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近两周又回到家里，心里还是生出许多的温暖。虽然家具地板都蒙着一层灰，卫生间的脏衣服堆成了山，厨房里已没有可用的锅碗。
我先把地板简单地拖了一下，然后开始手里拿着毛巾利索地抹着床头、柜子，我想先把我的房间收拾出来，有个睡觉的地方，其他的就等明天再说吧！我看着棕色的床头、柜子随着我手中抹布的移动而重新变得光可鉴人，就心情很好地对跟着我跑来跑去的儿子说：“怎么样，妈妈房间漂亮了没有？”
“我想跟妈妈睡一个房间。”
“妈妈累了，你的房间今天就不收拾了，所以呢，你只有跟妈妈一起睡了。”我放下手里的抹布，蹲在儿子身边，仰脸注视着他说。
儿子笑了一下，小鸟一样依到我的怀里。
我揽着儿子单薄的小身体，心里沉沉的。不仅仅是因为儿子的单薄，更主要的是刚才他依在我怀里之前的那个笑。那是一个被长期的压制压得沉甸甸的笑。
“又准备睡一个房间哩？”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侯太广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嚷了一声。
“把我吓得，你说话不能小点声吗？”我抱着儿子的小熊靠垫和枕头站在我房间门口心有余悸地说。
“我声音不大呀，你想啥哩呀？”侯太广从沙发上坐起来看着我说。
“你说我这会儿能想什么，我正在干什么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又准备让乐乐给你睡一个房间？”
“他的房间又没收拾。”
“我的房间不是也没收拾吗？”侯太广这话里可就带着硝烟味了。
“你的房间你不一直睡着的吗？”
“不管了，我能管住谁呀？好好惯吧！”他长叹一声，又躺到了沙发上。
儿子和我一对眼，两步就蹿到了我的房间。我把手里的东西往床上一扔，反手关上房门，扭身紧握双拳于胸，做了一个无声的“耶”的欢呼。这是往常我和儿子认为在取得胜利后，经常共同做的一个动作。果然，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儿子也做了一个和我相同的欢呼。
星期天的上午，刘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那时候正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听见侯太广问，哪里的呀？有啥事呀？就知道是找我的。但我继续洗着我的衣服，等着侯太广叫我。
我以前是不等他叫的，但他看我的表情让我只能对我的电话置若罔闻了。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呢？审视？怀疑？洞察一切之后的明了于心？都有，好像又都不准确。他先是目光怪怪地盯着我的脸看一会儿，然后再围着已经在接电话的我上下打量一番。他打量我时我并没有看他，但他刺在我身上的目光让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都不自在。后来他再接到我的电话，我就是知道那是我的电话，我也不主动跑过去了。等他叫再去接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不再盯着我看，也不再围着我上下打量了。虽然他把电话交给我时会不情愿地嘟噜一句。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喜欢他在家时接电话，我总觉得我一接电话，他的一切注意力就都聚焦到我的电话上了。这让我在接电话时总不能轻松下来。
“姜水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想死我了，你想我吗？”刘莹的声音娇滴滴的。
“前天下午，到家都快五点了。”
“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你不知道我多想给你说说话，想着你在郑州漫游费那么贵，也不好意思给你打。”
我笑了一下，“有事吗？”
“老是问这句话，有事吗？有事吗？什么是事儿什么不是事儿？”刘莹电话里的声音马上就恼了。
“我正洗衣服呢！”我继续温和地说。
“难道你洗衣服比给我说话还重要吗？”
“衣服都堆成山了。”
“那你也得陪我说话。”
“好，好，陪你说话。”
“正洗衣服哩，给她说啥呀。”侯太广不耐烦地插了一句。
“你老公不高兴了是吗？”刘莹的声音温柔得让人心疼。
“没事，你说吧。”
对于刘莹给我叨叨的那些单位里的破事，我一向是不大感兴趣的，往往是开始我还能耐着心听，而当她停留在一件事上老是纠缠不清时，我的冷漠就掩盖不住了。为此刘莹提过多次抗议，我也虚心了多次，可到事情再次发生时，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烦躁情绪。这使我常常觉得对不住刘莹，也常常觉得自己挺无情。可是这会儿，我就又有些着急起来。已经告诉你我正洗衣服呢，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侯太广也在家。你不长话短说，还唆不完了。
“不是的，姜水，你别生气，你知道吗，有时候得罪人是无意的，当事人并不知道，而旁观者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刘莹这话让我不禁有些生气，我以前提醒过她多少次，我和她的任何一次谈话她如果用心琢磨，也不会再问我这样的话。但因为侯太广在我背后躺着，我就很平淡地敷衍了刘莹一句，“有些人和你过不去，并不是你哪儿得罪他了，而是你们不是一类人。”
“那我是哪类人，他们是哪类人呀？”刘莹口气认真地问。
“你是哪类人你自己不清楚？”我觉得她这句话纯粹是作秀。
“信球。”侯太广突然很大声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回头看看他，他已经从沙发上坐起，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喜滋滋地看着我，见我回头看他，又想说什么，我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急忙向他摆摆手。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如果让刘莹听到，刘莹肯定会受不了的。
“你别生气，我真不知道。”
听刘莹的口气，侯太广刚才那句话她是没听到了。我长舒口气，想急忙结束这场谈话。
“那回头再说吧，等没事了我给你打过去。”
“天哪，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呀！”她哈哈地笑起来。
“等有空了吧，都打了半个多小时了。”
我挂了电话，就听侯太广在我身后说：“这样没一点自信的女人，你给她说啥呀说。以后她再打电话别接了。”
一直到星期三的下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各个房间巡视了一遍，确信我终于把侯太广给我积下来的那一堆事都彻底干完了，我才长舒了口气，软绵绵地一头栽到沙发上动也不想动了。
这时候，项伟就又占据了我的心。这种飘忽、突然、毫无任何准备和衔接的关于项伟的影像、想象，或者是回忆，这些词汇都无法准确地形容项伟出现在我脑中的状态，但那种状态又好像和这些词汇都发生着关联。比如此刻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的只是项伟这个名字，而在此之前，我曾考虑过给他打不打一个电话。
偶尔，我也会忽然想到项伟这会儿在做什么。而有时候，我脑子里又会出现：不知道项伟想过我没有，这些毫无任何粘连的思维片段。
星期四的早上我睡了个懒觉，说是睡懒觉，其实早醒了，只是身子懒得很，不想起床而已。我听着起床后的侯太广弄出的各种声音，觉得还是应该给项伟联系一下。总该给他报个平安吧，况且走之前那个电话又是不欢而散，我心里不痛快，估计他也正郁闷着。
我就这么前想想后想想，当听到“砰”的一声后，我知道侯太广上班走了。我继续胡思乱想着，后来当忽然发现外面的太阳很是灿烂时，我就又想洗我的床单和儿子的床单了。
就这样，我度过了回家后既空虚又充实的第一周。却没有用任何一种方法和项伟联系。但我却很想和谁说说项伟。
周五的下午，我去单位参加例会。由于两周都没去单位了，我就提早去了，在馆长的办公室和其他的几个办公室转转，和他们说些学习的情况。刘莹想跟我说话，她今天去得也早，想在开会之前给我聊聊。上午她已经把我们办公室的地和我的办公桌都擦拭干净，也就是说她已经打扫好了谈话地点。但我那些同事的话却滔滔不绝，我又不好扫他们的兴，虽然心里急着想跟刘莹说说项伟，但也只有干着急没办法。这中间，刘莹来找过我两次，在门口站站，就气咻咻地走了。开会的时候刘莹坐在我旁边，她因为心里生着我的气，就故意把报纸翻得“哗哗”乱响，引得满屋子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我就悄声对她说：“别生气了，开完会我请你去楼下喝茶。”
“真的吗？”她马上就高兴起来。但又立即补充道，“只能请我一个人。”
“好，只请你一个人。”
但那天的会开的时间稍长了些，我因为急着去接儿子没有请刘莹喝成茶，她很生气，我也觉得挺对不住她。周一上午我在家里正想着要不要约刘莹下午过来喝茶时，她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姜水呀，我们家门前有一条路，你不知道有多漂亮，我今天早上去单位，看到从悬铃木叶子的空隙中漏下的一缕一缕的阳光，一下子就想到了你。那一缕一缕的阳光简直就像从天国流泻下来的圣光，悬铃木的叶子本来已经发黄了，被这样的光一照，一片一片就像是透明了一样。我当时就想，今天姜水得属于我和这条路，这条路只有咱两个才配走。”
刘莹的话说得急促而抒情。我不禁被她为我描绘的这幅图画打动了，但转而又替她担心起来。
“你在哪儿呢？”
“在办公室呀，签完到我就慌忙跑上来给你打电话了。”
“办公室没人吗？”
“有人怎么了？你总是这样小心谨慎的。”她语气中已经带着明显的不快。
“这样吧，我现在马上下楼，你二十分钟后在咱们单位楼下等我。”
我们骑车跑到那条路上时，刘莹说的从悬铃木叶子的空隙中漏下的一缕一缕的阳光已经看不到了。刘莹想去对面的人行道上散散步，我想和她说说项伟，就一起过了桥，向对面的人行道走去。
虽然当时我心里怀着强烈的诉说愿望，但我仍然被这条路打动了。正如刘莹所说，这条路的确漂亮，但这条路真正打动我的却是它的安静和人性化的设计。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是走机动车的柏油马路，乌黑的马路两边是两排遮天蔽日的悬铃木，在西面那排悬铃木旁边是一条经过硬化了的水渠，水渠过去是一排郁郁葱葱的垂柳，垂柳是种在人行道一侧的，人行道铺得也很规范，是带盲道的那种方块彩砖。人行道下来是平整的水泥路面，这显然是自行车道了，自行车道过去，就是栽着月季花和冬青的绿化带了。
我和刘莹锁了车子，沿人行道往前走去。这时候已是十一月上旬的末尾，虽然早晚很有些凉意，但朗朗的艳阳总可以在八九点钟以后的空气里洒满暖洋洋的气息。在这种还残留着清晨味道的阳光的爱抚下，擦肩而过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从容而安详。
“你们家在这儿住，可真够幸福的。”我由衷地羡慕起刘莹来。
“哈哈。”她竟然大笑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注视着她，觉得她这笑里有蹊跷。
“姜水呀，你别生气，我只是上班路过这里，我家离这儿还远着呢。”
“是吗？”我心里感到有些失望。
走了一会儿，我就又想起项伟，我看看刘莹，她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怎么不说话？”
“唉，不说了。不让单位里的那些烂事影响咱们俩的心情。”刘莹叹了口气语调轻松地说。
和刘莹相处这么久，还没有见她如此放松过。我笑了一下，觉得心里很欣慰。
“刘莹呀，问你件事，你不会觉得冒昧吧？”
“你说吧。”刘莹很爽快地回答。
“你谈对象了没有？”
“怎么问起这事了？你是不是想给我介绍对象呀？”刘莹笑着，很不好意思地嚷嚷着。
“不是，只是觉得你有这么大了，看着还像没有谈对象的样子。”我慢慢地差不多咬文嚼字地说。
“你替我着急了？唉，给我说这话的除了我姐，也就是你了。”刘莹温柔地用双臂搂着我的右臂，往我身上靠了靠又说，“我上大二的时候和一个男孩有过一段接触，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谈对象。他和我一个系，比我高一级，经常去我们教室看我画画。他曾经在我们学校那个荷塘边的柳树前对我说，你是一个精灵一般的人，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
“那后来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再后来我又遇到几个男孩，有的是别人介绍的，有的是自己认识的，不过我再也找不到和他相处时的那种感觉了。”
“你给他相处是什么感觉？”
“很快乐，很甜蜜，很有激情。”刘莹一脸幸福地说，但转而就又凶巴巴地嚷嚷道，“你没谈过对象吗？这方面你应该比我经验丰富呀！”
刘莹的话让我不禁有些惆怅起来，于是我就对她谈起了项伟。谈到那个晨雾弥漫的街头，谈到那次开会的最后一个晚上，谈到我们多次在电话中无拘无束的畅谈，谈到项伟对我说的那些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还谈到那个写满情话的酒吧，项伟拉我手时我的感觉。
“他有很高的鉴赏力，我挺欣赏他的。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心里特踏实。但我们算什么？我也说不清我们这关系算什么！”
“你这是婚外恋。”她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说这么难听呀！”我心里立即就不高兴起来。
“姜水，你别生气。你可能不觉得，你真的爱上人家了，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也爱你。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你举手投足之间的那种优美，一看就是多少年的文化涵养淘洗出来的。还有你的超然物外，一听到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你就眼睑一垂，往藤椅上一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谁也不能捂住别人的嘴不让说话呀。咱们只因为这样想，是让自己和别人分开了。咱们觉得自己做事只要自己心上过得去，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自己又管不住，何必自寻烦恼。况且为那些人浪费自己的心力，也太不值得。但是我现在明白了，这样想是大错特错了。那些人层次太低，根本不明白你不理他们是不想和他们计较，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骑到你头上拉屎你都不敢吭声呢！咱们和他们是不可能分开的，你不要太天真了。”
我惊愕地看着她。
“你别这样看着我，跟看见恐龙似的。”她甩掉我的臂膀，独自向前走去。
我跟在她的身后，大致有一米的距离。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不想和她走得太近，就是想在这个距离、这个方位慢慢地走。我边走边四处看着，我看到离我不远的一个石凳上坐着一个农村女孩，这女孩虽然也是穿着城市女孩惯常穿的衣衫，但一看她那张木讷红润的胖脸，就知道是从农村出来不久的打工妹，在女孩的旁边蹒跚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稍远一些的石凳上，有两位老太太，我看到其中一位老太太的脚边放着几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我走到她们身边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老太太的脚边也放着几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这两位老太太过去不远，就是一所学校了。透过铁栅栏和铁栅栏里面那一排高大的杨树，可以看到几个少年在一个篮球场上打篮球，他们你争我夺，打得很是投入。
“坐一会儿吧。”走到一个石凳前时，我对仍然走在我前面的刘莹说，一边就从随身背的包里拿出了几张面巾纸，把那个石凳略微擦了一下，我看看擦完石凳的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脏。我举着擦完凳子的纸四处看着。
“给我吧。”刘莹从我手里接过那团纸，我看到她向不远处的一个垃圾箱走去。
我就在石凳上坐下，凝眸望去，长空寥廓，淡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这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就跳出“万里无云万里空”这样一个句子来。我想了一会儿，想不起来是哪位大师的句子。清风拂过，捎来那些打球的少年若有若无、缥缥缈缈的叫喊声。
“是不是觉得我刘莹也和馆里的那些俗人一样俗不可耐，不想与我为伍了？”
“我也有俗的一面，俗并不一定都是可憎的呀。”
“你就是有俗的一面，你的矜持就是俗。”
“那是一个人的性格。”
“矜持不是你的性格，那就是俗。冷才是你的性格。”
这句话让我心里不禁一震，但我还是左腿跷在右腿上，左臂压在右臂上，继续面朝着学校的方向没有任何动作。
“姜水，”刘莹又娇滴滴地叫了我一声，双臂环绕着我的双臂和腰肢斜身甜腻腻地注视着我说，“你是一个如花的女人，拥抱你就像拥抱一朵花。你不知道我多少次都禁不住想抱抱你，但你骨子里散发出的冷总是让人不敢对你胆大妄为。”
我知道我与任何人交往都是要把一段距离放在中间的，这段距离可长可短，但一定是要有的。这个距离包括身体距离和心理距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刘莹所说的“冷”，但我认为不是。我只是感觉这样做比较舒服、自由一些，就像这样被刘莹抱着，我就觉得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硬邦邦的。确切地说，在她搂着我的一刹那，我就听见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刷”的一声，收缩成一团，然后就僵硬了。
“你现在这样子还不叫妄为吗？”我听得出，连我的声音都开始僵硬了。
“搂搂你怎么了？”她悻悻地松开手，把头扭到了一边。
“再往前走走吧。”我站起身说。
“再往前就到头了。”刘莹没好气地说着，也站了起来。
我没理她，独自往前走去。我知道她在我后面跟着。果然没走多远，就看到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横亘在眼前。我站着愣了会儿神，开始往回走。我看到原来在石凳上坐着聊天的那两个老太太，也已经站了起来，一副准备往回走的架势。刘莹无意中踩住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悬铃木叶子，那片干了的叶子就在她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响声激起了刘莹的兴致，她就一跳一跳地寻找落在地上的悬铃木叶子去了。
“还是小呀！童心未泯。”我在心里感叹着，忽然脑子里又冒出几个老年人童心大发的场面，但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就把这个一闪念丢掉了。
我注视着在落叶间跳跃的刘莹离我越来越远，继续保持着刚才的速度，在树影斑驳的人行道上慢慢走着，心里对这条路的脉络渐渐明白过来。
我与之谈到项伟的第二个人，是一位搞摄影的，权且把他称为朋友吧。他是怡阳市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一位和我比较谈得来，且能无条件帮助我又不需要我对他感恩戴德的一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书画院学习时，班里有一位同学是艺林杂志社的编辑，她很喜欢我的画，一再叮嘱我下次听课一定给她带几张我的画的照片，她想用在他们刊物上。
那天是个星期六，侯太广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要到县里检查工作，晚上才能回来。我立刻就想到了拍照片的事。回家快一个月了，算算时间，离下次开学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了，而我的照片，还没有一点着落。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不想让给我拍片子的人遇到侯太广。他对与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抵触和排斥的情绪，不管人家是帮我的，还是有求于我的，他统统是冷着一张阴阳怪气的脸，在旁边不冷不热地说些风凉话。
拍片子，我觉得是一个工作量比较大的活，怎么着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吧，而侯太广平时不在家吃饭从来不提前说，他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的时间一般都在上午十一点以后，和下午五点以后。有时候做好饭了，他的电话打过来说不回来了。有时候是正做着呢，他的电话过来了。
到了双休日，他就更没谱了，睡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间虽然不少，但半天半天不在家的时候也不少。可他出去的时候又不说不在家吃饭，你只有还得做着他的，往往是饭做好了，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吃饭时，他说不回了。
我给那位搞摄影的朋友打电话时，他正准备下乡拍片子，但接到我的电话后就跑了过来。我看到他高高大大的身躯上武装着全副装备，就有些过意不去。
“耽误你的事了，你看你东西都准备好了，又拍不成了。”我满含歉意地说。
“你准备拍多少？”他大大咧咧地走进来，一边从身上卸着家伙一边说。
“杂志社就约了几张，你看你的时间吧，有时间你就多拍点，以后说不定还用呢；没时间就少拍点，够这次用得了。”我拿了听可口可乐，打开递给他。
他喝了口可乐说：“可着这一上午拍吧，拍多少是多少。我下午得下乡，《中国摄影》也等着我的米下锅的。”
因为给他打完电话我就作了些准备，所以片子拍得很顺利，一上午成绩可谓是大大的。
我、儿子和那位朋友一行三人到我事先订台的那个饭店时，饭店大厅里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老板认识我，看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起来，“姜画家来了，咦，还有周主席，恁俩可是贵客呀，咋恁长时间没来了？姜画家订的是‘竹轩’吧？先进去，我喊小妮给你们倒茶。”
“还喝我放这儿的茶叶。”
朋友对店老板说完后，就朝“竹轩”方向走去，我拉着儿子走在他后面，与他相距一米开外。
虽然外面闹哄哄的，但关了单间的门，外面随风摇曳的翠竹就让我感觉外面的喧闹离我很远了。儿子看我点完菜就跑出去了，说上菜了叫他。我啜了口朋友的茶，是上等的雨前毛尖。
“我去郑州学习时遇到项伟了，你应该认识吧，也是怡阳人。你们又都是搞摄影的，他好像是省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吧？”
“他跟我弟是同学，我去郑州经常找他喝酒。”朋友面无表情地看着杯里的茶叶说。
“跟你弟是同学？”我吃惊得都有点结巴了，我吃惊的程度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夸张。都是怡阳人，同个学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但我还是觉得这巧合太突然了。
“那你弟呢？”我其实并不关心他弟，但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么一句。
“死了。”朋友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把头从茶杯上抬了起来，面向着外面的竹子。
“死了？”我吃惊地叫道。
然后，我和朋友就掉进了尴尬的沉默中，菜还没上来，我只有没话找话地继续说：“项伟的照片照得怎么样呀？”
“可以。项伟很有才气，上高中的时候就得过一个全国的什么文学大奖，当时被列为全国的十大少年作家之一呀。他上南大不就是因为他是十大少年作家才被特招走的嘛。”
“是吗？项伟还曾经是全国的十大少年作家呀！”我觉得我兴奋得都有点两眼放光了。但我确实兴奋，这太不可思议了，或者说太意外了。
“嗯，他的路走得一直很顺。他现在不是人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的站长了吗？”朋友注视着我说。
“不知道，他没对我说过这些。”我摇头道。
也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宣传部部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弄了两张画，想让我去给看看真伪。我问他都是谁的，他说一幅是魏紫熙的，一幅是李丁陇的。
我轻轻地敲敲门，里面就传来一个官派十足的声音：“嗯，进来。”我推开门，看到部长正伏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看着什么。
我有些迟疑，叫了声：“张部长。”
部长的办公室像一个植物园，窗台上、茶几上、柜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开花或不开花的盆景。
“过来看看。”部长兴致勃勃地一边把画慢慢在桌子上展开，一边给我讲着这画的来历，“是新蔡的一个人拿过来的，说是李丁陇‘文革’时期在新蔡避难的时候给一个朋友画的。”
我看了看画，是一幅四尺花鸟斗方。
“让我看看那一幅吧？”
这幅立轴上是两张山水扇面，落款是魏紫熙。
“这幅画有什么来历呀？”我微微笑着说。
“你先说说这两幅画怎么样吧。”
“都不是真迹。”
我感到很失望，我想部长也是很失望的，但他只是“嘿嘿”地笑了两声说：“给我拿这幅画的人还说是特意跑到南京买的。”
我笑了下，没说话。
“你坐。”部长一边卷着画，一边又说，“唉，你看，魏紫熙和李丁陇都是怡阳出来的着名画家，我也是怡阳人，又在怡阳当了这么多年的宣传部长，收藏他们的画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吧，就这，算弄不到真迹了。”
“别急，慢慢来。收藏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想收藏他们两个的画，应该是有条件的。”
“是呀，慢慢遇吧。”部长说着，打开书柜的门把那两张画搁了进去。
“最近怎么样，听说你去郑州进修了？”
“充充电吧。”
“忘了给你倒茶了。”部长说着从椅子上站起，向门口的饮水机走去。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了。”我忙起身说。
“这可是好茶呀。”部长说着，已弯腰从饮水机旁边的矮木柜里拿出一只纸杯，放到红色的杯托里。
“尝尝看知道是什么茶不知道。”部长面带微笑地说。
我看了眼茶汤说，“是铁观音吧。”
“三十年的观音王。”部长心情很好地说。
这时候有人在外面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嗯，进来。”部长就又恢复了官派十足的声音。
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推门进来，脚步很轻地快速走到部长办公桌前，把一份像是材料的几张打印纸放到部长的办公桌上，小声地对部长说了几句什么。我看到部长点了下头说：“嗯，放这儿吧。”那人就又目不斜视地飘了出去。
“怎么样，上上学感觉有收获吗？”部长翻着刚才那个年轻男子送来的东西说。
“收获肯定是有的呀！”我这样说完后，就又想到了项伟。
这次想到项伟，是想到项伟曾经对我说的他和部长之间的一段话，“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份校报，开始做前期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我曾经去找过张部长，他很热心，当时就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你去这儿找谁谁去那儿找谁谁，我按照他说的，半天事情就搞定了。后来这份报纸可火了，全地区的中学生都以在那份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为荣。不过我上南大之后，那份报纸就渐渐失去权威性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从浙江记者站调到河南记者站之后回怡阳做过一个调研，刚好是他接待的，他当时还感慨颇深地说：项伟呀，你看你现在都是人民日报社的大记者了，我还在这儿当宣传部长呢！想想我那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现在就没那个闯劲了。”
“对了，我在郑州上学的时候遇到项伟了。他还对你当年的帮助念念不忘呢。”
“啊，呵呵，呵呵，”部长笑着往后抿了抿一丝不乱的头发说，“项伟确实很优秀呀，我当年就看出他是块好材料。大前年他回来调研，还是我接待的呢。他现在怎么样，还好吧？”
“挺好的，已经是驻河南记者站的站长了。”
“噢，噢，我知道。项伟的进步很快呀！你看这才上班几年，就已经是人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的站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