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虔诚的佛门弟子，用“割肤施肉”的方式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涅槃。为了纪念他，人们将此地叫做肤施，而那座山就是现在的凤凰山。
因不逢礼拜，清凉山下桥儿沟畔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显得空落落的。偌大的教堂里只有三个人，面对上帝他们都没有顶礼膜拜，看来并非是虔诚的基督徒。张学良来回地踱着步子，显得既兴奋而又不安；王以哲不住地搓着双手，他也在替张学良着急；刘鼎是杜重远跟李杜给张学良找到的“朋友”，他信奉的不是什么上帝耶稣基督，而是英特纳雄耐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天他却要以东北军高级参谋的身份，参与张学良与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会谈，而这位党的高层领导人，竟还是他寻找了多年而没找到的老上级。表面上看似平静的刘鼎，其内心比张学良跟王以哲还要激动。
随着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蹄声，三个人大步流星地鱼贯而出。首先翻身下马的，是一个目光炯炯的大胡子美髯公，刘鼎刚接过马缰，张学良便一把逮住了他刚刚腾出的右手。
“是周先生吧！果然是美髯长须。”从传说的形象中，张学良准确地认出了周恩来。
“只知道张将军年龄不大，却没想到竟是如此的年轻。难怪人以少帅相称。”周恩来也已意识到跟他握手的，是张学良。
“李先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张学良又握住了李克农的手。
“是啊，一回生，两回熟。千里有缘来相会，没想到时隔一月，我们又见面了。”李克农也寒暄着。
“周先生请！”
“张将军请！”谦让后张学良与周恩来并肩而行，李克农王以哲刘鼎紧随其后，一块进了教堂。
“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贵党的。”坐定后，张学良指着刘鼎向周恩来介绍说。“阚尊民！怎么是你，啥时候改叫刘鼎了？”周恩来惊讶地说。对视了一眼后，张学良与王以哲也颇觉吃惊。“好几年了。在敌后工作，不得已呀！一别就是四年，没想周副主席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并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刘鼎感慨万千地说。
“原来二位早就认识？”张学良随口问道。“四年前，我就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工作过。”刘鼎兴奋地说。“原来如此！难得，实在是难得！”张学良连连地感叹着。“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在诵读了张学良的诗句后，周恩来又对他说：“我们不也是一见如故么！”张学良也被感动了：“没想到周先生还记得拙作，真乃三生有幸，相见恨晚啊！”
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谈话自然而然地切入了主题。张学良说：“贵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深得人心，的确不失为一个抗日救国的好办法，学良亦是十分敬佩。眼下中国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无不集蒋先生于一身，既然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何不将蒋先生也纳入其中，以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之实力？”周恩来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张将军此言差矣！不是我们不想团结他，而是他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敌视而不愿意接受我们。”说到这儿，周恩来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气愤地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不是合作得很愉快么？正是由于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大革命才取得了节节胜利，而当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蒋先生却等不得‘飞鸟尽’而就要‘良弓藏’了，并‘阋于墙’而对‘兄弟’举起了屠刀，制造‘中山舰’事件于前，发动‘四.一二’政变于后，接着又是接二连三的五次围剿，为革命流血牺牲屡建奇功的共产党人被杀害的，又何止千万？先总理尸骨未寒，是谁背叛了他‘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谁破坏了国共合作？又是谁断送了即将成功的大革命？是蒋介石！”
见张学沉默头不语，周恩来又接着控诉说：“面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蒋先生却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卖国协定，正如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所言，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的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这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河北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的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的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介石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介石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和厦门等地的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看了看左右后，周恩来又接着道：“这跟西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妇人之见，又有何区别？”
面对周恩来的慷慨陈词，王以哲不住地点头表示默认，张学良更是无言以对，空气紧张得几乎快要爆炸了。正在李克农刘鼎为会谈有可能破裂而担心的时候，周恩来却话锋一转委婉地说：“当然，蒋先生并非是溥仪跟汪精卫，他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民族气节而投降日本。尽管他对我们大开杀戒，我们仍会以大局为重而考虑与他再度合作，前提是，他必须先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
旋乾转坤，短短的几句话，又使会谈的气氛立即变得缓和了下来，众人也开始交头接耳小声地交谈起来。张学良说：“周先生说的都是事实。对贵党顾全大局不计前嫌的高风亮节，学良也深受感动。但据我所知，蒋先生并非不想抗日，日寇的步步进逼，他也曾大光其火，而贵党‘反蒋抗日’的口号，又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若能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以去其后顾，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不就站不住脚了么？”说完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期待着他的回答。
“张将军的主张很好，同时也代表和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所有爱国人士的共同意志。我个人完全赞同这个主张，并会立即上报我党中央作为决策的依据。好在南京方面的态度也在转变有了再次合作的愿望，对此我党非常欢迎，并已立即做出了反应。诸位尽可放心，我想张将军主张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所担心的，倒是蒋先生会不会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张学良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大前提，其它问题就好说了。至于蒋先生，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一定得把他扭转过来。”周恩来兴奋地站了起来：“让我们共同迎接这黎明时的曙光吧！”说完，他转身推开了窗户。
一抹微曦随即扑面而入，对面宝塔山上的宝塔已依稀可见。天，就要亮了。
不久，在红军的《五五回师通电》中，张学良果然没有找到“反蒋抗日”与“蒋介石卖国贼”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逼蒋抗日”与“蒋介石氏”。
共产党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使张学良大为感动的同时，还萌生出将部队拉出来跟红军一块干的念头，甚至向刘鼎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迫不及待地派飞机送刘鼎回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由于张学良的想法，与前不久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精神相悖，于是中央决定让刘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去说服张学良保持冷静，以统一战线的大局为重，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抗日救国争取更多的力量。
“怎么样？”刘鼎一回到西安，张学良便急切地问道。
“少帅的想法很好！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刘鼎委婉地说。
“不是时候？”张学良闻言十分惊讶。
“这样做既不符合我们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同时又难免授人以柄，说我们是在效法‘两广兵变’。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原则，什么原则？”刘鼎所说的“两广兵变”，是指广东地方实力派人物陈济棠，与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借口，向南京政府发动的反蒋事件。因为发生在六月一日，故又称“六一兵变”。这些张学良心里自然是十分清楚，至于《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他就不得而知了，这才惊讶地接着问道。
“我们在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刘鼎说。闻言张学良沉吟良久，这才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光明磊落，诚可鉴人。过去有人曾提醒我说跟共产党合作，要当心被吃掉，看来燕雀难知鸿鹄之志，小人之心，亦不足以度君子之腹！”
共产党的坦荡，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为了改造军阀习气颇重的东北军，为给抗日培养新生力量，张学良在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兵队，命宋华江担任政治教官，又在东北军中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还让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编辑了一个叫做《活路》的小册子，作为抗日同志会的刊物，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来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张学良在西安没有印刷厂，陈静远请示杨虎城同意后，《活路》在绥署军需处的印刷厂里秘密付印。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杨虎城与张学良跟共产党的频繁接触，已经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宪兵二团跟西安军警联合侦缉处的警觉。
挂羊头，卖狗肉。所谓的西安军警联合侦缉处，实际是“复兴社”设在西北的特务机关。其处长江雄风正是特务处西北区的区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戴笠。
通过戴笠江雄风向南京报称张学良跟杨虎城均与共产党有秘密来往并暗送秋波，有通共的重大嫌疑；宪兵二团的副团长赫尚文，也向南京报告说杨虎城跟张学良分别偷偷地向红军提供药品和军服；而十三太保中的大太保曾扩情，则干脆拿着一本从东北军中弄到的《活路》，到南京去告张学良的黑状。
在这本小册子上，的确都是些鼓励东北军联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内容，特别是一篇叫做《抗日对话》的文章，矛头所向则直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通过戴笠，曾扩情终于见到了他们的蒋校长。不想舔尻子竟舔在了痔疮上，正被“两广兵变”所困扰的蒋介石，既没给他封官也没给他加冕，却反而问他要起了证据。因拿不出证据，在训斥曾扩情的同时，蒋介石也没忘记给戴笠捎带上几句。
既丢了人又现了眼的戴笠迁怒于曾扩情、江雄风跟赫尚文，并严令他们限期查到证据。于是西安的军警宪特一时间倾巢而出，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抓。狗急跳墙，国民党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郭增恺，竟被当成嫌疑犯押到了南京。张学良估计到特务们会卷土重来向他要人，于是暗中将高崇民送到了外地。
果然不出所料。发现抓错人后，戴笠更是雷霆万钧，将曾扩情、江雄风跟赫尚文轮番地臭骂了一通。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曾扩情、江雄风跟赫尚文等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印刷工人怀里揣着偷藏的一本《活路》来向赫尚文告密请赏。从叛徒口中，赫尚文始知《活路》虽流传于东北军，却出之于西北军。主编是活动在东北军中的高崇民，而负责印刷的却是西北军中的陈静远。
高崇民自然是没抓到，陈静远却神秘地失踪了。
《活路》是在印完当天的报纸后于翌日凌晨秘密印刷的。经过严格挑选后，被留下的都是比较可靠而且技术娴熟的工人。纸张也是严格控制的，发出的必须与成品以及报废的数量相符。
陈静远经常加班加点，通宵不归也是经常的事，因此并没有引起关步云的警惕。直到第二天傍晚还不见陈静远的人影，关步云这才觉得不对，于是慌忙报告了杨虎城。杨虎城当即着刘光复到印刷厂去查看，才知道在凌晨四点干完活后大家分头回家时，一个工人却主动地帮着陈静远清理现场。当刘光复带人去找那个工人时，才发现他也神秘地失踪了。
内部出了奸细，陈静远被秘密逮捕了。杨虎城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正要下令包围省党部、宪兵二团跟军警联合侦缉处时，不想却被人抢在了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