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
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的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
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 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 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 chpeasant，你是poor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 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
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 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 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国朝夺鼎后千百万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
《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 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
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 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
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
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 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
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五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 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 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
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 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 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
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 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