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 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确实，宾雁是朴拙的。他厚重、深广，像他家乡的土地。土地从不会取巧迎合，屈膝谄媚，有时它会被浊流淹没，但当浊流退去，依然剩它，倔强地承载包涵，生发养育。我们深知党文化总带着蛮横、伪善、虚饰的特征，它和宾雁这种土地般的性格水火不容。党文化要在那些化脓的创口上蒙上绘了玫瑰的纱布，而宾雁却要撕下这纱布，挤出脓血，剜去腐肉。结果他总躲不开那些政治文化暴行。正如茨威格谈到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时所说：“我们多次看到这样一个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异端的权力》）好久没有宾雁的消息了。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
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宾雁喜欢好电影，他收藏了许多国外名片，我有时会在他那里借电影录像带看。宾雁从三里屯搬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厅里能放下一组柜子，其中一个柜子里放满了录像带。他向我推荐过几部好电影，其中有《猎鹿人》和《夜间看门人》。有一天我去取录像带，那时他刚从西德访问回来不久。访德期间，他给自己出了个题目，看德国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他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使读者联想到中国，联想到中共建政以来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然后问一声，你们反省了吗？他给文章起的题目是《他们不肯忘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
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但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三、他乡的日子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别雷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
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 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我做不到。然后自嘲地说，我这是老掉牙的提法了。后来他又提起旧话，说许多人批评王蒙油滑，但他们忘了“六四”前慰问戒严部队，各部委头头都去了，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长，但他住进医院，没去。“六四”开枪以后，王蒙辞了职。宾雁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辞职，共产党的部长也没有辞职的传统，王蒙是个有底线的人。后来有消息说王蒙讲过攻击宾雁的话，不知宾雁那天问我是不是和这个传闻有关。若真有关，那就更见宾雁的胸怀。
宾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电话了解病情，或说些给他宽心的话。但我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发展能够有所控制。雪几次催我去美国看看宾雁，但我知道这只会给他增加负担。下定决心打一次电话，也就是问问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让宾雁来接电话。但宾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过话筒来说几句。因怕他累，我总匆匆挂断电话，但听不见他的声音又怅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谭老师突然来电话，说宾雁已去，我如受雷击，明知这一天会来，但不愿听到这消息。连忙给朱洪打电话，巧在朱洪正好从医院回家拿衣物。她那样克制着自己，说“宾雁情况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医院的电话，让我过一小时以后再往医院打。原先只是报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线希望。然而，数小时后， 宾雁真的永远永远地去了。他对人说的最后的话中有一句是：“将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多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