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6
这就证明，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这个道理在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的奏疏中，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也，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后来又有一位户部尚书袁说友，在庆元二年的一篇奏疏中说：“浙西周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oe*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由此可知，围田和圩田的害处是主要的，而且它们的害处并不因为人们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就能够从根本上被克服。如果有的地方由于特殊需要，打算筑起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园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这比围田的效果要好得多了。
有人说，搞围田的地方总是因为耕地不足，不得不搞，所以历代围田常常废除了很久以后又兴起了。我们如能批判地接受这个经验，难道不好吗？
这个论调显然还是不对的。殊不知我们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如果说，过去在人多地少的南方水乡，人们与水争地似乎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现在一切都能通盘筹划，又何必偏偏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与水争地，而不肯另想办法去扩大耕地面积呢？
地下水和地上水
一封读者来信从新疆寄给我，问我“关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位读者最近看到《燕山夜话》第一集，他对于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特别注意，问题就是“从这篇文章联想起来”的。因为他猜想我“写那样的题目一定懂得水利”，所以把问题提给我，要求解答。
很惭愧，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门的水利知识，只能讲一些很普通的外行话。我觉得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倒也新鲜。这恐怕不仅仅是这位读者碰到的特殊问题，可能还有不少读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因为这实际上是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一个关键。
研究水利的人，首先必须知道如何防止水害；能够防止水害，才能变水害为水利。否则，水利反而会变为水害，不可不慎。
《管子》《度地篇》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他解释这五害是：“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他还特别指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由此可见，管仲把水列为五害之首，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把这最大之害，转变成为最大之利。
要想变水害为水利，又要对各种不同的水，加以区别。管仲讲了五种水，即所谓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管仲认为；“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所在他向齐桓公建议，要找有经验的水利人员，担任水官，随时修浚水道。后来讲水利的人，虽然有许多见解远远地超出管子之上，但是管子讲的道理仍然不可轻视。无论秦代的李冰，汉代的贾让，唐代的吴师孟，宋代的王十朋，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虞翊、潘季驯等各家关于治水的意见，大体都离不了疏导和堵塞这两个方面。
从根本上说，堵塞不如疏导。传说中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在以前的《夜话》中已经说过，现在不必重述了。如果就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而论，疏导远胜于堵塞，这道理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我们对于地上水如果不善于利用，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它能灌能排，而把它堵塞起来，使它停留在一个地方，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那末，对于已经盐渍化的土地，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当然也不少，但是最根本的办法，是赶快排水。正如釜底抽薪，火自然就会熄灭，这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地面上能够顺畅地排水，地下水位就会随着下降，土壤中的盐分也就不会继续上升，盐渍化的过程自然能够停止，接着采取其他措施才能发生效力。如果不加紧排水，则地下水位不能下降，盐分继续上升和蒸发，即便采取其他多种措施，都将徒劳无功，至少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
当然，排水工程如果太大，切不可要求过急，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应该因地制宜，分几个步骤，逐渐争取实现。在这些步骤中首要的一步，是促进土壤脱盐，并且防止返盐。为了这个目的，有的地方可以造林，有的可以种植苜蓿等牧草。这些都是有效的办法。还有一种主张，是对盐渍化的土地进行深翻，配合着灌溉，冲涮盐分，促使土地加快脱盐。采用这个做法的，似乎有必要对当地的水土情况做具体的分析。在某种条件下，翻耕土地反而会把盐分翻上来，促成了返盐的现象。这一点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才好决定具体的措施。
除了这些办法以外，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要进一步利用地层深处的泉水，抽出地面，进行灌溉。这是一举两利的好办法。我们平常说的地下水，一般都不包括地层深处的泉水。如果能把深层的泉水抽出，用来灌溉，一方面将促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冲涮地表的盐分。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个办法用在平原地区最为适宜。我们在河北平原到处可以看见许多机井，它们所抽取的正是地下深层的泉水。虽然，打机井花费较多，有的地方未必办得到。但是，这毕竟是处理地下水和地上水的一个有效方法啊！
大豆是个宝
有几位研究农业科学的朋友在一起谈话，大家兴高采烈地谈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而大豆的全身都是宝，值得大大提倡，多多种植。我非常赞成这几位朋友的意见，并且愿意加以补充和阐述。
大豆的确是我们中国最古的原产作物之一。《诗经》《豳风》《七月》有一句说：“七月烹葵及菽。”《小雅》《小宛》又有一句说：“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宋代朱熹注曰：“菽，豆也。”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详细地引证说：“战国策张仪说韩王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姚宏注曰：史记作饭菽而麦，下文亦作菽。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事实的确是这样。汉以前的典籍中，只称“菽”而不称“豆”，到了汉以后才开始称“豆”。
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菽”的种子由中国本部传到西域各地，后来又从西域传到欧洲各国所以大豆的译名，在俄语里称为“ｃｏｒ”，在英语里称为“ｓｏｙ”，都是“菽之遗”也。
虽然大豆在中国古语中称为“菽”，而“菽”却不仅仅指的大豆。据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解释：“菽，豆也。其类最多。故凡谷之中居其二。又古人说百谷，以为梁者黍稷之总名，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这就证明，不只大豆在古代被称为菽，一切豆类都被称为菽。我们现在特别称赞大豆，意思无非是把它作为豆类的代表罢了。
宋人编的《延年秘录》，有一段文字对大豆备加称赞。这个秘录的编者，根据故老相传的经验，写道：“服食大豆，令人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无怪乎历来吃素的佛教徒，用大豆制成各种食品，却有延年益寿的好处。这些足以表明大豆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不过，古人缺乏象现代科学一样的分析方法，所以对大豆的营养价值还不能做出准确的说明。
我们现在的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对大豆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更加证明大豆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据说，大豆中含有百分之四十的蛋白质和百分之二十的脂肪。这就比瘦肉、鸡蛋、牛奶等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都要多得多了。从蛋白质的含量来说，瘦肉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二，鸡蛋只有百分之十四点八，牛奶只有百分之三点二，显然都比不上大豆。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瘦肉只有百分之十点七，鸡蛋只有百分之十点五，牛奶只有百分之三点五，也都比不上大豆。虽然，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理价值，比动物性蛋白质的生理价值为低，但是，植物性蛋白质所含的、为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并非绝对不能改变的。而且，除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大豆中还有胡萝卜素、硫铵素、核黄素、尼克酸等为人体所必需也最容易吸收的营养素。这更是瘦肉、鸡蛋、牛奶以及其他畜产品所少有的。
我们平常把大豆拿去榨油，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取它所含的脂肪，殊不知榨油以后的豆饼，仍然保存着很多营养素。据化学分析的结果，豆饼中还有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五的蛋白质含量，也还有百分之二点一到七点二的脂肪含量。如果用豆饼催肥“克郎猪’和饲养乳牛，那是最好不过的。至于用豆饼做肥料，它的肥效更比牲畜粪肥的效能要高得多，这更是大所共知的了。
许多地区的农民，往往还把大豆当作间作和轮作的最好作物。这是因为大豆自身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能够把空气中游离的氮素固定下来，供应它本身生长和发育的需要，使土壤肥力的消耗量降低，更多地节省地力，对农田大有益处。
大豆的秸秆同样有许多用处。最明显的是把它作为家畜的饲草。据分析，大豆秸的营养价值也比谷子秸、水稻秸、小麦秸都要高。正因为这样，所以北方的牧民们，每年秋收的时候，就大量收集豆叶、豆皮、豆蔓等，留作冬季的主要饲草。至于用大豆秸作青饲草，虽然不如苜蓿草等来得合算，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又比芷蓿草等为高，这一点大概也没有疑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豆在工业上的作用。按照专家的估计，用大豆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已有约三百种以上，其中包括了化装用品、医药用品、纺织用品、塑料、胶体以及军需用品等等，将来还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代替钢铁，它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在我国的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基本上都能适合大豆的生长，各个地区又适合于其他若干豆类的生长。因此，除了其他豆类可以因地制宜广泛种植以外，大豆的种植范围显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条件，希望各地家业科学家共同努力，多加提倡、试验，并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适当地加以推广。
多养蚕
读了北京晚报发表的言佳同志写的《蓖麻蚕》一文，我很高兴，愿借此机会，也来谈谈养蚕的问题。
先要来“正名”。蚕字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写成“蚕”字，这是不妥当的，似乎应该考虑改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名中说：“蚕从朁，象其头身之形；从虫，以其繁也。俗作蚕字者非矣。蚕音腆，蚯蚓之名也。”
我们对于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过的意见，虽然不能盲从，但是，如果他的意见正确，为什么不可以采纳呢？假定可以接受李时珍的意见，为了简化，我以为把“蚕”字改为“蠶”字似乎要好一些。
蚕的种类很多。据《尔雅》《释虫篇》所列举的有：“蟓，桑茧；雔由，樗茧、棘茧、栾茧；蚢，萧茧。”晋代郭璞的注解，在“蟓，桑茧”下注：“食桑叶作茧者，即今蚕。”在“雔由，樗茧”下注：“食樗叶”；在“棘茧”下注：“食棘叶”；在“栾茧”下注：“食栾叶”；在“蚢，萧茧”下注：“食萧叶”。然后总括一句说：“皆蚕类。”宋代邢昺的解释是：“此皆蚕类作茧者，因年食叶异而异其名也。食桑叶作茧者名蟓，即今蚕也；食樗叶、棘叶、栾叶者，名雔由；食萧叶作茧者名蚢。”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
从这些注解中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用桑叶喂养的家蚕，原先都是野蚕，而且只是野蚕中的一种。还有吃樗树叶的野蚕。樗权就是臭椿，它的叶子是另一种野蚕——雔由的食物。雔由也能吃棘树的叶子。棘就是小酸枣树，它的叶子也是雔由这种野蚕的好食物。还有栾花树的叶子也是雔由爱吃的。至于蚢，则是吃蒿草的又一种野蚕，萧就是蒿草，又叫做野艾。臭椿、酸枣、艾蒿等都是北方常见的，所以雔由和蚢也是北方野生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一节专论“种桑柘”的。他写道：“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蚕有八辈，这在南方并不稀奇，北方恐怕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其中柘蚕是吃柘树叶的，和吃柞树叶的柞蚕差不多，这在北方却也容易生长。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野生的蚕茧丰收的记载。如《后汉书》《光武本纪》写道：“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OE*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又如《宋书》《符瑞志》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野蚕成茧，大如雉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到了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又载：“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唐代贞观十二年，据《册府元龟》载：“六月，楚州言野蚕成茧于山阜；九月，楚州野蚕成茧，遍于山谷。”这些例子也只是说明南方的情形。
至于在北方，这里无妨再举一些例子为证。据《宋史》《五行志》载：“（哲宗）元祐六年，闰八月，定州七县，野蚕成茧。”又一条记载是：“元符元年七月，藁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纴成万匹。”还有，“政和元年九月，河南府野蚕成茧”。以及其他等等记载，在这里用不着一一抄录了。
如果说，用雄的樗蚕蛾和雌的蓖麻蚕蛾进行杂交，经过选育后得到的杂种蚕，就能适应我国的环境，便于保种过冬，传种接代。那末，无妨再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其他野生的蚕蛾与家蚕蛾杂交，或者用两种野生蚕蛾杂交，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便于大量培育的、能吃各种野生树叶和草叶的新品种，使我国的蚕丝生产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言佳同志在文章中提到，蓖麻蚕的经济价值很高，它的茧可以制造许多纺织品，蚕粪能做肥料，蚕蛹可以榨油或者做酱油。我想还应该提到蚕的药用价值。
据李时珍说：“凡食叶蚕类，俱可入药。”比如“白殭蚕”能“治小儿惊痫”；“为末，封疔肿，拔根，极效”。蚕蛹“为末，饮服，治小儿疳瘦，长肌退热，除蚘虫；煎汁饮，止消渴”。蚕茧用以“烧灰，酒服，治痈肿无头，次日即破。又疗诸疳疮及下血、血淋、血崩。煮汁饮，止消渴、反胃，除蚘虫”。蚕蜕“治目中翳障及疳疮”。甚至于缫丝汤，李时珍也说它能够“止消渴，大验”。
趁着现在大家注意养蚕的时候，我希望能有几位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专家和热心的朋友，把北京郊区附近的野蚕种类及其生长情况，做一番调查研究，并加以小型试验，以便早日提出发展养蚕的有益建议。
咏蜂和养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有。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这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罗隐《咏蜂》的七言绝句。从前四年制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这首诗。有的老师还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更有的老师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可以交卷也可以不交卷，谁交了的就多给几个分数。我当中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首和诗，并且是步罗隐原韵的。和诗的原句是：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不过，那时候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这许多年来，进一步从生产的角度认识了养蜂的重要。前些日子，有两位记者访问了香山的养蜂场。他们的报道又引起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回忆和新的兴趣。
蜜蜂对于人类的益处很大，而它们自己的寿命却很短。酿蜜的工蜂顶多能活七、八个月，有许多只活了一、二个月就死了。它们酿造一斤蜜，大约要采五十万朵左右的花粉。所以，在采蜜最忙的季节，许多工蜂往往飞在中途就力竭而死。
一群蜜蜂，除了一个蜂王和几个雄蜂以外，主要是由工蜂组成的。每个蜂群一般要有两三万头工蜂，达到此数或者多于此数的称为强群，少于此数的则是弱群。养蜂要养强群才有利于生产，否则不但不利于当前的生产，而且有长期不利的影响，甚至于蜂种都会变坏了。
凡是养蜂的人都知道，好蜂要有好种。而品种优良的蜜蜂，古书中叫做“，或叫“范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说：
“蜂尾垂锋，故谓之蜂。蜂有礼范，故谓之。礼记云：
范则冠而蝉有緌。化书云：蜂有君臣之礼。是矣。”
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群蜜蜂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体。它们内部有分工，无论营巢、采蜜、保育幼虫、清理蜂房等杂务，都有专责。并且所有的蜂群，照例“一日两衙”，非常有规律。李时珍还说：
“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惰而不作。……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税也。”
可见李时珍简直把蜂群看成和人类社会差不多，把割蜜也比做“什一之税”，主张不过多又不过少。与李时珍的这些观点相似的，在明代还有一个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中写道：
“凡蜂不论于家于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台，如桃大。……王每日出游两度，游则八蜂轮值以侍。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头顶腹，四蜂傍翼飞翔而去。游数刻而返，翼顶如前。畜家蜂者，或悬桶檐端，或置箱牖下，皆锥圆孔眼数十，俟其进入。凡家人杀一蜂二蜂皆无恙，杀至三蜂则群起螫人，谓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无限。杀一蝙蝠，悬于蜂前，则不敢食，俗谓之枭令。”
历来论述养蜂问题的书籍还有不少，我想不必列举。只是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一书，不大受人注意，其中有一段关于养蜂的记载，仍有介绍的必要。他说：
“昔灵丘丈人之养蜂也，园有庐，庐有守，刳木以为蜂之宫。其置也，疏密有行，新旧有次；坐有方，牖有向；视其生息，调其暄寒，以巩其架构。如其生发，蕃则析之，寡则裒之；却其蛛、蟊、蚍蝣，猕其土蠭、蝇豹。夏无烈日，冬不凝澌。飘风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渍。其分蜜也，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户而收其利。”
刘伯温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养蜂的方法，很值得养蜂的人员做参考。
在北京的各个农场中，就现有的条件说来，养蜂业显然大有发展的可能。这是大家公认的用力少、成本低、得利大的一项副业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到处多栽花果树木，增加蜜源，那末，不止养蜂业可以发展，北京的自然风光和物产状况也会更加丰美。
下雨趣闻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但是，我却因此想到我们中国古书记载的下雨趣闻，比外国的更多得多。
虽然，从前许多作者，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不能理解，只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后来的许多读者，甚至于又都把它们当做神话看待，这就使大批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长期被埋没，实在可惜。不过，历代记录的这类材料，有许多总算保存下来了，谁有兴趣，尽可以把分散的材料，集中到一块，加以分析研究，也许可以解答某种特殊的问题，也未可知。
例如，说到钱雨。人民日报登载的材料中，叙述“一九四○年的一天，苏联高尔基州突然下了一阵带有大量古老铜钱的雨，人们把这种雨叫做铜钱雨”。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例子就很不少。据南北朝时代的任昉在《述异记》一书中载：“周时，咸阳雨钱，终日而绝。”“王莽时，未央宫中雨五铢钱。”
“汉世，颖川民家雨金铢钱。”又据《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年七月，天雨钱，或从石甃中流出。”明代的《稗史汇编》也有这样的记载：“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师大雨，雨中往往得钱。”可见钱雨并非奇事。
而且，我们还知道有金雨。《竹书纪年》载：“夏禹八年夏六月，雨金于夏邑。”后来任昉也写道：“先儒说：夏禹时，天雨金三日。古诗云：安得天雨金，使贱同如土。是也。”他在《述异记》中又写道：“周成王时，咸阳雨金。今咸阳有雨金原。”“汉惠帝二年，宫中雨黄金、黑锡。”“汉世，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象这样的金雨不知道外国是否也有。
还有五谷雨。任昉说：“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者则不雨矣。”照他这么说，好象老天爷居然也会区别贫富似的。这当然是一种附会。宋代刘敬叔的《异苑》又载：“凉州张骏，字公彦，九年天雨五谷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在五谷之中，有降稻米的。如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载：“惠帝三年，桂宫、阳翟俱雨稻米。”也有降黍的。崔豹又写道：“宣帝元康四年，长安雨黑黍。”《宋史》《五行志》也说：“元祐三的六月，临江县涂井镇，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同样，《元史》《五行志》载：“至元十一年十月，衢州东北雨米如黍；邵武雨黑黍，如芦穄；信州雨黑黍，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又有雨粟的。崔豹说：“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节三年，长安雨黑粟。”当然也有雨麦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载：“汉武帝时，光阳县雨麦。”在各地县志中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我没有一一去查阅，这里就不列举了。
如果只看上面所举的几部书，我们还不能完全发现其他各种下雨的趣闻。其实二十五史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多至不可胜数。随便再打开《汉书》《五行志》，其中就写道：“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胶结，大如弹丸。”这大概可以叫做草雨吧。此外，崔豹还说过：“汉帝永和中，长安雨绵，皆白。”又说：“宣帝元康四年，南阳雨豆。”《宋史》《五行志》也载：“元丰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甲午，南宾县雨豆。”这些绵雨、豆雨等等例子可以说明，下雨的时候，能够随雨下降的东西还有不少，决不止于我们所说的这一些。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类现象呢？这些是神怪现象吗？显然不是。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由旋风所引起的。旋风又叫做回风，古人早已知道它的厉害了。
明代《管窥辑要》一书，引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话说：“回风卒起，而圜转扶摇，有如羊角，向上轮转，有自上而下者，或磨地而起者，总谓之回风。”当回风刮起的时候，飞沙走石，平地而起，直冲到高空中去。因此，地面的东西往往会被刮到天上，刮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落到地面上来。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钱雨、金雨等等奇怪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道理却很简单。
我们走到郊外旷野去，常常看见一阵旋风卷起沙土，变成一条黄色的飞龙。据说，人要是处于这个龙卷风的中心，就非常危险。甚至天上的飞鸟，如果碰上这股龙卷风也逃不了。所以，《宋史》《五行志》说：“庆元二年十二月，吴县金鹅乡铜钱百万自飞。”这当然是被旋风刮跑了的。《续文献通考》载：明代“洪武八年，库钱飞。时南台民家屋上有钱，竖立瓦上，各贯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库钱也”。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也写道，“涿州旧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镇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内有古钱，皆飞空如蜨。”把这些记载同前面所举的例子连起来看，问题的真相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从下雨的趣闻中，我们不难知道，有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只要仔细研究，其中都有一些道理。因此，我们对于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材料，甚至包括许多神怪记录在内，也不要随便一概抹杀，而要从中寻找有用的东西。
发现“火井”以后
前几天，遇见一位老乡。他告诉我：“就在咱们住的那个村庄，发现‘火井’了。”这真是一个喜事。从来不知道有火井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有了火井，怎么不叫人高兴呢？
可是，在发现了火井以后，就应该赶快加以利用，千万不要让它白白地浪费掉，这是最要紧的。即便由于它是新发现的，人们对它的资源状况，还不能一下子就了解清楚；或者因为技术设备不够，还不能很快加以利用。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总得赶快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应该使它受到无谓的损耗。
我们所说的火井，照现代科学的名称，就叫做天然气。这是一种气体燃料，即天然产生的可以燃烧的气体。它的主要成分是沼气，化学名称是甲烷；此外，也包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氮气、氦气及其他气体。这就是说，它是一种混合的气体，外文译名又叫做“瓦斯”。它的产生，如同煤炭和石油一样，也是由于埋藏在地下的有机物长期变化而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不但可以单独存在，也常常与煤炭或石油共生，因而同时存在。这种气体聚集的地方，只要打一口井，它就会自然地喷出来。在喷口上一点就着，火力很强，所以我国民间和古书上都把它叫做火井。
据宋代刘敬叔的《异苑》一书的记载，我国最早发现火井的地方是四川临邛县。他写道：“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深六十余丈。汉室之隆，则炎赫弥亘；桓灵之世，炎势渐微；诸葛一窥而更盛。”这里说到东汉桓帝和灵帝的时期，火井已经不如最初那样旺盛了，可是诸葛亮去看了一下，火势却又旺起来。这当然有点近乎神话，十分牵强。不过，天然气流动的情形，有时也会在某个时候旺盛，某个时候衰微，后来又转为旺盛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记载证明，我们早在汉代就发现了天然气，就已经知道火井的用处。在科学史上，这恐怕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同书又说：“北狼山、遥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见底，炎热上升，若微电。以草爨之，即火发其山矣。”又据《邛州府志》载：“在州治西南八十里有火井。蜀都赋：火星荧于幽泉，高焰煽于天陲。注曰：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焰出，以竹筒盛之，其火无灰。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现在我们如果到四川自流井等地，看看煮盐的情形，仍然和《邛州府志》的记载差不多。
翻开《潼川府志》，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如：“在蓬溪县伏龙山下，地洼若池。以火引之，有声隐隐出地中，少顷炎炽。夏月积雨停水，则焰生水上，水为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则土上有焰，观者至焚衣裙。”这些都可以证明，在四川各地，历代都有许多火井，终年不断地喷出瓦斯，遇火即燃。同时，在南方其他不少地区，同样也有火井存在。
至于在北方，是不是也有火井呢？这在过去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个疑问。甚至有的人很肯定地认为北方没有火井。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不但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北方也有火井，而且从历史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证明。
例如，在河北省的阳原境内，据地方志载，这里是古弘州地，有“火井，深不见底。炎气上升，常若微电。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故名曰茔台”。可见北方也有火井，并非只在南方才有。至于在甘肃玉门附近地区，因为出产石油，同时也有大量的天然气，更是人所共知的了。
因此，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说，所谓火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即气井、油井、煤井。这三种井都能喷出天然气，都可以点燃，都可以叫做火井。我们应该设法充分利用这几种火井的天然气，以代替煤炭的燃烧，节约用煤；并且用以代替加工所需要的动力，节约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可以改善劳动环境，减少灰渣和高温辐射等对环境卫生的不良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天然气发现得多了，还可以用来制造碳黑、肥料、人造石油以及其他许多化学工业产品。我们看到国外进口的许多合成纤维、人造橡胶、人造羊毛、合成氨化肥、酒精等等，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从天然气中提炼制造的。
由此可见，发现了火井以后，如果善于利用它，那末，它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用途，将日益增大；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建设，将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
茄子能成大树吗？
请你想想，栽一棵茄子，会长成一株大树，这是可能的吗？就普通常识来说，这无疑地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又是确实根据的。
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中有一段记载：
“岭南地暖，草菜经冬不衰。故园辅之中，栽种茄子，宿根多二、三年者。渐长，枝干乃成大树。每夏秋熟时，梯树摘之。三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
这里所说的茄子，到底是不是茄子，似乎还值得研究。人们很有理由怀疑，变成大树的茄子也许不是茄子，而是别的一种植物。
可是，早在高择以前，晋代稽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就有一则专讲“茄树”的，文字与上面所引的大同小异。只是高择说到这种茄子“宿根多二、三年者”，而嵇含说“宿根有三、五年者”；高择说“三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而嵇含说的是“五年后”。
由此人们又会怀疑，这两则文字相差不多，是否以讹传讹？但是，再查其他古书，也有同类的记载。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中，有一段记载与高择的记载相同。还有《岭南异物志》一书，也写道：
“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
茄子竟然能活十年，并长到两丈高，这真是一株大树了。这能够说是以讹传讹吗？为什么这许多作者都会信以为真呢？不仅如此，并且有的作者还确切地证明有人亲眼看见了。例如唐代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
“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
看来这的确是一种茄子，并非传讹。因为茄子的品种很多，在气候、土壤等特殊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会长成了大树。或者这种茄子树和茄子的区别，正如木棉树和棉花的区别一样，也未可知。
实际上，不只在南方有许多特殊品种的农作物，就在北方，也有许多普通的农作物，在特殊的条件下，同样会出现异于寻常的发展形态。我们常常听说，在北方农村中，有的公社生产队种植的马铃薯，一个就有六斤重，白薯一个就有十多斤重，这些确实不算稀奇。至于在某些试验农场中，也有的棉花宿根，长了两三年，这也是事实，并非传讹。
说到棉花，大家都知道，也确实有特殊优良的品种，亩产可达八九百斤籽棉的。这是经过特殊的栽培，不但土壤的条件要好，肥料充足，灌溉得法，而且整枝等技术细节都要掌握一套特殊方法。比如，发现“赘芽”和“边心”就要去掉；不必要的“油条”和空枝”也要打掉，并且要打得适当；“顶尖”要根据棉花的生长情况、又按照季节，分几次剪除；中耕、培土等要及时结合进行。有的专家估计，经过有计划的若干年不断的培育，枝干高大、结桃多的棉花新品种就可能出现。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由此可见，我们不但应该相信，茄子长成了大树是可能的；而且其他农作物以及其他植物，同样有可能经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特殊品种。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在一般的品种和特殊的品种之间，存在着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从一般到特殊，又从特殊到一般，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个道理很普通，但是又很重要，凡是关心农业生产的人，都应该注意加以研究。
现在假定有人说，某处的茄子长成了大树，你听了一定不会相信，以为这个人扯谎。但是，我劝你首先要表示相信他，因为在一般的茄子中完全可能出现特殊的品种。这样，你才能够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道理。同时，假定有人提议要按照某处种茄子的经验，马上在你的菜园里实行起来，你也许很热情地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我却劝你不要急于实行它。因为你的具体条件也许很差，照别处的经验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不如慎重一点为好。
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一般中有特殊，所以茄子能成大树；但是，同时又要指出，这是在某种条件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这只是特殊的现象。如果要使这个特殊现象，又变成为一般的现象，要使许多地方的茄子都变成大树，那还必须使许多地方普遍地都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一个前提，它不但符合于茄子的变化规律、而且符合于一切事物变化的规律。
讲点书法
近来有许多书法家在传授书法，更有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非常认真地在学习书法。这些现象一方面叫人高兴，另一方面也叫人担心。
大家这么热情地传授和学习我们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吗？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问题发生在书法教学的根本态度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书法？应该如何传授书法？又应该如何学习书法？
现在有人把书法讲得未免太死板了，好象非把老一套全搬出不，叫学生全部接受不可。这就不能不使人有点担心了。
其实，对于初就写字的小学生，只要使他们知道写字的正确姿势，怎样执笔，怎样运动腕肘，怎样下笔提笔，这就行了；不必弄得死死板板的，更不要把书法说得那么复杂。至于对程度较高的人，尤其不必给他们套上种种束缚。因为有一些书法问题还需要斟酌，讲死了不好。
请问当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能够把各家关于书法的见解都统一起来呢？这显然还做不到。那末，为了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我们就只有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让各种书法充分地得到发展。
就以执笔的方法来做一个例子吧。比如，现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这一点，学生很难掌握。虽然老师也说“执笔不可过紧”，但是究竟紧到什么程度才适当呢？于是，有经验的老师又搬出他自己从前学会的一种方法来了。这就是站到学生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
这种意见和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宋代的苏东坡早已做了结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了一个故事：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尽管王羲之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他对他的儿子王献之的那种教导方法，却未必全都是很高明的。
再从握管时的指法来说，许多老师都教学生，要使“五个指头各有其使命，分别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否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显然，对于这一点，古人同样早有不同的做法。明代文征明的《甫田集》中也说了一个故事：
“李少卿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迹，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关键在于三指握管。李少卿的全部笔法都只靠他的三个指头来实现。如果把五指的用法说死了，那末，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
可见我们对于书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商讨和斟酌，不要把它们全都说成死死板板而不能活用的。
特别要注意，有的人从刻字合作社那里，直接搬来了方块图章上的字体结构，当做书法艺术的准则。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宋代晁补之的《鸡肋集》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写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就说明，即便是最高明的书工、笔吏、能够模仿古代书法家的笔迹，但是，不能得其妙处，那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根本不要讲究书法。讲一点书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有必要。宋代的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说得好：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具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能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沈括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我们无妨照这个意见，讲一点起码的书法原理，不要讲得太死板，不要做书法的奴隶，而要懂得灵活运用，这就好了。
选帖和临池
前次谈了书法问题之后，刚巧孩子从学校回来，叫嚷着要买字帖，要练习写字。做父母的当然很高兴。
选什么帖子呢？孩子转述教师的话，说要颜体的《多宝塔》。孩子问：这个字帖好不好？这一下可难住了大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只好含糊其词了。
说心里话，我是不大喜欢颜体的，可能还有人不大喜欢，连古代的人也有不喜欢颜体的。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就有一段文字写道：“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外，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在这里，他用田舍汉做比喻虽然不妥当，但是，由此可见颜鲁公的字，作为书法艺术来说，确实不算好。
明代杨升庵的《墨池琐录》中，也有一段批评颜鲁公书法的文字。他写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翁耳。李之论一出，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那末，为什么历来传授书法的，常常先用颜体字帖，当做学习的入门呢？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颜鲁公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又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古人公认颜真卿为忠臣。因为敬仰他的为人，所以也重视他的墨迹。这很自然的。杨自庵在《丹铅总录》中另有一段文字写道：“朱文公书，人皆谓出于曹操。……刘恭文学颜公鹿脯帖，文公以时代久近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当时还有陈继儒在《妮古录》中也写道：“欧公尝云，……古之人皆能书，惟其人之贤者传。使颜公书不佳，见之者必宝也。”这是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是从封建政治立场出发，然而，这个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