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很奇怪，在二号营地下一个相对平坦的雪脊上居然发生了惟一一次小事故。当时我们四人没有结绳，各自寻找下坡路。当时大家都心事重重，觉得筋疲力尽。攀登快结束时常常这样。卡脚下突然一松——也许当时他的某一条后腿被绊住了，不过他后来极力否认这一点——肚皮着地摔了下去（或者说正面外壳的下半部分着地），六条腿都在冰面上滑动着，冰镐也飞了出去。卡开始迅速下滑。如果只下滑一百码左右，那倒没什么大碍，但如果滑远了，就会垂直落入一千英尺的冰川。
幸亏加里在前面，离我们其他人一百步左右。他朝冰里劈入冰镐，把绳索在自己身上绕了一圈，在冰镐上绕了两圈。时间估算得刚刚好，卡正好滑到，于是他飞快地俯在冰雪山脊上，伸出手一把抓住卡纳卡拉德斯的三根手指。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玩杂技的空中飞人。绳索绷得紧紧的，冰镐稳稳的，人和螳螂钟摆似的来回晃动了两次半，这才结束了这场险剧。第二天，去冰川剩下的那段路上，卡只好在没有冰镐的情况下将就了，走得倒也很稳当。现在我们知道虫族尴尬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他的后脊羞成了一片深橙色。
终于走过了山脊，我们又采取结组的方法穿越冰川，但大家一致认为下降时应该靠近乔戈里峰东面。前段时间的暴风雪已经遮盖了所有冰裂，但过去七十二小时里我们没有看见也没听见任何雪崩。靠近东面的冰裂要少得多，但如果雪崩爆发，我们就完了。靠近东面有一定的风险，但可以较快地脱离雪崩区。如果从冰川中部下去，得探索冰裂区，时间就会多花两倍。
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越过冰块上的岩石带就能看到大本营的红色帐篷了。
加里说：“也许我们该谈谈我们的火山交易，卡。”
“是啊，”我们的虫发出咔咔哒哒咝咝声，“我也一直期待着和你们讨论这个方案呢，我想也许——”
我们没有看见，但听见了——雪崩，就像几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样从乔戈里峰正面迎头冲下来……
我们都凝固在那了。我们试图看清雪崩的痕迹，绝望中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希望雪崩是在我们身后远远的冰川上。但是雪崩就在我们上方，横跨过我们头顶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冰峡，速度越来越快，直向我们扑来。咆哮声震耳欲聋。
“快跑。”加里大吼。
我们飞奔着往下冲，根本顾不得正前方有没有冰裂，只是一个劲拼命向下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比时速六十英里滚滚而来的冰雪巨石跑得还要快。
我突然想起我们四人还被最后一根蛛丝绳连在一起，每人相距六十步，绳索都系在索具上。对加里、保罗和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三人都在竭尽全力朝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的速度逃窜。那天我才真正见识了螳螂的全速奔跑——六条腿全用上了，手也可以当脚用——我这才知道，卡如果以最高速度奔跑，速度可以比我们快四倍。也许他可以在这场与雪崩的战斗中获胜，因为雪崩掀起的巨浪只有南面擦到了我们。也许他能逃出去。
他连试都没试。他并没有砍断绳索。他和我们一起奔跑着。
雪崩的南边与我们擦身而过，把我们凌空抛起，又使劲把我们拽下来，坚韧的蛛丝绳都弄断了，然后又把我们抛起，又埋没了我们。最后我们被卷到冰川底的冰裂缝里。我们几个被永远地分开了。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三个月后，我坐在国务卿的接待室里。我可以慢慢回想这一切了。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所有的人——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虫族——的心里总是被那段时日的回忆填得满满的，世界之歌开始了，并且越来越繁复美丽。说来奇怪，世界之歌根本没有扰乱人们的心思。我们照样工作说话吃饭看高清晰度电视做爱睡觉，但是世界之歌一直萦绕在大家周围，不论你想听与否。
真难以相信，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听过这支歌。
人们不再叫他们虫子或螳螂或聆听者。每一个人，每一种语言，都称他们为歌的使者。
同时，歌的使者不断提醒我们，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世界之歌，只是教我们学会倾听而已。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幸存下来的会是我，他们却没有。
理论上讲，人可以沿着雪崩表面畅游，但实际上没人有一丝机会。风雪和岩石，像一面宽阔的墙壁，冲击着我们，推倒了我们，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只把我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没人知道，恐怕知道原因的只有乔戈里峰，甚至连它可能都不知道。
在离我们开始逃避雪崩处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赤裸着、遍体鳞伤的我，没有找到加里、保罗和卡纳卡拉德斯。
急救ＣＭＧ三分钟就到达了现场——那些ＣＭＧ大概时刻准备着处理这些意外——二十个小时的深层声波搜寻只是徒劳。为了找回我的朋友们的尸体，士兵和官僚们正准备用激光切割到冰川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没想到会有人——而且竟然是发言人艾德——卡纳卡拉德斯的父亲——出面阻止。
“让他们就在原地安息吧。”他命令一旁不停忙碌的联合国官僚和紧皱着眉头的陆战队上校们，“既然他们一块死在你们的世界，就应该让他们一块留在这个世界的怀抱里。他们的歌声现在已经联在了一起。”
世界之歌响起了——至少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见——大约一周后。
国务卿的一个男助手走出来，不住道歉，说总统正和国务卿谈话，我不得不稍等片刻。随后把我领进国务卿的办公室，助手和我就站在那里等待着。
我见过比这办公室小的足球场。
一分钟后，国务卿从另一扇门走进来，把我带到长沙发椅上，而不是她巨大的办公桌附近极端不舒适的椅子上，我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
她坐在我对面，在确信我不要咖啡或别的饮料后，她点头示意助手走开。她对我亲爱的朋友的死亡表示了同情（她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总统还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和我聊了会儿别的，我们聊到世界之歌与生活的联系，很惊异世界之歌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好。接着她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完全康复了），心理状态（一度震惊但正在好转），政府慷慨地给我的津贴（已经投资了）以及我未来的计划。
“这正是我请求见你的原因。”我说，“你曾经答应过让我们攀登奥林匹斯火山。”
她瞪着我。
“在火星上。”我补充了一句多余的话。
国务卿点点头，在坐椅上向后一靠，假装从海军蓝衬衫拂掉一丝棉绒：“啊，是啊。”她的声音依旧悦耳，但变得很生硬，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之巅见面时她那强硬的语气，“歌的使者已证实他们会实现诺言。”
我等待着。
“你找到你的下一个登山伙伴了？”她问，还拿出一本几微米厚的白金掌上电脑，似乎要亲自作笔记，帮我实现我的奇思怪想。
“是的。”我说。
这下轮到国务卿等待了。
“我想和卡纳卡拉德斯的兄弟一道攀登，”我说，“就是他的……孪生兄弟。”
她嘴巴张得大大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似的。不知在她三十年的职业谈判生涯中出现过现在这种表情没有。
“你是认真的？”她说。
“是的。”
“除了虫——歌的使者，还要别的人吗？”
“不需要了。”
“你确信有这个人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他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你一同攀登奥林匹斯火山？”她问，脸上又露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你知道奥林匹斯火山比乔戈里峰高。而且很有可能更危险。”
听着国务卿的话，我微笑着说：“他会去的。”
国务卿在她的掌上电脑上简要地作了个记录，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尽管她现在已经镇定下来，不动声色，但我知道她仍在考虑到底该不该向我发问，现在不问的话，或许以后就没有问的机会了。
我知道她的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然早在一个月前，我就来找她了。
我忽然想起那次我们问卡纳卡拉德斯的话：“为什么你们虫族要千里迢迢来地球拜访我们人类？”他回答说：“因为你们就在这里。”他理解加里、保罗和我——对人类也有所理解，眼前这女人却永远也不可能理解。
她下定决心向我提问。
“为什么，”她说话了，“为什么你们想去攀登那座山呢？”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尽管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理解，尽管我知道片刻之后，她将一辈子认定我是个大混蛋。
在回答她的问题前，我还是不由得笑了笑：“因为山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