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人们从来对于竹子只有赞美，并无贬抑。历来无数的画家都画竹子，无数的诗人都咏竹子。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要引证古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关于竹子的作品，那是举不胜举的。但是，这里应该提到最早赞美竹子的诗文。首先是《诗经》《卫风》中的《淇奥篇》，它写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据朱熹等人的注释，猗猗是“美盛之貌”，青青是“坚刚茂密之貌”。这些字眼，都是用来称赞当时在淇水岸旁生长的竹子的。《诗经》中还有其他称赞竹子的诗句，也不必一一列举了。
竹子的生长并不限于南方，在北方同样可以生长，如果稍加培植，它将更容易适应北方的气候，生长将更茂盛，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业和建筑业的原材料来源。
烂柯山故事新解
浙江省有许多闻名的山水，其中有一座烂柯山，位于衡县以南。我曾见许多朋友到浙江去就一定要看看烂柯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座山上果真有什么迷人的风景不成？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所以要看烂柯山，无非因为这座山是由于一个神话故事而得名的。
据南北朝时期任昉的《述异记》一书载称：
“晋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奕。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曰：汝柯烂矣。质归乡里，已及百岁。”
虽然《述异记》这部书未必是任昉所著，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是这一段故事却很意思。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故事倒很象是科学幻想，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不应该把它看成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王质，在山上只看完了一局棋，而砍柴用的斧头上的那根木柄就已经腐烂了，回到家里已经一百岁了。这种情形在我国古代大量流行的神话故事中，本来不算什么希奇。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神话故事，都是以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公式为指导来编写的。不过那些神话故事都没有烂柯山的故事这么著名罢了。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倒是在于这个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类的公式，究竟有没有科学意义？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采取肯定的语句。特别是现在人类向宇宙飞行的序幕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对于烂柯山的故事尤其必须进行新的解释。
最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苏联物理数学博士梅希可夫斯基写的《时间相对性的验证》一文。作者引述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材料，来证明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梅希可夫斯基说：“假设某一宇宙飞行家出发旅行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当他作了五年的星际旅行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已去世了。前来欢迎他的是他的女儿，但是她不是八岁的女孩，而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这虽然是假想的故事，可是它同烂柯山的故事多么相似啊！
未来的宇宙航行中，因为载人的飞船是以接近于光波的速度向遥远的星际飞去，所以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时间就过得特别慢，几年的时间就能走许多光年的星际航路；而地球还是照老样子慢慢地自转和公转，所以对地上的人们来说，时间反而过得快了，在星际空间只飞行了几年的时间，地球上的人却过了大几十年。这个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人们也决不能任凭自然规律来摆布，人类将毫无疑问地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方法，可以控制自然规律，使它为人类更好地服务。在控制时间相对性的这个规律方面，现代科学家也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用长期睡眠的方法，将会使宇宙航行家的亲人一觉醒来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等到亲人回来还没有老。又比如将来宇宙飞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一家人都可以去飞行，甚至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你来我往的时间更加迅速和缩短。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除时间相对性这个规律对人的支配作用，烂柯山的故事将永远不会重演了。
起死回生
中国古代有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成分。我们从来都把这许多故事，当做无稽之谈，不去注意它们。但是，最近知道，保加利亚医生竟然救活了死去二十分钟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新研究起死回生的问题了。
那位死去二十分钟的纳伊德诺娃，是在工作时触了三百八十伏特的三相电流，心脏立即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这个情形很象中国古书上所谓“暴蹷而死”。外科医生德雷江决定给死者动手术，他把手探入她的胸腔，按摩她的心脏，并且把一根橡皮管通进她的口里，向里面输氧。当德雷江的手触及存者的心脏，开始按摩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二十分钟了。按摩了九十分钟以后，死者的心脏才开始正常的收缩。这就是说，纳伊德诺娃是在死去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以后，才开始复活的。本来开刀的地方，一滴血也没有，这时候刀口才开始流血。手术后的第三天，她就恢复了神智。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和其他事业一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人的生命能够死而复生，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在这里，我想应该提起中国医学史上某些失传了的不完全的经验，以供我们的医学界，在进一步研究起死回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国在纪元前三世纪以前就有了。从那以后，二千多年间都流传着一些文字记述，有的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有的则比较有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应该提到汉代司马迁记述的一个故事。
据《史记》《扁鹊传》的记载，古代的名医扁鹊，路过虢国，正值虢太子“暴蹷而死”，并且“死未半日”。扁鹊自告奋勇要把他救活，虢君就请扁鹊去抢救。“扁鹊乃使弟子于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看来扁鹊指挥他的徒弟子阳、子豹，以针砭为主，以灸熨和汤药为辅，竟把死去半日的虢太子救活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很认真的历史家。他记载的史实，一般说来，都经过调查和考核。那末，这个故事恐怕也不是全无根据的。扁鹊进行针砭的部位是三阳、五会，他用的汤药是八减之剂，灸熨则在两胁的下面。如果有医学家细心加以研究，我想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奥妙，探索出一些道理来。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又说扁鹊到赵国的时候，刚巧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醻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抹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这一段记载同《史记》所载的基本相同，也许是一件事的两种传说。但是，刘向所记的材料更多一些，除了针灸、药物之外，还有扁鹊的五个徒弟分别进行吹气、按摩等等动作，这些对于研究者无疑地将更有用处。
在扁鹊以后不很久，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个神医，名叫董奉，也有起死回生之术。据《三国志》《吴志》卷四《士燮传》注：“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它更具体地说，士燮是做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的；董奉给他吃的有三颗丸药。对于这类记载，我们过去根本不愿意去睬它，可是现在再看一下似乎还有一点道理。特别是这些故事中的死者，都属于暴疾、毒病而致死的，不同于自然衰老无可挽救的死亡现象，好象比较有可能复活似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大略加以介绍。
其他的故事我就不再列举了。希望对这些材料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们，专门进行研究，最好有中西医共同合作，把同类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加以甄别、批判和取舍，仔细分析和论证，把其中比较有用的资料做一番整理，以便对起死回生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老题目，能够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解答。
堵塞不如开导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教训非常多。最古的最著名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传说。
关于鲧的传说，在许多古籍记载中颇不一致。《山海经》的《海内经》说鲧是天神，不忍见人间饱受洪水的灾害，偷了天上的“息壤”到人间来治水。天帝震怒把他杀了。但是，《尚书》《尧典》记载了另一情况，就是说，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书记载这个传说，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相同，应该认定这是流行比较广的传说。
我们且不去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是否有尧、舜和鲧等人的存在，只从这个传说来看，那末，很显然可以断定鲧的治水方法是错误的，他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与此相反，禹的治水方法就比鲧高明得多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事迹，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不可仅仅作为等闲的神话传说来看待它。
据古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舜杀了他的父亲，又叫他去治水，他却没有怨言，而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可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风格也很高。禹鉴于他的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心改变他的父亲的做法，不用堵塞而用开导的方法，使洪水畅流入海。这个方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结果当然就胜利了。
我们并非盲目相信古代传说。我们知道，禹治水的时代乃是新石器的时代，以原始的最低的生产力，决难治服滔天的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当时洪水的传说，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孟子还特别具体地说：“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记载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如果从这一个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岂不是更好吗？
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地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两座庙的兴废
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这两座庙的一兴一废，使人不禁会发生一起感慨。
古北口的“杨家庙”是经过文化机关拨款兴修的庙宇，并且由住在庙里的道士负责看管，远近闻名，参观的人很多。由于杨家将的传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各地方的群众都希望自己本地的历史，与杨家将能够发生某些联系，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实际存在的历史文物，我们就不能把传说当做真迹。
据《宋史》《杨业传》称：“业老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最后杨业战败被擒的地方，也是在雁门关以北的陈家谷口。可见这位“老令公”活动的地区，始终只在雁北、察南，根本没有到过古北口附近。
至于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来改名为延昭）、孙子杨文广，在《宋史》上都有小传，附于《杨业传》后。延郎最初随他父亲到过朔州前线，当过先锋，后来他自己作战的地方，就在莫州、保州、高阳关等处，即现今河北的任丘、清苑、高阳各县境，离古北口很远。文广最初随范仲淹在陕西，随狄青到广西，这且不说；后来任成州团练使、兴州防御使、定州路副都总管，这几个地方也都在现今河北的清苑、定县，山西的兴县等地，也离古北口很远。
如此说来，不但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本身，有许多牵强附会，不合历史事实；而且，杨家将的活动根本与古北口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古北口这个历代爱国英雄流血苦战的长城要塞，的确很值得认真保护，让人们往来凭吊。可是，如今这个关口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修整；却偏偏把一座与此地无关的杨家庙修缮一新，这真叫人莫名其妙。至于庙内所有的塑像都十分拙劣，就更不用提了。
与这座杨家庙的情形相反，在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有一座“张公庙”，却久已毁坏，一直无人理睬。这座张公庙是纪念东汉光武帝时期一位文武兼长的著名人物张堪的庙宇。《后汉书》《张堪传》载：“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这就说明，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是从二千年前的张堪开始的。
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
按照县志的记载，我找到了这座“张公庙”的遗址，然而，它却已毁坏多年了。据当地干部说，从前还有两块碑，也被弄去铺路了。
看了这个庙荒废的情形，同杨家庙兴修的状况相对比，给人的印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为，就这两个庙宇来说，杨家庙如果值得兴修，张公庙就更值得兴修；张公庙既然不值得重视，杨家庙也就更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从比较中看问题，不但对于这两座庙，即便对于其他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合理的吧！
磨光了的金币
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
在他的寓言中，有一篇题目是《金卢布》。它描写一个头脑简单的农夫，在地里捡到一个金卢布，上面沾满了尘土；有人拿三把五分的硬币，想来换他的金卢布。农夫心里想，如果把金币磨光了，也许将来人家还会出双倍的价钱。于是，这个农夫用砂石和砖头，把金卢布磨得光光亮亮的，然而，他没想到这个磨光了的金卢布却已失去了原来的价值。
克雷诺夫说这个寓言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认为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使受教育的人们“善良的本质连同外衣一起丧失了，不要削弱他们的灵魂，不要损害他们的性格，不要使他们失去质朴单纯，仅仅给了他们虚有其表的光彩，给他们招致不光荣来代替光荣”。但是，实际上这个寓言的意义还不只是克雷诺夫自己所说的这一些。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一部著作中，曾经引用了克雷诺夫的这个寓言，讽刺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揭穿他要把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那种企图。列宁实际上已经把克雷诺夫寓言的含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了。克雷诺夫的寓言，在列宁的手上，已经成为进行理论斗争的一种武器，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了。
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力图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一些人，在世界上还远没有绝迹，也不会绝迹。这种人，如同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极力吹嘘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而要用阶级调和的理论去代替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无论自己是否认识得到，实际上都希望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特别强调要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无限制地发展小生产，减少社会分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尽量保存资产阶级的民主。
如果这些民粹派的观点变成了事实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丧失了它的原有意义和价值，它的本质特点就将完全被磨掉了。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容忍，因而他坚决地起来进行斗争，给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榜样。
但是，这一切却完全超出了克雷诺夫在写作这个寓言的时候最深广的意料之外。现在看来，这个寓言不但对于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意义，不但对于我们的理论斗争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有普遍的意义。事实证明，磨光金币的行为在各方面都有。除了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别有用心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经验，甚至于有的自以为是出于一番好意，而做了这类愚蠢的事情。
鲁迅也曾经讽刺过一种人，把古代铜器上绿色的铜锈磨掉，自以为很好看，结果却把古物毁坏了。这和磨光金币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生活的经验中还可以举出许许多类似的例子。也许这种例子现在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谁能证明这类事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呢？这类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应该承认，“磨光了的金币”是到处可以发现的，因此，必须随时注意加以鉴别，千万不要上当。
最现代的思想
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它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等的时候，就好象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剧本写到农民起义，比如写到太平军起义等等的时候，又写成好象与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无论描写他们的纪律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之类，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甚至有许多术语也是生搬硬套的。
这种现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至少是并不算坏。
记得前几年，我们曾经反对过戏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当时所批评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就是硬把现代的事情套在古人身上，要叫舞台上的古人，大讲现代的革命道理，做现代人所做的事情，向现代人说教。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虽然已经遭受严肃的批评，然而，它的残余影响实际上仍未完全消除。现时我们所遇见的上述现象，难道不正是前几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残余或者残余之残余吗？
无论关于曹操的剧本和关于太平军起义的剧本之类，不这样写是不是可以？有人说：不行。据称，只有这样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原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上，谈到拉萨尔编写《弗朗茨·封·吉庆耿》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是要通过戏剧给人民群众以教育。写古代的人物故事，其目的是“古为今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马克思决不会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说这句话更不是为了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他如果死而有灵，知道有人曲解他的话，把它作为反历史主义的护身符，他一定要起来做严正的驳斥。
要弄清楚，所谓“最现代的思想”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古代人所具有的。因此，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思想强加于古代人，而让舞台上的古代人说出具有“最现代的思想”的话来。
那末，马克思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求作者，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这个最现代的思想为指导，来编写剧本，正确地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以教育人民群众。他的意思决不是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直接采取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是要保持历史的原来形式。这个意思难道还会引起什么误解不成！
“批判”正解
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夜深了，有的还没有吵清楚，也只好不了了之。今晚想起有一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对于“批判”的看法，应该向我的老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把我的意见再作一番申述。
朋友们，你们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听“批判”这两个字呢？难道一提到“批判”就真的觉得受到打击，就什么都被否定，一切完蛋了吗？我认为这是对于“批判”的极大误解。
其实，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但不是什么坏东西，而且是我们经常需要的好东西。马克思主义所以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自己，一直用批判的方法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崭新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把正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称为批判呢？难道马克思写成这部书，不是建立了政治经济学这一门新的科学体系吗？
问题很明显，批判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批判即是研究，没有批判的研究就不能叫做研究。
所以，列宁在介绍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但是，这无疑的是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非常重要的概括。
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与十八世纪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所谓批判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批判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研究过程。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对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一切，既不是盲目地全部加以肯定；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加以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都要被抛弃；凡是合理的正确的东西都要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扬弃的过程。扬弃这个哲学概念，所谓“奥伏赫变”，虽然是黑格尔的创造，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概念本身也经过了批判和扬弃的过程，而有了重大的发展，成为高级思维必不可缺的方法。
那末，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中采用这样的批判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批判方法和批判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结果就只能是主观武断。而武断，作为批判的对立面，却是科学的敌人。它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完全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批判，难道你们会喜欢武断不成？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坦白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了一些经验的人，谁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者欺世盗名的秘密呢？他们常常根据一点零星片断的材料和感想，就武断地做出某种假设，然后再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许多推论，从而构成某种学说，于是就自成一家。其实，他们自鸣得意的所谓学说，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武断，有的也包含了相当多的武断成分。这类例子在我们的朋友中都能够举得出来，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至于说在过去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中，有些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以致发生某些缺点或错误，恐怕也是难免的。我并不为那些可能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辨解。但是，不会运用批判的方法，追究原因，仍然是由于不了解批判的正确意义，对于批判有了误解的缘故，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卷前寄语
几个月来，许多读者给《燕山夜话》继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有的开了一些题目，还有补充材料的。所有来信来稿，都已经由《北京晚报》编辑部代为处理了。我在这里要向亲爱的读者们和编辑、校对、排印、出版、发行的同志们统统致谢！
《燕山夜话》接触到的问题，有的本来比较复杂，写一篇短文似乎不可能说得一清二楚。例如“谁最早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就牵涉到许多方面，需要详细论证。但是，《燕山夜话》的篇幅有限，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读者见面的时候起，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不许它多占篇幅，不许它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那末，遇到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因此，在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之后，又发表了《“扶桑”小考》和《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两篇。近来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表现出有一点兴趣，好几个报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这中间还存在某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也许《燕山夜话》在必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还应该再写一两篇。总之，有东西就写，东西多就多写，少则少写，没有就不写，这是我要信守不渝的宗旨。
现在《燕山夜话》第二集就将付印。这一次继续收集了三十篇文章。这里包括第一集出版以后到十月底的一段时间。
这次编辑的方法与第一集基本相同。
读者同志们看了这一集有什么意见，还想起什么新题目，都希望告诉我，以便今后注意。
马南邨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谁最早发现美洲
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谁呢？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了答案，人们都知道是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最早发现了美洲。然而，现在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
在《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八月号中，刊载了非常新奇的资料，说明中国人到达美洲比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还要早一千年。
这个资料向我们介绍，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徒，曾经沿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并且用文字记述了那里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等情形。资料同时指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某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还发现了与中国一样的佛像；当地古代建筑和雕刻，也是亚洲的风格；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奥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起源于古代的中国。
为了判明这个资料的可靠性，报纸编辑部调阅了俄文《知识就是力量》的原稿。原来这个资料的中文稿是根据俄文摘编的，有若干重要的删节。俄文稿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游历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是“AＹ—ⅢＡＨ”。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切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
按照俄文的读音，我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那个美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译名就是“扶桑”。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资料介绍是可靠的话，那末，还可以更确切地说，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那是错误的。古代史书中称为“倭国”的才是日本，而扶桑则是墨西哥。
何以见得呢？打开唐代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我们在《东夷列传》中就会看到如下的一段重要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面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
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象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象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
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
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扶桑”小考”
“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
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了。
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
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
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