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霓裳羽衣舞，只闻枪声爆如豆。
西安方面，宋文梅以闪电般的速度控制了邮电大楼与西安车站，并立即切断了西安通往外界的所有联系；赵寿山立即指挥各部队出其不意地同时包围并解除了宪兵二团、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大队的武装；孔从洲也雷厉风行，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包括钟楼、鼓楼以及各个城门在内的所有制高点，并控制了西关机场。刘光复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率队将西京饭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
带人冲进一间屋里时，刘光复发现抖索在被窝里的，竟是一男一女。
“什么人？姓名？”刘光复厉声地喝问道。
“陈——陈继承。”男的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啥！你就是陈诚？瞎种一个，毙了算毬咧！”一个士兵误以为是陈诚，说着就要开枪，却被刘光复给拦住了。在杨虎城给的名单中除了陈诚外，的确还有个叫陈继承的，职务是豫皖赣剿共总司令。
“不不！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我——我是他老婆。”女的急忙辩解道。她回过过了神。
一经提醒，刘光复这才发现还没找到陈诚，于是严令细查。少时，军政部次长陈诚终于被从一口大衣柜里给“请”了出来。
至此，除于戴季陶之后周恩来之前，曾任黄埔军校第二届政治部主任的邵元冲死于非命外，其他诸如内政部长蒋作斌，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新任西北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等随驾来陕的十几个军政大员，均像当地农民吆喝着自家的猪羊去赶集一样，被驱赶集中到一间大厅里。
新城大楼，张学良跟杨虎城围着电话机焦急地踱着步子。其他人都一动不动的站在一旁，看上去活像是一群雕塑。张、杨二人既希望听到电话铃声又害怕听电话铃声，枪子可没长眼睛，更不会瞅红蔑黑因蒋介石是委员长而留个人情，他们既担心蒋介石逃脱，更担心蒋介石死于流弹。电话铃骤然响起，在犹豫了一下后，张学良伸手抓起了话筒，抓在他手里的，仿佛一颗随时都可能炸响的定时炸弹。
“啥......不见了......给我搜！”对着电话，张学良严厉地命令道。在重重地扣上电话后，他担心地对杨虎城说：“委员长不见了。听说被窝还是热的，棉衣、假牙、黑斗篷也都在，会不会是投进九龙湖自尽了？”杨虎城虽然也不无担心，却还是安慰着张学良说：“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
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足以令人窒息的沉默；挂钟只有挂钟，依然在不慌不忙地嘀嗒着，让人不得不心烦意乱的嘀嗒声。张学良跟杨虎城已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而挂钟的分针却慢条斯理地只转过了两周。
终于耐不住那让人不得不心烦意乱的嘀嗒，更无法忍受这足以令人窒息的沉默，张学良又伸手抓起了电话：“......还没找到......接着找！......找不到......找不到提着脑袋来见！”吧嗒一声后，电话又挂断了。
“杨主任！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头割下来以谢国人！”张学良说。
“副司令稍安勿躁。事情未必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再耐心......”杨虎城还没说完，电话铃再次骤然响起。见张学良没有接电话的意思，杨虎城这才抓起了话筒：“啥？再说一遍......好！太好了。赶快送过来。”连电话都来不及挂，杨虎城捂着话筒惊喜地对张学良说：“抓到了。副司令，抓到了，抓到了！”
“酒，酒！拿酒来。”张学良兴奋地喊道。凝固的空气终于重新开始流动，泥塑的群雕也似乎复活，酒杯的撞击声淹没了挂钟的嘀嗒......
印刷厂里，《西安日报》与《西北文化日报》预留在头版上的“天窗”，立即被标题为《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和《张杨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的大块头文章所覆盖。车间里马达飞转机器轰鸣，一张张空白的新闻纸被印机连续地从这端摄入，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成品报纸不断地从另一头被吐出......
陕北保安，一份电文为“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主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的急电，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份急电因发自十二月十二日的凌晨五点，所以又被叫做“文寅电”其中“文”字代表十二日，“寅”字代表着凌晨五时。
“文”日的“寅”时，抓蒋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张学良何以致电保安说蒋等已被扣留？原来按以前的密约，西安对保安的联系是一日三次，分别是五时、十三时和二十一时；而保安对西安的联系是一日两次，分别是五时与二十一时。没料到抓蒋会因阴差阳错而被耽误，又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张学良便提前发出了“文寅电”。
一石激起千层浪。保安方面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又于当天的二十一时发出“文亥电”，进一步核实了这个石破天惊的事变。土窑洞里，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研究应急方案的非常会议连夜举行。
东都洛阳，东北军炮兵六旅的旅长黄永安，也同时接到了张学良的“文寅电”，遗憾的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黄永安不但没有执行张学良占领军械库、封闭银行、切断陇海线、控制西工机场、阻止中央军西进的一系列命令，反而将张学良卖给了时任洛阳警备司令兼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从而打乱了张学良的军事部署，向中央军洞开了通向西安的东大门，也给南京方面在后来的和谈中，增添了一枚沉甸甸的砝码。
知情后祝绍周动用了洛阳军分校的两千四百余人，连夜包围并缴械了驻洛的东北军千余人。在直逼潼关“勤王”的同时，祝绍周还派飞机急飞临潼“救驾”。不料飞机刚一着陆，飞行组长蔡锡昌等一干人，均被在临潼守株待兔的王玉瓒营长生擒活捉。
金城兰州，张学良的联络副官解方在睡梦中被译电员摇醒了：“刚收到一份来电，密码很特殊，请长官过目。”解方心里不由一惊，“一定是西安出了大事。”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想。
解方，吉林东丰人。他跟张学良之间，绝非仅仅是一般的乡党或者上下级关系。远在一九二七年解方还在上中学时，张学良就对他特别欣赏，拟派其与自己的胞弟张学铭同赴日本去学习军事。岂料人各有志，青年解方却志在做一名济世活人的医生，张学良长叹一声后通过张学铭给解方送了四个字——大医医国。
正是这四个字，彻底地改变了解方的一生。跟张学铭一起东渡后，他竟成了冈村宁次跟土肥原贤二的弟子。这个门生虽然出乎其类又拔乎其萃，却没能让冈村宁次跟土肥原贤二这两位先生自鸣得意，他先以“我是中国人，名可以不要、利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但国家的颜面却不可以不要”，严词地拒绝了跟冈村宁次去支援制造“济南惨案”的要求，后又彻底粉碎了土肥原贤二企图策动“天津事变”的阴谋。事后土肥原贤二懊恼地说：“没想到学生打老师，竟还打得这么的狠。”解方回敬他的是：“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朝鲜，天津更不是北大营。”
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他怀揣着张学良亲自交给他的密电本，肩负着少帅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了金城兰州，来到了于学忠将军的五十一军。
果然不出所料。电报是张学良用只有他跟解方才知道的密码发来的：“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五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译出的第一句电文，竟首先把解方自己吓了一跳。刻不容缓，看着长达数页的电文，解方立即敲开了通信营长冯梦瑞的房门，于是翻译的速度立即翻了一番。
千钧一发，而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跟他的三个师长，却已被张学良提前召到了西安。军参谋长刘忠干从解方手里接过电报一看，立即被惊得魂飞魄散，竟一时间他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应对。解方连忙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拿主意吧。”
军参谋处长张熙光被请了过来。看过电文后他又看着解方问道：“沛然！依你看该怎么办?”解方坚定地说：“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得坚决执行。”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将何以善其后？”解方毫不犹豫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木已成舟，我们必须跟副司令共进退。”顿了一下后他又接着说：“先下手为强！兰州是西安的大后方，稍有差错，势必陷副司令于被动。”张熙光又问道：“军、师长们都不在，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有多大的把握？”解方斩钉截铁地说：“军长一向唯张副司令是从，无论在兰州还是在西安，他都会坚决执行命令的；三位师长虽然都不在，但参谋长都在，他们是绝对靠得住的！”在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刘忠干和张熙光终于下了决心：“干！天塌下来我们一块顶。”
按刘忠干参谋长的吩咐，张熙光和解方立即着手拟订行动方案，冯梦瑞负责通知各师参谋长、各团团长到军部参加紧急会议。俟众人各行其是后，军参谋长刘忠干亲自前往省政府去接周从政秘书长。
整个金城淹没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五十一军的军部里却是灯火通明，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处以上的军政要员们，都兴冲冲地应邀前来赴宴。身着便装的刘忠干参谋长更是春风满面，拱手将客人们一一地让进了大厅。
酒酣耳热间，东校场方向突然枪声骤起，一时满座皆惊人人失色。刘忠干参谋长却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请大家不必惊慌。为安全起见，委屈大家到下水巷营房暂住，务必莫要随便走动。”
被软禁在西安西京饭店里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做梦也没想到他远在兰州的老巢，这时也被冯梦瑞跟他的通信科长李翔云等控制并掀了个底朝天。
在绥署被查抄的同时，解方也率人赶到了中央军第二军的炮团。通过喊话，他对该团的团长、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晓以利害，并兵不血刃地使该团全部放下了武器。
相比之下，东校场与机场的争夺要激烈得多。胡宗南部负隅顽抗的蔡、徐两个团长被击毙后，其残部终于被全部缴械。
来自兰州的捷报，终于使张学良跟杨虎城长长地吐了口气。
宪兵三团的团长、侍从室三组的组长、蒋介石的堂侄蒋孝先被当场击毙。新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虽身负重伤，经及时抢救后却已无生命之虞。蒋介石躲进了骊山山腰一块虎斑石的背后，被找到后立即送进新城大楼。仓惶出逃中他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古都西安，成了让举世震惊，寰球瞩目的焦点。
钱大钧是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司令时的参谋长。两人因私交甚笃而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因此到西安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时，张学良虽再三力请，钱大钧还是被蒋介石给换了下来。雀鸠换巢，原侍从室主任晏道放任西安，成了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参谋长，钱大钧留居庙堂，接替晏道刚成了蒋介石的新任侍从室主任。
因猜忌而临阵易将，被放任在外的晏道刚因祸得福有惊无险，而留京做官的钱大钧却因福招祸而险些送了性命。
晏道刚虽为人忠厚，却一时难以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因此虽身兼要职，但对身边酝酿多时并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事前却是一无所知。从睡梦中被惊醒时，到处打电话参谋长却找不到他的副总司令，电话打到绥靖公署时，接电话的却不是杨虎城，而竟是他找了多时都不曾找到的张学良。
“发生了什么事......我......我也说不清......在新城大楼......我也不自由啊......你还是到西京饭店暂避一时......”张学良急中生智的一句鬼话，竟为忠厚老实的将晏道刚深信而不疑，于是他也稀里糊涂地被忽悠到西京饭店，并一头钻进了囚禁南京大员们的樊笼。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跟省主席邵力子一样，他才有幸没有卷入这个漩涡。要不，他跟邵力子即便是跳进黄河，怕是也难以洗刷清白。
出于私人感情，钱大钧虽不便帮张学良说话，却对其对委员长的苦谏哭谏乃至诤谏都深感同情。直至事发的前一天，他还对张学良“火车头有些毛病，要不要修理一下”的建议深信不疑，从而使委员长的专列有车无头而变成了一堆废铁。故南京除了“委员长已死于流弹”，“委员长受到公审，已被处以极刑”，“委员长已被押送陕北，移交共匪处置”，“张学良劫持委员长以媚日”等谣传外，还多出了一条“钱大钧勾结张学良劫持委员长，欲取而代之”的猜测。是那险些要命的一枪救了钱大钧，要不，任凭你钱大钧浑身是嘴，恐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莫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