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标语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汪曼春还将此事捅到了上级，即使我觉得怀疑一个孩子十分可笑，但我不得不放手让她去做，因为一旦我阻拦了，那么我就是反革命帮凶。
汪曼春将苗苗押到了拘留所——不用我解释也知道这拘留所必然是王天风的产物。汪曼春先是用糖果哄骗苗苗，让他承认这是他写的。梁仲春到底也算是家教不错，苗苗硬是没承认。汪曼春一气之下便将他关了起来。
得知自家儿子被抓的梁仲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来，他在拘留所外破口大骂，说汪曼春不是东西，连孩子也要折腾。梁仲春的老婆更是在拘留所门口哭闹，惹得不少人围观。汪曼春根本不理睬。她在上海搞运动搞出了经验，明白该心狠的时候就不能手下留情。
我知道，汪曼春是想把和她分庭抗衡的梁仲春给踩下去。直到如今，我们也没闹清楚到底是谁写下了那行反动标语，但苗苗很争气地没有屈服在汪曼春的威逼利诱下。
苗苗在拘留所里呆了三天三夜，汪曼春饿了他三天三夜。她把他扯到长白县城去，让他和县城里的黑五类们一起跪在台子上接受批斗，才只有八岁的苗苗细细的脖颈上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犯”。梁仲春过来求我，我只能让阿诚给苗苗送一些吃的，陪着苗苗说说话。梁仲春也知道我的难处，我是资本家后裔，能混到如今这个位置还没被人扳倒已实属不易。
后来，事情闹大了。汪曼春带着苗苗去了刑场。刑场实际上是后山不远处的一片开阔洼地，是长白县城及周边地区执行死刑的地方。当夜，汪曼春将苗苗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那些犯人被绑着，没捆苗苗。对面的一排人举着枪对着他们，汪曼春亲自端一杆枪对着苗苗。梁仲春被压制在一边，他大叫着骂着汪曼春，而汪曼春则想逼他，逼他承认是他叫苗苗写的反动标语。围观死刑的人里还有朱徽茵等人，他们立即骑车到我和阿诚的宿舍外，叫我们快去救救苗苗。我和阿诚赶到的时候，正听见汪曼春大喊一声“放”！我丢下自行车便冲了过去。
枪声响起，一排死囚像柜子一样“哐哐当当”地栽倒。苗苗跪在沙地上，惨白着一张小脸。我的手紧紧攥着汪曼春的枪杆，那枪杆被我抬得很高，她没有打中。梁仲春冲了过去，抱住了苗苗。苗苗仰起脸问他，爸爸，我死了吗？梁仲春含着眼泪，说，他们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没死。我勒令汪曼春不许再关押苗苗，也不许再打扰梁家人。我告诉她，如果她用这样的方式都没使一个孩子开口，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无辜的。汪曼春被我严厉的神情唬住了，她心有不甘地同意了。事后汪曼春虽同我讲她当初并没有打算枪毙苗苗，但我永远记得那滚烫的枪杆传达到我手心里的热度。我对汪曼春最后一点好感也随着那在寒夜里逐渐冷却的枪杆而消散了。
那夜，我带着被这阵仗吓坏了的阿诚回到宿舍，才猛然想起这也是阿诚第一次见到执行死刑。他背后的衬衫被冷汗浸湿了。他问我，大哥，我们会死吗？
在苗苗的死刑“陪绑”事件后，林场很快迎来了难捱的寒冬。梁仲春登门谢过我一次，他提着一只烧鸡和一捆鼎丰真的酥香大麻花。他说他老婆身体不好，冬天来了，想向我请个假准许他老婆回长春去养病。我当然知道梁仲春在想什么，他想让他的家人躲得远远的。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爱人所在的织作厂，向厂长求了张假条。大队里人人都知道苗苗被误抓的事，谁也不想再伤害这个可怜的父亲，假条很快批下来。我告诉梁仲春，让他爱人带着苗苗到长春休养吧，等开春返工时，就别再带着孩子回来了。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一九七二年了。回首一看，我竟与阿诚在这边境山林里流放了六载有余。此时的阿诚已经是一个发育得健康漂亮的十七岁少年了。他修长的四肢懒散地舒展在我怀里，柔软的碎发散发着洗发水的清香。林场的劳作让他的肌肤晒成性感的蜜色，微微翘起的下巴和淡粉色的嘴唇让我心旌荡漾。他同我亲昵时，总是用那双健美的长腿缠着我的腰胯，因变声期而变得低沉的声音在我耳畔说着幼稚可爱的情话。他的臀……他在我怀中的每一个扭动都让我浮想联翩。他变得如此美妙，我简直想把他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不让任何人染指。即使谁和他多说上几句话，我也嫉妒得发狂。
第八生产大队也在近几年发展得很好。几个小村落和县城随着知青人数的增长而悄悄出现在库叶岱彼山附近。林场已经不再像我们来的那年一样孤零零地生长在山野里，我们被并入长白县，一条崭新的公路缩短了山林到县城的距离。但经济的发展也有它的弊端，原本远离人烟的林场正逐渐被卷入城市的革命漩涡中。
一九七二年的春节，三年杳无音讯的明台敲响了我和阿诚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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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和《夏天》这两篇文章与《鳏夫独白》在剧情上相连接，但在时间线上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夏天》是文革后楼诚二人的归宿。但年龄大小以及明台的身份背景都是不相接的。请不要误以为这三篇文章在一个时空体系下。
《鳏夫独白》是HE，最后重复一遍。
说实话真的很不喜欢被问结局到底是HE还是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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