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诺维科夫的注意力全在这塑料软管上，他先用右手，又用左手拍打着软管，好像是在一个人玩网球，而软管先朝着这边，又朝着那边翻腾着。
阿克肖诺夫对软管朝左右两边移动很确定，但“上”和“下”呢？这只不断翻滚着的塑料管子真的颠倒过吗？或者像在它周围环绕的舱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直都正好是斜着的？阿克肖诺夫想吐。
“要是你不喝，把它递过来行不行？”快活的医生问道。他可能想试一下，看黑醋粟汁对他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什么影响。
“拿着。”同样快活的飞行员答道。他抬起右手，让管子从下面飘过去，然后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经过。
医生抓住它，说了声：“谢了。”他用拇指把管子的盖子弹开，挤出一团抖动的黏糊糊的汁液。医生放开管子（手松开时轻轻一推，管子就慢慢地向机舱的另一头飘了回去），腾出两只手来在汁液的中部轻轻地拍打着，把这团东西捣碎，分成两截蜂窝状的胶冻样的东西。医生从座位上抬起头来，好让其中一团胶冻飘进他的嘴里。他舔舔嘴唇说着“呣”，用肘部把另一团朝诺维科夫那儿轻轻一送。它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飘过去，就像野餐时天空飘过的乌云，也被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飞行员像只青蛙似的弹出舌头捉到了它。
而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想来点醋粟汁吗，阿克肖诺夫同志？”
“不要，谢谢。”他满嘴都是马奶的味道。
“喝点水？”
“要不来点咖啡？”
“橙汁呢？”
“也许想吃点苹果？”
“谢谢，我不渴。还是谢谢你。”他脑海中出现了和头那么大的一团呕吐物，在机舱里乱撞，而它的三个猎物在下面缩成一团，呜咽着，像是几个小学生被困在了有一只蝙蝠的屋子里。
阿克肖诺夫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罐里的空气，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萤火虫”上。
“阿克肖诺夫同志患了宇航病。”叶戈罗夫低声说，好像在和诺维科夫说悄悄话。
“我没有！”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
“你已经像条鱼似的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了，”医生继续说。“脉搏正常，呼吸正常，眼珠动得稍快了点，可除此之外也很正常，我的全部数据读出都证明你很正常。可老实说，你看上去糟透了。”
“人人都会得那个病，”诺维科夫说。“蒂托夫、尼古拉耶夫、波波维奇、白科夫斯基、捷列什科娃——都得过，只是程度不同。”
“加加林也得过吗？”阿克肖诺夫问。
“没有，加加林没得过。”
“你得了吗？”
“啊，没有，事实上我没得。可是你知道，我当飞行员已经好多年了。受过战机驾驶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叶戈罗夫说。“就是有点头晕。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失重对内耳的影响有关。”医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内耳的重要论文，阿克肖诺夫感到很奇怪，他居然等了那么半天才提起那个值得注意的器官。“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分不清方向，在空间上糊里糊涂的？”
“是啊。”阿克肖诺夫叹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倒立着一样。我的眼睛很难集中在一点上。我想读仪器上的数据时，它们在我眼前有点转。而且我有点想吐。”
“你就要吐了吗？”诺维科夫问他。
“不！”阿克肖诺夫反驳道，开始感觉好些了。
“很有意思。”叶戈罗夫一边说，一边记笔记。“有什么症状必须立刻向我报告。”
“我不是在报告，是在抱怨。”阿克肖诺夫说。可是我是世界上第一艘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上的一名机组成员，所在的轨道是有史以来人类达到的最高的，“对不起，同志们。”
即便他这么说，他还是不知该不该将“日出号”称为“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是以原来的老“东方号”的舱体为基础，去掉了备用的降落伞和弹射系统，刚刚留下足够的空间，塞进第三张狭窄的座椅。这个改动是非常冒险的。舱里的空间不允许宇航员穿压力服，所以他们都身穿灰色的连身工作服，纸一样薄的外套，还有旅行鞋。
“一次非正式的飞行。”去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坐落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向老总提出他的要求时，就是这么称呼这次飞行的。
老总回拜克努尔时一路怒火中烧。等他向阿克肖诺夫传达这些命令时，已经陕发狂了。他在设计实验室里一边痛斥赫鲁晓夫，一边来回跺脚，拳头砰砰地砸在工作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手头‘联盟号’的活儿，推迟登月方面的一切进展，好让赫鲁晓夫嘲笑美国人，‘哈哈！你们的‘双子星座号’送了两个人上天，而我们的‘日出号’送上去三个人！我们又赢了！’”硕大的拳头落下来，铅笔和尺子震得格格作响。
阿克肖诺夫俯身看着面前的草图，摇了摇头。“上这艘飞船的将会是三名勇敢的宇航员。”他说。
“根本不是三名宇航员。”老总回答道，“我还没告诉你最糟糕的。‘日出号’将载着一名受过训练的宇航员和两名没受过训练的‘平民’——名医生，一名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上天。这样赫鲁晓夫才能到处夸口建成了第一个太空科学实验室。他说，‘如果你不能为我建成这个，如果你不能继续把我们光荣的太空计划发扬光大，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尚达林同志可以做到。’”老总慢慢走回桌旁，对着设计图沉思着，“可是我问你，哪个工程师会那么高尚，那么勇敢，那么傻，还得足够矮，可以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钻进这么个破船里？”
就在那时，阿克肖诺夫知道了自己该如何回答。他看到老总提到尚达林名字的时候在发抖。但是阿克肖诺夫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把他的答案告诉了老总，又花了一两个星期才说服了他。
老总态度最终缓和下来的当晚，阿克肖诺夫帮助他写了一封长信：后来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政治局里最熟悉拜克努尔的成员——前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手上。信中详述了赫鲁晓夫同志越来越多的干涉，并暗示（但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如果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人不插手此事的话，不光彩的灾难性事件就会迫在眉睫。老总辛勤地敲出定稿时（他虽然只用两个指头打字，还是比阿克肖诺夫的速度快），祖国最新出炉的宇航员画了一幅名为《如何把官僚送入轨道》的卡通速写。画面上赫鲁晓夫被人用一根撬棍硬塞进一门大炮中。
“看那边。”诺维科夫说。
“日出号”的舷窗上，成百上千个小小的亮光闪烁着，每一个亮不到一秒钟。发着微光的冰晶体包围了正在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萤火虫’的描写，”阿克肖诺夫说，“却从没想到它们会那么美。”
“你还没适应过来吗，同志？”医生问他。
阿克肖诺夫笑了：“还没呢，可是如果你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咱们不都一样上下颠倒吗？是不是？”
“噢，如果我们不能在回到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内之前多干点儿活儿的话，”诺维科夫说，“老总准会让我们走路时也来个上下颠倒。我们得把过渡光谱拍摄下来，测量离子流量和外来背景辐射，当然还要准备好向我们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代表团做同步祝贺。叶戈罗夫，或许我来照看这些仪器时，你和你的颠倒的朋友可以把广播稿排练一下。”
“马上就来，同志。我记完这些医疗笔记再说……”
阿克肖诺夫斜眼瞧着叶戈罗夫正在书写的手。“医生同志，”他说，“这是你经常用来记笔记的那种笔吗？在失重条件下，一般的笔好像容易跳开。”
叶戈罗夫停了笔，张开嘴，又闭上了，忸怩地瞥了阿克肖诺夫一眼。“这不是我常用的笔，同志。我是为这次飞行把它借来的。这是老总的笔。”
他的同伴看了他几秒钟。接着诺维科夫吃吃地笑了，把手伸到衣兜里。“用不着害臊，医生同志。瞧。我自己也从那个伟大人物那里要来了一块手帕。”
顿了一下，飞行员和医生都看着躺在他们中间的工程师。
“至于我嘛，”阿克肖诺夫说，“我有一张临发射前他给我的便条。”他从外套里抽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开始打开。“我看跟你们分享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诺维科夫拍了拍他的手。
“不用了，同志，”他说，“这便条是写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听听上面说了什么，那时候你可以读给我们听，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现在我们有命令要执行，同志们。我们该开工了吧？”
七、“日出二号”，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
“我进不去。请回话，拜克努尔。我进不去。”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进不到密封舱，回不去了，老总。”
“请解释。”
“我的压力服，先生。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胀起来了，因为作用在衣服材料上的压力不同……但是鼓胀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可我在太空行走才不过十分钟。直到刚才，我试着躬着身子想从舱口进去时，才发觉它胀得有多厉害。它正在变硬，老总，像一副盔甲，或者一尊雕像。请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明白了，莱昂诺夫。这没什么，只是不方便而已。你试过用把手了吗？抓住把手，头在前，往前用力拖。身体伸直，往前慢慢移动。我知道这很棘手，可是把摄像机固定在飞船的船身也很棘手，记住了吗？”
“好的。我试试看，老总。”
“你做得很好，莱昂诺夫。你圆满地完成了舱外任务。可能你的衣服很不灵活，可你此刻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自由，我们都羡慕你，莱昂诺夫。准备好了就报告我们。拜克努尔完毕。”
“呃，拜克努尔，我是莱昂诺夫。请回话，拜克努尔。请回话，老总。”
“喂，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怎么样了？”
“还没怎么样呢，老总，我还在努力呢。很难，因为我的手臂也正变得僵硬，但我在努力。老总，您能不能接着跟我说话？这样我能精神集中一些。信不信由你，这上面有很多让人分心的东西。我老想往地球上看，看伏尔加河上空的云。或是往另一边，看着那一片漆黑一旦实际上那是一种深蓝色，它也很美，有它独特的美。如果您能一直跟我谈下去，会帮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任务上。”
“阿唷，莱昂诺夫。我这个老板真就那么恶，吓得你在五百公里的高空都惧怕我的怒气吗？控制室里每个人都在微笑点头，莱昂诺夫，那么这儿每个人都与你有同感喽。我知道了，我简直就是个独裁者。唉，我得尽可能改一改了。等你回来我就会像换了一个人，好吗？好。我只会像个叔叔一样，为我年轻的朋友莱昂诺夫感到自豪。你怎么样了，莱昂诺夫？”
“我还在试呢，老总。接着讲。”
“莱昂诺夫，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到你的屋子里去让你上床睡觉吗？我还告诉你我们在地面上不能预见到每个问题，还说你和飞行员别利亚耶夫的工作就是处理我们在下面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对你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全有信心。好啦，现在遇到的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这么一个问题，莱昂诺夫。这就是我们预料中的难以预见的问题。而你将在那里为我们解决它。情况怎样，莱昂诺夫？请报告。”
“老总……我还在外面，我觉得把手不大起作用。并不光是因为我弯不下身；我的胳膊腿也都直挺挺地伸着，可舱口只有一米宽。而且我们说话时我的衣服还在继续变硬。我的努力就像是手脚不动地游泳似的。请指示。”
“谢谢你，莱昂诺夫，现在我们对你的处境更清楚了。我们过一会儿就告诉你该怎么办。现在我要跟飞行员谈一下，好吗？我就跟他谈一小会儿，然后跟控制室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欣赏欣赏伏尔加河。等你回来时，就会把它描述得更加生动了。”
“好的，老总。”
“拜克努尔完毕……‘日出二号’，我是老总。请回答，‘日出一口’”
“老总，我是‘日出二号’。您要我出去把他带回来吗？”
“不，别利亚耶夫，不。在你得到我相反的指令之前，你必须待在里面。在我们确信我们能把你们两个都弄回去之前，我不能让我的两个宇航员都到飞船外面去。你明白吗，别利亚耶夫？”
“我明白，老总。我该做什么？”
“做你现在正在做的，执行向你发出的指令，并做好准备在我让你出去的时候出去。拜克努尔完毕。”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老总……黑海上空的阳光真是太棒了。”
“你也是，我的朋友，你也是。听着，莱昂诺夫，我们想了一个让你的压力服容易驾驭一点的办法。你现在的气压读数是六。要是你开始减压，就会灵活些。听懂了吗，莱昂诺夫？”
“……呃，老总，我听是听懂了，可是我的气压比起舱内气压来说已经相当低了。我的气压要低多少才不至于在我回舱时引起真正的大麻烦？我要是得了减压病可就完成不了任务了，老总。”
“你说得对，莱昂诺夫，可是我们在舱内还有活儿等着你去做。我们付你钱可不是让你整天在外面闲逛，欣赏云彩。而且别利亚耶夫同志一个人很孤单，等着你去陪他呢。”
“我不喜欢这样，老总。”
“我们也不喜欢，朋友，我们也不喜欢。但是你同我们一样专心地计了时，是不是？”
“是的，老总。”
“你也注意到了你的氧气量，对吗？”
“对，老总。”
“那么你这次能不能提出别的办法？”
“没有，老总。”
“很好，莱昂诺夫，开始调节你的——”
“老总。”
“我在这儿呢，莱昂诺夫。”
“这是大伙儿提出来的吗，老总？一致同意的？还是您个人的提议？”
“……是我个人的提议，莱昂诺夫。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这样做。这是总设计师的意见。”
“谢谢您，老总。我照办。把压力调到多少？”
“没有确定的目标。尽可能慢地、一点点地调节，同时试着活动你的胳膊腿，试着弯下腰。我们要你在尽可能大的压力下通过气塞。明白吗？”
“明白，老总。开始减压……
“五点五，不行，继续……
“五，看来确实在灵活性上有些改善，老总，再说一遍，有些改善，但我还是像个老年人一样动作迟缓，继续……
“四点五，我在尽最大努力挤进去，可我进不去……不是很……我该继续吗，老总？”
“继续。”
“在继续减压……四点二五，我真的不喜欢这样，老总，我真的——老总！我的头和肩膀进去了，我在往前拱，我在密封舱里转身呢——我进来了吗，老总？我进来了，进来了！好哇！”
“太好了，莱昂诺夫！太好了！你听得见我们的掌声吗？干得好！”
“呸，是关着的。对不起，老总。关闭密封舱。准备均衡压力……”
“有问题要报告吗，莱昂诺夫？你感觉如何？”
“没有问题，老总。只是我进来时别利亚耶夫说我身上的气味很难闻。”
“老总，自从上一次体能测试以来，廖沙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呢。”
“他刚刚完成了难度最大的体能测试，别利亚耶夫，而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祝贺你，莱昂诺夫。”
“这都是因为您帮助我过了关，老总。”
“啊，你知道吗，我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我每天一举一动都像个老年人。现在，我想，我要让这些年轻些人中的一个跟你们谈一谈，谈谈我们怎么把你们两个家伙弄回家来。老总通话完毕。”
八、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
瓦西里！
还活着！在这里！怎么会——？
“奥列格，停车！我说了，停车！”
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奥列格踩着刹车，把车开到山肩处，正好停在将公路和铁轨及其后面毫无特色的仓库隔开的沟旁。车还没停稳，科罗廖夫就跳出车门。他踉踉跄跄地蹒跚着，直到世界停止了转动，几乎一头栽进沟里。他是个工程师，却这样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老总，怎么了？”阿克肖诺夫叫道，“怎么回事？”
科罗廖夫不理他，小跑着去追赶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的一队劳改犯。他们排成一排，正被押解着向他刚离开的发射台走去。他觉得自己动作迟缓、笨拙，像在噩梦中奔跑的人一样。他的双腿就像是在齐膝深的淤泥里艰难地迈动着，可是灰色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片不毛之地，雪像雨一样少见。
“老总！嗨！”车门砰地关上，“发生什么事了？”
瓦西里死了，一定是。不可能没死。没有人能活下来，什么——在科累马待上二十年？即便他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在哈萨克的冬季给派到野外工地上干活也不会有好结果的。而且，瓦西里比他至少大了十岁。
科罗廖夫一边加快步伐，一边这么推断着，他的心狂跳着。“瓦西里！”他喊道，“等一等！”
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身份，疑惑起来：他告诉过瓦西里自己的名字吗？瓦西里会记得他的编号吗？哦，不幸的一天！没关系，没关系，瓦西里肯定能认出他的——除非吃饱肚子会完完全全地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瓦西里！”
队伍后面的一个卫兵转过身来，举起一只手发出警告。“不准靠近！”他喊道。
五十多名犯人没有一个转过身来，他们的好奇心早就给全部清除掉了，科罗廖夫知道这点，很早以前就知道。另一名卫兵解下他的步枪。
“停下！”奥列格一边飞快地从科罗廖夫身旁跑过，一边大声吼道，“这是总设计师的命令！停下！”
先前那个卫兵吹了一声口哨，囚犯们立刻变成了一群似乎多少年都没有走过路或是动过的一直站在路边承受风吹雨打的人，即便死了也不会倒下。
科罗廖夫喘着气，靠在阿克肖诺夫的肩上。
“老总，请别这样。您还想再发几回心脏病啊？安静下来吧。”
奥列格双手叉腰，低着头瞪着眼看着那些卫兵，他是想吓唬他们。“你们队里有个叫瓦西里的人吗？”
卫兵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同志？”
奥列格开始在队列前踱着步，时不时地叫着那个名字。科罗廖夫摇了摇头。这个幸运的人显然没有同政治犯打过交道——当然他自己除外。
“来，咱们跟着奥列格，”科罗廖夫对阿克肖诺夫说。“慢点儿，注意——慢点儿。”
“我就是那么打算的。”阿克肖诺夫说。
科罗廖夫现在想不起自己从车窗望见的脸是在队伍的后面，前面，还是中间，（要么是在云里？一丛杂草中？）所以他在走过那些囚犯时，盯着每个人的脸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瓦西里。但是当他往前走时，另外一个更加可怕的认识明晰起来。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呆滞的目光，长长的胡须，苦难的疤痕—一长得和亲兄弟一样。有谁能够区分得出他们谁是谁呢？
科罗廖夫在队伍前面停了下来，虚弱地冲着面前的卫兵微笑着，又回头沿着队列看了看。
“对不起，”科罗廖夫说，“你们都能理解吗？我真的很抱歉。我的朋友们，我想我要歇一会儿。”
在阿克肖诺夫和奥列格的帮助下，他低下身子，坐在杂草丛生的沟边，像星星的引擎一样疲劳①。
【①白天时看不见星光，好像是在亮了一晚上后，星星的“引擎”已经疲倦，无法发出足够的光亮。】
“走吧，”奥列格嚷道，于是在哨声中，这个让人悲痛的队伍又战栗着动了起来。卫兵在经过时看着科罗廖夫。他听见他们开始嘟囔这些科学家们变得多么古怪，成天价满脑子全是外层空间。科罗廖夫大笑起来，接着就被那天最剧烈的咳嗽攫住了。
“我去取车。”奥列格说。
咳嗽平息后，科罗廖夫用眼睛瞟了一眼身旁的阿克肖诺夫。“你的老总身体太差，”他说，“你想调走吗？
“当然，老总，把我送到月球上去吧。那个瓦西里是谁？”
科罗廖夫摇摇头，把大衣紧了紧。“一个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人。在劳改营里。”
“科累马劳改营。”
“是的。他在吃饭时倒下，给拖走了。我得到了他的一片面包，享用了它。可能我是为此内疚，我不知道。我猜他已经死了。我想他是死了。对，我肯定他死了。”
“他死去了，您活下来了。这没什么好内疚的，老总。您一直都在想着瓦西里吗？”
科罗廖夫笑了。“同志，在这二十年里，我一次都没想到过瓦西里，直到几分钟之前在车里才想起他。然后就想起了那一切。就像彗星一样，离开得太久了，大家都忘了，是不是？然而它一直在那里，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圈，现在又回来了。就像咱们这儿的奥列格一样可靠。是的，谢谢你，奥列格。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完。阿克肖诺夫。”
“什么，老总？”
“听我说。今晚我去莫斯科，回医院去。我希望一周后回来，或许要两周。卫生部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术，是痔疮手术。我下面出问题了。”
“严重吗？”
“严重。那是我的屁股，对吧？是的，我的屁股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打岔了。你还有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用喷气装置——”
“——探索宇宙空间》，有，老总，您知道我有的。”
“我离开期问，我要你把它重读一遍。仔细读每一个字。研究每一幅图。就当是你第一次读它，就当没有卫星，没有加加林，没有太空行走，没有宇航员。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呢，我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最近老得太快了，阿克肖诺夫，而且恐怕把你也带老了。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展望的新的奇迹，我们就又会重新品味天空，又会大为惊异了。”
九、莫斯科，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
卫生部长靠在消毒室隔壁的墙上，享受最后一支香烟。在光线已暗淡下来的走廊里靠近电梯的地方，挤着一群即将给他充当助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两个人朝他这边望过来，又回避着他的目光。
毫无疑问，他们是害怕在祖国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眼皮底下工作，因此正相互打气呢。他们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但他们清楚自己不会为了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做手术而在下班后让人急匆匆地送到这儿来的。他们知道勃列H涅夫主席亲自等候着手术的结果，这是卫生部长在简短的情况介绍会上告诉他们的。
现在他注视着他们，微笑着，宽容地摇着头，喷着烟圈。虽然这些辛勤工作的男女并没有意识到，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会特别紧张，这是情理之中的，他在写报告时会照顾到他们。他是国家的公仆，是的，但他也是人，能够理解、甚至原谅别人的弱点。他为自己的这一品质而自豪，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又最实质的特点之一。他最后吸了一口，把烟头在自己的咖啡杯里碾碎，满足地叹了口气。太糟了，云斯顿香烟这么难找……
医生和护士们现在一个个迟疑地走向他，小个子雷梅克医生走在前面。卫生部长曾经是１９６５年五一大阅兵时在检阅台上的高官中个子第三高的人。他一面往前跨了一步，一面挺直身子，高高在上地朝他们微笑着。“大家都准备好去消毒了吧，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病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雷梅克医生清了清他细细的喉咙，嗓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患气喘病的儿童吹喇叭吹出来的声音。“部长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怀着对您应有的崇敬，先生……我们想建议……建议，基于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建议您，或者说，也就是，我们，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我在等你告诉我，雷梅克医生。”部长低声说。他的眼睛在医生说这段开场白时眯了起来。
雷梅克神色绝望地转身朝着其他人。
一名护士走上前来说道：“部长同志，我们要求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加入到手术队伍中来。”
“维什涅夫斯基，”部长重复道。他应该猜到的。其他人不安地站在那儿。那名护士（他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回头他会查出来的）还在用挑战的目光看着他，“可是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会对这个手术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在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
“他做过好几十次这样的手术。”
“他的技术完美无瑕，部长同志，您该看看他是怎么做手术的。”
“这几年他没有像您那样的……公务缠身，部长同志。”是雷梅克，那个讨厌鬼。
“而且这名病人的安康既然对革命利益来说那么重要，理应由全院所有的最好的医生一起来为他手术。”
卫生部长笑了，抬起了一只手。“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忠告。我已经充分听取了你们的意见，而且会记在心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为什么不把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召来——因为你们知道，我办公桌上经手的许多材料都是保密的一旦是只说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必须考虑到安全因素。而且，在我看来，不管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的医术多么引人注目，毕竟他刚刚吃完晚饭，可能会受些影响。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你们先请……同志们。”
人们像一队劳改犯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消毒室。每个人都回避着卫生部长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只有那个护士例外。她的目光不仅含着轻蔑，还有鄙夷。卫生部长竭力忍住怒火，深吸了一口气。他推开门，身后的转门一次次地响着。
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和他的音乐评论家朋友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开着玩笑走出剧院时，警笛声越来越大了。
“不，不，你会比我先去的，我的朋友。”乐评家说道，“月球上会先需要外科医生，再过很久才会需要交响乐，至于评论家嘛？要是知道好歹的话，我们这些评论家们就都会待在下面，这里可供批评的东西要多得多。”
维什涅夫斯基大笑起来，在朋友的背上拍了拍。“说得好，说得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作家，每个类别的艺术家都应该是第一批上月球的人。谁能更好地把月球的奇观转述给我们呢？这个工作绝不能等摄像机去做，这点我是很肯定的。想到这个我的脑袋就发晕。”
“我们有客人来了。”乐评家突然严肃起来。
轰鸣着驶上环形车道的是四辆警用摩托，警笛鸣响着。车子一个急转弯，在巨大的台阶下面的灰色泥浆中停了下来。
“是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吗？”一位警官叫道。
“是的。”他说。朋友的手把他的肩膀抓得生疼，可他却心怀感激。
“手术室急需您去，医生同志。我们是来护送您的。”
乐评家如释重负，一屁股坐了下去，维什涅夫斯基则呼出一口浊气。
“谢谢你们，同志们。”他说，“我现在就去。”
他在手臂上抹肥皂时，可怜的雷梅克快得有点结巴地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维什涅夫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东问西问上，时间浪费得已经够多了。可是他不明白：肠癌怎么居然给错当成了痔疮？为什么他们不把手术停下来，找人帮忙，用上更多设备，而是好几个小时在他身体里瞎鼓捣？雷梅克唠唠叨叨地讲起手术台上那个可怜的人对国家是如何如何重要，于是维什涅夫斯基明白了。
“是部长。”他咆哮着说。
维什涅夫斯基冲进手术室时，那个该死的笨蛋连头都不敢抬，其他的人却都转过头看着他。他跑向手术台的脚步变成了小跑，又变成了走，一边注视着卫生部长和其他人。部长一边忙活，一边小声抱怨着，其他人则已经垂下了鲜血染红的双手。
维什涅夫斯基看了看病人，闭上眼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重新睁开眼睛。他走上前去，一把扯下口罩。
“我不给死人做手术。”他说。
独自一人待在外面，维什涅夫斯基很高兴天气很冷。他抬起头，想道，啊月亮，你知道什么是杀戮，骄傲，还有愚蠢吗？我们还是原来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好。
十、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２月
开始，阿克肖诺夫假装没听到敲门声。他想那只能又是尚达林，带着刚刚打出来的命令。尚达林喜欢亲自送达他的备忘录，这样他就可以看着那些部门负责人读，揣测他们的反应，为他们清楚理解了他的意愿而感到满意。在第一份备忘录送达之前阿克肖诺夫就清楚了他的意思。至少从老总下葬的那天下午，当尚达林坐着勃列日涅夫的专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清楚了。
老总的用“老七号”将运输燃料的飞船送达轨道的计划已经被弃之不用了。对于尚达林来说（而且大概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如此），这一设计不够引人注目，不够具有决定性意义。取而代之的，尚达林本人的庞大的“质子号”，设计功能可以携带上亿吨级当量的的弹头，将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把宇航员们送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尚达林所钟爱的“质子号”的后裔Ｇ－Ｉ，目前尚处于理论阶段，会在次年将重新设计过的“联盟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至于老总那太过细致的计划——每次测试新的“联盟号”的一项性能，循序渐进的系列试飞——尚达林一笔勾销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样一来，这艘完全翻新的飞船将能够在一年——或不到一年后进入轨道。
阿克肖诺夫刚一意识到老总的继任者的计划有多么凶险时，他惊呆了，甚至忘记了发怒。他反而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轻声笑着把卷宗丢到会议桌上，纸页像花瓣一样从文件夹里飘出来。他说，“这不可能。”
文件夹在尚达林面前停了下来。尚达林坐在长长的桌子的一头，他错误地以为那是老总的座位。（老总开会时都是踱来踱去，从不坐下来，其他人坐在哪儿，或者坐不坐，他从未在意过。）
“不可能？”尚达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说八道。你难道忘了，同志？人造卫星是不可能的。载人宇宙飞船进入轨道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做不可能的事，阿克肖诺夫同志。现在我们要做得更快，效率更高，就这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的剪报。已经有两张这样的剪报由于一遍遍地被翻开，阅读又合上而在他的手中成了碎片；好在《真理报》并不难找，即使是在拜克努尔。“您读过这篇在老总去世时讴歌他的文章吧，尚达林同志？“
“我当然读过。你每三天就冲我扬扬它，我怎么会不读呢？”
“据我所知，”阿克肖诺夫接着说道，“这是老总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想想吧。在二十年，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苏联太空计划的指导天才——甚至在政府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空计划之前就是了。可是有多少苏联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每天都在他身边工作的追随者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他的宇航员知道他的名字？老总在乎这个了吗？他在意自己默默无闻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克肖诺夫？今天你没事干，我可还有工作要做呢。”
“我没什么意思，尚达林同志。你才是表达意思的人一一很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意思。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的目的到底是将人送上月球，还是让你的名字臀上《真理报》的头版，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牺牲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
尚达林站在那儿，微笑着，收拾起他的文件，慢慢地从桌子那头走了过来。他拍了拍阿克肖诺夫的肩膀，朝前倾过身子，直到两人的鼻子都碰在一起，他以一种温暖的父亲般的嗓音说：“不是很多年以前，我指挥了一次效率高得多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我枪毙了好几个傲慢无理的下级。”
“真奇怪，你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枪杀老总呢，”阿克肖诺夫回答道，“既然他一直知道你是个暴君，是个傻瓜。我很惊讶你还不够强大，没能把他埋在监狱的雪里，而只凭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进入太空。”
因此现在，阿克肖诺夫不想开这扇门。他靠在背部特别凹陷的沙发椅上读着剪报，随他敲去。咚，咚！可这敲门声听来不像尚达林不耐烦的扣击，也不像克格勃的人傻瓜似的猛烈敲打。这敲门声温柔又持续，好像敲门人会站在小屋门廊上，一直站到最后审判日，坚信他的门不会白敲似的。阿克肖诺夫咆哮着向一堆脏衣服踢过去（现在洗衣服还有什么用？）忽地打开门。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这是个体型宽大，矮胖，长得很好看的约五十岁的女人，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少女式的大辫子。大大的鼻子，深陷的棕色眼睛。她怀里抱着个很大的用胶布封口的薄纸板盒子。在她身后，在车道的尽头，奥列格立正着站在车旁。
阿克肖诺夫吃惊得眨巴着眼睛，瞧着这两个人。
“是阿克肖诺夫同志吧？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可是我今天晚上必须回莫斯科。我是尼娜·伊万诺夫娜·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老总的妻子。”
“他的妻子！”阿克肖诺夫大声叫了起来。
她弯下腰，把箱子放在门廊上他的脚边。她直起身来，微微地悲哀地笑了笑。“您用不着费劲掩饰您的惊讶，同志。我知道我丈夫在这里从没谈起过我。他说过，尽可能地把他的家庭情况保密，这样做安全得多。”
“他的家庭！”接下来太阳和月亮就会为统治天空打起来了。
“我敢肯定我对您的了解大大超过您对我的了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每次回莫斯科时都会提到您。他说过他对您比起他对任何一枚他设计的火箭都更有信心。”她朝盒子点了点头，说，“这里有一些他的私人物品。我很肯定他希望让您来保存它们。”
“私人物品。”阿克肖诺夫无力地靠在门口。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场谈话里是多余的。“请原谅我的失态，尼娜·伊万诺夫娜。您不想进来避避寒吗？奥列格，你也来。请进来，我给你们沏点茶——”
她摇了摇头。“对不起，可我必须走了。直升飞机等着呢。再见，阿克肖诺夫同志。谢谢您对我丈夫的帮助。”她以对于一个大块头妇女来说很不一般的优雅步态走着，在他还没回过味来之前，已经下了一半的台阶。
“等等！”他喊道。
她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她脸朝着上了冻的院子，颤抖着。
“请等等，我不明白。我有那么多话要问您，有关您的家庭，有关老总——我是说，有关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您知道，他对我，对我们那么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对他的了解又那么少。那么少。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您他在这里是什么样，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宇航员们多么敬重他，您根本不知道。您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请进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她脸朝着他说，“您看不出来吗？您想像不出对我来说来这里有多难吗？来看这个毁了我丈夫——也毁了我的地方。年复一年，阿克肖诺夫同志，大约每月一次，预先没有任何通知，我的电话铃会突然响起，而我会立刻拿起话筒，因为我们的公寓很小，而且我睡得很轻，然后我就会下楼去，看着我的丈夫爬出一辆满是士兵的汽车——他动作那么慢，哦，那么慢，就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我从没见过他不是筋疲力尽的样子。他和我会坐在楼梯脚，说上一个钟头或者更久的话，直到他攒够了力气爬上楼去卧房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满载士兵的汽车就又会出现在那里，把他带走。回到这个地方。回到你们大伙儿这里来。您明白吗，阿克肖诺夫同志，为什么我现在不跑过去拥抱您？”她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院子里，接着说，“很多年以前，我丈夫给送到西伯利亚时，我都快疯掉了。我以为我失去他了，以为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猜对了，同志。我猜对了。”
“您丈夫是自由的。”阿克肖诺夫说。
“您怎么想我管不着，”尼娜·伊万诺夫娜说，朝门廊上的包裹点了点头，“我已经把我能给的全给了您。现在我必须回家了。”
她走到车子前，奥列格打开车门。就在她跨进车门之前，她喊道：“尽量睡点觉，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老是担心您，因为您工作得太晚了。”
阿克肖诺夫跪在包裹旁，双手在平滑的胶布表面摩挲着，想找一个缝口，而汽车发动了起来，载着奥列格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开了。他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十一、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
阿克肖诺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怎的，站在控制室门口左右两边的两名士兵本来已经像一对导弹拖车一样身体笔直、面无表情了，却能在总理进门时啪地立正。屋里每个监控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站了起来，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没受过训练，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两个士兵深刻。
总理身穿一套剪裁得很好的西服，站在陪同他的一身戎装，在勋章、纽扣和肩章的映衬下很是精神的泽利多维奇将军身旁，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总理向每个人点了点头，示意人们坐下。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坐下，接着工作起来，尚达林和阿克肖诺夫例外，他们随着两位高官走到房问最里面。
阿克肖诺夫知道自己的腋窝处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也知道自己一天多的时间既没洗头，也没梳头。他为自己有这些想法狠狠地骂自己。可怜的诺维科夫这会儿会是什么模样？那个为他煮比什·巴麦可的诺维科夫，那个告诉他在太空感到不舒服并不丢脸的诺维科夫，诺维科夫现在正身处地狱般的轨道，在惊恐中呕吐着、翻滚着。
“这是个巨大的荣誉，总理同志，”尚达林说道，有些过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您对这次行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会为诺维科夫同志的表现锦上添花。”
“愿意尽我的一切力量，同志。”总理说着，轻轻地抽出手，他俯视着递降的一排排桌子和仪器面板；远处墙上的巨大的显示屏，脚下乱丢着的三明治盒子和茶杯，还有角落里的茶炊。他的鼻子稍稍皱了一下：阿克肖诺夫琢磨，他是闻到了汗臭味呢，还是糟得多的绝望的气息？
“请告诉我麦克风在哪里，还有目前的情况如何，”总理说，“请用我这个门外汉能理解的语言说。”
尚达林把自己的豪华座椅推出来，从阿克肖诺夫的脚趾头上压过，打手势请总理坐下。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台清理了出来，只留下一个麦克风和一座小型镀金的列宁半身像，总理把它推到一边，好打开他的公事皮包。
尚达林瞟了阿克肖诺夫一眼，后者接到这个暗示说道：“诺维科夫同志已经环绕地球飞第十八圈了。因为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坏了，他的飞船的电量已经很低，因此大多数自动系统无法运行，情况很危急。他已经试了半天，想手动为飞船导航以返回大气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通过无线电让他对飞船进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