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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作者：[美]谭恩美【完结】 >
喜福会.txt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
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
‘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
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
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
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
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
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
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
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
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
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
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
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
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
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
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
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
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
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
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
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
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
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
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
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
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
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
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
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
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
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
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
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
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
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
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
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
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
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
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
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
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
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
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
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
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
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
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
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
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
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
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
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
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
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
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
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
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
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
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
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
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
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
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
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
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
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
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
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
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
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
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
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
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
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
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
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
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
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
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
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
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
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
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
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
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
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
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
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
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
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
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
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
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
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
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
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
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
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
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
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
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
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
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
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
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
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
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
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
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
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
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
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
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
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
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
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
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
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
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
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
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
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
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
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
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
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
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
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
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
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
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
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
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
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
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
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
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
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
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
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
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
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
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
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
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
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
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
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
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
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
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
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
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
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
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
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
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
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
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
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
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
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
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
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
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
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
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
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
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
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
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
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
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
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
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
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
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
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
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
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
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
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
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
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
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
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
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
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
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
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
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
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
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
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
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
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
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
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
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
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
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
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
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
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
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
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
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
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
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
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
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
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
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
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
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
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
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
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
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
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
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
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
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
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
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
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
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
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
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
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
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