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 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 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
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 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缛，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忆宾雁宾雁，你已离开我们独自远行。时隔多日，我却依然沉默。不是思念你的哀痛令我不能开口，而是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壅滞在心间，竟不知如何说。去年为你八十华诞，苏炜来电话邀我写点什么。我答应了，但坐在桌前，却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近三十年交往的记忆如一道奔溪，从心间流过，想伸手留住它，却仅在纸上洒下点滴印象，而你这个人竟在这些杂乱的记忆中消失了。于是明白，你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写的。没有普鲁塔克，吉本式的巨笔，又怎能去描绘那些横空出世的人物。结果竟爽了约。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话后，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话筒中传来你的声音，以往的浑厚已经变得沙哑，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深深喘气。我不敢和你说话，急催你不要讲话，只听我说。但你执拗地要说。谈起你的病情，一如既往地乐观，甚至谈到出现了腹水时，也仍安慰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挂断电话，你突然说“最近不要总打电话了，有事就通个消息”，之后还不忘问起张雪和盈盈，“噢，别忘了问她们母女好”。放下电话，我在黑暗中静坐良久。问自己，什么是“有事”？莫不是你内心中已经听到神的召唤？果然通话不到两周时间，你就再次入院，随后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又厌恶的人世。
西塞罗说过“那最具美德和最正直的灵魂可以直达天国”。宾雁，倘有天国在，你的灵魂必直入天庭。你终于离开行走一生的荆棘之路而得永恒的安息。这便是我们仅存的安慰。
这是怎样的行走啊！虺蛇啮咬，飞沙掩埋，酷日烧灼；在高山荒漠中厉声呼喊而罕闻回音，却时遭虫豸的冷嘲；你想掘出一眼清泉，来浇灌一个民族饥渴的灵魂，却只见无涯流沙，干枯冷漠；你在暗夜中寻求光，它却隐匿着，吝于透出一丝微茫。你走在一条西西弗式的道路上，只有攀登没有到达，只有劳作没有收获。
但你从不动摇。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九州之上又有多少这种“公开的秘密”。只因独夫沐猴而冠，便有动用国家暴力的宗教迫害。只因统治集团需要利益瓜分，便不惜毁家裂土。盛世喧嚣，淹没着苦难的哀声。政绩建设，上演着弑母的狂欢。权势者的腐败成为时尚标志，宣教者的伪善变作道德楷模。社会生活被治人者有意引向堕落，智慧的声音挡不住意识形态的蛮横。网络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论被宣传官员严加管束。没有个人尊严，它遭受着当权者的恣意羞辱。
没有个人权利，它已经被一党全权代表，却不需任何授权。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
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为此，我祈求诗人羽翼的庇护：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那久已消逝的要为我呈现原型。”——《浮士德》
一、苦寒的拂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 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
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
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 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 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 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