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3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别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这是天启五年，即公元一六二五年的事情。过了三年，到了一六二八年，即崇祯元年，明朝最末的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上台的时候，魏忠贤及其走狗倪文焕等论死，米万钟才重新被任命太仆少卿。不幸他刚刚上任，就在这一年去世，当时他的年纪只有五十九岁。
他的生平，除在政治上参与了反对魏忠贤的斗争以外，一般地说，别的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他却有两种特殊的爱好。第一是喜爱书画，第二是爱玩石头。这两大爱好，使他获得了精神上很大的安慰和愉快。
爱玩石头，尤其是遇见各种奇石，他一定都要收蓄。如果有人要问：他有多少财产？那末，就可以回答说：他的最大宗的财产，就是奇形怪状的各种石头！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自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友石”，当时的人们也都称他为“友石先生”。在这一点上，他与宋代的米芾是有共同爱好的。米芾生平也收藏了大批奇怪的石头。
然而，他们的更重要的共同爱好却是喜爱书画。米芾是一个大书法家和大画家，米万钟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米万钟的许多墨迹。例如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首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这一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至于他的画，虽然也是一种标准的“文人画”，但是他并不师法于元代的倪云林画派，而师法于宋画。即便在细小的部分，他同样是一笔不苟的。我们看他的字和画，可以想见他为人的严肃认真而又有打破成规的创造精神。
他的孙子米汉雯，是清代顺治辛丑进士，在一六六八年前后，历任河南的长葛、江西的建昌两县知事，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他由于家学渊源，继承他祖父的衣钵，书画也都有专长。现在我们还比较容易找到他的作品。
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以适当的地位。
米氏三园
好几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后，颇感兴趣。有的很热心查访米氏故居和各种遗迹，有的还寄来了有关的文物拓本，并且提出若干问题，要求解答。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再写这篇短文。
米万钟在北京历代人物志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个问题虽然不必急于求出答案，但是，他在明代期对魏忠贤等宦官坚持斗争、维护正义的精神，毕竟是值得称道的。正是由于这么一点关系，所以人们对于米万钟一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某种感情，很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米家的历史资料。
有的来信开列了米家的几个人名，问他们与米万钟的关系。其中还有一张明代万历年间米万春题诗的石刻拓片，来信的朋友以为它就是米万钟写的，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米万钟的父亲米玉，字昆泉，有三个儿子：长子米万春是隆庆五年的武进士，当过通州参将；次子便是米万钟，字仲诏，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与他的哥哥恰算得一文一武；三子米万方，是锦衣卫的一名武官。米万钟的儿子米寿都，孙子米汉雯、米汉倬。他们在宛平有三个故居，就是三处园林，分别命名为漫园、湛园、勺园，遗迹至今尚存。
据清初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引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称：“漫园在德胜门积水潭之东，米仲诏先生所构，有阁三层。先生尝为湛园、勺园，及此而三。”漫园的地点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至于湛园呢？《燕都游览志》载：“先生自叙曰：岁丁酉，居长安之苑西，为苑曰湛。”又说：“湛园即米仲诏先生宅之左。”这里所说的米宅就在现时西郊的海淀，而勺园也就在海淀米宅的范围之内。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写道：“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新筑也。取海淀一勺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中有市景日色空天，曰太乙叶，曰松坨，曰翠葆榭，曰林于澨，种种会心，品题不尽。都人士啧啧称米家园，从而游者趾相错。仲诏复念园在郊关，不便日涉，因绘园景为镫，丘壑亭台，纤悉具备。都人士又诧为奇，啧啧称米家镫。”
看来勺园在米氏三处园林中，居于主要地位，米家长期都住在这里，这是无疑的了。而在米氏的三处园林之中，勺园的材料也比较多，比较完全，应该首先把它弄清楚。
现在我们还可以找见从前燕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勺园图录考》，上面有米万钟画的《勺园修禊图》。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米万钟山水画的精美艺术，而且可以看出当年勺园的全貌。据这部图录所记，勺园故址就在现时北京大学的燕南园以西。那里有一座土坡，即米氏坟墓，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曾在这里挖出了《昆泉米公暨配安人冯氏墓志铭》。这是研究米氏历史的重要文物，值得加以重视和保护。
看了这一部图录，我们还知道，前燕大图书馆，即现在北大图书馆，收藏有米万钟“绢本画石长卷。每石后辄有题赞。署名莲花中人、漫园漫士、宛香居士、烟波钓叟、海淀渔长。最后跋云：‘天启丁卯夏日，避暑奕园，予见怪石屏列，各令名，写貌，并赞。石隐米万钟。’所加图章则有多藏古书画、古今怪言知己、燕秦一畸人、研山山长、北地米万钟仲诏之印等。”如果我们能够把米万钟遗留的一些作品，都收集起来，选印一部分，供大家欣赏和参考，岂不甚好！
还有更多的米氏遗物分散各处的，也无妨做一个调查。如颐和园的乐寿堂前院，摆着的那一块“青芝岫”大石头，原先是米万钟从房山找到的。他曾写过一篇《大石记》，叙述这件事情。到了清代，乾隆把它移置乐寿堂，并且写了《青芝岫诗》，大加赞赏。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材料还有不少，都应该逐渐征集。
关心北京历史文物的朋友们，只要遇有机会，进一步对米氏的三处园林分别访问，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可以补充北京地方史料的不足。我等待着朋友们的好消息。
昆仑山人
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羁的文人，自称为昆仑山人。据清代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载，此人“姓张名诗，北平人，初学举子业于吕柟，继学诗文于何景明，声名籍籍。”我们从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张诗的成名大概与老师大有关系。他的第一个老师吕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著名学者，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据《明史》列传载：“吕柟字仲木，……字者称泾野先生。刘瑾以柟同乡，俗致之，谢不往。……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陈。……上怒，下诏狱，读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年六十四辛，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
在这样有骨气的一位大字者门下就学，张诗的气节和学问的确都有很好的师承。
虽然早年学的是“举子之业”，但是张诗却已经养成了不甘屈服的顽强斗争的性格。照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的记载看来，张诗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曾显露出一种倔强的反抗精神。当时有一个故事说：“顺天府试士，士当自负儿入试。诗使其家僮代之，试官不许，拂衣出。”
这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似乎张诗对待劳动的态度很有问题。为什么自己抬一个书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这不是鄙视劳动吗？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加以分析，那末，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地责怪张诗，反而应该承认这是他对封建考试制度表示强烈反抗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叫何景明。这个人是张诗的第二个老师。《明史》列传载：“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
张诗对于这位老师尤其钦佩，当何景明卧病时，张诗亲往视疾，在病榻旁侍候七个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张诗才回到北京。
由于他前后受到吕柟、何景明的深刻影响，所以张诗的一生完全无意于功名，而以诗、古文的创作自许。当时的人们称赞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骄，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这大概是有相当根据的吧！
张承泽描写张诗的生活状况是：“所居一亩之宅，择隙地种竹。每遇风雨萧，披襟流盼，相对欣然。命酌就醉；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他所作的文章，“雄奇变怪，览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张诗的诗文集，不能详细介绍他的创作风格上的特点。但是，我们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经可以想见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风格的。
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我们还可以碰见张诗的墨迹，他的草书奔放不羁，为明代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正如《畿辅人物志》和《畿铺人物考》两书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绍的：“其字书放劲，得旭颠、素师遗意。人谓悬之可以驱鬼。”可见张诗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
当然，说他写的字能驱鬼，完全是神话，不过把张诗的字与旭颠、素师相比，却也有道理。所谓旭颠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爱饮酒，善草书，每每大醉狂呼，走笔疾书。人们叫他为张颠，又称为草对。所谓素师便是唐代的和尚怀素，他本来姓钱，字藏真。也爱饮酒，也善于草书。把这两人来比张诗，未免过分夸扬，但是这也可以证明张诗的草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了。
关于昆仑山人张诗的生平史料了，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够尽量介绍出来。
保护文物
谁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现在几乎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可以遇见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
对于各种文物古迹，我们的人民政府一贯都很重视，并且积极地加以保护。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一百八十处。其中，在我们北京范围内的有十八处，占十分之一。至于各省市自己规定的地方文物单位，当然还要多得多了。
最近有几位同志谈起北京郊区大房山的古迹，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区，它的历史价值仅次于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里，集中了隋、唐、辽、金几个朝代的石经和其他遗物。只因它远离北京城区，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这里的名胜古迹十分优美。例如，在上房山，有一座钟乳石的瀜洞，名叫“云水洞”。它是地质构造中典型的“喀斯特”现象。许多人认为它比广西桂林的“七星岩”决不逊色。然而，有人宁愿跋涉千里去七星岩游览，却不知道在自己城市附近就有象云水涧这样的去处，这岂不是怪事吗？
如果打开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人们就可以看到关于云水洞的一段描写：“秉炬帚杖，队而进洞。洞门高丈，入数十丈。……过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闻响，如人间水声。炬之，水也。”声潭底，不知其归。又入，有黄龙、白龙盘水畔，爪怒张。导者曰：乳石也。焠炬其上，杖之而石声。乃前，扬炬，望钟楼、鼓楼，栏栋檐脊然。各取石左右击，各得钟声、鼓声、磬声、木鱼声。……”本来下面还有许多文字，是描写云水洞中由钟乳石形成的石塔、雪山等各种奇妙景致的，我想不必抄录全文了。同时，这部书上关于石经山等处许多名胜古迹的介绍，大家如能详细一读，也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明代还有几个著名的学者，都曾到过房山，写了文章，如徐文长的《上房山房》、袁宏道的《游小西天记》、曹学佺的《游房山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里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色。
清代以后的文字记载更多，用不着一一介绍了。
可惜的是，上房山的道路没有修理，云水洞等处更加处外失修了。这些地方现在所以不如七星岩等处知名，恐怕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只要稍加修整，这几处都不难很快地繁荣起来。
特别应该提到保存在“小西天”的石经，从公元六世纪隋代僧人静琬开始募款雕刻，一直到明代末年，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都刻成了碑板。据说小西天九个岩洞中封藏的石经碑板，大小共四千一百九十二块。另外，从云居寺压经塔旧址中，挖掘出来的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碑板，编号共达一万零八十二块。但是，这许多碑板经过几次损失，残缺的部分已经无法弥补了。
解放以后，在我们人民政府的大力保护与支持之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六年重新整理拓印，共得大小经板一万四千多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批文物。正确地利用这一批材料，不但可以校正历代印行的佛经，对于佛教典籍的研究大有益处；而且还可以借此研究隋、唐以来的书法变化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个山上值得保护的文物，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对于唐代以前开凿的雷音洞，还必须特别注意加以保护。这个洞又叫做千佛洞。它是就天然的崖石凿成的方洞。在周围洞壁上嵌了石经碑板一百四十五块，洞内有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每根柱上都有各种形态的浮雕佛像。前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七十二尊，后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五十六尊。洞的中间又有一尊唐代雕塑的石佛。尽管有许多已经被文物的破坏者敲打得残缺不全了，但是看了这些雕刻，不能不令人钦佩古代匠人的艺术天才！
多少年来，这里所有的珍贵文物，不知遭受了帝国主义强盗、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奸商等等的多少催残和破坏。如今剩下的这些，更加值得我们予以保护。希望首都各方面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都来认真执行行国务院的规定，进一步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吧！
古代的漫画
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有的人认为以讽刺为目的的漫画只是近代才有的，而且是从西洋传入中国；至于中国古代的画家，则根本不知漫画为何物，便没有什么漫画作品之可言。这种议论当然大有商榷余地。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漫画呢？回答不但是完全肯定的，并且还应该承认中国的漫画有它自己的传统特色。
《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这就是说，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山东嘉祥县的汉武梁词的石刻画像便是一个例证。从这些石刻画像中，人们不是可以看到“桀纣之像”了吗？那些骑在奴隶身上的奴隶主的残暴形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有力地揭露了古代奴隶制度的黑暗啊！
但是，一般地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可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种例子到了清代，可以举出的就更多。其中有的象清初的八大山人，常常是嘻笑怒骂皆成图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八大山人出身于明代的宗室，对于清代的统治极端不满，因此在他的笔下所刻划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变态、畸形的，借此以发泄他内心的愤懑。虽然，由于他站在明代宗室的特殊地位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致于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这是过火的；然而，八大山人的强烈讽刺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
还有，龚半千是清代画派中所谓金陵八家之首，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可以算做漫画的。比如，他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上贫富极大悬殊的现象，画了一幅财神图，画面表现了一个穿红袍的财神，脚踏着两个元宝走路。从这幅画上，人们一望而知，作者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为富不仁者流，寸步不离钱财，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穷朋友们鸣不平，因为他们贫无立锥之地，简直寸步难行。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
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本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在这里举出他来做扬州八怪的代表倒也适当。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罗两峰画的《鬼趣图》不少，而且每一个图都包含了好几个段落，各个段落的画面，或相莲，或不相连。随便打开一卷《鬼趣图》就可以看见许多令人发笑的漫画。例如，他画了两个大头鬼。一个不但大脑袋，还加上大手大脚，头发直竖，每走一步都比跑步还吃力；另一个头重脚轻，两腮特大，看来食欲很强烈，可是他的身子却太小，行动更困难，只能徒唤奈何。作者题诗道：
“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扇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当年却是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
看了作者的题诗，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由此可见，漫画决不只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都从西洋传来的。我国古代也有漫画，它具有与西洋的漫画颇不相同的特点，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漫画传统。希望我们的漫画家和研究画史的人，更多注意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漫画的传统，使它能够在今天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的人民的漫画艺术创作而发挥它的作用。
书画同源的一例
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俯，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俯的一幅画卷，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其中有这个说法。其实在元代以前，早有这种议论，不过到元明以后才盛行此说。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显然与西洋各民族的文字没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却有很相同之处，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在用笔的方法上，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要列出举书画同源的例子，我们可以写成许多文章，还未必能够包括无遗。我生平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苏东坡，另一个是明代的黄梨洲。东坡的例子将来有机会要详细谈论，现在只把黄梨洲的例子拿来谈谈。
人们都知道，黄梨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有许多人还读过他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但是，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黄梨洲还会画画。实际上，这证明有许多人对于这位大学者的才能，还是估计不足的。他怎么不会画画呢？他有广博的学问，著作很多，当然能写一手好字，懂得用笔、用墨的许多方法。当他见到客观的某些事物，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兴之所至，用笔墨把它们的形象勾划下来，这不就是一幅画吗？这比他写诗、写文章有时更不困难，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偶尔做这种笔墨的游戏呢？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看到黄梨洲的一幅画。那是他在清代康熙年间为老友祝寿而作的。画面上有大块的太湖石，周围有翠竹数丛，构成了这幅画的前景。在竹石的背后，耸立着苍松古柏，两株巨干、交错而上，构成了全画的主体。画的右上角空白处有“岁寒坚贞”四大字，另一行小字写道：“甲子寅春，吴中佩老兄丈年八窔矣，为作此图，以晋大齐之颂，兼致数月来惜别之怀。”下款书：“弟黄宗羲。”字迹一看就是黄宗羲亲笔所写。款字下边打着一颗他常用的方形朱文大印，与一般书画家印章的形式迥然不同。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著作家，平素不画画，偶然画成一幅，仍不脱著作家的面目。这从他的用笔方法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幅画面上，黄梨洲完全以写字的笔法作画。他勾勒树干、树皮、石头的轮廊等几乎都用草书飞白的笔法，画竹枝、松针和小草等则兼用篆书和行楷的笔法，有一些皴法和渲染之处稍稍变换着使用干笔和湿笔，而就整幅画用来说，用墨大部分是半干半湿的，表现出特别和谐的色调，首尾贯通一气。所谓书画同源的道理，从这幅画面上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还不应该仅仅从作者使用笔墨的方法上去理解书画同源的道理。如果光是这样看问题，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学术修养方面，去认识作者在从事创作的时候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
那末，要进一步认识黄梨洲的这一幅画，我们就不能不了解黄梨洲的生平。黄梨洲是余姚人，名宗羲，字太冲，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一六一○年。他的父亲是明代有名的学者黄尊素。尊素字真长，万历进士，天启年间当了御史，得罪了宦官魏忠贤那一伙人，被逮捕拷打致死。与黄尊素同时死难的还有杨涟、左光斗等十几个人。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是魏忠贤的走狗许显纯。黄梨洲为了替他的父亲和同时死难的人们报仇，上书控诉魏忠贤阉党的罪状，并且自己在身上暗藏了一把长锥，要去刺杀许显纯。当时正好明代崇祯皇帝登极，将魏忠贤和许显纯等处死，对黄梨颇洲颇加赞扬，称之为“忠义孤儿”，并且让他回家奉养老母，努力治学，继续与阉党作斗争。不久清兵入关，明鲁王以黄梨洲为左佥都御史。他跟随鲁王失败以后，又回到故乡余姚，致力于著作。康熙年间有人荐他参修明史、举博学鸿词，他都拒绝了。到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九五年，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这幅画作于甲子，推算起来，恰恰是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六八四年。当时黄梨洲七十四岁，正是他努力著作的年代。以他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怀抱，画出“岁寒坚贞”的画面，乃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和它的作者在性格上，简直完全融化在一起了。所谓书画同源应该以此为典型，因为这无论从艺术形式或者思想内容方面，都是真正同一的东西。
替《宝岛游记》更正
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这时候，影片解说员发出了宏亮的声音，说明这是宋朝苏东坡写。
这是可靠的吗？影片的编制人员是否确有根据做这个说明呢？我对这个说明表示怀疑。因为一眼望去，银幕上出现的“天涯”二字，完全不象苏东坡的字体。这两个字多么软弱无力啊！苏东坡的浑厚、浓郁、苍老、拙劲的笔墨特点，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不敢说对苏东坡有多少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同某些专家比较起来，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借以说明对于历史材料的调查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
据《宋史》《苏轼传》所载，苏东坡是在宋代哲宗绍圣四年五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一年是公元一○九八年，东坡六十二岁。按《东坡先生年谱》记载，“东坡先生谪居儋耳，OE*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过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宋史》本传还描写了东坡到儋州以后的情形说：“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居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头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当时筑屋三间，名为桄榔庵，东坡自己写了一篇铭文，其中说道：“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当时他在《寄程儒书》中也说：“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说：“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这个地点，就在现今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那大镇附近。在东坡当年筑屋的旧址上，人们还可以看到清代所建的“东坡书院。”
从那时候起，苏东坡在儋耳住了四个年头，到他六十五岁的时候，才奉命移廉州，渡海北还，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前后在儋耳的四年间，东坡一直没有离开儋耳。这只要查阅一下东坡的年谱就能够知道。
年谱记载苏东坡六十二岁到儋耳的情形，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年，据年谱载：“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游天庆观。……是年，吴子野来访先生，而先生以诗赠之，其序云：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宿于西堂；今岁索居儋耳。”第三年，“先生六十四岁，在儋州。……上元夜，老书生数人相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第四年，“先生六十五岁，在儋州。……五月大赦，……有诏徒廉州，向西而解。六月过琼州，作惠通泉记。遂渡海。”
这就证明，苏东坡在贬谪到儋耳以后，并没有离开儋耳到别处去活动的记录。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被谪到哪里，就只能在哪里，未经“有司”准许，是不敢随便乱跑的。因此，如果东坡从儋耳要到海岛的最南部去，当时必有记载，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而且，海南岛最南部是属于古崖州地区，苏东坡的谪所则在儋州，相去还有六百多里。在《儋州志》中充满了关于苏东坡的活动记录及其诗文；而在《崖州志》中却找不到苏东坡的事迹和作品。这也可以证明苏东坡没有到过崖州，因此，崖州海滨石刻“天涯”等字迹，显然是后人所书，决不是苏东坡写的。
更重要的是，在清代重修的《崖州志》卷二舆地中有一条记载：“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碁布，潮长即不能往来，为州治东路第二重关隘，有汛驻防。麓有巨石，高二丈，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刻天涯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涯。”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说明，“天涯”二大字是清代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写的。那末，影片《宝岛游记》的说明当然是错误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今后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务必要把具体的情节反复查考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尤其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不可靠的材料乱作宣传。
水上菜园
你看见过浮在水面上的菜园吗？我想可能有一些人肯定地没有看见过，甚至不会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然而，这不但是事实，并且是合乎科学的，值得我们加以提倡和试验。
唐代有一部书，名为《玉堂闲话》，作者无名氏。书上有一段记载，是关于水上菜园的，它写道：
“广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见在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诘之则云：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某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咨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
看起来，远在唐代，这种水上菜园在广东沿海地区就相当流行了，其他地区是否当时也有，虽然这部书上没有一一交代，但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却有类似水上菜园的形式出现。
这种水上菜园的数量颇为不少，所以仅仅番禺县就“常有俚人牒诉……失蔬圃”。既然说是“常有”，显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里所举的不过是提出控诉的一部分例子，至于没有提出控诉的当然还有。那末，我们不难推想得到，其他种植水上菜园而没有失盗的，无疑地就有更多了。
如何形成这样的水上菜园呢？番禺县的这个例子表明，这种水上菜园是由水中荇藻之属堆积而成，形如浮筏，厚度约有三五尺以上，可以种植蔬菜。明代徐光启的《农书》等也曾描写这种浮筏式的菜园，当时叫做“葑田”。这种菜园是“以铁索系于水边”，所以不容易被水漂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上菜园出现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地区，农民们十分重视园艺的经营。种菜园的人们，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出好几倍，生活水平自然也高得多了。但是，在这些地区，耕地面积却相对地少于他处，因此，人们不能不想出千方百计，力求增加耕地面积，特别是要增加蔬菜种植的面积。恰好在南方各地，江河、湖泊、沼泽以及沿海一带，水面较大，人们就想出了一些办法，与水争地。过去有许多圩田、围田等，便是人们与水争地的最常用的方法。而水上菜园则是另一种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比圩田、围田远为高明。
凭什么能够判断水上菜园比圩田、围田的方法更好呢？这就因为水上菜园实际上并不占地，也就是不缩小实际的水面。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无论水深水浅，都紧紧地依靠水面而又不与水争地。当着那些圩田和围田把水面挤得很小，以致洪水暴涨，又把圩田和围田冲垮的时候，水上菜园却随涨随落，升降自如。
由此可见，水上菜园确实是南方园艺经营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再一次介绍出来，并且在北方做一点新的试验。
在北方，大部地区虽然人口不如南方的稠密，因而耕地的使用要比南方的粗放。可是，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蔬菜供应，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正在日益扩大，而蔬菜的种植需要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在北方却比较少。加上近些年来大兴水利，不少原先很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水库，这在一方面固然使耕地面积相对减少了，而在另一方面则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利用这许多新修的水库，不但可以充分地灌溉原先干旱的土地，大量地改造旱地，成为水田，在水库周围的山上，便于造林，种植果树，发展牧畜业，并且在水库中还可以繁殖鱼类及其他水产。如果再把许多水库中的水面尽量地利用起来，造成水上菜园，那末，北方的蔬菜种植面积实际上就可以大为增加。
要兴建水上菜园，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无论利用什么材料都可以编成浮筏，面积大小也可以随着实际需要而伸缩。要把浮筏拴在岸边，不使它漂走。在浮筏上面可以堆积各种杂草、野藤，和以泥土。如果在海边的水面上，由于海水是咸性的，就必须使用酸性的基肥。上面种植什么蔬菜，要根据土质、气候等条件而不同。这样的水上菜园，即便布满在水库四周的水面上，也丝毫不会妨害水下鱼类的正常活动，反而对于养鱼有益。
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希望研究园艺学和其他有关的专家，考虑这个问题，设法进行一些小型的试验，看看结果如何。
金龟子身上有黄金
早于一九三四年，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做了一种很特别的科学试验。他采集了一大批金龟子，把它们烧成灰，又把金龟子的灰拿去冶炼，结果从一公斤的金龟子灰中，居然能够提炼出二十五毫克的黄金。这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发现。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金龟子身上怎么会有黄金呢？其实，任何生物的机体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各种金元素。因为任何机体都必须由一定的物质组成，而任何物质总离不开一定的元素，所以从生物的机体中能够找到若干金属元素，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并不奇怪。
这个道理虽然被人类发现的历史还不太久；但是，这种现象却早已被人类发现了。就以金电子来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曾经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发现了它们的机体结构的金属特点。
远在唐代，有一位专门研究风土物产的学者，名叫段公路，在他所著的《北户录》中，关于金龟子就有一段记载。他说：“金龟，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于榆荚。细视真金贴龟子，行则成双，……土人收以养粉，云与养粉相宜。”很明显，段公路已经发现金龟子身上和真金贴成的一样。
到了宋代，与欧阳修齐名的大学者宋祁，在他所著的《益部方物略记》一书中，也有关于金龟子的记载。他写道：“金虫，出利州山中，蜂体，绿色，光若金。里人取以佐妇钗镮之饰云。”又说：“虫质甚微，翠体金光，取而桥之，参饰钗梁。”可见当时四川、陕西边境一带的居民，已经把金龟子看成和真金的首饰一样，直接拿来当金钗用。
至于明代的大生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对于金龟子的介绍也说：“此亦吉丁之类，媚药也，大如刀豆，头面似鬼，其甲黑硬如龟状，四足二角，身首皆如泥金装成，盖亦蠹虫所化者。”他还引述竺法真的《罗浮山疏》说：“山有金花虫，大如斑蝥，文采如金，形似龟，可养玩数日。”所谓泥金装成，或者说文采如金，都无异于把它们比做真金。
这一种昆虫，在现代昆虫学的昆虫分类上，的确是属于“金花虫”这一科。它们的形态很多，不下五六十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种学名便是金龟子，又名金虫；一种学名是金盾虫，形状象盾牌，尤其象龟。真正的金龟大概就是这两种。
历来还有不少文人，看见儿童们喜欢捕捉和玩弄金龟，发出了许多感慨。如宋代的薛士隆，写了一篇《金龟赋》。他在序言中说：“金龟，瓜蠹也。似龟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其冒乎外者，轻明若云母。有翅，附甲而生。巨领双髯，腹下多足，与龟为异。”在这篇赋里，他一再赞叹金龟“体浑金之萃美兮，色耀日而舒光。”最后他非常惋惜地说：“嗟彼服之不称兮，适以焚身；将儿曹之玩爱兮，毙焉无所！”同样，宋代的周密，在《葵辛杂识》中也写：“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如果大家都回忆一下，可能有许多人在儿童时期都曾玩过这种金龟子。
但是，过去的许多人却不曾确切地知道，在这种金龟子身上真的会有黄金。现在我们既然晓得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做了试验，并且成功了，那末，我们何不也来试它一试呢？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并不是要鼓动大家去搞这种试验。凡是这一类事情，都只能由个别有条件的人，做一些小小的试验。特别是这里所说的金龟子，并非南北各地到处都能找到的。它们的出现有一定的季节，每年只有在五、六月间才能生长。而且金龟子身上的含金量，也只不过百分之○·二五，这样的含金量虽然不算很低，但是，显然也不算高。如果大量进行试验，在一般的条件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我只希望有个别热心的朋友，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注意试验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青山不改
凡是读过中国旧式侠义小说，如《水浒传》等古代英雄故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些“绿林好汉”常用的语言。除了一部分“江湖黑话”以外，它们往往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界的一些最普通的现象。从它们所反映的现象中，如果加以分析，有时也能够发现很重要的道理。
比方，当着好汉们挥手分别的时候，常常异口同声地说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但表示了古代被压迫人民对于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同时也表示了他们对于祖国和家乡的壮丽河山怀着无限的热爱。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句话里头还包括了一条自然的规律。
就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而言，青山总是不会改变的，这应该算是合乎逻辑的判断吧。正因为山是长青的，所以水也才能永远荡漾着绿波。谁不喜欢青山绿水呢？这不只是为了赏玩风景，而且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国家建设的需要。问题在于山怎么会青，而青山又怎能保持不改？这就涉及了一大套专门的知识和经验。
一般地说，有山必有林，所有的山林都是天然生长和天然更新的。不同的土质生长不同的林木，这也是由客观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灾害发生，青山自然不会改变，绿水自然也会长流。但是，由于人类社会长期经历了阶级剥削和战争破坏，自然界也不断发生洪水泛滥、火山爆发、地震山崩等巨大的灾害，无数的森林被毁坏了。所以植树造林就成了我们不能不重视的一件大事。
历代对于山林的管理，曾经有过一些制度，设有专职的官吏。如《周礼》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所谓“山虞”可以说是林业专员，“林衡”可以说是林区警察。当时法令规定各村社必须植树造林。正如《周礼》所载：“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在这一句下头，朱熹的注解是：“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可惜这些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否则，到处留下松树林、柏树林、栗子林等等，够多么好啊！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对于造林的积极性，确实也很不小。
为了使林木茂盛，能够不断地供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当然必须保护森林。说到保护，并不是不许砍伐。关键是在于伐木林有计划。要把它同森林更新的措施结合起来，而不许滥伐森林。
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古老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参考。如《周礼》载：“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东汉郑玄的注解说：“阳木在山南者，阴木在山北者。冬斩阳，夏斩阴，斩木之法也。”《礼记》的《月令》中也写道：“孟春之月，禁止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寝人入山行木为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由这些古籍的记述中可以知道，采伐林木必须看清季节。所以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个意思就是说，按季节有计划地砍伐，木材就用不完。如果不管什么季节，盲目地乱砍一气，那就一定会把森林毁掉。
但是，这些还只是消极方面的做法，最要紧的还在于从积极方面培育林木，首先要想办法使栽下去的树苗普遍成活。
据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所载，植树必须“先为深坑，内树讫，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然后下土坚筑，时时灌溉，常令润泽。埋之欲深，勿令挠动”。为什么栽的时候要东西南北摇它呢？因为“摇则泥入根间，无不活者。不摇，虚，多死”。栽好之后当然就不要挠动它了。至于“下土坚筑”，也要注意“近上二寸不筑，取其柔润也”。同时，还要注意“每浇水尽，即以燥土复之，则保泽；不复则干涸”。这些技术细节如不注意掌握，成活率是不可能提高的。
至于树木长得好坏，全看培育的方法是否符合植物学的原理。现在懂得植物学原理的人，似乎很不少。但是，真正懂得实际运用的却不多，能把实际经验提炼为原理的就更少。因此，有必要广泛地总结一些实际经验，来充实和提高这个专业的干部水平。我们应该学习唐代的作家柳宗元，他写了《种树郭橐驼传》是人所共知的。其中有一段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