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阿诚小时候是不爱坐火车的。火车很挤，声音嘈杂，气味也不好。于是我总会想办法弄一张靠窗的位置，让他坐在窗边，用我的身体为他隔开外界的一切。他在我怀里，戴着个大大的口罩，火车一开动他就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地因晃动轻撞着窗玻璃，我怕他撞疼了，就伸出手臂，将手掌垫在他的脑袋和玻璃之间。他睡得很踏实，而我却要一连好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姿势不动。
如今我再次坐上列车，身边却已经没有了他。
旅途是漫长的，特别是你有强烈的期待和焦灼的心情时。现下我只好掏出纸笔回忆我与阿诚的种种。当年我被转往提篮桥监狱时，阿诚已经知道我认罪的事了。他恼怒地写了十几封信给我，质问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牺牲。他在心里说，大哥，我的命是你给的，是明家给的。我为你死，心甘情愿。我眨眨眼，泪珠就掉下一颗。那时候大姐也已经知道我和阿诚的关系了。她愤怒，但也分得清轻重。她先是托人打点了提篮桥和革委会，请求给我的死刑缓期；然后她找到明堂哥，在他的帮助下拯救我。我一步步从死刑到了死缓，再从死缓到了三十年有期徒刑。我当时想，三十年，三十年后我才能出狱去见阿诚，那时候我和他都要老了吧？没想到，才四年我就从提篮桥里出来了。
我今晨给林参谋去了电话。一年前，76号监狱人满为患，上级调动重刑犯前往漠河开矿。押送队伍条件有限，也来不及打一条能穿起几十号人的铁索，就只给犯人穿着最单薄的衣服，一股脑将他们塞进大卡车上。犯人们互相拥挤取暖，如果谁逃了，那么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很难活着跑出林海雪原。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七个犯人从卡车上跳了下去。一个当场死在车轮下，另外六个失踪了。这七个逃犯76号不敢向上报送，便谎称是七个犯人自杀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如擂鼓。我向林参谋追问细节，他却说不上来，只道可以带我去看看犯人逃跑的地点，带我去找看管犯人的狱卒。但具体是哪些犯人去了漠河，哪些犯人逃跑了，他也不清楚。当时不是他押送的。
我大姐送我走时再三阻拦。她怕我此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怕我再次陷入忧虑中。事实上她是对的。但这种忧虑和焦灼早在梁仲春递给我那张纸条时就产生了。我已经做好了失望的准备。
我是在长白县城的边防军附属托儿所里找到林参谋的。他给托儿所当保安。林参谋收下了我的两条烟，带我去找当年押送犯人的狱卒。
我跟在林参谋后面，穿过长白县的大街小巷。才短短几年，这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繁荣了，气氛也不像当年似的一触即燃。
到了。林参谋说。他将我带到一个脏乱巷尾的破房子里，敲开门，却被一位蓬头垢面的肥胖女人顶了出去。她说她老伴去年中风已经死了。
这条线断了。我十分沮丧。但林参谋安慰我道，76号去年才被撤除，有很多文件都没有被处理，我们可以找到当年被送往漠河煤矿的犯人名单，再联系漠河那边，要一份最终抵达漠河的犯人名单。两个名单相减，不就知道逃跑的那七个人是谁了吗？
我在县城里找了招待所住下，第二日便和林参谋去了76号。那是一栋布满了枯败爬山虎的灰色大楼，楼外是缠着铁丝网的高高的围栏。走进大楼里，只觉得十分阴森。前往档案室的走廊里我路过了几间刑房。刑房地板上还有洗都洗不掉的暗红色印迹。别看了。林参谋说。我问他是否知道阿诚有没有受过酷刑，他告诉我他对阿诚没有什么印象，76号人太多了。在落了灰的档案室里，林参谋找到了那份名单。他立即打电话给漠河，请那边的工作人员将名单寄来。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央求漠河煤矿的工作人员把名单念给我听，可那边只有囚犯的编号，没有人名。我只得将编号一一抄写下来，再对应着花名册翻译成人名，两相对照，逐个划掉。
直到黄昏时，我和林参谋才找出了那七个人。而这七个人之中，的的确确有阿诚的名字。
我浑身震颤。我激动得恨不得立即给大姐打电话。但林参谋却泼了我一头冷水。他说，七个人里可是有一个现场被卡车轮碾死了的。何况去往漠河是冬天，他们最多穿一件夏天的衬衫薄裤，怎么可能逃得出去？就算逃出去了，他们没有合法户口，又要怎么活？
我说，我得去事发地一趟。
林参谋给我写了地址。那是在黑龙江省，快要到哈尔滨的一处深山的公路上。林参谋帮我向他部队的朋友借了一辆小汽车，他朋友是给领导开车的，领导出差了，四天后回来。我时间紧迫，便立即提着不多的行李出发了。
等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彻底傻眼了。那样恶劣的环境，是不会有任何人能活着逃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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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为精确地找到了林参谋给我在地图上标出来的黑点。那是一条窄到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山路，路面泥泞，没有铺石子或者沥青。山路的一面是峭壁，另一面就是万丈深渊。如果那七个人要是从卡车上跳下来，只有三种选择：一、从卡车末尾跳下来，最安全，但是末尾坐着狱卒，几乎不可能。二、从峭壁那一侧跳下去，但跳下去没能及时站起来就会被汽车轮碾死。三、向悬崖那边跳下去，跳下去后如果没扒住崖壁，就会立即被摔死，如果扒住了，还没等卡车停稳，就可以顺着崖壁爬下去，逃走。这是成功率最高的选择。
我不相信那个被车轮碾死的笨蛋是阿诚。我知道他一定是逃出去的那六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他逃到哪里了呢？天色已经昏沉，一阵大风刮起来，将山顶的积雪吹了起来，雪雾弥漫，我只好开车下山，找地方住宿。
入住宾馆后，邮局尚未关门。我到邮局里给大姐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她说她收到明台的信了。这几年从逃港的人很多，经济也不好，香港劳动力饱和，已经不是很包容了。既然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她想让明台回家。
我知道大姐这些话是想争得我的同意，让我原谅明台。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我还记得阿诚入狱的那天晚上，明台哭着拉我的手，他说他害怕桂姨去告密害了我和阿诚，他动手才杀了她。他以为他在社会主义大楼里学到的本领足够让他掩藏好桂姨的尸体，消灭证据，但那是他第一次杀人，他慌了。我质问过他，为什么你要留阿诚在那里？为什么你要让他替罪？他回答不出。我知道他还小，他怕死，他不懂得什么是责任以及鲁莽行事的后果。于情于理，我都无法责怪他。又何谈原谅呢？
我告诉大姐，明台愿意回来就回来吧。
从邮局出来，小县城里已经灯火黯然了。我走在凄冷而陌生的大街上，路过一个推着手推车的卖马迭尔冰棍的老人。我想起我带阿诚去哈尔滨看病时，我哄他，也是买了马迭尔给他。于是我叫住那个老人，向他买了一支冰棍。我问，这么冷的天，您的冰棍有人买吗？老人笑道，你不就买了吗？
第二天一早，我从另一条路上山，发现这边正在修路。几个老乡告诉我，火车要提速，马上要建新铁路了。他们要把公路铺好，方便运送钢条木枕的卡车开过去。他们还说，这条铁路要从哈尔滨直接到最北边，修到苏联人家门口，让他们看看中国的高速火车。
我开着汽车小心地绕过修路的路段，缓缓开了十里地，遇上两个要搭顺风车的测路员。他们看起来很疲惫，一上车就在抱怨，说有个钉子户干扰他们修路。我没想到这样的深山里竟然还有人居住，便问了测路员住址，驱车前往。
后来我常觉得，那一定是命里的安排。是命运让我们还能再次相见。我开车到了那户人家，那栋飘摇的破房子外写着“旅社”两个字。房子里只住着一个老汉，他这家旅社已经在山上经营了二十几年了。我将阿诚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老汉告诉我，那天晚上，有几个穿着囚服的人敲了他的门，说想进屋暖和暖和。老汉很害怕，他一直紧紧闭着大门，直到阿诚求他。他看阿诚年纪很小，就说可以让他进来，其他六个人必须离开。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新疆兵团的男人在住店。男人本来是东北人，文革时被调去了新疆。他儿子得病死了，这次他是带着儿子的遗体回老家下葬的。男人看见阿诚，说，你这个样子是逃不出去的，我儿子死了，但户口还没有吊销。你跟我回新疆，给我当儿子，我给你一口饭吃。阿诚拒绝了。他说他有亲人，他的亲人在上海。兵团的男人冷笑，说，你现在已经是逃犯了，要是抓到了你，不但你要枪毙，你的家人也要受牵连。阿诚犹豫了。男人又说，我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年了。你给我送终，等我死了，我儿子的户口你就用，到时候你想回上海也行。阿诚没了主意。男人又补了一句，你总不想让你家人也被你连累吧？
我听那老汉的复述，心里又惊又怕，我担心那个兵团的男人骗了他。我急忙问老汉阿诚有没有跟那个人走。老汉说，他跟着他走了。不跟着他走，他哪儿也去不了，他只能冻死在山里，饿死在街头，或者再被抓回监狱里。逃犯是要被枪毙的。
我的心都凉了。
我追问老汉阿诚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老汉支支吾吾说没有。但当我灰心丧气地离开时，他又拿出一个信封来。他说，这是阿诚委托他去邮寄的。但第二天就有人到他的旅馆搜捕逃犯，他太害怕了，就一直没有把信寄出去。
也幸亏那个老汉没有把信寄出去！信是寄往提篮桥监狱的，阿诚不知道那所监狱会检查犯人的每一个邮寄包裹和信件，他会暴露自己，暴露我们的。
我接过信急急拆开。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我在新疆省乌苏县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应该是那个带他走的兵团男人的姓名。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他倒算聪明。
我把车送回了长白县军区。请林参谋吃了顿饭。调查到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阿诚还活着。林参谋托人帮我查到了二十二团的号码。我激动地借用附属幼儿园的电话打过去，但对方告诉我，那个兵团男人的名字并没有登记入册，他们这儿没这个人，更没有什么领养回来的男孩。我一遍一遍地问，但对方被问烦了，直接挂断了。
我颓然地坐在电话机前，身边是一群在嬉耍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感染不了我，反而使我更悲伤。我知道我的阿诚被那个男人骗了。他下落不明，生死未知。而我有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说，我得去一趟新疆。此时还没有直通的铁路，我只能回到北京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再开车去二十二团。林参谋帮我订了张票，从长白县最快能回北京的只有后天下午的车票了。我说好，正好我可以到第八林场看看以前的老伙伴。
我借了林参谋的自行车，骑到第八林场时，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四年足以物是人非。我和阿诚住的那排矮房已经不见了，原地长起一栋新的宿舍楼。我到门房那里去，问医务室的苏医生在不在，锅炉房的黎叔在不在。门房道，苏医生一家搬到天津去了。黎叔还在。
我在锅炉房的团团蒸汽里找到了黎叔。他见了我，吃惊地走过来。他请我到他的桌前坐下，为我沏了杯热开水。他手忙脚乱地说要给我找好茶叶，我让他别客气，但他执意让我坐好，等着他。
黎叔出门去找茶叶了。我观察起四周，一切都同几年前一样。突然，黎叔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我犹豫了一下，觉得我已不是这里的员工，还是不要乱接电话的好。可是那电话一声一声地响着，吵得人心烦。
我最终拿起了听筒，可我怎么也没能想到，听筒里传来的竟然是阿诚的声音。
阿诚说，您好，请问是第八林场吗？请您帮我转接医务室苏医生。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