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８８年８８日这一天还在继续。
我面对黑雅沙而坐，两眼直楞楞地盯着它的镜头，心里一片绝望。肖帮豪威尔相形之下几乎像个蹦蹦跳跳的小淘气（我没读过肖帮豪威尔的书，不过在我想象中，他是一个身穿黑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忧心忡忡的德国老人）。
我心情绝望是完全有道理的。黑雅沙以一股非人的顽固劲便是沉默不语。它沉默已经两年了，当然啦，严格地说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安了几百亿个神经元素的黑箱子罢了。而我安纳托里·刘博夫采夫这个科员却非要把它搞成人造脑不可。
自从我开始这项工作以来，我不只一次在朦胧之中构思着我去接受诺贝尔奖金的的讲话稿。我存了一肚子的华丽词藻。后来，乘快车去斯德哥尔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于是我又曾想把我所有的腹稿打印成册，分送给那些用得着的人。
现在这一切额已成为过眼烟云。我早就对荣获诺贝尔奖金不抱一丝希望。不过我总希望除了同事们有意无意的小玩笑以及佳洛奇卡的沉默以外，我还应该得到点什么。可是现在连这一点也化成泡影。我现在算是完全彻底地丧失了自信心。
这一段时间，我人瘦了，睡起觉来辗转翻身（这是我母亲说的），不再去游泳，法语也辍学了。我这个喜好交际，招人喜爱的青年人逐渐变成了一个厌世的精神病人。
一个悲伤的电影片：“临终遗作”千次万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制造黑雅沙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开始只是个想法。它和所有的念头一样，最初显得非常渺小、可怜，无依无靠，无人过问，就连我自己也没怎么去理睬它。可是它自生自长，后来开始用它的小脚丫踢我的脑袋瓜，要我去理睬它。
实际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并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美国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艾尼阿克”还未问世，那些过份热心的记者和评论员就轻率地把它命名为“人造脑”。其实不论是笨重庞大，计算缓慢不稳定的“艾尼阿克”’还是它那些快速和微型的后代，都不能称之为能思考和有智能的东西。充其量它们只不过是第一代计算机罢了。这些第一代计算机根本不能和自己的后裔相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能够干老前辈作梦也不敢想的事情。不过它们仍旧是计算机。因为它们只能按照人们提出的计划工作，完全听从人们的指令。这些机器确实好极了，不过机器照旧还是机器。
刚才我已经讲过，我的想法很简单，要用新的精神元素元件组成仪器。这些精神元素在构成上有点象人脑。
不，请不要误认为人类已经详知人脑的构成和工作原理。不，人们只知道个大概。我的想法很简单；不用一套僵死呆板的计划来训练，而是用教育小孩的办法来培养。要给这个机器灌输大量的情报，但是要象教育小孩那样，因材施教。这样坚持作下去，机器就有可能变成人造脑。嘿，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可能”上边了。
我们采用微型化的最新办法组成了一个仪器。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词不太确切，应该说是我们实验室。因为如果靠我们的人力，就是一千年昼夜连轴转也组装不出来。既然人力不及，就启用了研究所的计算机。各部计算机都投入活动，于是我们的仪器终于降临人世。鉴于它的身世不甚清楚，所以大家就把它列入“黑箱子”那一等级。不过这种状况没持续几天，它很快就得到了“黑雅沙”这个人名。没有一个人能说清究竟谁是第一个命名人。反正至少有二十个人曾觊觎过这份荣誉。我想强调一下：是曾经而不是现在。那会儿大伙都急不可耐地等着小雅沙马上喊出“妈妈”或“爸爸”来。
可是到今天谁也不再去争这个命名权了，谁也不再对雅沙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忙碌了许久他还是一言本发。孩子没造成，真使人灰心丧气。如果是正常生育的小孩，他长得再丑再畸形，也不会责备生育方法本身。但是我这个丑儿雅沙可不同，它沉默不语，我的“生育方法”也就自然而然随之被否定了。
我对黑雅沙曾经寄予多么大的期望？！他第一次出现在３１６房间的时候，我对他可以说是寸步不离。我产生了一种作父亲的自豪感。在我的眼中他简直是个美男子：外壳崭新锃亮，一尘不染。上面安有三个眼睛般的镜头，使他有一副东方菩萨的神秘摸样。
我给雅沙接电源的时候，心跳得咚咚直响。指示灯亮了，我们的初生儿活了！或者说，我们使这初生儿活了。其实只不过是指示灯亮了而已。
我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即使是一切一帆风顺，我们雅沙出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活起来。请您不要认为科学工作者都是些头脑冷静清醒的人。就我的观察，他们都最富有儿童般的幻想，对任何事情都爱入迷而且随意轻信于人。如果一个人只有单纯的精密的头脑，充其量他只能造出巨大的等级分类机，而科学只有靠伟大的幻想家来推动。我这个人就立志要推动科学前进。不，不是推动，我简直是想拉着科学向前跑。
现在再把话题拉回来。我们把雅沙的电路接通了。假如这时打字机轧轧开动，打出“小伙子们，你们好！”的字样，我也不会过份吃惊。诸位想嘛！我已经不止一次在梦中发表过接受诺贝尔奖金的致词。所以我对一切意外事件都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比如重力消失啦，和太空人交谈生命的含意啦，以及我们的实验员费佳不打淡紫色的领带啦等等。费佳就是打着这条淡紫色的领带作了毕业论文，打着这个领带调到我们单位，又是打着这个领带结了婚又离婚。
这一回费佳没解开领带。我们大伙喘了一口大气，就开始了雅沙的训练活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儿童受到这么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把教学影片一部接一部地演给他看。我在组内作了一条特殊的规定：在雅沙面前讲话，中间换气的时间不能超过几秒钟。一开始，我们和雅沙讲话，都不由自主地对准它的话筒，后来也就不那么死板了。
我们教雅沙读书识字和计数，给他讲故事，还当着他的面争吵。有一次费佳忘了收拾桌子，第二天早晨我就和他吵了一架。可能当时我的神精不大健康，我连喊带叫，还直跺脚。于是塔基扬娜·尼古拉耶娃吃惊地对我说：“托良，你当着雅沙的面可要克制点。”
“当着雅沙的面！”于是我马上就冷静下驰甚至转怒为喜。
“我不生气，安纳托里·鲍利索维奇。”费佳大声地表示，不过听得出他有委曲情绪，“您别着急，他会讲话的。”
一股暖流自下而上升起，停留在我的喉间：“我又傻气又善良的费佳呀！真谢谢你。”
晚上我一般都和雅沙在一起。我坐在它的镜头面前，讲起我的身世。这些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披露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私生活中有什么重大的隐私，只不过是谁都不愿听一个小人物的陈年琐事。
我告诉雅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爱上了一个金色卷发的小姑娘列霞。我爱得非常狂热和炽烈。有时在课间休息，我坐到她的座位上，我那颗可怜的心儿被一种甜蜜又痛苦的苦恼折腾得扑扑直跳。后来她的父母搬了家，她也转了学。我简直痛苦极了。我感到天昏地暗，因为离老师讲台三排的中间坐位上再没有一个卷发的小姑娘，整个教室也再不会因她而满室生辉。可是过了一个月，我连她的姓都给忘掉了。
我还给雅沙讲了我在四年级被轰出教室的那件事。当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恶性发作，使我搞了一场恶作剧：大冬天把教室的窗户打开，害得全班都感冒。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好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这说”的绰号，因为他在课堂老说“这就是说，”听起来像是“这说”）。这一次他伤心地问是谁干的。我那股奔放的狂劲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羞愧、难过和害怕。我真希望时间能回到二十分钟以前，然后我就安份守己地渡过它。可是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
我应该站起来说：“是我干的。”但是由于可耻的胆怯，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老师等待了我五分钟，到第六分钟，“这说”已经领着我去见校长。
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从墙上的镜框里死命地盯着我，目光严厉又饱含批评之意。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他紧皱着双眉。
“这说”一言不发。我知道我如果要跑走的话，他是不会追的。可是往哪跑呢？所以我就没把自己的手从他那根粗糙的大手掌里抽出来。
校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叹了一口气，让我收拾东西回家，而且表示没有家长陪同不许我再来。这时我哭了起来。我感到羞耻，也羞自己哭泣，可是眼泪都不听我的指挥。
我还告诉雅沙，我曾经偷过艾里卡·普罗赫夫同学十二张邮票。他的邮票多得吓人，可我少得丢脸。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重份的邮票摆满了一桌子，我呢？既没有邮票换，也没有钱买。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地称狂。我就把我的上衣袖子使劲地压到摊开的邮票上，邮票就粘住了。于是我怀着又高兴又害怕的心情，不声不响地把邮票塞进了口袋。当时我没感到可耻……
我又告诉雅沙，我在六年级爱上了一个叫塔塔的姑娘。她比我高一头，体重可能比我重二十几公斤。现在我回想，当时她完全可以一拳就把我揍死。可是那时她不但没揍我，相反，挺冷静地让我吻她。不错，她必须大低头。作为答谢，我发誓永远爱她，还把她家的电话刻在我的鞋上。嘿，鞋很快就散了，电话也没了。而我那终生的爱情怎么也没能保持到学期末。
我的上帝！就在那些茫茫黑夜里我把什么都告诉了雅沙。从我记事的第一天（我记得那是我在林荫小道上从一个人身边摇摇晃晃走到另一个人身边），直到我和佳洛奇卡的关系（准确点说，直到我和佳洛奇卡没关系）。总之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可怜的黑雅沙。哦，可怜的雅沙。他既没有金色卷发小姑娘列霞，没有在校长办公室痛哭流涕，也没有刻着电话号码的鞋以及其他许多表示人生和人性的稀奇古怪、难以猜测的东西。
我尽全力给他以生机，可是很快就醒悟到自已是幼稚的、天真的傲气冲昏了头脑。我既非上帝又非造物主，也不是法师，我不能靠自己荒谬的想象无中生有地造出个生命来。
时间流逝，日月如梭，雅沙还是沉默不语，我明显地感到信心、希望和理想都一一离开了我。信心离开的最快，可以说是不辞而别。和希望分手是很痛苦的，我抱住它，求它留步，但是它凄然一笑便默默离去。只剩下理想孑然一身。我象个只余下一个孩子的母亲那样宠爱它，为它担心害怕。但是，我还是没有能把它守住。
现在，我默默地坐在雅沙的镜头前，双手无力地放在膝头。我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委曲，内心早已空空如也。我坐在雅沙面前不言不语。凡是能说的，我都说给他听了。在谢尔盖·烈昂尼德洛维奇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一年以来，他一直用自己虚弱的，并非勇士的臂膀保护着我。我也感到对不起费佳，他一贯把我视为预言家。他在我和雅沙身上，白白地浪费了一年半的时光。我没脸见塔基扬娜·尼古拉耶娃。她一直不怀疑我们会搞出成果。我也不敢正视格尔曼·阿芳纳西耶维奇工程师。如果能把他用在雅沙身上的时间补给他，他可以从从容容地从莫斯科到海参威步行一个来回。
我坐着，又一次遐想，假如黑雅沙能开口说话，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那几百亿个神情元素和无数的电子电路到底出了什么鬼毛病？忽然间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我抡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照着它的外壳打了过去。
“你他妈的到底说不说话？”我破口大骂。
可是转眼之间我就平静了下来。不，不是平静下来，而是楞住了。因为就在这一瞬间雅沙的打字机哒哒敲响了。
我呆住了。我只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恐惧。我斜眼瞟了一下打字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我以为是出现了幻觉。这我并不怕。几年以来，在这间３１６号房间里第一次闪烁起希望之光。
这希望是不理智的，不现实的，但希望总归是希望。
我惶恐不安地坐在雅沙面前，连斜眼看看打字纸的勇气都没有。在这刹那间我理解了那种把全部财产，把最后一文钱，甚至身家性命都押了上去的赌徒，他牌翻得非常之慢，慢得使人痛苦。因为在吉凶未知之前，你可以抱以希望。希望中的事实就好，象是送给黑暗势力的圣水。我所以想起这些乌七八槽的东西，是因为我惧怕面对现实。我一辈子都胆小如鼠。虽然我已经不止一次被无情的现实刺痛过自己，可是现在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让自己去看打字纸。
纸上只有一个字：“不。”
我好象是一条突然被捞上水面的深水鱼，全身一下子爆破了，肚子里的五脏一下子都蹦了出来。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蹦跳、吼叫、呼喊。我不知道我喊的是什么。
塔基拉娜冲进了房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托良，亲爱的，你怎么啦？”她很怜悯我。我本想先给她讲清楚，再安慰安慰她。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不能停止那可怕的、庄严的喊叫。
于是我指了指打字机。她冲到跟前，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紧跟着她数落着大哭起来。几百年来农村祖辈相传的哭诉技巧也潜移默化地传到了她这一代。不过她自己却一点也未察觉。
当然，在农村一般是见到丈夫或儿子从前线活着回来的时候才这么数落着哭诉。不过这并无关紧要。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物诞生的时候哭诉一番也是完全可以的嘛！
她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我拥抱住她，然后就在３１６号房间里跳起华尔兹舞来。我的臂肘碰到了示波器，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这些玻璃碎片很好玩，在我们的脚下发出各种声响。世界今天是那么美好。
费佳忽然从那神秘的迷雾中冲了过来。他高喊着“乌啦”，跳到椅子上，然后又从椅子跳到桌上，再高喊了一声“乌拉”，就把淡紫色的领带从脖子上扯了下来。
费佳不停地挥舞着那弄得很脏的淡紫色领带，样子很可笑。
当我看到淡紫色的领带不是结在脖子上，而是拿在手上的时候，我才真正地相信在８８年８８日终于发生了确实是非凡的事情。
在团团上升的神话般的迷雾中，出现了格尔曼·阿芳纳西耶维奇又高又瘦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着无色液体的烧瓶。“乌拉！”他大喊一声，“要纪念一番、纪念一番、纪念一番！”这三遍他都是用出人意料的高音唱的，而且是套用了歌剧“黑桃皇后”里“三张王牌、三张王牌，三张王牌”的曲调。
这迷雾很象是魔术师的大礼帽，一只只的兔子从里面掏了出来。第一只兔子是我们的实验室主任。人可真是各有千秋，秉性各异。我这个组长正搂着办事员，踩着示波器的玻璃喳子在跳舞。主任对此倒不感到惊讶。科员费佳正站在桌子上一面幌着领带一面有节奏地边跳边喊“乌拉”。这也没有引起主任的注意。可是他却一眼就盯住了格尔曼·阿芳纳西耶维奇手上拿着的酒精瓶。
“这是怎么回事？格尔曼·阿芳纳西耶维奇。”主任严密地问道，“难道您没读过研究所关于使用酒精的命令吗？”
“我——读——过——啦。我——读——过啦！”工程师还在使用唱歌的曲调，随后他改用正常说话的语调说道：“难道您就真那么小器，不想庆祝一下这杰出的事件？”
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一下子双眉紧蹙，在原地转了一圈，然后他厉声问道：“托良，这是什么意思？”
“雅沙开口说话啦！”我冒出了这么一句。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对上级如此孟液。可能在我的心里，激情、条件反射和儿戏都毫无条理地堆在一块，而在关键的时刻蹦出来的，恰恰是最不合适的东西。
“怎么个开口说话？”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严厉地反问，说罢又原地转了一圈。这回他发现了跳在桌上的费佳。费佳楞住了，不过他灵机一动，作出一个帝王惯用的姿势，手指头指向打字机。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主任掷了起来，然后轻轻放到了雅沙身边。我可以拿任何东西打赌，他并没有离开地，只不过从门旁飞到了雅沙身边。他很稳重地，不慌不忙地戴上宽边眼镜，安详地看了看“不”的纸条，然后说出了一个“不”字。
“什么‘不’？”费佳大喊一声，不满地挥了一下领带。
“不’就是‘是’的意思。”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说罢，摘下了眼镜，掏出手帕，以绅士的风度擦去泪水。这泪水已经悄悄地从他那微微凸出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朋友们……”他刚说出这几个字便哽住了，不可自持地深吸了一口大气，鼻子一皱就啜泣起来。“好费佳，”他哭丧着说，“好孩子，快从桌上下来吧。这是钥匙，从我的保险柜拿一瓶白兰地来。”
白兰地这个词对实验室主任可起了清凉油的作用。他全身一振，脑袋一摇，（就象狗洗完澡那样）朝电话奔去，给所长打电话。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和费佳几乎是同时进来的。费佳边走边跳着舞步，双手把一瓶上等白兰地紧紧地抱在没有领带的胸前。酒瓶上边的商标开胶了。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仔细地看了雅沙的答话，高傲地微微一笑（好象是他教会了我们的黑箱子说“不”似的），然后逐一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他的动作很不寻常，以至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他马上就要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在他的身后站着他的副手，科技副所长葛利高利·巴甫洛维奇·艾米赫。对这个人，全所的人员，包括干部处和特勤处的人员，都毫无例外地称他为“艾姆玛”。他的嘴唇非常薄，看起来好象老是意见满腹。嘴巴厉害的人一直在说，他之所以官运亨通完全是托福这两片嘴唇以及学会了永远保持沉默。
现在，他站在所长的身后，用一种好象是指责的眼光盯着我们。至少是表现出和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在艾姆玛看来，叫喊、热烈的握手、黑箱子的表态、以及在所里喝白兰地等等，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考虑的。
可是与此同时，伊万·尼康德洛维奇却走到了黑雅沙的身旁。假如雅沙那怕有一只手，恐怕所长也一定会和他握手言欢的。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看了看我：“通着电吗？”
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问这个，其实雅沙制成以后就一直通着电。
“是的。伊万·尼康德洛维奇。”我们的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抢先答道。
我一下领语到主任是他而不是我。
“你们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个什么名字？”
这一回我决心抢在谢尔盖·烈昂尼德洛维奇的前面。我也得高升高升啦！
可是我还没开口，主任就又麻利地抢到了前面：“叫黑雅沙。伊万·尼康德洛维奇！”
“行。这名字够俏皮的。”所长点了点头。可是艾姆玛的嘴唇闭得更紧了。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朝我们轻轻地点了点头，好象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一场游戏。于是他问雅沙：“您为什么说‘不’呢？”
大伙都笑了起来，就连艾姆玛也眯起小眼睛。不过，且慢，这既可能是在微笑又可能是为了琢磨我们。
也就在这时，打字机忽然哒哒响了起来：“因为我不愿意和你们谈话。”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读得很缓慢，很清晰，好象是读给迟钝的儿童听似的。
我猛然间想起了妈妈给我讲的一段往事，那是有关我初次登台的轶事。当时我四岁。在幼儿园的汇报演出中，我扮演青蛙这个光荣的角色。妈妈和爸爸坐在其他妈妈、爸爸、爷爷和奶奶的中间，屏息敛气地等待着我出场。当我完全进入青蛙这个角色以后，就跳上了台。妈妈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心都收缩起来了。当时我非常小，一副可怜样，穿着一条短短的女上衣，为的是突出我的角色是个青蛙。据妈妈说，爸爸当时全身紧缩，不由自主地随着我的四肢跳动而打着拍子。他是想用这种办法帮我使劲跳。
现在，当所长在读雅沙的答案的时候，我的心完全飞到了我的孩子的身边。我的喉咙哽咽了。谢谢你，雅沙！谢谢你，小伙子！
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故作姿态。我真是这么想的：“谢谢你，雅沙！谢谢你，小伙子！”
黑箱子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生物了。
伊万·尼康德洛维奇举起了盛着白兰地的实验室用的烧杯：“我亲爱的朋友们，”大伙一听这非同寻常的称呼就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我和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刚谈过你们的黑雅沙。当时我感到我不能用‘不’的字眼去扼杀他。可是雅沙自己却说了‘不’。而且不光是简单地说‘不’，还表示他不愿意和我们交谈，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大家目击了一起伟大的事件：一个用电子组成物装配成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表现出了意志和智能。是的，就是意志和智能！因为如果不愿意干什么，就必须有自己的意志。而为了毅然决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就必须有智能。我亲爱的人们，我祝贺你们，再一次祝贺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