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见蜂蜜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阿诚。自从六六年我在老公馆的吊床上第一次教他自渎，我们再次相互拥抱已经是他来到东北林场之后了。那个秋天，我常常带着他在库叶岱彼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散步，阳光穿透枝叶照射在我们身上，十分温暖美好。他是林场最小的知青，看起来像个孩子。黎叔心疼他，怕他吃不好，便送给他一罐蜂蜜。那蜂蜜竟然还是上海的品牌，橙黄色的标签纸上印着“冠生园”三个红色大字。若是在上海时，我是不会把这样廉价的蜂糖拿给阿诚吃的，但当黎叔在物资如此贫乏的东北送给阿诚这样一瓶家乡的甜食，阿诚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我欣赏阿诚的一点，他懂得珍惜，知道感激。不像明台，大姐的珍珠项链到他手里，就像扔个小玩意儿一样丢到了一旁。
那个时候的林场，天气刚刚入秋，不算冷，但叶子已经黄了。我和他坐在金灿灿的树冠下、金灿灿的阳光里，库叶岱彼积累了千年的厚重的落叶层就像床铺般柔软。我帮他拧开冠生园的盖子，他伸出手指去蘸里面的蜂蜜糖，糖浆的汁液顺着他的手指流下去，滑到细瘦的小臂上。
他忘记带勺子了。
他把自己的下巴、胸口弄得一团糟。他吮着自己的手指，然后问我要不要吃。我终于忍耐不住，我靠近他，捧着他的小手，舔着他手腕上的蜂蜜。然后，我逗弄玩儿似的舔着他的下巴，他的嘴角。他嬉笑着推开我，说，大哥你要吃就从罐子里吃嘛。我舔舔嘴唇，问他，大哥离开上海这两个月，你有没有想我。他羞涩地说，有。我将蜜糖拿到了一边，将他抱到了自己的腿上。在他耳畔沉声问，哪里想我？我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脑袋，问，是用这里想我吗？然后又将手掌摸上他的心口，问，还是用这里想？他在我怀里不安地扭动着，最后，我在他的低呼声中将手覆住了他短裤的裆胯，问，是不是这里想我了？
我抚慰他。他毫不反抗。他身上的蜂蜜香气让我迷失。我吮着他蘸着蜜糖的下颌，故意用嘴发出很大的声音。他感到羞耻，他闭上了眼睛，睫毛因快乐而抖动着。最后他叹息，啊，大哥，我好想你……
文工团在沈阳的演出很快便结束了。我们转道去旅大市。那是一个位于辽东半岛上时髦的港口城市。她曾经历过不少战争的洗礼，特别是苏联的入侵。直至一九五五年，苏军才彻底撤离了辽东半岛。而旅大市实则是旅顺与大连两个城市合并的产物。老一代人，仍旧将旅顺与大连分摘得很清，甚至多数人依旧沿袭俄文旧称，叫这里“达里尼”。
无论如何，阿诚很喜欢这里。我便拖延了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文化宣传队不演出，或者没有什么劳什子的批斗大会时，我就会带着阿诚到旅顺港口坐船，然后在黄金海岸的礁滩上、那冰凉的海风中打排球。最后我再带他去中山广场吃点心，给他买了一套他一直想要却根本无法在第八林场这种穷乡僻壤买到的画具。
当然，这些我们都要瞒着文化宣传队的人。但我刹不住车，每次都要带他玩耍到天黑才回到旅馆。阿诚似乎渐渐接受了我革委会副主任的新身份，毕竟我总是让他在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尝到甜头。他开始像以前一样粘着我，听我的话，乖巧并且惹人怜爱。
我与他之间的触碰变得更加大胆与深入。我开始将手指伸进他的嘴里，模仿着媾爱的姿势进进出出，挑动着他柔软的小舌，看着他哼吟着将口水流到下巴上。我开始带着情爱意味地推挤着他的前胸，听他无力地反驳我说，大哥，我不是女孩子。我便极其下流地问，你怎么知道女孩子喜欢这个？当他再想进一步拒绝我，我便全身而退，在他快要得趣时一下也不碰他。我知道他会立即急切地钻进我怀里，答应我所有过分的、越界的要求。有几次，我将我的下面滑进了他的股间，在他细嫩而敏感的皮肤上疯狂地磨蹭着，我几乎以为我已经进入了他。他哭叫着，抓紧了淡粉色的印着“消灭帝修反，世界一片红”的毛纱枕巾，他求我慢一点。我让他用法语、俄语两种语言请求我，我说我要考考他，学习得怎么样。他照做了，他声音颤抖着说出那些带着魔力的外国词语，像初生羽毛的幼鸟寻找外出觅食的双亲。
每次事情结束，他便眯着一双迷蒙的眼睛躺在我肩上。他的身体依旧敏感，我使坏地碰他的腰一下，他便会轻轻地叫一声。有时我为了听他这样叫，会一次又一次地触碰他，最终再次挑起他的兴致。
我这永远不满足的小宝贝……
等到我们回到了第八林场，春天已经到来了，万物复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变化最大的，是林场的政治局势。
第八林场在上级的指示下与附近的库叶岱彼油田，以及长白织作厂合并为一个工作单位，改名为第八生产大队。而王天风也一跃升级成第八生产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以及第八林场的党委书记。
他见到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递给我一个写着“死间计划”的黄色牛皮封袋。然后他对我说：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不久后，我接到大姐加了密的来信，她告诉我上海形势不好，她想把明台送出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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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章开始，我不能这么污了。太过分了。
深夜暗搓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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