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4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成。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这是许多人都曾读过的极平常的一篇古文，它所阐述的植树的道理非常重要，却又是最初浅的。可是，有的人即便学到了一套新的科学方法，如果把这样初浅的原理反而忘掉了，岂不可惜！
但愿在我们祖国广大的土地上，经过我们自己的亲手栽培，能够逐年出现更多的森林地带，让我国无数的青山绿水，永不衰老，永远壮丽！
一品红
目前在首都的许多公共场所的休息室和客厅等处，我们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一种鲜红美丽的盆花，象烈火一般射出耀眼的红光，它就是一品红。
一品红，又叫万年红。当着北国严寒的日子，万花雕零，此花独盛，点缀着冰天雪地的整个冬季。一直等到春回人间，群芳争艳的时候，它才完成了任务，悄悄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性格，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啊！
有的植物学书籍上说，一品红原产墨西哥和美洲中部各国。这么说来，似乎中国原来没有这种植物。其实不然。《尔雅》《释草篇》上有“邛钜”之名，据晋代郭璞及汉代郭舍人的注解说：“今药草大戟也。苗名泽漆。近道处处有之。生时摘叶有白汁，故名泽漆也。”又查《本草纲目》载：“大戟，其根辛苦，戟人咽喉，故名。今俚人呼为下马仙，言利人甚速也。”李时珍描写这种植物的特征是：“大戟生平泽甚多，直茎，高二三尺，中空，折之有白浆，叶长狭如柳叶，而不团其梢，叶密攒而上。”
根据这些记载看来，中国古籍上所谓大戟，或邛钜，或泽漆，或下马仙，实际上不就是与一品红同类的植物吗？如果说一品红是从外国传来的，那恐怕是不合事实的吧！从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写道：“一品红，大戟科，大戟属。木本，培养于温室中。热带产者颇肥大。茎梢之叶呈鲜红色，如花瓣样。叶间攒簇小花。雄花只有一雄蕊，雌花只有一雌蕊。数花间，着生蜜槽，淡黄色，作小杯状。此蜜槽与红叶，俱所以招致昆虫，使为授粉之媒介者也。一品红为我国俗称，日本或名猩猩木。”这一段文字写得还比较妥善。
但是，近来看见有一些别的植物学书籍，却又说一品红“因为开花期恰在圣诞节时，故亦名圣诞树”。这一点恐怕就有问题了。纪念耶稣诞生乃是西方的风俗，而西方人通称的圣诞树，都是指的枞树等松柏科的常绿乔木，不应该把一品红也列为圣诞树之一种。即便西方人编的植物学书籍上有此一说，我们似乎也可以不必抄袭这个名称。
如果用我国固有的名称，我想把一品红叫做“红大戟”，似乎也未尝不可。因为大戟可以有红的、紫的、黄的、白的几种。据五代韩保升的《本草图经》注解，大戟“有黄花者，根似细苦渗，皮黄，肉黄白，五月采黄，二月八月采根用”。宋代苏颂的解释是：“大戟春生红芽，渐长，丛高一尺，叶似初生杨柳，小团。三月四月开黄紫花。”明代李时珍也说：“杭州有紫大戟为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绵大戟色白。”由这些注解中可以看出，大戟的颜色确有多种，一品红实际上是一种红色的大戟，如果叫它做红大戟，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们已经习惯把它叫做一品红，这个名称当然也不能取消。
而且，一品红的用处也不少。它不但可以供人们观赏，还可以用于医药。按《本草纲目》的记载，大戟的“气味苦寒有小毒”，“主治盅毒、十三水、腹满、急痛、积聚、中风、皮肤疼痛、吐逆”；又可以治“颈腑痈肿、头痛，发汗，利大小便”。李时珍还说：“大戟能泄脏腑之水湿，……唯善用者能收奇功也。”他又说：“大戟味苦牆，浸水，色青绿，肝胆之药也。”这很可以说明大戟的药用价值了。
在《本草纲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以大戟为主药的方子。例如：“水肿、喘急、小便牆及水盅，大戟炒二两，干姜炮半两，为散。每服三钱，姜汤下，大小便利为度。”又如：“水气肿胀，简便方用大戟烧存性，研末。每空心酒服一钱半。”另外有千金方写道：“中风发热，大戟、苦参四两，白酢浆一斗，煮熟洗之，寒乃止。”药用的大戟是哪一种大戟，虽然这些药方上没有写明，但是看来红大戟也不能例外吧。当然，这类专门问题，要由医师和药物学家去判断，这里所提供的材料，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
一品红既然有这么许多用处，它就更加令人喜爱了。我见过有的画家画它，有的诗人歌颂它，那是完全应该的。今后希望有更多的注意研究它，并且充分利用它。
雪花六出
历代诗人咏雪的诗太多了。喜欢旧体诗的人一定读了不少。现在，我倒要举出唐代一个著名武将高骈的《对雪诗》给大家看看。这首诗写道，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清竹变琼枝。
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
诗意很浅显，用不着什么解释。这里说的“六出飞花。”就是指的雪花。因为雪花的主要形状，是由六角形的小结晶体集合而成的。
再举宋代一位闻名天下的大将韩琦的《咏雪诗》吧。他写道：
“六花来应腊，望雪一开颜。歌舞喧侯第；风沙杂戍关。
余芳留草树；清兴入江山。后夜高楼月，萧然昆阆间。”
这里说的“六花”便是六出雪花的简称。韩琦是一位带兵的统帅，知识广博，不但关心政治，也常常留意经济。他见到腊前下雪就满心欢喜，这是因为腊月以前下雪，对于农业生产非常有利。
中国古书上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
相传春秋时代越国范蠡的《陶朱公书》有一段文字写道：
“腊前得两三番雪，谓之腊前三日。谚云：若要麦，见三白。”
这就是说，头一年腊月以前如果下三场雪，第二年的麦子就有一个好收成。然而，实际上也不一定都非在腊前下雪不可，如果阴历正月能下几场雪也就不坏了。所以，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有如下的文字：
“正月见三白，田公笑吓吓。西北人谚曰：要宜麦，见三白。谓三度见雪也。”
这么说就比较灵活一些，也比较合理。因为自然现象往往发生很复杂微妙的变化，不可能象刻板的一样。
下雪不仅仅对于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而且它还能够杀菌、消毒、防止疾病。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汉代刘熙的《释名》，对于“腊雪”所下的注解是：“雪，洗也。洗除瘴疠虫蝗也。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冬至后第三戊为腊。腊前三雪，大宜菜麦，又杀虫蝗。腊雪密封阴处，数十年亦不坏。用水浸五谷种，则耐旱，不生虫。洒几席间，则蝇自去。淹藏一切果食，不蛀蠹。春雪有虫，水亦易败，所以不收。”这就把腊雪的好处，大加一番赞扬，并且与春雪做比较，有相当的说服力。
还有一些疾病，也可以用雪来治疗。所以李时珍又说：“腊雪甘冷无毒，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瘟疫、小儿热痫狂啼、大人丹石发动、酒后暴热。黄疸仍小温服之。藏器洗目退赤；煎茶煮粥，解热止渴。”这个道理极为明显，因为雪是“大寒之水也。”所以能治许多热病。
但是，李时珍说“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这句话却没有指明雪花为什么六出的道理。究竟为什么雪花会是六角形的结晶体呢？古代的学者都没有说出它的所以然来。
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载：“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多六出，其数属阴也。”这当然不能算做什么道理，到了南北朝时代，据《宋书》《符瑞志》载：“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草木花多五出，雪独六出。”这更没有说出任何道理。宋代朱熹在他的《语类》中解释道：“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元精石亦六棱，蓝天地自然之数。”他用泥团掷地做比喻，当然有些勉强，后面说的自然之数也不够明白。
其实，雪花的六出乃是水的结晶体的分子排列规则。如果冷气在摄氏零下二十三度以内，雪花就成为细微的针状；如果寒冷超过摄氏零下二十三度，雪花就必然成为六角形的。然而，西方的科学界，一直到了十七世纪才解释雪花是六角形的。如果与他们相比，那末无论如何，要承认最早用文字说明“雪花六出”这个自然现象的，毕竟还是我们中国人啊！
守岁饮屠苏
一年的最后一天，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就叫做除夕。据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所载，古来“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乃是惯例。我们现在过新年虽然用不着这一套，但是，了解一下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道理，却又何妨？
除日驱傩是一种迷信。唐代李绰的《秦中岁时记》说：“傩皆作鬼神状，二老人为傩公婆，以逐疫。”这一类跳神跳鬼的把戏，现在已经骗不了人，不用提了。可是驱傩的意思是要驱逐疫疠之鬼，与我们现在说的送瘟神的意思相同。这表明了我们的祖先经常受到疫疠的侵袭和威胁，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子孙的生命，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向疫疠进行斗争。这种精神未可厚非，不过他们迷信巫术能够驱傩则是完全错误的罢了。
至于除夜守岁也是很古的习惯。奇怪的是，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却认为这习惯是唐代才开始的。他说：“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按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至唐杜甫守岁于杜位家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疑自唐始。“其实，唐以前已有守岁的习惯。在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庚肩吾、徐君蒨等人都有守岁的诗文。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的诗，从前私塾老师往往教学生背诵。这首诗写道：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
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
而杜甫的《杜位宅守岁》那首诗当然是晚出的了。这首诗在《杜工部诗集》中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它的原句是：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历来许多著名的作者，差不多都写了除夕守岁等等诗词，内容大致也不外乎回了过去，展望未来，做一些自我检查和总结。有的作者特别认真地这样做。例如，我们热爱的唐代大诗人贾岛，每逢除夕就要“祭诗”。请看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写道：
“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这里所谓“祭诗”。实际上等于做了一年创作的总结。至于一般人家，也要用种种行动，来表示除旧布新的意思，对新的年度表示衷心的祝愿。
大体说来，人们在除夕表示的最普遍的祝愿，是关于健康的种种保证。在除夕的许多习惯，几乎都与防疫和保健有关。饮屠苏酒便是为了防疫和保健的目的。至少起初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的人狂饮烂醉，就完全失去原意了。
“屠苏”本来是一种阔叶草。南方民间风俗，有的房屋上画了屠苏草作为装饰，这种房屋就叫做“屠苏”。有的书上说，住在屠苏里的人们酿的一种酒就叫做屠苏酒。它是用几种药草酿成的。据明代屠隆的《遵生八笺》记载：“屠苏方：大黄十六铢，白术十五铢，桔梗十五株，蜀椒十五铢，去目桂心十八铢，去皮乌头六铢，去皮脐茇葜十二铢。”古人把一两分为二十四茱。照这些分量按方配制，就成为屠苏酒。”
如果分析一下屠苏酒所包含的七味药草的药性和功效，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它是防治瘟疫的。大黄的功能是排除各种滞浊之气，推陈致新，所以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是健胃、利水、解热的药，久服能轻身延年。桔梗能补血气，除寒热，祛风痹，下盅毒。蜀椒也能解毒、杀虫、健胃。桂心的功能是化瘀、活血、散寒、止痛。乌头能去风痹，去痞，温养脏腑。茇葜能驱毒、防腐、定神。综合这些药的功能，可以肯定它是防治疫病的有效药方。
由此看来，古人守岁饮屠苏的习惯，也颇有一些道理。尤其是饮屠苏，可以说是群众性的防疫运动，很值得研究群众卫生的同志们作为参考资料。
“玉皇”的生日
每年阴历正月初九，按照过去民间的风俗，这一天算是“玉皇诞”。人们在这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地去向“玉皇上帝”叩头行礼，贡献祭品，祈求上天降福消灾。
谁都知道，这是一种落后的迷信，现在决不会有人相信它了。但是，作为一种风俗，它的产生和发展，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就以“玉皇”的生日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一些道理。
“玉皇”的生日定在正月初九，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很难考查。但是，明代已经有此一说，这是可以断定的。据明代王逵的《蠡海集》记载：“神明降诞，以义起者也。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明代黄道周的《月令明义》也说：“正月初一日，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圣诞。”还有清代黄奭的《月令注解》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部书据说是唐明皇所撰，黄奭加以编辑。这样说来，好象所谓“玉皇诞”。在唐代就已经定在正月初九了。然而，这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证明，不过，唐代已经祭祀“玉皇”却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倒是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的意义。据王逵的解释。因为“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所以“玉皇诞”就定在正月初九。这个解释，大体上是有根据的。王逵是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生于浙江钱塘县，跛一足，行动不便；家庭穷困，幼年受尽欺凌。到了成人以后，为生活所迫，卖药糊口，仍然不得一饱。又常常替人卜卦，猜测吉凶祸福，当然都是骗人的。他自己很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努力读书，博览诸子百家的典籍，居然有了很丰富的知识。后来他著书立说，常常解释一些别人不能解释的问题。他对于“玉皇诞”为什么是在正月初九，做了这个解释，倒也合乎封建时代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当然这里头也包含某些科学道理，因为正月初九是与立春的季节相适应的。
按《孝经纬》记载：“大寒后十五日，斗指东北维，为立春。”又《礼记》《月令》注云：“距冬至日四十六日，为立春。”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首《推立春歌》写道：“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接着，作者解释说：“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已日卯时立春。”这样看来，按照中国旧的历法计算，每年正月初九日，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立春的节气刚过的时候。而每年的每一个月份的第九天，恰恰是“一阳初始”的时令，这是大自然开始“万象回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所以，古人把这一天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玉皇”的生日。似乎也颇有道理。
我们从古代的人们祭祀“玉皇上帝”的时候，向“玉皇”祈祷的内容上，就不难看出人们的目的何在了。例如《唐书》《礼乐志》载：“显庆二年，定南郊祈谷，及明堂大享，皆祭昊上帝。”当时制定了一种乐曲，名为“享昊天乐”，其中有许多歌词，都表示了祈谷的意思。比如说：“九秋是式，百谷斯盈”；“玉烛红粒，方殷稔岁。”这些意思不是很明显吗？一直到清代，据《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元年定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于大享殿，行祈谷礼。”
这里所谓“昊天上帝”“上帝”和“玉皇”都是相同的。古代的人对于农业特别重视，除了许多专门掌管农事的天神以外，还一定要把玉皇上帝看做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从古代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三国明代的曹植，写了一篇《诰咎文》。他在序言中说：“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文中写道：“效厥丰年，……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畴，芳草依依，虚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岁丰，民无馁饥。”在曹植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玉皇诞”的风俗，但是，他已经把玉皇上帝当做大自然的主宰，特别是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宰，这是很明显的了。
在古代的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远不足以控制自然，不能抵抗自然的灾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不得不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的农村，时常由于严重的水、旱、风、蝗等天灾的为害。而形成了连续不断的荒年。这就使得人们不能不靠天吃饭，迷信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把它神秘化起来。虽然，在那些年代时，也有个别大胆的科学家，敢于揭发大自然的秘密，找出一些客观的规律，但是，作为一切旧时代的主导思想，总是带有盲目迷信色彩的宿命论思想。
只有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人们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才能逐步地完全克服盲目迷信的成分，而达到了自觉的科学认识阶段，从这个方面说，我们最近两三年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再也不会迷信玉皇上帝，再也不会去向老天爷祈求丰年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用自己宏亮的声音，到处唱出了这样的新歌谣：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由此可见，古老的“玉皇诞”，在现时我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罢了。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更进一步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
中医“上火”之说
常常听见有人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医生说是上火了。”于是吃下一两服清凉剂，很快就好了。这里所谓“上火”，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修养似乎也颇有益处。
据一部最老的中医经典《黄帝素问》的论述，“上火”的原因是“发热”，而“发热”的原因，有的由于外界的感染，如烤火等等；有的由于身体虚亏，所谓“元气损耗”的结果；有的由于气郁，如忧恐、盛怒等等所激起。《素问》中有许多名言，为一般中医所传诵。比如说：“南方生热，热生火”；又说：“阴虚生内热”。看来“是火”的原因虽然有好几种，但是外界的感染比较好治，麻烦的在于虚亏和气郁这两方面。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讲求养生之道，最好劝他平素注意保持心平气和，就不至于出毛病。而要做到心平气和，当然与涵养工夫的深浅有关。但是，除此以外，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无疑也是重要的。
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注意，才可以避免“上火”呢？古代有许多著名的中医，都曾教人以摄生之术。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着手，这可以叫做治本或根治的方法。其次，临时治标的方法当然也不应该放弃，不过那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从根源上说，火既然被认为是由热而来，那就一定要防热了。金朝的名医刘完素，在他所著的《六书》中说：“诸热皆属于火。”因此，他认为要“驱火”必须“退热”。元代的名医李杲，在他所著的《十书》中也认为，“饮食劳倦”都会“损耗元气”，都会“生火”，而“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照他的看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注意饮食不可失节，寒暖不可失调，更不可喜怒无常，任性放纵。
李杲的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认为“火分内外虚实”。这又进一步对于上火的症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从现象找出原因，确定几种不同的性质。明代的著名中医张介宾，在这一方面的学说，基本上是按照李杲的著作加以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区别内外之火并不困难，而要区别虚实之火却较难。但是，只要记住劳损而虚、积郁为实，这样也就大致可以区别了。当然，具体分析病情，并且对症下药进行治疗，这是医生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从卫生的知识方面大略懂得一点而已。
具体的情况是复杂的，要区别虚实也不能简单化。比如，有的人也许饮食不消化，造成积滞，但是他的身体素来衰弱，这是虚实交错的一种情况；反过来，有的人也许几天没有休息，以致过度疲劳，但是他的身体素来强壮，这又是虚实交错的另一种情况。如此等等，可以类推。
一般说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基本的估计，找出一种规律，遇到上火之类的小病，自己稍稍加以调摄，自然就会痊愈，即便到边僻的地方，万一有病也不致张惶失错。如果又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就更加心里有数了。
当然，问题是要看那已经懂得的一点医学常识是否正确。
如果不懂装懂，并且生搬硬套，那还不如不懂的好。
比如，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一节《论治火》。他的中心思想是说：“实火宜泻，虚火宜补。”然而，这两句话只能算是一般的原则，实际运用起来，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张介宾接着又说：“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可见，对于一切实火并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投以清泻之剂，而对于一切虚火也决不可统统投以滋补之剂，必须处处注意虚实交错的种种情况，详细分析这些虚火或实火发生的具体情况和部位。
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科学性并不比西医为差。正如西医能够具体分析人体的某一部分有发炎的症状一样，中医也能够区分心、肝、肺、胃、脾、大肠、小肠、肾、膀胱等各部分的虚火或实火，并且能够找到黄连、栀子、石膏、黄芩、天门冬等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们。
为了普及医学知识，最好有一些研究中医的朋友，仿照其他科学小丛书的方法，编写若干种中医常识的小册子，把人们经常见到的疾病和医疗原理，做一番通俗的解释。附载一些单方。这是我顺便提出的一项小小的建议。
三七、山漆和田漆
很多人都喜欢中药，我也喜欢中药，因为时常闹病，慢慢地熟悉了一些中药，听到和看到不少关于中药的材料，觉得这里边有许多道理，还有待地专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近我对于三七感到特别的兴趣。它出产于云南等地，可以算是中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用途正在日益扩大。它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价值，正在逐步地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现在人们所已经知道的它的药用价值，仍然极不完全。它的用途究竟有多大，真是未可限量啊！
为什么叫做三七呢？这个名称的由来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来流行的有三种解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沾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看来，三七、山漆、金不换，这三个名称由来已久，而以山漆的名称为较合理。
我听到还有一种解释，说三七是指这种药要生长二十一年的意思。但是，据云南的朋友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决非如此，这正如说左三叶、右四叶一样失于牵强。如果因左三右四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三四呢？如果因为要生长二十一年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念一呢？可见三七的名称确有问题。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广西也有一种土药，名叫田漆。它的形状和药性简直同山漆没有什么差异。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似乎三七可以肯定是由于音误而产生的一个名称，它的真名应该是山漆。而山漆和田漆应该肯定是相同的药物。这样解释就能避免关于三七的种种不合理的说法，使中医的药物命名更符合科学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于实际。
山漆和田漆的形状和特性，确实没有什么差别。《本草纲目》说它“根暴于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不过田漆的效力似乎不如山漆。因此，在中医药物学中，应该以山漆为主要的名称，而以田漆附属于山漆之下。至于三七的名称，当然可以取消不用，因为在药物学上这个名称是站不住脚的，不比口头上可以随便称呼都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医药有独特的宝藏，这从山漆的功效上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首先，它是最强烈的一种补药。云南人常常用山漆燉鸡，给年老体衰的病人吃。如果年青强壮的小伙子吃上几口，就要流鼻血，全身发热。但是，它还有更大的作用，是用于止血、散血、定痛等等。李时珍说：“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效。……凡杖扑伤损，淤血淋漓者，随即烂嚼，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李时珍还说明，无论吐血、血痢、妇女血崩、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以及痈肿，虎咬、蛇伤等症，都可以用山漆治愈。
不过，必须特别注意掌握用药的分量，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随便用药，而必须请教有经验的中医，这种药用得不适当，稍稍过火，就会出乱子。这个道理好比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一样，只是表现得更加激烈，如果你掌握得正确，它对人就非常有益；如果超过了限度，就变成荒谬绝伦，立刻会致病人于死地。所谓“庸医杀人”往往如此。
这个事实可以引起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事物都有正面和反面。好和坏，利与弊，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同时存在；并且各有一定的限度。凡是超过了限度，则条件发生变化，好的可能变成坏的，有利的就可能变成有害的。至于在条件根本不适合的时候，那末，即便有最好的东西也将毫无用处，甚至无益而有害。这些就更不必说了。
“无声音乐”及其他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腐朽，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日益走向没落。所谓“无声音乐”的出现，可算得是资本主义世界“一无所有的艺术”的又一次彻底的暴露。
音乐怎么会是无声的呢？据说美国现时大出风头的作曲家——拉蒙特·扬格的新作品，便是所谓“无声音乐”的杰作。演奏这部新乐曲的人，只要往台上一站，放出一只蝴蝶，让它在场子里任意飞来飞去；等到蝴蝶从窗口飞出了场子以后，这部音乐作品就宣告演奏完毕。而在这部作品演奏的过程中，根本听不见任何音乐的声响，所以，这就叫做“无声音乐”。
听众们当然不承认这是音乐，表现极为不满。然而，属于那一伙的音乐评论家却解释说：“蝴蝶在场中飞舞，这件事情本身便是音乐；音乐的世界不能只靠声音来表现，还要加上视觉的因素，使它更加具有戏剧性。”这样，听众们就只好怪自己不懂得音乐，不会欣赏无声的妙处了。
但是，听众们可以一次受骗，难道还会继续受骗吗？拉蒙特·扬格明知用法子骗不了人，于是他不得不时常变换花样，以便欺骗听众，有一次他作了另一支乐曲，定名为“三四三”。演奏者用胳膊肘在钢琴的键盘上连续敲打了十二分钟，敲足了三百四十三下以后，便站起来向听众深深地鞠一个躬，表示演奏结束了。听众们虽然再一次受骗，不过，这么一来，所谓“无声音乐”实际上被打破了，仍然变成有声的了。
这又如何解释呢？于是他们又创造一种名目，把这些音乐作品统称为“先锋派音乐”。这个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从没有声音的地方开始的，所以音乐的先锋一定要达到无声地境界。
以这类胡诌的“理论”为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批音乐家，就大肆制作无声的或接近于无声的作品。
有一个留学于美国纽约朱丽雅音乐学院的日本作曲家——一柳慧，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回日本之前，曾将他创作的一部乐谱先寄回日本。他的朋友们把这一部乐谱打开一看，简直莫名其妙，因为无论翻开哪一页也找不出任何乐谱，只看到有几滴墨水滴在纸上。这样的乐谱怎么能够演奏呢？据日本的“先锋派”音乐评论家黛敏郎称，他曾在纽约听过这部乐谱的首次演奏，当时演奏者在自己面前摆上刚从菜市买回来的几颗绿色的豆子，凝视了足足十分钟以后，这部乐谱就被演奏完毕了。象这样的例子，当然可以作为“无声音乐”的代表了。
为了遮盖“先锋派”的音乐“理论”的空虚，他们故意装模作样，宣称要抛弃传统的音乐创作规律，而依照数学方法创作新音乐，甚至还要采用“量子力学的方法论”，或者用谁也不懂得的什么“新的数量记述方法的情报理论”来作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又创造了所谓“图形乐谱”。
那末，什么是图形乐谱呢？天晓得。他们随便在纸上乱画了一通，就算是乐谱了；而演奏者则“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当时偶然的冲动随意演奏”。并且，当他们演奏的时候，既可以不用任何乐器，也可以随便用破瓶子、纸盒子、木箱子、洗脸盆以及任何东西当乐器；既可以不必有人配合歌唱，也可以随便念咒、呻吟、发出任何莫名其妙的声音。
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反映到文化艺术上当然也是这样。对于这种现象，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虽然也有人引用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士的话，说“世界是个音乐”，来为“无声的音乐”等等的出现进行辨解，但是，这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尽管这位希腊的数学家发明了直角三角形的著名定理，然而，他在哲学思想上相信灵魂和轮回的学说，被后人称为神话人物，他对于宇宙现象的解释有许多是不科学的。何况他所说的“世界是个音乐”。意思无非是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和谐的天籁，这同所谓“无声的音乐”又有什么相干呢？
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界自欺欺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以及对音乐欣赏的水平，已经降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在这个时候，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心声和时代呼声的人民音乐，必须更好地去完成它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你赞成用笔名吗？
写文章不署真姓名，而用笔名，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过去许多作者都曾经这样做，现在仍然有许多作者这样做，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不赞成使用笔名。其理由是：写文章应该采用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郑重从事；而不应该抱着随便乱写，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为了表示严肃的态度，文章的作者就必须写出真实姓名，以示负责；而使用笔名则是不严肃的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写文章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允许轻率不负责任的随便乱写。但是，写文章要采取负责的态度，这是一回事；可不可以使用笔名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使用笔名便是不负责的表现，这就不尽然了。
一个作者对于他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抱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这不能够仅仅根据他使用笔名与否来做判断。我们曾经见过，有个别政治上极端不负责任的作者，抄袭别人的文章，却署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你难道能够因为他写了真实姓名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作者？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历来许许多多严肃认真的作者，他们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有别号或笔名。例如，唐代的诗人杜荀鹤，有时署名为九华山人；宋代的文人黄庭坚，有时署名为八桂老人；元曲大作家关汉卿，有时署名为己斋叟；明代大学者王夫之，有时署名为一飘道人，时至今日，人所共知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都是笔名，他们岂不都是严肃认真的作者吗？可见一个作者的态度是不是严肃认真，与他们用不用笔名简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有人会说，过去那许多作者使用笔名，都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经常威胁着许多进步作者的生存。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多作者使用笔名是情有可原的。现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再也不受什么威胁和迫害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用笔名来写文章，而不写真实姓名呢？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然。笔名的作用是颇为复杂而微妙的。著名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偏偏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了“蘅塘退士”的笔名，谁能解释其原因何在呢？假如说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可以不论，那末，即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取消笔名的理由。正如现在人们虽然都知道茅盾便是沈雁冰、老舍便舒予，如此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取消茅盾、老舍等笔名，而无论在任何和任何场合，都一律只用沈雁冰、舒舍予等本来的姓名。
如果这些著名作家的笔名和本来姓名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不管用的是什么名字都是完全负责的；那末，现在许多新的作者使用笔名或真实姓名，不也是一样都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的新作者发表文章的时候，几乎无例外地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报刊的编辑部。这就是说，无论署什么名字，作者都是负责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同志更加坚持己见，认为使用笔名已经毫无意义了。殊不知在现时条件之下，使用笔名还是有若干正当理由的。
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初步心得，但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既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会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由此可见，写文章用笔名的，只要作者完全负责，就决无坏处，反而有好处。那末，请问你赞成用笔名吗？
编余题记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辨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共通的门径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