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看呵，这人 受苦可以成就更深厚的爱和更宽广的恩慈。
-圣.特里莎看宾雁的脸，一张在古希腊贝尔加摩神殿残壁上能寻到踪迹的脸。高耸的额头，开阔的天庭，挺拔的鼻梁。眼睛时常眯着，却掩不住柔和与澄澈的光。和人谈话时总是直视对方，目光绝不游移，坦诚真实，让人信任。修长的眼线一直荡向额角，和额角的鱼尾纹交织在一起。厚实的嘴唇总抿着，唇角微微下沉，透出执拗的性格。听别人述说苦难时，眉峰紧张地蹙起。高兴时开怀大笑，眼睛眯起来，神情松弛。听人讲话入神时，头微微后仰，下颔抬起，一种祈祷的神态。平时，脸上的表情柔和安详。沉思时，深深的皱纹透出刚毅，有种嶙峋之美。卡莱尔在描述乔托所绘但丁的肖像时这样写道：“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动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的痛苦，好象透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读到这段话，眼前会浮现出宾雁的面容。
一次，宾雁给我看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内容是陕西一些共产党村干部随意吊打村民的调查。记不清这份调查是不是他写的，只记得他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抬头看他，脸上表情是那样悲愤，似乎打在自己身上。我于是明白，别人的苦难在宾雁那里都要化成自己的体验，才能真切，才能唤起他尽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难的决心。
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
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和彻底涵盖宾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罗丹的“思想者”，魁伟的身躯山岩般稳坐，粗壮的手臂支撑着硕大的头颅，脸上的沉静有着某种苦恼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风暴的到来。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青天”常用的后缀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是站在苦难者头上和对立面的。他们是有权势者，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无论是包公还是海瑞，他们的作为是依靠统治集团的授权。他们不过是王道与霸道的选项，面对的同样是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草民。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用时髦的话说，是“体制内”的。此时你有按资分赃的权利，甚至会得到作“青天”的资本，像包龙图的御赐铡刀。但是当你站在“草民”，站在无权势者一边时，情况就彻底变了，更不要说你是反出体制的叛逆。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他的敌人是苦难制造者，也是“青天”制造者。宾雁 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强权”质问同是神祗的赫淮斯托斯为何不赶快执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钉上悬崖：
“为何拖拖拉拉，心生怜悯，你难道不恨他。
众神可恨他入骨，因为他把你们的秘密泄露给凡人”。
宾雁就是这样一个“揭秘者”。他不断言说着“真实的存在”，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去“生活在真实之中”。宾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们还常说宾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如果组成民族的个体是背信、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在哪里？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心里充满了奴隶的恐惧，它让民族丧失创造力，丧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因暴君暂时放松了轭套而得了温饱的生活，便急忙亲吻暴君的手，那么这个民族又如何去发现它的良心？良心不属于“民族”这样一个空洞的集体概念，它只属于个体。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幸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写的：“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他的幸福感是极为人性化的。这种幸福感不来 自于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占有多少物质财富，博得多少世俗声名，而来自友谊、忠诚，来自正义的伸张和受难者的微笑。
和他初识，我曾经以易卜生笔下的布朗德看他，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在布朗德那里，民众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来教育。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领众人登山，队伍中有女人说“我的娃娃病了”、“我脚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们的奴隶的烙印真够深……。回到你们的坟墓里去”。队伍中有人问“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吗？”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你们牺牲了你们的一切，直到你们从妥协折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遵守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布朗德的这种蛮横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恒牺牲为代价。他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爱他的民众，那不过是要求奉献的口实。因为“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圣.特里莎）宾雁对人的爱就是这种细小中的博大。他会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诉信而彻夜难眠，他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回应呼喊他的人。他会为不让一只猫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会对强大暴虐的统治者说“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时，也不会忘记对朋友的一声问候。在事关大小、轻重的选择时，他会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们不说这种爱的崇高，我们只说这种爱的高贵。崇高是属神的，而高贵是属人的。
宾雁的心灵是一奇迹。几十年的磨难，经受屈辱、背叛、心灵的煎熬、肉体的疲惫、意识深处的贱民地位、对妻子儿女的负罪感，重重重负，需要何等的承受力。我们见过多少人，在迫害之下人格扭曲了，心灵阴暗了。受迫害妄想症、监狱综合症被带到正常世界上，把社会当作监狱，把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作对敌斗争。他们再不会体验正常的亲情、友爱、信任。这是迫害者的罪孽，也是被迫害者的不幸。但宾雁却是相反的例子。他信任人偶尔会达到轻信的地步，总不相信别人做某种事情是出于恶意。他对某些人的不满会随着想起这个人受过的苦而烟消云散。在他内心里，真正没有敌人，他只对制造苦难的制度发言。即使偶尔提到某个人的名字也只因为他充当了这个制度的代表。他宽厚、博大、对各色人等中那些难以容忍的行为，也至多不过发出呼吁，“让我们讲点良心吧”！共产党特殊的施虐—受虐政治心理结构，竟然不能侵害他慈悲的心怀。看他的心灵以单纯对繁杂，以坦荡对狡诈，以包容对偏狭，以宽恕对伤害，你不能不感叹神造常人，偶尔也会失手，留些奇士在这世上，如茫茫人海中的岛屿，作遇难时救援的基地。
我常常思索宾雁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何处，追寻他所赖以为生的土壤、养料、水分和阳光。以宾雁的勇敢无畏、不计得失的行为方式，我们联想到中国士大夫的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道德追求，从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和援手，我们能见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证明，从他行事方正坦诚，我们能见到“君子不亮，恶乎执？”的道德修养。但是，这都是太表面化的比附。
宾雁说：“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化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自己承认从没有读完过孔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不格外重要。相反，“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到他的气质中，以致有人批评他“像没落的俄国贵族”。宾雁喜欢读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简直象出自本能。正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灵魂》中指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国家制度的拥护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也正是他指出：“俄罗斯灵魂正在燃烧着。这颗灵魂永远为了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一个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一颗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伤痛苦的灵魂，这才是宾雁人格的生发之地。我简直要说，宾雁，你仿佛是一个俄罗斯的灵魂长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躯里。
一九五八年，宾雁在山西平顺县劳改，在他的行囊中，竟然一不带毛选，二不带马列，而是带了“足有三块砖头厚的三卷《别林斯基全集》和同样厚度的四卷《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在他最需要精神支持的年代，陪伴他的是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每日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宾雁伴着如豆烛光苦读《战争与和平》。我能想象得到，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受伤躺在战场的草地上，眼望蓝天的那一番哲学思考，会怎样地打动劳改犯宾雁的心。
在宾雁的思想中，我们常能瞥见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别林斯基说：“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宾雁也同样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鹜奇的纯文学中。他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是直接来自别林斯基。甚至他对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与别林斯基相似。但是，别林斯基也有狂热激进的一面。他说：“人们是非常愚蠢的，必须强迫他们走向幸福。同千百万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比较起来，几千人所流的鲜血又算得了什么？”这种近似列宁的言论，在宾雁的思想中却见不到痕迹。
凡涉及到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时，宾雁更是站在赫尔岑一边的。正是赫尔岑先知般地注意到在社会主义中应如何维护个人的完全自由。他直斥付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是“兵营”，它会压抑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赫尔岑把自由视作社会革命的目的。以塞.柏林总结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求社会正义、经济效率、政治稳定，但这些仍必须永远次要于保护人性尊严、支持文明价值、保护个体不受侵犯、维护感性与天才不受个人或机构凌辱。任何社会，无论因何理由，未能防止对自由的这些侵犯，而开启门路，使一方可能施辱、一方可能屈辱，他都断然谴责”。我以为这同宾雁的追求是一致的。
宾雁这一代人受俄国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可惜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俄罗斯思想中视自由为神圣，以平等为理想。它的献身精神，广阔深厚的博爱，同情苦难，仇恨专制的情怀能激发、滋养崇高的人格。另一方面，它的圣愚现象，权力 迷信，暴躁与麻木交替，残忍与奴性共存，又成为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温床。在俄国蜕变为苏联之后，这后一方面的特性又格外恶化。
宾雁是受前一种影响的范例。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后一方面的影响却更大，所以我们会赶走赫尔岑、萨哈罗夫、肖斯塔科维奇、阿赫玛托娃……，留下斯大林、日丹诺夫、李森科、叶若夫……。宾雁谴责这种逆向选择：“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这自然是它们首先从生活中，从而也就从意识中消失的结果，同时也是原因”。为了恢复这些词语的地位，他劳作一生，因为他深知，恢复这些词语的地位就是恢复人的地位、尊严和自由。或许这些词语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重要，但是当一些“知识精英”沉醉在伪盛世的狂歌艳舞与酬酢的浅斟低唱时，宾雁却依然呼唤我们“听一听苦难的呻吟和愤怒的呐喊”。
宾雁离世之后，朱洪寄来一张他最后时光的照片。那是晚秋时分，木叶摇落，碧草上已铺就一片金黄。宾雁坐在秋阳之下，面容清癯，白发微疏，嘴角挂一丝微笑，神态平静安详。我端详这张照片，突然觉得这神态似曾相识。终于想起，它极象乌东为晚年伏尔泰所作的那尊雕像。区别在于伏尔泰的微笑是嘲讽的，泄露出他那些刻毒的小把戏。宾雁的微笑是宽厚的，显示着他的仁慈与博爱。伏尔泰是一个思想锐利的哲人，一个在高山和泥沼中同样得意的人物。而宾雁却只是在大地上奔走劳作。
他是巡游九州四野的不倦的歌手他是苦难大地生发养育的自由的灵魂。
宾雁，我知道你是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因为当局的卑劣懦弱，你未能安息在故土，而你是如此地深爱那方土地和百姓。我倒想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谈论祖国，却不谈论祖国背后的不义。只有在祖国这个概念成为善与正义的道德载体时，爱它才是正当的。西蒙.薇依甚至认为：“只有在希特勒式的制度中，祖国才成为独一无二的观念”。陈独秀干脆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你知道，伟大的但丁也是长眠于流亡之地的。佛罗伦萨当局曾以认罪为他返乡的条件，但他傲然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不能返回的话，那我绝不回去”。他葬于拉文纳，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乡拒之在外的人”。那战胜汉尼拔，拯救了罗马的大西庇阿，因受了加图不公的指控，愤然去国，在利波纳终其一生。他墓上的铭文高傲地宣示：“我绝不要马革裹尸，回到忘恩负义的祖国”。夏多布里昂赞叹道：“流亡异国只能抹去凡夫俗子的名字，却能使英雄永垂不朽。美德令我们崇仰，当美德背负了苦难，就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宾雁，倘如此，你是毫无遗憾了。
宾雁，我与你自七八年相识，至今已二十八年。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躁动不安地注视着世界。与你相识，是我受的最大恩惠。后来读到施韦泽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但我竟从未对你说过一声谢谢，因为男人的矜持而忽视了感恩。
《世说》载“吾时月不见黄公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古人对人格的向往与尊崇要 远胜于今天。你所喜爱的别尔嘉耶夫说：“我们很少有人会被个性的尊严、个性的荣誉、个性的正直和纯洁所吸引”。在我看来这近乎暴殄天物，因为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正是高贵的人格，这往往是造物的恩赐。
宾雁，你曾对我们这一代寄予厚望，甚至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自由中国的曙光。但让你失望了。少年时的朋友，如今或已居庙堂，或已成硕儒，或腰缠万贯，或已变闻人。但这外在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最终追求？记得年轻时，我们曾发出过“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而今，我的朋友，可曾记得这青春的信念？歌德曾慨叹：
“对他们我唱出过第一部的人们再也听不到我这后半部的歌咏友爱情深的聚会，如今久已离分消失了的呀，啊！是那当年的共鸣我的哀情唱给那未知的人群听他们的赞叹之声适足使我心疼往日里，曾谛听过我歌词的友人纵使还在，已离散在世界的中心”。
每颂此诗行，令人感伤而惆怅。
宾雁，我写完了这篇回忆，为你，为朱洪，也为我自己。不知你可满意？月中，我带着文稿来到布列塔尼海边。就是这里，我们曾经相约要一起来度假的。深夜，面对桌上凌乱的稿子，我想起你，想得心痛。这十几天似与你朝夕相对，伴着涛声与鸥鸣。今晚稿成，我和雪又到海边去了。落日在它消逝前的几分钟里，突然余威大发，撕裂云层，将布列塔尼海岸涂成赭红。海湾对面，夏多布里昂埋骨之处，圣马洛城迎向夕阳的玻璃窗燃烧起来。只一瞬，火焰突然熄灭，一切归于寂静，只剩轻风低语，细浪吻岸。碧海深处，一颗流星闪过，象你，隐入幽邃的历史。此刻，沙翁的名句在脑中浮现：“你并没有消失，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神奇的变幻，化作富丽而珍奇的瑰宝”。
8月 24日，草于第纳尔海滨8月 31日，修订于奥赛小城 骊歌清酒忆旧时一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颗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明亮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 “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迴，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谁，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葡萄美酒加咖啡，再来一杯也不会醉，没有人爱我，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 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已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
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
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 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
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
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
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飞到我身旁，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有谁知道我在流泪，只有你啊，知心的朋友，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今往何处去流浪，只有你啊，知心的朋友，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
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 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