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华等几名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倒也和谐共处，干脆把大白梨家当成吃饭的据点，吃谁的？当然是生产队的。久而久之，常家也跟着富足起来。投桃报李，吴大华和大队书记张伟民就推荐常鬼子当了老师。
近期，吴大华等干部东窗事发，但并没有影响常家的安危，因为那几个腐败分子对“私设饭点”没敢交代，唯恐被深究，那就大发了。社员不都是瞎子，也有揭发的。大白梨的小嘴可不是白长的，能说会道。
她曾在会上解释：“老少爷们儿，吴大华确实来我家吃过饭，可他姨奶三外甥的表弟跟我老姑的叔伯小舅子的五连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看看，我们可是实在亲戚啊！你们说说，他在我家吃几顿饭还算事儿吗？”
大家一想也对，居家过日子，亲朋好友自然越来越多，家里有个大事小情都能维持一下，何况没人亲眼见过大白梨跟哪个男的抱在一起。此事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吴大华下台后，接替他的队长叫刘千里，四十多岁，以前搞运动下去的，现在又上来了。他抓工作踏踏实实，但男儿本“色”没改，继续巩固常家的这个“根据地”，也就导致常鬼子仍然混在教师队伍。
文俊对常鬼子把那吉庆老师顶下来一直耿耿于怀，瞧不起他，觉得他没资格站在讲台教书育人。文俊又想起郭老师，他讲课很有水平，对学生一视同仁，就是当不上班主任，真不公平。
晚上，文俊等四个好伙伴又聚在树林议事，这次缺了白欣荣。他本来要上中学的，结果父母没让，因为他学习一般，念书没用，不如在家打打零杂，养养身板，过几年就是一个好劳动力，能挣工分了。从此，白欣荣跟文俊他们来往少了。
谈到常鬼子，二愣子破口大骂：“他奶奶的，老鬼子总他妈的看我不顺眼！”
原来，学校开追悼会，二愣子毛手毛脚，不小心碰倒一个花圈，受到常鬼子的严厉斥训，就记着这件事。发泄完毕，他提出给常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作为团长，文俊觉得应该如此，究竟怎么办，大家拿不准主意：如果揭发常鬼子贪污，没有根据；再说县里工作队已经凯旋而归，没人撑腰了，伙伴们担心打蛇不死、反受其害。一阵七嘴八舌，还是没结果，时间不早了，他们留下这个话题，回家睡觉。
次日，机会来了。这天上课，常鬼子宣布校领导又给班级五个“红卫兵”名额，这节语文课往后推迟一下，大家开始投票选举。
红卫兵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小将，风靡全国。六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当红卫兵；五年级以下的只能是“红小兵”。红小兵胸前别着一个菱形塑料皮做的红牌牌，很好看；红卫兵更风光，是臂章，用红布做的，上面有一排金黄小字——毛泽东思想，下面是三个金黄大字——红卫兵。红卫兵袖标格外显眼，老远就能看见，谁要戴上是非常荣耀的。当然，不是人人都能戴上，需要经过评选。
又红又专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当选红卫兵。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思想积极也行。文俊以前当过红小兵，那时，班主任是那吉庆老师，得到重视。班主任换成了常鬼子，文俊对评选红卫兵根本没抱希望，但他觉得关东早就够条件当红卫兵，可惜一直没选上。关东为什么没选上？主原因在父母身上。
关东的父亲叫关绍辉，母亲叫王丁香，两人可不是一般的农民。关绍辉祖籍河北省青龙县，自幼丧母，他还有个哥哥叫关绍新。当年，父亲挑着一副担子千里迢迢投亲闯关东，柳筐里装着两岁的他和四岁的关绍新，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松江平原的正黄旗四屯，给地主当长工。解放后，关绍辉渐渐长大，上学时发奋读书，十七岁考进省城龙江电工厂参加工作。
关绍辉二十岁那年与十九岁的同厂女工王丁香相恋定亲。王丁香也是苦命人，自幼丧母，家里只有她和父亲。王丁香定亲的第二年，父亲因公牺牲。她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就跟关绍辉组建了家庭。
两人婚后生育两女一男，男孩儿就是关东。日子过得正滋润，噩耗传来：关绍辉的父亲突然病故，乡下只剩下他的哥哥关绍新。关绍新虽然已经三十岁，但独立生活有问题，因为他是哑巴。从此，这个可怜的哑巴哥哥成了关绍辉的一块心病。
这年，国家遇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经济状况恶化，城里人的生活也困难起来。关绍辉家有三个孩子，也面临困境。上级号召工人投亲靠友到乡下去，缓解城市压力。几个因素赶在一起，关绍辉权衡利弊，只好带着家小返回正黄四屯，由工人变成农民。这时，关东刚刚一周岁。
关绍辉见村民点着油灯照亮，心里不是滋味，就向大队书记提出办电照明的建议。当时，大队书记是张伟民。他觉得此事有利百姓，可行，但想少花钱多办事。关绍辉回到省城向厂里老领导求助，为村里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办电材料。不久，全村家家户户亮起电灯，乡亲们感谢关绍辉办了一件大好事，都很尊敬他。从此，关绍辉在村里当电工，负责维护线路等事宜。
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大队成立“革委会”，书记张伟民当上主任。这家伙年轻气盛，想借此机会向上爬，便纠集几个人整天贴大字报，搞批斗、抓典型，紧跟形势。关绍辉不愿意跟那伙人同流合污，表现不太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