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侯太广昨晚几点回来的。他说十一点多。
“一顿饭怎么吃那么长时间呀？”我问道。
“唉，吃完饭又被他们拉着洗脚去了。”侯太广说，好像很不情愿去洗脚似的。
“昨天是情人节你知道吗？”
“情人节我就不能洗脚了？”他马上瞪起牛一样的眼睛，粗声粗气地说。
“那你知道昨天是情人节了？”
“知道呀。我本来是想给你买束花的，后来想想，算了，别叫又挨你的吵吵。”
“你不就给我送过一次花吗？还是你在新吴县当副局长的时候。我怎么吵你了？不就说你连送给媳妇的花还让司机替你拿钱吗？”
“又不是我让他拿的。”侯太广满脸冤枉地笑道，“他先拿出来了，我有啥办法？总不能为了那一百多块钱给司机让来让去吧？我赖好也是个副局长呀！”
“好了吧你。”我笑道。
下午我的部室主任打电话说我们部室又来了位新同事，晚上想让本部室的同志一块儿聚聚。
“那不是太让你破费了？”我一边客气，一边担心侯太广听到这件事之后的态度。
“嗨，不客气，不客气。晚上见啊。”
这样的聚会，我没有理由拒绝。人都是有社会属性的，我虽然有些孤僻，但人情世故我也不是全然不考虑的，要不然我还怎么在单位里待呀？
可这样的聚会侯太广肯定不高兴。不光是这样的聚会，只要是听说我不在家，他说话的声音马上就阴沉下来。
“侯太广呀，晚上你还回来吃饭吗？”鼓了鼓勇气，我还是有些胆怯地拨通了侯太广的电话。
“咋了？回去呀。”侯太广的声音马上警觉起来。
“哦，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主任打电话说我们部室又来了位新同事，晚上想让本部室的同志们一块儿聚聚，一来给那位新同事接风，二来不是还没过正月十五吗？年也算没过完，我们部室的人也想在一起热闹热闹。”我小心翼翼地柔声说。
“有啥热闹的呀？”沉默了一会儿，侯太广又问道，“谁请客呀？”
“我们主任吧。”
“他咋不昨天请你呀？错错天，盖盖脸是吧？”
我愣了一下，当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后，一种被羞辱和误解的怒火就立刻冲到了头顶。
“你这么说不觉得很无聊吗？你昨天半夜才回来我说什么了吗？你天天不着家我说过什么？怀疑过你什么？怎么你就能说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出去吃顿饭就是会情人去了？”
“我无聊，他不无聊？那你嫁给他去呀。熊女人，我给你说，你今天只要敢去，你就别进这个家了。”
“这个家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凭什么不让我进？”我气得浑身哆嗦，泪在眼睛里直打转。
“找野男人去了，还回来干啥？……”
侯太广继续咆哮着，说着不堪入耳的话。
我像甩开纠缠着我的毒蛇那样扔掉电话，冲向画室，猛一把推开窗户，泪水止不住流下来。我望着楼下那一家的院子，我看到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光秃秃的没有一点发芽的意思，然而不知道心里怎么一恍惚，眼睛里就又像是什么也没有了，眼睛里空空的，心里空空的，脑子里也是空空的，就这样恍恍惚惚、空空落落地不知道站了多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每当和侯太广吵完架，或者是听到侯太广那些不堪入耳的恶毒的咆哮，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到画室的窗口，动静很大地打开窗子。那会儿，我真想从这个窗口一跃而出，但跳楼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我既没有跳楼的勇气也没有跳楼的决心，所以我只有望着楼下发发呆，想象一下坠落时的美丽，想象着自己像一朵蒲公英那样悠悠荡荡地从这个窗口扑落到大地上的从容和安然。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离开了窗口，忧伤和哀愁却笼罩着我很少快乐的心。即便这样，我还是穿上大衣，准备参加我们部室主任的晚宴。
他不高兴就不高兴吧，反正我再怎么样做他也还是不满意。
我一边想，一边熄了客厅的灯，穿好鞋子后，我又站在门口环顾下幽暗的客厅，无奈地叹了口气，带上保险门走了出去。
我到饭店的时候，我们部室的人基本上已经到齐了。我看了看围桌而坐的同事，并没有看到一个生面孔。
“怎么没看到主角呀？”因为看气氛有点沉闷，我就随便调侃了一句。
“你来了不就有主角了嘛。”我们主任看着我笑笑地也调侃了一句。
“刚才温主任给她打电话，她说不来了。”我旁边的一个女同事表情怪怪地小声对我说道。
“为什么？温主任设宴不就是主要迎接她的吗？”我惊奇道。
“不知道。”女同事看着我摇了摇头，言犹未尽的样子。
“来，来，姜水一来咱们的人就到齐了啊。”这时候，主任端起酒杯站起来很大度地说，“刚才小刘说她晚上有事，来不了了，那咱就开始吧。现在大家都把自己面前的杯子端起来，谁不端都不中呀，大家轻易不聚，又赶上过年的，今天晚上谁都得喝。”
可是还没有等三杯开场酒喝完，侯太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一看到他的电话，我的大脑立刻就紧张成一张白纸，一边下意识接着电话，一边往外跑。
“你个熊娘儿们，你还是去了是吧？老公病着你还野着往外跑，死到外面吧你。”侯太广咬牙切齿地吼道。
“你什么时候病了？我怎么没听你说呀？”
“我死到外面也不会有人问。”
你天天不进家我什么都不说，你还委屈，我出来给同事们吃顿饭，挨了你的骂还不算，这会儿还反过来说我不管你，我能管得了你吗？你能少找我点事，我就阿弥陀佛了。
一时间，我那个感慨呀！我真不知道人和人之间还有比这更不平等的没有。
“早上你不是还好好的吗？”我忍着心里的委屈，冷冷地说，“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发烧。”侯太广没好气地说，但听声音，气儿好像已经消了一点。
“那你去医院看了没有？”
“哪有时间呀？”
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就是日理万机的总理，也不至于没时间看病吧？可见这病有多大吧！
“要不现在去看看？”我觉得我说这话的声音，单调而呆板。
“看啥看？回来给我做点饭就中了。”
“那我现在回去？”我遮掩着心里的不屑、不满和不忿，极其冷淡地说了这句他等得早已经不耐烦的话。
侯太广心满意足地“嗯”了一声。
事情，又以他的胜利和我的妥协而落幕了。
于是，我还是白天画画，晚上看书。我看的书很杂，但又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一般来说，一本书拿到手，是先要大致浏览一遍的，中意的话就仔细一些看，不中意的就到此为止了。也有反复看好多遍的书，比如《中国历代画论采英》、《老子》以及《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元曲》中的部分篇章。我知道画友们是不看书的，在单位里，我也没发现哪位同事喜欢读这类书。他们好像更愿意在喝茶、聊天、翻报纸中把时间从容地消费掉。如果馆长不在，人手又够的话，他们就会呼朋引伴地摆上牌场儿，来几圈扑克。我不会打扑克，对外界的兴趣又不大，对于报纸所提供的那些信息，我唯一关注的就是画界的动态。至于喝茶、聊天，我一直认为那应该是朋友之间的事，但是我连门都出不去，就更别提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了。更何况，在怡阳我也没什么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
随着在文化馆的日子的增加，我的资历也变得越来越老了，我也开始像文化馆那些想做些事的老前辈一样，签完到就开溜。有时候买买菜回家，有时候则直奔家门，我还是更愿意在画室里把时间消磨掉，即使没画一笔，我只消嗅一下墨香，抚摩一下宣纸，心里便会油然生出一股满足之感。
对任何人及事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我一贯的思想和作风。我觉得在我的潜意识里就不想进入社会太深，我发自肺腑地认为，把自己放在边缘位置，就更能接近艺术的真实。
这样过了一段日子，馆里那些打扑克的人心里就感到不平衡了，他们先是私下里议论，后来就到馆长办公室议论。
签完到就跑了，这和不上班有什么区别？谁没家呀，谁没专业呀，上班不像个上班的样子，要是都跟他们一样，这单位还能看见人吗？
这样叨叨的多了，馆里就出台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愿意在家搞专业的，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一百元钱，可以不天天来签到，但是每星期五下午雷打不动的学习必须参加，另外逢年过节赶上馆里忙时，必须无条件地随叫随到。
这个规定受到了全馆几乎所有人的赞成。尤其是孙思贤，他是副馆长，但他开照相馆的时间却比他当副馆长的时间还长。在他当副馆长之前，他是我们美影部的主任。我们馆儿除办公室外，业务部室就三个：搞美术、摄影的在美影部，搞音乐、舞蹈的在音舞部，调研部名义上是负责调查研究群众艺术的，所以做文字工作的就在这个部。我也在美影部，那些签完到就跑的人几乎全是我们部的人。馆长的规定先是使我们部的人欢呼雀跃，然后就走得一个也不剩了。在作鸟兽散之前，孙思贤请全馆人员痛痛快快地在豫膳楼吃了一顿。
这顿饭是孙思贤主动邀请的，所以大家的兴致高，他的兴致也高。在此之前，由于他开着照相馆，又拿着单位发的工资，虽然他也参与签到，参与学习，虽然单位有事他也是鞍前马后不少忙活，但大家对他还是多有微词，不只是背后说说，当着面说话也是酸酸的。也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至于让自己和同事们的关系弄得太僵，孙思贤就隔三差五地请同事们吃一顿，请是请，心里却是很不痛快，凭什么呀，孙子似的请你们。心里不痛快归不痛快，可面子上还是得一副欢欢喜喜、热热情情的姿态。就这，他副馆长的任命书一到馆里，馆里还是一副群情激愤的样子。那些年他的副馆长当得也是窝窝囊囊，小心翼翼。现在想来，孙馆长扬眉吐气的开始，好像就是从那次豫膳楼大宴同事的时候。
在孙馆长豫膳楼大宴同事过去一年左右的时候，侯太广就被他们局领导任命到他的老家新吴当副局长去了。当时他好像对我感到挺歉意的，说了一些他不能照顾家了，这个家就全靠我了等等一些让我感到很多余的话。但是现在，就连这些虚假的客套话他也懒得说了。在新吴当副局长的那些日子里，让他性格中那些飞扬跋扈的东西全激发出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莹，是在每周五下午的学习会上。挨我身边坐着的音舞部的赵大姐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们部又来了个大学生。我想她说的这个大学生，大概就是那天温主任宴请而不到席的那个人了。但文化单位是非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就敷衍说，好像听谁说了一句。她于是就用下腭和视线给我指示了个方向。跟着她的指引，我看到在我的对面，有一个陌生的女孩靠墙坐着。
“知道哪个学校毕业的吗？”我问道，眼睛却没离开那女孩。她一直低着头在看一张报纸。人长得娇小玲珑，表情有点过于严肃，都这个年代了，还梳着两根小辫子，秀气是挺秀气的，就是怎么让人觉得怪怪的。
“河大美术系，整天傲得不得了。我看整个一个八百张。”赵大姐不屑道。
我笑了笑，不知道这位女孩怎么刚来就把这位大姐得罪了，这对她来说，可不是太妙。
“她来的时间不是不长吗？”我看了眼赵大姐说。
“这星期一上的班儿。大姐这人，别说和她共事已经五天了，只要一搭眼，我就能看出来她是个啥人。”她很有些得意地说。
自从赵大姐给我说了关于刘莹的那些话后，每次来单位学习，我对她也就格外地注意一些。赵大姐说得不错，她看上去确实很傲气。每次开会都是旁若无人地进来，旁若无人地离开。看着她那样子，有时候我会禁不住笑一下。到底是年轻呀！
于是，在一个星期五下午的开会之前，我看着坐在我对面正专注于一本什么书的刘莹，忍不住与她搭讪起来。
“看什么书呢，这么认真。”
“一本法国人写的画论，你感兴趣吗？”她脸上带着挑衅的笑说。
我笑了一下说：“我还是对中国的画论更感兴趣一些。”
“看出来了，你就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那类人，端庄、娴雅，天天对谁都是一副彬彬有礼、尊敬得不得了的样子。”她带着明显的不屑气呼呼地说。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嘛。”我笑道，“几千年走过来，‘礼’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一切行为准则中了。而‘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敬’。尊敬别人实际上也是一种修养。”
“你的意思是我没修养了？”
她脸上仍然挂着淡淡的笑，我开始意识到她的棘手，她怎么能这样想呢？难道她感觉不到我的善意吗？
“你想哪儿去了？孔子到太庙帮助祭祀，对太庙的管理员还尊敬得不得了，每件事情还都要问问呢，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你我。”
“那是虚伪！不知道才问，知道还问什么？”
“你错了，那不是虚伪。那恰恰说明了孔子的谦虚谨慎。更重要的是，‘礼’就包含在这些询问中。”
她轻咬着下唇，眼睛斜睨着我，脸上的笑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凌厉之气。
“对别人尊敬，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姜水是比我刘莹会保护自己啊。”她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虽然能感觉到她没什么恶意，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她对我如此语重心长的提醒这么轻慢。这和不知好歹有什么区别？
“怎么了，生气了？”她好像没事人似的嘻嘻笑道。
“哪儿那么多气，不过生活在这个世俗社会里，总是还得注意一下和周围的关系。”
“我没注意吗？我注意了。你觉得我没注意吗？”她满脸认真地叫道。
我开始头疼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真是不可理喻。但转念一想，既然当初是欣赏她的率真、本色，给她谈话的目的，也是怕她受到伤害，就这么不了了之，不是跟没提醒她一样吗？
“不是我觉得你没注意，是你确实太不注意了。你来馆里才多长时间？有半年没？你看看全馆上下，哪一个不比你来的时间长，哪一个不比你年龄大、资历老？见面打声招呼，叫声老师又有什么呢？但你看看你自己，一副目中无人、趾高气扬的样子。”
“我没有趾高气扬呀。”她笑道，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但紧接着就愤世嫉俗起来，“那些人我根本就看不起。我没来群艺馆之前，对群艺馆和在群艺馆工作的人是充满敬意呀！结果来这儿一看，你不知道有多差劲呀！要业务水平没业务水平，要人品没人品，就会在那儿指手画脚，装得跟专家似的，其实一肚子草。”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
她说出了真实，但这个真实事实上是大家都感觉良好的一种状态。你说人家是草包，人家还说你是傻子呢。她敬重的人，大概就是那种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的纯粹的文人吧，但她不知道，成就一个纯粹的文人得需要一个纯粹的环境。
“不过姜水的画画得确实好，咱单位的业务水平就数你好了，是吧？”她笑嘻嘻地安慰道。然后，拿着报纸去会议室了。
我还是白天画画，晚上看书，双休日陪陪孩子。
时间，就像渗进沙中的水，总是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满屋弥漫的寂静，让我更容易看到时间的易逝。从报纸上、电话中不断传来的同道们的消息，有时候也让我心里着急。同道们似乎都在前进，而我看上去却在徘徊不前。
外面的节奏那么快，我干吗非要磨磨蹭蹭把画处理到尽善尽美方罢笔呢？那些所谓的收藏家有多少人懂画呢！他们除了知道看名气论价钱，还知道什么？他们懂得你画中的意蕴，能从你的画中看到你内心的色彩吗？
这时候，我就会想到项伟。项伟说得不错，我的画确实蕴涵着一种文人的高洁闲适与恬淡无争。项伟算是一个懂画的了，但他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层的东西。
有时候，我想把这种心情告诉项伟，我隐约觉得他倒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但是每次电话打通后，我却又把这个话题压了下去。因为这个时候，我总是忽然清醒地感到，不是我找不到一条正确的出路，而是不想迎合世俗，又放不下名利。
把不愿解决，或者说已经有答案而不愿接受答案的问题给别人探讨，能探讨出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或者说这个决定，最终还是得靠自己。
谁也不可能说服谁，之所以被说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唤起了另一个人的潜在。
项伟自从给我发信息的那个情人节后倒是经常给我打电话，大多数时候都是问我的画进展得怎么样，每当他这样问起，我的心情就格外沮丧。有次打电话又谈起我目前的困顿，他就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出去走走呢？你这样老窝在家里不出来，思路怎么能打开呢？有很多事情都是由于一个改变，下面的情形才会跟着发生转变的。你生活在那样沉闷的环境里，思想怎么可能活跃起来，思路都不畅，画当然没法往下画了。
这样的话他说过几次后，我沮丧的心情就更加低落了。这期间他外出采访时邀请我两次跟他一起去，我都婉言谢绝了。侯太广是不可能同意我跟一个男人一起出去的。况且，我自己也觉得别扭。但项伟的话还是引起了我对我目前的生活现状的一些思考，这思考让我发现，我是多么自作多情地被侯太广或者说被以侯太广为依托的这个家禁锢着，而且这禁锢已经由我的躯体进入我的思想。这让我觉得很可怕，但我又能怎样呢？想突破禁锢，只有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家，我又能去哪儿呢？这问题一出现，我心里就迷惘成了一片空白。
四月中旬的时候，项伟忽然打电话说想请我和他一块儿去南京，说是南京的一所大学百年校庆请他过去。
“请的嘉宾中有陈丹青，而且学校还给他安排了演讲，你去听听吧。”
项伟当时这样对我说，他的这句话在我心里起了很大的波澜，亲听陈丹青的演讲这个事情，让我很是激动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怎么跟侯太广说呢？照实说肯定是不行。但编一个理由，我又觉得挺没意思。所以，到最后只能是放弃了。
一个星期后，项伟兴致很高地在电话中对我谈起了他那次南京之行。
“你没去真是可惜，你真应该去听听陈丹青的演讲。大师就是大师，纵横捭阖谈古论今，问题提得很尖锐，话说得也大胆。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人文方面的，听得我真是触耳惊心呀！他从去年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他受命给清华画一幅大画《国学研究院》说起，他收集画画的素材去清华大学校史馆问研究院故址，馆员都不知道呀。讲到他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油画都看不过来，而且他的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启蒙，竟然是在那里开始的。咱中国呢？故宫藏了九万多件书画，从1949年到现在，展出的书画总量还不到一万件，一位在故宫任职三十多年的老书画文物鉴定家也只是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得很客观，也很直率。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咱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这话说得，直指事情的本质呀！然后他又谈到齐白石，齐白石去世后他晚年的精品之作，手稿、草图全都捐给北京画院了，结果现在还放在旧信封破塑料袋里。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呀，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画家，毕加索、凡•高都不知道有多少纪念馆、美术馆专门陈列他们的每张纸片了。还有很多，见面再给你细谈吧。他这次还谈到了文化上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讲的是美术馆，但我觉得你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境况。你必须得走出来，接受比较宽广的知识。这不仅是书上的，更主要是你得找一个认知途径。”
项伟的话说得慷慨激昂，我也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但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纸上谈兵。道理我也明白，或者说我对于我目前的困境也不是不清楚，但我上哪儿去找这个载体去承载我认知的途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