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11
我国名山大川到处有文物古迹，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必须加以别，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值得保护和宣传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保护和宣传的；还有哪些是有反作用的，应该抛弃的。在这几种当中，特别是末后的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放在名胜古迹之列。但是，我们如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
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机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
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上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
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
“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石曰爱身崖。”
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
“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
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
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只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
“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
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
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林白水之死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昭君无怨
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
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
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欲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
“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欲以一女赐单于，昭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
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
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的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奭当时在位已十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班固是司马迁以后的伟大历史家，他与司马迁的遭遇也颇相同。在公元第一世纪八十年代写成于狱中的这部《汉书》，距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最近，记载的事实当然可靠。并且，班固曾随军出征匈奴，后来又被投死于狱中。他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在这位历史家的笔下写出王昭君和亲之事，无疑地是可信的。我样如果不以班固的著作为根据，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的呢？
除了可靠的历史记载以外，再要找参考材料的话，我以为只有从内蒙民间传说中去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听说谢老和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内蒙人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非常善良而勤劳的，传说她到匈奴以后很爱护百姓，教给当地妇女织布缝衣和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在她死后，匈奴人民才在黑水河畔为她建造了一座坟墓，并将王昭君奉为神仙，与王母娘娘合而为一。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的！
燕山碧血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
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今天我们想起了他，想起了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光荣事迹。这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极大的教育和永恒的纪念。
白乙化同志当年战斗的地区，称为“平北区”，包括现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延庆、怀柔、平谷一带。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以北八十多华里的密云县境，这里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当时，我们的党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给敌伪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摆到白乙化同志的面前，他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出色地把它完成了。从一九三九年起，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燕山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先后组成了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许多地方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挺进军第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
白乙化同志身体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做“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十团在白乙化同志的指挥下，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次歼灭敌伪的“讨伐队”，拔掉许多敌伪的据点。敌伪军听见“小白龙”白乙化的名字就都害怕，伪军更加怕他，常常躲避，不敢同他作战。
在每次战斗中，白乙化同志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十团在鹿皮关伏击装备齐全的敌伪“讨伐队”一百六十余人，战斗激烈进行了一天一夜，全部歼灭了敌人。但是，正在指挥冲锋的时候，白乙化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他和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其他烈士们一样，用鲜红的热血，灌溉了燕山的田野。当他倒在战场上是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八岁，今天他如果还活着，也才满五十岁。他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啊！
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二年的夏天，白乙化同志出生于东北辽宁省辽阳县的石场峪村，幼年入私塾，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乡里人称他为“白才子”。一九一八年在辽阳中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三次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于是他决心学习军事，入东北军校教导队；十个月后转入东北讲武堂，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被东北军当局发觉，逃至北京，入中国大学，结交进步的同学，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回到辽西组织义勇军，攻占辽阳警察局，声势大振，率领三千余人转战辽西、热北、锦西等地，历时两年。“塘沽协定”以后，他的部队被军阀包围缴械，他又回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
“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被捕，出狱后继续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东北青年工作。一九三六年秋，他率领东北流亡青年到达河套垦区。他积极挖渠种地，耐心地组织群众，把垦区造成了东北人民团结救亡的新阵地。
当时有人只想分土地、发洋财，不愿吃苦耐劳建设垦区。白乙化同志为了教育群众，写了一首《垦区歌》。人写道：
“乌拉山旁，黄河套里，
开辟我们的新天地。
吃饭就得做工，
做工必须努力。
不受剥削，不分阶级，
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
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
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老家去！”
就这样，他把垦区群众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七七”事变爆发后，白乙化同志很快领导了垦区起义，组织了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横穿蒙古的沙漠和草原，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当着这一支新的队伍，在一望无边的沙漠和草原中跋涉的时候，又有人动摇了。白乙化同志沿途鼓励大家，他说：“同志们，大家今天喊抗日，明天喊抗日，现在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到了，还能被困难吓吗？”于是队伍继续进到河曲。当时偏关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逃跑，抗日先锋队中有人主张也退过黄河去，白乙化同志又说：“同志们，大家天天喊抗日，现在敌人真的来了，我们怎么能后退呢？”他的话大大地振奋了士气，这个队伍终于在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后来这支队伍在雁门关以北地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合了。在雁北战斗、学习了一年多，他们跟老红军在一起，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飞跃地进步。一九三九年转到平西，抗日先锋队与冀东大起义的抗日联军在一起整编，白乙化同志一度担任了抗联的副司令。后来党决定组织挺进军，以白乙化同志任十团团长，开辟平北地区。从此，他更加抖擞精神，带领部队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胜利地完成了党所给予他的光荣任务，直到他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今天我们回顾白乙化同志斗争的历史，正如回顾我们的党和革命军队一整个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多么重要的启示啊！过去斗争历史的每一页光荣伟大的纪录，都是人们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牺牲奋斗的结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能不加倍激励自己，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争取新的光荣伟大的胜利吗！？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最近偶然翻阅了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史掌故很有趣味，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比如，书中记载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读者看起来很沉闷。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绛，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
陈绛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转运使。陈绛在福建，据就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责问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错再错，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领。
现在我们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话吧。
太后问：“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
宰相答：“亦颇闻之。”
太后问：“既闻而不劾，何也？”
宰相答：“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
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既然对于陈绛的犯法行为早有所闻，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闻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闻的真假呢？
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负责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没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辈。
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贡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绛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诉陈绛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没有出马就已以上当了。
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贿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绛了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贿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但是，读历史的人只要用泠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说，那末，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性所决定了的。
鸽子就叫做鸽子
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的鸽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员”。将来他们恐怕还要创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说不定。
这倒引起我的许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经给鸽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段记载说：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孰识吧。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诗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最早使用鸽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给鸽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
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创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给鸽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如下两例：“豪家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又以其盅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这里所说的“半天娇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给鸽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吗？本来鸽子只有汉语和梵语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鸽名鹁鸽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说，汉语称为鹁鸽，是按照鸽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语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吵去管它，我们只用鹁鸽不是很好吗？或者干脆就叫鸽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
有人说，“起名儿”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这一门学问，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问，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们对鸽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说鸽子“性最淫”，有的说它“性最驯”；有的说它“温柔”，有的又说它“矫健”，根本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鸽”；但是，同时在外国军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军用鸽”。这些所谓“和平鸽”、“军用鸽”等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鸽”，只是形容词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一样。
其实，鸽子的用途还有许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印在《三余笔》中说：“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名曰射柳。”
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鸽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话，那末，这种用途的鸽子难道就应该叫做“射柳鸽”吗？而且，照这样推论下去，鸽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马久患疥，食白鸽肉立愈”；“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鸽煮炙，饲儿，以毛煎汤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鸽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
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鸽子也不需要那许多希奇古怪的名称，鸽子就叫做鸽子好了。谁要是高兴给自己心爱的小鸽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请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鸽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
今年的春节
往年的春节都没有象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统一起来了。
照我国传统的农历来说，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间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们要用青色的绸子剪成春燕、春蝶等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们在这一天的佛晓以前就该起来，手拿锄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谓“农祥”星的方位，用锄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经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
为了表明人们对于劳动的重视，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萝卜，叫做“咬春”，以预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了“打春牛”的情形
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经不再盛行了，也没有更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的传统。按照这样的传统。象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末，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该从头到尾充满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了。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间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末，无论什么时候，那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
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虽然他们大都是能说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
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之外，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粘就越好。据说，吃了这样的粘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粘糕”的，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
至于春节贴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见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续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
再版后记
邓拓同志是我国优秀的史学家和新闻界卓有成就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由我社分五册陆续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燕山夜话》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黑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作者邓拓同志进行诬陷迫害，连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在《前线》发表的《三家村札记》，也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牵涉极广、祸及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大冤案。由此他们大兴现代文学字狱，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株连之广、受害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作者邓拓同志就是被他们陷害而死的。
今天，被林彪、“四人帮”捏造和歪曲的历史已经颠再倒过来了。《燕山夜话》的版，不仅有平反昭雪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读者有机会重新认清它的面目。
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一九六三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
编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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