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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

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

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

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

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

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

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

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

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

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

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

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

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

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

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

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

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

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

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

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

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

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

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

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

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

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

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

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

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

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

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

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

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

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

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

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

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

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

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

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

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

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

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

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

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

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

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

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

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

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

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

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

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

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

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

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

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

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

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

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

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

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

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

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

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

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

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

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

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

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

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

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

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

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

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

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

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

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

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

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

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

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智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

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

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

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

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

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

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

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

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

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

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

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

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

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

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

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

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

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

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

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

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

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

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

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

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

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

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

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

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

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

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

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

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

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

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

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

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

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

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

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

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

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

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

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

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

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

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急不可待地跑

到北方去嫁人，急得连自己陪嫁的那十副银筷子都不带。这是丢脸，败坏祖坟的风

水。弟弟则指责舅母，说是她把母亲给唬走的。舅母即刻破口大骂，说什么我妈跟

了个叫吴青的人走了，那男人早已有了老婆，还有两个姨太太，并且已有了一大堆

孬种。

弟弟回嘴说她咂巴得就像只掉了脑袋到处乱窜的母鸡，她气得“呸”一下唾在

弟弟的脸上，抓起他的头发就往门上撞。

“我让你嘴凶，让你嘴凶！你这个贱鬼！”舅母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狗娘

养的。谁都看不起你妈，她粪土都不如。这个连祖宗都不认的女人，这个贱女人，

连鬼都看不起她。”

舅母那番责骂，令我总算领悟了外婆为什么要给我讲那些故事，那是因为我的

母亲，我才有了这样的必修课。“当你把脸丢了，安梅，”外婆常这么对我说，

“就好比你把项链给掉进井里了，唯一能挽回它的办法就是，跟着跳进去。”

这么一来，我能想象到我那大逆不道的母亲究竟怎么个模样：没有头脑，没有

闺秀风度，吃相难看，筷子像雨点样伸向甜点心。她很高兴摆脱了外婆，还有她那

脸孔铁板一块的挂在墙上的丈夫和两个犟头倔脑的小家伙的羁绊和束缚。我觉得非

常地不幸，摊上这么个母亲，她竟甩开了我们。每当我避开墙上父亲的窥视，躲在

自己房间的角落里时，这种念头，便会潜上我心头。

那天妈妈突然出现时，我正好坐在楼梯顶上，我立刻知道，这是妈妈！虽然记

忆中，我对她一点也没印象了。当时，她站在过道里，因此她的脸庞是一团阴影。

她的个子比我舅母要高得多，几乎与我舅舅一样高。她整个仪态举止也很让我觉得

新奇，有点像我们学校教会里的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

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

舅母瞟了她一眼后，就再也不答理她，既不招呼她入座，也不给她泡茶，一个

多年的老妈子实在看不过去，只好快快地退了下去。我努力让自己沉住气，然而心

里却像兜着个蟋蟀，七上八下的。妈妈一定听到了我心跳声，只见她抬头张望了一

下，瞬间，我的灵魂似乎出了窍，它脱离了我的躯壳躲在一侧，清清楚楚地在窥视

自己那目瞪口呆的模样。

只听见舅母在外婆房里一个劲地嚷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竭力阻止我

母亲挨近外婆的病榻，但母亲毫不理会她，径自走进房里。

“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妈凑着外婆耳边轻声说，“你的女儿回来了。”

外婆的眼睛睁了睁，但她的意识，已飘离得很远很远，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此时我

外婆的神智正常的话，我想她也许会把我妈赶出去的。

我盯着母亲打量，这是自她离开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很漂亮，鹅蛋形的脸庞

白皙细嫩，既不像舅母那样扁圆也不属外婆那样瘦削。她有着一个颀长嫩白的脖子，

优雅起伏的线条，令我联想起天鹅的颈脖。她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从房间这头

飘到那头，轻盈啊娜。她不住地把毛巾绞湿后，轻轻覆盖在外婆肿胀的脸庞上。望

着外婆那半闭的、呆呆地凝然不动的双目，母亲不禁深深叹了口气。我全神贯注地

盯着她，只觉得她的嗓音是那样熟悉。我有点恍惚了：我依稀记得在哪儿听见过这

样的声音，它仿佛来自一个被遗忘的梦境。

待我后来回到自己房里，意外地发现，妈妈在里面，笔挺地伫立在那里。记得

外婆叮嘱过我，干万不能理睬我妈，我便一声不吭地默默站在一边。妈却拉起我的

手，把我带到沙发跟前，然后坐下，一切显得那样自然，好像我们天天都这样相处

在一起似的。

妈给我解散了发辫，然后用一把长柄梳帮我轻轻地梳理着。

“安梅，你乖吗？”她问着我，会心地笑着。

我一片茫然。但我的内心却在打哆嗦：我觉得自己成了那个肚里怀着个大冬瓜

的女孩子了。

“安梅，你不认识我了？”她有点嗔怒地说。我又想到那个不听长辈话的孩子，

我可不希望像她那样脑袋开花、脑浆从耳朵里掉出来。

她停止梳理我的头发，我觉得，她那细长光滑的手指，在我的下巴颏上抚摸着，

寻觅着，她终于找到了，那是我颈脖上的一个伤疤。当她轻轻抚摸着我那伤疤时，

我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了，似乎她把“过去”，轻轻揉进我的皮肤，渗进我的记忆。

她垂下手，哭了，双手紧紧缠住她自己的脖子，哀哀地哭得很伤心。这一切唤起了

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幻梦一样的往事。

那年我四岁，恰好高出餐桌一个头，下巴正好齐着桌面，我站在这一头能看见

桌面那头，弟弟正坐在外婆怀里，紫涨着脸大声号哭着。这时，我听到一阵“扑噜

扑噜”的声音，那是一只滚烫的火锅端上桌了，只听饭桌上一片“请、请”的声音。

突然，饭桌上霎时静下来，只见舅舅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

“嚓”一下射向门口，那里，站着个高个的女人。我是饭桌上唯一出声的。

“妈！”我叫了起来，从座位上下来，但舅妈立刻给了我一个耳刮子，将我按

回座上。这时，饭桌上大家纷纷站起身，大声指责着什么，母亲则带着哭声大声呼

唤着：“安梅，安梅！”这时，外婆尖着嗓子压过众人的声音嚷着：

“你这只妖精，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寡，却去做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还想带

走你的女儿。跟着你，她也会变得像你一样丢人现眼的，会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

妈妈仍旧大声呼唤着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呼唤：“安梅，安

梅！”隔着桌子，我能清清楚楚看见她的脸孔，在我与她之间，是一只插着烟囱的、

火热滚烫的火锅，深色的汤水笃笃地翻腾着。忽地，只听得周围一声惊叫，那锅汤

水泼翻在我颈脖上。

那种痛楚是无法形容的，这不是一个孩子所能忍受的。这种痛苦作为一种记号，

已永远烙在我的皮肤上了。我连哭都无法哭，因为我已烫得皮开肉绽，连透气都感

到痛。

我也无法说话，疼痛令我涕泪滂沦，眼前一切都让泪水给迷蒙了。但在外婆和

舅妈的嚷嚷中，我还能听出妈妈的哭喊，渐渐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晚，外婆来到我床边：“安梅，听着！”那声音还是那样充满责难，就与往

常训斥我不该在南道上乱窜一样的严厉。“安梅，我们已替你准备好寿衣寿鞋了，

都是白布缝制的。”

我听着，觉得刀割一样的难受。

“安梅，”这下，她的语气温柔一点了，“你的寿衣很普通，并不漂亮，因为

你还只是个孩子，即便你的寿数短了点了，你还是亏欠了你的家，因此，你的丧事

也将是很简单的。我们会很快把你忘掉的。”

外婆又说了些类似的话，令我受的伤痛，更甚于我颈脖上的创口。

“即使你那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一旦你好不了啦，她也会忘掉你的。”

外婆这一着做得十分漂亮，我忙忙地从阴司地府里挣扎着回头，为的，要找我

的妈妈。

每晚每晚我都在哭，哭得眼睛和颈脖火辣辣地生疼，外婆则坐在床边，不断将

凉水泼在我的颈脖上，泼呀泼呀，直到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平缓，而且，我开始

能入睡了。次日早上，外婆用她留得尖尖的长指甲，像小镊子样、轻轻揭去伤口上

的痴片。

整整两年，我的颈脖上，显着一道苍白浮亮的疤痕。而我对母亲的记忆，却消

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生活中的一道伤口，就这样愈合了，收口了。谁也看不见它底

下埋着什么样的痛苦，谁也不知道那痛苦的起因来自哪里。伤疤，是痛苦的终止。

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

但是，我开始逐渐爱上跟前这个妈妈了。倒并不是因为她来这里恳求我的原谅，事

实上，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无需向我解释，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望我，

那是外婆阻拦着她，这一点我理解。她也无需告诉我，她嫁给了吴青，由一个不快

乐的境地转到另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这点，我也明了。

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真正的自我，那裹在

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

夜深了，我被叫进外婆的房间。舅妈说，外婆快走了，我必须尽尽孝心。我换

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站在外婆脚跟前，在舅舅和舅母之间。我轻轻地抽泣着。

房间那头，妈妈独处一边，默默地伤心着。她正在照料一锅汤药，炉子上，汤

药沸滚着，散发着一股草药味。猛地，只见她挽起衣袖，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搁

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不敢睁眼看她。

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了一片肉，眼泪从她脸上淌下，血，也“答啦”、“答啦”

地往地板上滴。

妈妈把从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就像古代的巫婆样，希冀着用一种

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的孝心。妈妈设法撬开外婆已经紧闭

了的嘴唇，把汤药给喂了进去。但是当晚，外婆还是走了。

虽然当年我尚幼小，但我能想象妈妈的这种切肤之痛，及这痛苦意味着的价值。

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中，为此

而承受的痛苦显得那般微不足道。你必得忘记那种痛苦。因为有时，这是唯一的途

径，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

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这样做，如此代

代推及，直到万物之初。

红蜡烛

——龚琳达的故事

一

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这在你，是会不以为

然的。因为对你，许诺算不了什么。女儿应诺来吃饭，但如果她头疼，或者因为车

塞，也或许电视正在播放一部她不愿错过的影片，这时在她，应诺，就不存在了。

那天你没能来，因为不愿错过那部影片，于是我也顺便看了看那影片。影片中

那个美国兵，答应将来回来与那女孩子结婚的。当时她感动得哭了，他则一个劲地

说：“我起誓，我起誓！亲爱的。我的诺言就是金子呀！”然后，他把她推倒在床

上。但是，他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金子，就像你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只有十四

K。

对中国人说来，十四K金算不得真金。摸摸我的镯子，它们肯定是廿四K的，足

赤的纯金。

现在再跟你讲这些，似已太迟了，已来不及再改变你，但我还是要跟你唠叨几

句。因为我着实为你的孩子担心。我一直害怕着有一天，你的女儿会对我说：“外

婆，谢谢你的金手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但是后来，她会把自己讲过的忘个精

光，她会忘记，她曾有过一个外婆。

二

后来，那个美国兵回家乡，向另一个女孩子求婚。那个女孩凤眼低回，满脸羞

怯，因为她以前还未想到过呢。最后，她垂下双目，她明白，自己钟情他了。她答

应了，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分离了。

但我的婚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村里的媒人上门来提亲时，我还只有两岁。

从来没人跟我提过这，但我却能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

烈日烤得路面坚实干裂，尘埃滚滚。连知了都热得一个劲地疲叫。我们在果园里树

阴下坐着，佣人们和哥哥们，正在忙活着摘梨子。我被抱在妈妈汗津津的怀里。这

时，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奇怪，讲话时就像嘴里含着一口水似的。

我长大了后才明白，这是北京口音。

那两个女人端详了我一番。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淡淡地化过妆，显得很温和。

然而另一个女人脸庞粗糙得就像开裂的树皮，她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北京口音的女

人。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长着树皮样脸庞的女人，是村里的媒婆。而另一位女

人，就是洪太太，是那个男孩，我将受媒的之言必得嫁的那个男孩的母亲。中国人

所谓的女孩子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孩子。像我

这样的女孩子，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甜点心

那样遭人馋呢。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

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她说着，捏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拍着逗我，我却把她

的手推开。洪太太则在一边操着浓浓的卷舌音低声咕哝了一句，认为我的脾气兴许

比较倔，然而媒婆却笑着说：“哪里，哪里！看小姑娘长得多壮实，将来可就能派

大用处啦，待您年老事高了，她会把你侍候得周周到到的。”

洪太太只是沉着脸，俯首凑着我左右端详着，似在掂估着，一旦联上这份姻亲，

将是福是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那副神情，一对骨碌碌的睁得滚圆的眼睛，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细细察看过我一番后，她终于咧嘴笑了，一颗亮灿灿的大金牙，

炫得我眼睛生疼，看她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就像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似的。

就这样，我与洪太太的儿子订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比当时的我，还要小一

岁，只是一个襁褓里的小毛头。他名叫天余，那个“天”字，足以说明他有多么尊

贵重要，“余”，就是剩余的意思。因为他出世时，正是他父亲病危，家里人害怕

他会死，而天余，将保存他父亲尚未散尽的精魂。岂料他父亲的病后来好了。他祖

母担心那些阴府小鬼不甘心，会在天余身上索命偿抵，因此对他倍加爱护，成天含

在嘴里怕化掉，托在手里怕吹掉，反正对他百依百顺，他完全给宠坏了。

即使后来我知道我将嫁给这么个糟糕的男人做妻子，可我却不敢违抗，只能认

命。现在我才了解，当时乡下的守旧老式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我们家的生活节奏，

总要比其他人慢几个节拍，恪守迂腐愚蠢的旧俗。在当时有些城市，男人家已能自

由选择自己的妻子，当然最后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可这种新思潮与我们家无缘。

因此对其他城市的种种新时代气息根本也无从嗅到，就是听到的那点片言只语，也

被指责为伤风败俗之谈。街坊们都在流传着这一类故事，讲的是那些儿子们，是如

何受老婆的挑唆，不顾年迈的双亲苦苦哀求，将他们赶出大门。因此，太原的母亲

们，宁可遵循自己挑儿媳的旧俗，挑个能管好自个丈夫，又孝顺公婆，能持续夫家

香火的媳妇。

因为我已经许配给洪家做媳妇了，所以家里似已将我看待成别姓人。每每当我

把饭碗捧得太凑近自个时，妈妈就会说：“看呀，洪家的媳妇这种吃相！”

我妈妈不爱我。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她

对我已不存任何期望。

其实，我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只是有时，如果我觉得身上太热，或者哪儿不

舒畅甚至病了，我就会显得无精打采，哭丧着脸，每每这时，就会引出我母亲一大

堆的数落。“瞧你那副丑样，要是洪家变卦了，我们全家的脸，可就没处搁了。”

于是，我嘴一歪，就哭了，这样，我就更丑了。

“我们不怕，”母亲自管往下说，“我们已经订好婚了，这是赖不了的。”这

时，我就哭得更响了。

直到八九岁上，我才见到自己的未婚夫。那时我的世界，就是太原市郊外的村

里一个院落，我就住在那里。我们家住的是个普通的两层的小楼，再加上两间后房，

那是厨房和下房。我们家那个院落，位于一个小山坡上，那座小山坡，我们称它为

“三重天”，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由汾河水冲击下的沙土积淀而成的小土墩。在我

家院子东墙外，就是那条蜿蜒而过的汾河。父亲说，它专喜欢吞食小孩子，有一次，

它吞没了整个太原城！这条河流，在夏天时是黄浊浊的，到了冬天，在河面狭窄水

流湍急的地方，是一片蓝绿，其他地方，则结着白晃晃的冰层，弥散着逼人的寒意。

我至今还记得，过年前，家里在河里捕到好多好多活鱼。捕鱼只需敲开冰层就

成，因它们正在冰层下安眠，所以极容易捕捞，一条条都是活蹦乱跳的，即使将它

们开膛剖腹扔进油锅，那尾巴还在甩个不停呢。

我第一次见到未婚夫时，他正在嚎陶大哭，那是给爆仗吓着了。他咧着嘴呜呜

大声哭号着，尽管他已不再是个婴儿了。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某家的满月酒席上，他坐在他祖母的膝头上，我想，他那

样的个子，会把祖母那把老骨头给压碎的，他应该早已过了坐膝头的年龄。而且他

挑食得厉害，几乎什么都不爱吃，只见他皱着鼻子把头扭来扭去的，就像人家把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