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春天。风从西北狂卷而来，穿过西伯利亚，穿过内外蒙古，穿过黄土高原——携带着饱经历史沧桑的黄沙，将这个四朝古都包裹在肮脏的空气里。
但就是在这样的城市，我遇到了阿诚。
我本是一个上海人。家中几代经营实业，我的父母在建国前是上海滩顶顶有名的红色企业家。但我幼年丧父、童年丧母。我是被我大姐明镜一手带大的。
一九五三年，三大改造开始，明家几乎在这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大旗挥舞下丧失了全部产业。但树大根深，明家这个百足之虫还是在我大姐的努力下死而不僵。我依旧拥有比同龄人更优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孩童少年更良好的教育资源。
在上海念中学时，我曾与汪家的小女儿汪曼春有过一段爱情。但幼稚的爱情很容易被掐断在萌芽中。汪家与明家是宿敌。我大姐明镜红着眼眶在家中祠堂里让我罚跪，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我。问我父亲临死前是怎么告诫我们的。
明家三代不与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
我从祠堂出来后，便再也没有与汪曼春相见。大姐倾尽全力给了我体面的生活，我不该为一短不成熟的恋爱让她伤心。
舒适的环境容易让人迷茫，也容易让人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
一九六二年，我十七岁，我进入北京大学。在那里我加入了一些红色学生组织。这些青年精英的热血与崇高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蓝衣社。我与他们搞过一些活动，譬如批四旧、反小布尔乔亚的生活作风……这种运动的气氛让我很舒服，让我第一次感到融入了集体中，即使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是罪恶，但乌合之众的责任分散，让我产生了持有免罪金牌时的暗自庆幸感。
后来，我遇到了阿诚。
我大姐是不忍心我去住脏乱狭窄的学生宿舍的，她为我在西四附近租了一套小四合院。当她听闻我不会做饭，终日外食后，她便安排家里的老仆人桂姨来到北京照顾我。
桂姨是带着她的孩子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的。那个孩子便是阿诚。
桂姨的孩子我与大姐明镜、小弟明台是早有听闻的，但一直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桂姨在早年间太过于保护阿诚，不让阿诚到明公馆来受我们的“颐指气使”，我本该在上海就与阿诚相识的。但此时也不晚，阿诚这一年只有七岁。
那是一个初夏凉爽的傍晚，我从学校回来，一踏入那间小四合院，便闻到了熟悉的桂姨炖的松鼠桂鱼的香气。我走进小花园，看到一个白净的男孩正提着花洒给我的君子兰浇水。春末夏初的君子兰是极易生虫的，我看到他温柔地摘去叶片下面的虫子时，忽然想要冲进房间拿起我的相机将那一幕拍下来。
“大少爷回来啦！”桂姨将那个男孩扯到了一边，“阿诚，叫大少爷。”
阿诚放下了花洒，用他湿润的像花鹿一样的双眼望着我，轻轻说：“大少爷。”
我本想留桂姨和阿诚在四合院里住，但桂姨硬要搬出去，说是我大姐给了她租房的钱。我看了看这间小院，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储物室。若是真要留这对母子，恐怕要让他们睡到厨房里去了。我便不与他们再争执，只是从自己的零用里拿出一笔款子，要他们租个好些的房。
“北京的房子老，比不得上海干净。不要委屈了孩子。”
桂姨接过钱，连连谢过。我要桂姨常带阿诚来玩，桂姨支支吾吾，好似不愿意。倒是阿诚回答说，他怕打扰我学习，不过白天时会来这里帮桂姨清扫清扫的。这孩子就像一个幽灵，我但凡在天黑后到家，就见不到他的踪影。不过自从他来了，我的君子兰倒是生得越来越好了。
有一日学校里的老师被校党委会叫走了。我早早地回了家，正好逮住了正在四合院门口逗弄野猫的阿诚。野猫被惹急了，抓伤了他的手，手背上出了三道血痕。我鬼使神差地将他抱了起来，带他进了我的卧室。我细致地给他清理伤口、上药、消毒。他惶恐地看着我为他做这一切，担心地透过窗户望向厨房，生怕他妈妈批评他。
我跟他说，我会保护他，没有人能欺负他，包括他的妈妈。
阿诚听到这句话时，眼睛亮闪闪的，他伸出他的手，轻轻抓了一下我上臂的衬衫褶皱，然后仿佛怕我会不高兴似的，又“嗖”地将手划开，指尖隔着衬衫布料触及我的皮肤，引起一串细微的战栗。
那年春节，桂姨的一个亲戚去世了，她要回上海奔丧，同时，之前收养阿诚的孤儿院院长也病重，桂姨出于感激，也想回去看看她。她本来是想带阿诚一起回去的，但阿诚不知怎的，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经不起舟车劳顿。我本来与几个同学要一起做一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课题，春节便留在了北京，听闻桂姨的难处，我主动承担起照顾阿诚的任务。
在桂姨为难和愧疚的道歉与道谢下，我开车到北京站，送走了明家的这位老仆人。当我再回到我的小四合院时，阿诚正静静地趴睡在我卧室的床上。
小孩子得的肠胃性感冒最难治愈。我厨艺不精，但做出的粥饭菜肴他都会很给面子地吃得一干二净。我给他念故事，听他说他上过一年小学，我便教他练字。他坐在我的膝盖上，软软的头发搔过我的脖颈，我握着他的手写字，他的手骨肉均匀，如果长大了一定是一双美丽的手。
我问他，你喜不喜欢和我一起生活。他点头。乖巧的模样把明台甩出十几条街。我又问他，你喜欢和我在一起还是喜欢和你妈妈在一起。他思索了很久，然后羞怯却真诚地说他喜欢和我在一起，但妈妈对他也很好，他将来要好好报答妈妈的。
那一刻，我非常羡慕桂姨。
除夕夜，我们在北方白皑皑的雪地上放烟花。阿诚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雪，他说，他要是能一辈子住在有雪的地方就好了。然而，那时的阿诚并不知道，五年后的我们就在东北那个被冰雪覆盖的林场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
初四那天，桂姨就回来了。她看起来心情很不好，从我家带走阿诚时的动作也有些粗鲁。之后，直到元宵节，我都没见到过阿诚。
正月十五那天，我坚决要求桂姨把阿诚带来一起过节、吃大姐托人送来的上海汤圆。上海汤圆、德国相机、美国苹果、比利时的巧克力……大姐总是会想尽办法给我弄来最好吃的、最好玩的物件。熟不知这些新鲜宝贝在多年后成为了她“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生活”的罪证。
桂姨勉为其难地将阿诚带来了。当我见到忽然瘦下许多的阿诚时，我开始觉得不妙。当我发现阿诚一直低着头，毫无平日的神采时，我知道他一定出了什么事。可是我问他，他却一味地摇头。我发现他呼吸好像有些困难。
可是我的写字台上的钢笔总是灌满了墨水的，他是每个白天都来我家做工的。我从不让桂姨进我书房，却给了阿诚一把钥匙，让他来我书房练字。他当时不愿意，我就开玩笑说来帮我给钢笔灌墨水。没想到他一直做了下去。
我问桂姨，阿诚怎么了。桂姨支支吾吾，只说之前生病可能病根未除，也许有些胸闷吧。我想说让我来带着阿诚去医院检查，但我知道桂姨是个不爱麻烦雇主的佣人，我便决定，明天偷偷将阿诚带去解放军胸科医院做诊察。
不查不要紧，一查却把我吓了一跳。阿诚身上有多处被人殴打的痕迹，肋骨骨裂。我质问他这是谁弄的，他却哭着求我不要告诉他妈妈。
桂姨，我从来没想到她是个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
他头一次哭，哭得又那样凶。我只好骗他说不告诉桂姨。但我已经决定将那个女人逐出门去。
那天，我带着他做了所有的检查，治疗了开放性的伤口。便抱着他去逛大栅栏，吃烤鸭，吃糖葫芦，吃北京小吃。然后带他去瑞蚨祥做了一套夏天的衣服、一套秋天的衣服、一套冬天的衣服、一套春天的衣服。他似乎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从没摸过那样滑溜的布料，他看我的眼神里都充满了胆战心惊。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和我一同生活，不再和那个女人一起，我便让他天天吃这样的饭食，天天穿这样的衣服。他望着我，用一种期待被救赎的小心翼翼的目光。我说，我们今晚不回家了，我带你去正乙祠看戏，看完了我们睡在北京饭店莱佛士，明天早上吃老莫斯科的早午餐。
他惊喜坏了，和我从大栅栏走去正乙祠的路上，一直紧紧抓着我的手，生怕我丢下他似的。
那天晚上，我从饭店打电话给大姐，告诉了她桂姨对阿诚的作为。大姐愤怒之下立即打电话到四合院，告诉桂姨让她马上消失。
第二日，当我牵着阿诚回到家门口时，远远的便听见桂姨站在巷尾大骂。这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使尽了一切办法在我门前撒泼打诨，街坊四邻指指点点，小声议论。我恼火得不行，我告诉桂姨，如果你要折辱一个孩子，你要虐杀一个人，我就偏要他成才，成为一个健康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辜负你抱养这个孩子的初衷！
桂姨来来回回同我们纠缠了整整十天，终于，在正月快要结束时，她走了。
我抱起阿诚，对他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大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