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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赵越胜 读越胜《燃灯者》——代序张志扬：
第一代人辅成先生是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二代人宾雁先生是将政治救赎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三代人唐克则是来自知识的另一极要求在理性规范中伸张感性权利的人性欲求者。
如此三代人的创伤记忆编织成了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e的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三篇文字，与其说读三代人，不如说读越胜兄弟。除了唐克，宾雁先生和辅成先生相继辞世——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81年到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刚数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13年过去，9 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1 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2009年1 2月7日于海甸岛 朱正琳：
小说《1984》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那种公开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确实表达了人类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种意图，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了三个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并称他们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三位“燃灯者”，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刘宾雁先生是鼓荡天地正气的志士，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他们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们亲近。他们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们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唐克其人更像是我的弟兄。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并且都曾在同一种窒息中努力挣扎过。只不过在那场抗争中，他比我更为勇敢也更为敏锐一些。是他让我确信，“盗火”的事件并非只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为越胜手制了一个改善音响效果的音箱，显然是想让越胜更真切地尝到“禁果”的本味。这也就罢了，他还在那个音箱上贴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日本东芝牌商标！老实说，我真愿意成为他的同谋。我相信思想警察们当年若是看到了这个音箱，一定会觉得那个商标亮得刺眼。如其不然，多年后喇叭裤、蛤蟆镜怎么还会一度成为“精神污染”的标志？
言及此，不由想起1989年8月19日在匈奥边境上的那场“泛欧野餐”。正是那场民间发起的跨国“野餐”活动，引发了东德人取道匈牙利的越境大逃亡。成千上万的人跑啊跑，终于跑垮了柏林墙！二十年过去了，欧洲人每年8月19日都会聚集到当年突破边境的地点，纪念那场盛大的“野餐”。而我今日才恍然大悟，那是“盗火者”们的狂欢节啊！我记住了：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那样的时刻，“盗火者”们竟像蚂蚁一样跑得满地都是！
2009年11月23日于贵阳 周国平：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 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
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三篇文章都是写朋友的，而同时又是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唐克、周辅成、刘宾雁三位分别是他的音乐、书、正义之爱的“燃灯者”即启蒙人。因此，由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 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 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辅成先生》，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回到越胜的这本书，最后我想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2009年1 2月28日于北京 徐友渔：
越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三个年龄不同的人，既是师长，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着他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决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一九六六年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性的强韧无时无处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于想像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臣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爱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在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馨。
越胜书中记载的三位师友中，两位长者——周辅臣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已经逝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通过越胜的文字将永驻我们心中，他们的光和热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
2009年1 2月于北京 陈嘉映：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不止于对人好，与朋友人交，交心；越胜与朋友交，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惟此，友人的情态，友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不说长他几年的唐克，在7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分手的周辅成老先生，在一起泡热水澡交换恋爱故事的一代英杰刘宾雁，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张志扬、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越胜写唐克：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在越胜笔下，没有丝毫挖苦，倒让局外读者对这个中国“路上派”先锋唐克又添一份爱意。
三位传主都是奇人异人，他们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惟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刘宾雁的坦诚，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立时感受得到的，坦诚自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只有在那个时代，只有经历了宾雁所经历过的那么多思想者的苦难之后，坦诚才会闪耀那样奇异的辉光，散布那样温暖感人的力量。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惟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止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只举一例：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宾雁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
这三篇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它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2010年1月于香港 梁治平：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过去这一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其中就有“忆宾雁”和他记年轻时友人唐克的这篇。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涵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写唐克的那篇，觉得写得很精彩，写宾雁先生的，则笔调深沉，情感浓郁，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甚至也不应该只在海外出版物上刊出，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宾雁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至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份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八九年，越胜去国。悠悠近二十载，世事丕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经验吧。
2009年岁末记于北京西山忘言庐 辅成先生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
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一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
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 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 00块，重伤1 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
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
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
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
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 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
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即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捍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三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 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付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
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
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 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