道刚、曾扩情等先后被南京方面安插到了东北军。晏道刚原是蒋介石的第一侍从室主任，现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曾扩情原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处长，跟于学忠一块被罢免后又出任了“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赫尚文也奉命回到了老家陕西，名义上“西北剿总”的秘书主任，实际上却是西安宪兵二团的副团长。
走出一箭之地后，张学良与赵一荻这才被松开了，一行六人谁也不说话，端直向东大街而去。
在一个巷口，孙铭九正要招呼张学良与赵一荻上车，不料黑暗中突然又闪出了七八个黑影。孙铭九等刚摸出枪就被缴了械，正待要喊，刚张的嘴巴又被塞进了一条毛巾。
“副司令请！”在孙铭九被押走后，张学良与赵一荻被请上了汽车。
前一次是虚惊一场，这次看来真的是被绑架了。绑匪是赤党是蓝衣还是杨虎城的手下，张学良一时还弄不清楚。
赤党很快地被排除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在西安绑架自己，也没有能力通过层层封锁将自己弄到陕北。蓝衣社接着也被排除了，张学良自忖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蒋介石，中原大战中他帮他打垮了冯阎联军；九一八事变后基于“不求见谅于人，但求无愧于心”的想法，他替他背黑锅而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风大浪急船小，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下去时，他又毅然代他受过而宣布下野。难道是杨虎城？“陕西的事，就拜托副司令了。”张学良突然想起了杨虎城那句看似客气，却不乏讽刺意味的话来。
张学良只猜对了一半。“绑匪”的确是杨虎城的人，但却不是绑架，而是保护。
张学良跟赵一荻竟被“绑匪”们绑架到他们的“剿匪”总部。“让副司令受惊了。我们是奉杨主任之命在暗中保护张副司令的。”啪的一个立正，在齐刷刷地举手行礼后，“绑匪”们便转身离开了。
突然醒悟过来的张学良连忙抓起了话筒：“杨主任吗？我是张学良。杨主任的关照使学良十分感动......不过这里还有点小误会......他们不是绑匪，是我的部下......对对对！是穿的便衣。”
绥署的特别侦缉处里，处长刘光复正待审问孙铭九一干人等，电话铃声却骤然想了起来。“噢，杨主任！我是刘光复。啥？误会......不是绑匪......放人......好好好。”放下电话后，刘光复立即命令给“绑匪”们松绑，并一一跟他们握手道歉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大家都是为了副司令的安全，不想却发生了误会，还请各位见谅。”握到孙铭九时，俩人还暗中较了较劲，孙铭九见落了下风，这才不得不前倨而后恭。
半个多月里，一列列满载着东北军的军列，在西安站作简短的滞留后，又相继一路西行，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去了兰州，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去了庆阳，王一哲的六十七军与何柱国的骑兵军去了陕北。而那些拖儿带女，提着包袱蛋蛋的随军家属们，却在跟他们的丈夫挥泪而别后，一拨跟着一拨地拥进了西安省。“请问哪圪垯有空房子？”西安不在是陕西人的西安，仅十多万人口的古城里，突然间增加了五六万来自关外的东北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关中不少人因没办法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如今却恰恰相反，是关东人闯关中。跟脚下黄土地一样宽厚的关中人能将就尽量将就，把房子腾出来打扫干净，像当年接纳河南人一样，接纳着这些有家难归的东北同胞们，城里住不下住城郊，城郊住不下住乡下，就连靠近西安的几个县城，也都挤满了背井离乡的落难者。
磕磕碰碰的事在所难免。不能说没有芥蒂，但对同是杂牌的东北军，杨虎城更多的是同情。他经常叮咛部下说：“张学良不是蒋介石，患难的朋友好交，我们要尽量团结他。”张学良也经常告诫下属说：“咱们东北军虽然流亡，却不能没有骨气，不要抢人家的饭碗夺人家的地盘。”
“弟兄们！张学良对不起大家，也对不住东北的三千万父老，更对不住东北的白山黑水。大家要奋勇作战，尽早完成委员长的统一大业，等剿匪胜利后，我一定带领大家收复失土打回老家去......”在西安站，张学良一批又一批地接见着开往前线的东北军官兵，并发表长篇讲话以鼓舞士气。
命运的安排，使两个在年龄、阅历、出身和受教育的程度上，都相去甚远的地方军将领走到了一起，绑架风波又使萍水相逢的两个人，首先在人格上彼此获得了认可，使以后合作共事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向南京俯首称臣，自非杨虎城的性格，早年靖国军解体后，众人或为匪以苟延残喘，或易主以另图发展，唯有他依然是大旗高擎，既不为匪也不愿接受军阀的改编。西安解围后他困惑过也彷徨过，明知冯玉祥靠不住，奈何他打的毕竟是革命的旗帜，于是在朋友的百般劝说下，他违心的决定暂时跟冯出师北伐，后来果然是屡遭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