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错怪笠生了。陈某以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来日笠笙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冯玉祥虽然归附直系，却亦非曹锟吴佩孚之辈可比，更不可小量。”陈德润说。接着他把冯玉祥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向于右任述说了一遍。最后他还拿出胡景翼手书的满江红递给于右任说：“这是来前笠生特意写给先生的，还说让先生多加指点。”
在李根源地帮助下，陈德润一张六尺宣纸在案子上展了开来。于右任认真地看了一遍后吃惊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笠生的书法大有长进。他这是以要我指点为名来向我表明心迹的。看来是我错怪他了，这幅字我一定妥为收藏。”收起后于右任又展纸秉笔，在略加沉思后他奋笔疾书，一首七律便跃然纸上。
武穆精忠呼欲出， 笠生义气似相承。
他日痛饮黄龙府， 一杯西凤敬英雄。
落款是：回赠笠生老弟民国十一年于右任于上海。
见于右任心情不错，陈德润跟李根源也趁机请求墨宝，于右任欣然命笔即兴写了两副对联，给李根源的是：“移山不该当年志，表海希逢旷世英”；给陈德润的是：“精理为文英华成采，澄怀若镜雅度如春”。浑身的精气神都敛在了手腕和指尖，于右任笔走龙蛇，陈德润跟李根源在一旁都看得呆了，直到于右任落款钤章后，俩人才连呼好联好字。
拿着于右任的手迹，陈德润跟李根源一时爱不释手。于右任一边收拾着笔墨纸砚一边问陈德润说：“先生编写《陕西通志》的事，不知进展如何？”于右任提起时陈德润这才如梦方醒，一时高兴，他竟把请于右任给《陕西通志》题写书名的正事，给忘得一干二净。见于右任已经盖上了砚台收起了宣纸又涮了毛笔，于是更觉不好开口于是只得说：“陈某受李先生重托不敢稍有懈怠，今虽杀青，不妥之处恐在所难免，此次前来就是想请先生过目，还请先生不吝斧正并帮忙使其尽快付梓。”说着陈德润打开箱子拿出了书稿。
看到厚可盈尺的书稿，于右任如获至宝赞叹地说：“只听说先生在编写《陕西通志》，却没料到竟是如此的浩大而又备细，真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巨著。先生学识渊博而又劳苦功高，是咱们陕西人的骄傲。”陈德润忙说：“先生言重了，陈某怎敢跟太史公与兰台令史等相提并论。若不是李先生安排，陈某想都不曾想到，即便是想到了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恐怕也难以做到。”接着陈德润把李根源一次划拨经费一万元并从全省调集人力，甚至从湖北请调周佩坤来陕帮忙，并要给他配车配电话的事向于右任说了一遍。
“车太惹眼我没要，可那部电话却帮了大忙。”陈德润最后说。
“哦！如此说来曲石先生亦功不可没。”于右任说。
“说起来教人惭愧，在陕西任上李某也有心做事并出台了施政措施共计二十六条，但若非陈先生坚持不懈完成了《陕西通志》，李某怕是一事无成。”李根源说。
“李先生已经作序，还请于先生再序并题写书名以增其色。”陈德润说。
“义不容辞，义不容辞！”于右任爽快地答应了并接着问道：“一套四卷，不知先生打算印多少套？”陈德润说：“经费所剩不多，就先印一千吧。”于右摇着头任连地声说：“少了，太少了！这么有价值的书一千套太少了。”见陈德润与李根源相互一视都有些为难的样子，于右任接着说道：“印三千吧！而且要精装。钱不是大问题，不足部分由于某来筹。”
陪着陈德润与李根源用完晚饭，于右任说：“二位难得到此一趟又旅途劳顿，今晚先睡个好觉，从明天起可到处转转看看。印书的事由我来安排，二位尽管放心！”
在于右任的安排下，陈德润与李根源痛痛快快地冲了个热水澡，一洗多日的风尘后身心顿时爽快了许多，二人正准备睡觉，外面却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
“啊！是周先生！你咋也在上海？”陈德润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原来应声而入的不是别人，而竟是周佩坤周先生。
“咋？上海也是中国的地方，你们能来我咋就不能来？”周佩坤笑着反问道。
“能来能来！可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陈德润也反问道。
“你甭忘了我可是个算命先生，在武汉时给李栋材一算一个准，难道致远贤侄没跟你提说过？”周佩坤调侃地说。他刚松开了一双手却又握住了另一双手说：“李省长也在这儿？”
“快说说到底时咋回事！怎么这么巧？”李根源也紧紧握住了周佩坤的手着急地问道。
“是于先生说的，如今他可是我们的校长。”周佩坤笑着说。见陈德润李根源面面相觑更加迷茫的样子，他便把自己正准备回陕西，却在武汉碰巧遇到了南下的于右任，于右任又告诉他《陕西通志》已基本完成，劝他不如跟自己一块来上海的事说了一遍。
他乡逢知己，陈德润与李根源已睡意全无，三个人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挂钟的分针与时针又一次垂直，凌晨三点，屋里的灯才熄了。
确实累了，平时经常失眠的陈德润还在担心岔铺，却没想到这一觉醒来挂钟的分针与时针又再次垂直，不偏不倚正好是上午九点。二人正在洗漱，却又有人送来了早点。
当陈德润李根源匆匆用完早点来找于右任时，“陕西通志”四个遒劲的大字却首先抢入他们的眼帘，洋溢着的墨香也也顿时扑鼻而入。二人正陶醉其中，于右任却走出内室，并将他为《陕西通志》撰写的《序言》递在陈德润的手中。看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那修改后已经誊清的《序言》，陈德润与李根源这才知道于右任先生一夜没有合眼。
“二位先随便走走，等印书的事安排好后，我再陪二位好好转转。”于右任说。
“不不不！我们跟先生一道去。在那里也许更能大开眼界。”陈德润与李根源异口同声地说。
“还有我呢！”周佩坤人没来声先来了。
读书人最喜欢的，也许就是书。
一行人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七年，开始只不过是小小的作坊，后因各界仁人志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张元济先生跻身后，才迅速壮大为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于一体文化集团。商务印书馆以编辑出版各类教课书和大部头的工具书为主。第一部《辞源》就诞生在这里，商务印书馆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星。
四个人又驱车来到位于宝山路的涵芬楼，这里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跟藏书楼，在这里张元济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张老是晚清进士，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过章京。戊戌政变中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他无意仕途而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监理。
见到于右任等一行四人后张老分外高兴，看到《陕西通志》的书稿时他更是爱不释手，并立即打电话要印刷厂以最优惠的价格立即安排付印，并一再叮咛要用最好纸张，选用最熟练的工人以确保质量。
张老还要吩咐安排午宴，却被于右任婉言谢绝了：“等书出来后由我来做东以示庆贺，同时对各位先生的辛苦以及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辞别张老后，一行四人又来到商务印书馆设在天通庵路的印刷厂，并就一些具体事宜与厂方作了最后的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