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我没有按时完成认罪书。我本以为我会遭受一场诘难甚至刑罚。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审问我的革委会委员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出席。我感到奇怪，直到早上本应响起的《东方红》变成了《哀乐》，我这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今天去世了。
大街小巷哀嚎遍野，一个泱泱大国竟在一夜间阴云笼罩。但提篮桥监狱里是寂静的。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在冷笑。大姐又来了。她的手臂上带着一个黑袖箍，她也为我带来一个，并用曲别针帮我别好。她说，他死了，明楼，我可怜的弟弟，你就要熬到头了。我大姐最近变得很消瘦，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人都变得很消瘦。再加上那蓝扑扑、灰蒙蒙的破棉袄，贫苦的中国人被外媒称之为“蓝蚂蚁”实在无可厚非。我问大姐，我这还在监狱里呢，怎么可能熬得到头？大姐若有所思，她喃喃道，快了，快了……
即使大姐对我出狱一事抱有极大的信心，但认罪书是不得不继续完成的。说回到四年前，汪曼春被长白县县革委会缉拿归案。这件事让我很担心，非常担心。我担心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汪曼春出事，而是害怕她被逼急了反咬我一口。
汪曼春在林场的这几年里不断地和我接触，我知道她还希望将我们的爱情死灰复燃，但我与她之间已经不会有任何可能。她在察觉这一点后，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支开我身边的所有女性，似乎宣言她得不到的男人其他女人也不可能得到。她的怀疑逐渐从林场蔓延到我在上海和北京还有来往的女同学，在一无所获后，她将目光落在了阿诚身上。
我承认，我和阿诚在公众场合的举止有时候会略微过了一些，毕竟我面对他，总是很难控制自己。林场的人大部分比较简单，不会往那方面去遐想，我便有些肆无忌惮。但汪曼春不是这穷乡僻壤长大的，更何况一个善妒的女人总是疯狂的。汪曼春曾经暗示性地和我提过几次，说，阿诚都这么大了，你不该总是像逗孩子一样抱着他。她说完这句话，阿诚便惶恐地从我膝头跳下来，有些慌张地站到一边去。他这样的举动不但没有减轻汪曼春的怀疑，反而越描越黑。不过，如果汪曼春仅仅只是怀疑，我还不会因她被捕而心惊肉跳，她后来还曾在浴室撞到过我们。
林场的公共浴室是分时段的。晚上六点到九点是男浴，九点一刻到十二点是女浴。我和阿诚常常为了避免人多，都会在男浴快关闭时一同洗澡。浴室里的每一个隔间都用简陋的塑料帘子隔着，我和阿诚刚进浴室不久，她便突然闯了进来。我觉得她是提前预谋好的，因为当她看到我和阿诚从同一个隔间走出来时，她的脸色难看极了。从此，她不再粘着我，每每见了，她只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我和阿诚。她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仿佛随时会毁了我们。
浴室事件没过多久，汪曼春就被革委会的人抓走了。
那天清晨，汪曼春甚至没有梳洗的时间便被人从床上拽到了押送车上。我和阿诚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三个小时后了。按理说，匿名举报信至少要经过几道审核、花费个几天才会被执行。很快，作为汪曼春的长官，我接到了县革委会的电话，要我去一趟县城，协助审查。同我一道去的还有汪曼春的同事梁仲春。
显然，梁仲春是不会给汪曼春留活路的，他定要报了当年苗苗的愁。我知道我无法力挽狂澜，汪曼春必死无疑，我只能将她往下踩得更深，她才或许没有喘息的机会将我与阿诚抖出来。毕竟在这个年代，妻子检举丈夫、儿女检举父母、兄弟检举姐妹……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人咬得鲜血淋漓。
当梁仲春一脸快意地从问询室里走出来后，我闭了闭眼，推门进去。一进了房间，我看到一头乱发，形容狼狈的汪曼春。我是同情她的。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除却我想隐瞒我与阿诚关系的私心外，我也想惩罚汪曼春。她在上海闹革命时让很多人家破人亡。因果报应不信不行。汪曼春望着我，眼里充满了乞求，她说，师哥，救救我，梁仲春胡说八道，他要害我。革委会的人让她闭嘴。他们客气地邀请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告诉我听到问题后，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所有问题提完后，我可以进行补充检举，检举到位，有奖励。
他们问我，明楼，你和汪曼春是不是谈过恋爱？我说，是。
他们问我，明楼，你和汪曼春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说，没有。他们看起来很失望。
他们问我，明楼，汪曼春是不是大资本家汪芙蕖的侄女？我说，是。那她有没有和汪芙蕖划清关系？我说，有。
革委会的人见我说的都是实话，“不配合”他们的调查。于是他们又将问题问了一遍。他们问，你和汪曼春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犹豫了一下，看了汪曼春一眼，然后说，有。革委会的人笑了，继续追问，当时她还是处女吗？我闭上眼睛，说，不是。革委会的人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总结道，那她不仅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个破鞋了。
汪曼春叫我，说师哥，你不能害我啊！我不说话。
革委会的人继续问我，汪曼春有没有和汪芙蕖划清关系？我说，没有，他们依旧沆瀣一气。
他们问我，明楼，你还想不想和这个资产阶级当权派发生性关系了？我说，不想了，当初都是她骗我。
汪曼春呆滞地跌坐在地上。
他们问我，明楼，汪曼春是不是经常听小布尔乔亚阶级的歌曲？跳小布尔乔亚阶级的舞蹈？我说，是。
汪曼春突然爆发了，她喊道，我也要举报！我要举报明楼！我没有和他上过床，他是同性恋！他是鸡奸犯！
我冷汗倒流，冰凉的手掌紧紧攥着椅子的扶手。革委会的几人不怀好意地看向了我。他们问我，她说的是真的吗？你是同性恋？你是鸡奸犯？我说，我不是。我如果是同性恋，我为什么要操这个破鞋？
我故意用了“操”这个字眼。革委会的人很喜欢。他们不再理会汪曼春的叫嚷，反而问我，明楼，你说汪曼春这样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破鞋，是不是该枪毙？我说，该，太该了，应立即枪毙。
汪曼春颤抖着，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当我走出问询室后，梁仲春凑上来，他贼眉鼠眼地说，她这回死定了。我感到羞愧，我觉得我自己十分肮脏，我毁了一个人。即便那个人该死，但这的确是我间接将汪曼春送上了断头台。
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和梁仲春在傍晚时分回到了林场，当我看到宿舍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阿诚时，我忽然释然了。我想，即使我成为一个连自己的瞧不起自己的恶人，但只要能保护阿诚，只要能保护我的家人，一切都是值得的。
汪曼春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的那个除夕夜被枪毙的。当晚，第八生产大队的文工团开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在《喀秋莎》的热闹歌舞里，我的耳畔仿佛听到了一声冰冷的枪响。
正月初一，明台来给我和阿诚拜年。他进屋摘帽，得意地笑着，然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哥，汪曼春被我搞完蛋了，我帮大姐报仇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