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
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
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 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
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十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算，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 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
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
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 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纪念碑雄立中央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碑顶巍然自由天使面向众生庄严高唱‘人间地狱终将倒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
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 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 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
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甔，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
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
……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OO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听到他高声诅咒脚下的土地、贵族和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OO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诈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 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 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 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