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
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 ter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self）和“卑下自我”（l owerself）。
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 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 《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七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祗，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走出陌生的他乡重寻天真单纯重回幼时茅庐摆脱冷酷的枷锁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 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 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踪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
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 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厕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O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 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是寂静一切树杪中感不到些微的风森林中众鸟无音等着罢你不久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 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
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
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
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 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 时按下record和pla 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
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