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那几年里，我一共给阿诚换过三所小学。第一所在前门楼子附近，离家不远，只是学校是战争时期日本人盖的，还保留着学习日语的习惯。我见那所学校日化太严重，便让阿诚转到了广安门的北京小学。但这所学校建校时间太短，很多教学资源还不够成熟。最终，我托了很多关系，送了不少礼，才把他转入了府学小学。
我本以为阿诚在最好的小学里能够享受最好的教育，但他每日看起来并不开心。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却怕我担忧似的忍住不告诉我。而那时我与大学社团的学生们正在搞反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一时忽略了他的心思。
直到有一天，府学小学的校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阿诚骨折了。府学小学向来是北京城最有贵气的小学。大多领导的孩子都会在这里念书。阿诚是被这些孩子欺负的，他们说他是捡来的小野狗。孩子的残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残忍。他们沿袭父母辈的恶劣教育，将暴力投射在无辜的同龄人身上。我很是恼火，便给阿诚办理了停学。
我抱着腿骨骨折的他回到了四合院，从那天开始，我退出了大学社团，亲自接管了阿诚的教育。
不得不承认，我是十分享受与阿诚共享的午后时光的。我们会沏一杯好茶、煮一杯热牛奶，沐浴在书房温暖的阳光下，我将他抱在膝头，宝贝似的呵护在怀里，他宽松的学生短裤露出一片被我养育得白皙健康的大腿。他的膝盖上有一小片黄色的淤青，那是府学小学里恶作剧的孩子们给他留下的。我将手掌覆盖在那片淤青上，轻轻抚摸着。我发现当我触碰他衣服下露出的肌肤时，他细软的汗毛会悄悄立起，小小的手心也激动地潮湿起来。那条运动短裤也太短了，我的手从膝盖的淤青往上滑着，几乎可以钻进裤筒中抚摸他柔软的腹股沟。他在我的大腿上不安地扭动着，小脸被阳光晒得发红，我几乎忍不住亲下去……
啪嗒。
钢笔滚落在地板上，深蓝色的墨水汁溅了一地。阿诚慌张地从我怀里挣脱出来，捡起钢笔，有些心疼地用抹布擦干净了墨汁。
我望着他，忽然心底钻出一种令我害怕的强烈的欢愉。这种隐秘的渴望让我的喉咙感到燥热，双腿不安地微微夹紧。我喝光了瓷杯里的茶水，又喝了好大一口阿诚的牛奶。阿诚站在地板上，呆呆地举着那支可笑的钢笔。
“大哥。”阿诚声音细细地开口，“我再去煮一点牛奶吧。”
阿诚进入我们明家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带他回了上海。明台早在信里听说他多了一个小哥哥了，大姐也是高兴地不得了。我们明家向来人丁不兴旺，但此时此刻多了一个孩子，没有人是不愿意的。
大姐本以为阿诚会是个干瘦的像其他佣人孩子似的模样，但小半年来我的悉心呵护已经让阿诚看起来健康可爱。大姐一把抱住了他，亲自牵着阿诚去看老公馆里为他重新翻修的卧室。
我说，我们只在上海待一个中秋就要回去的。大姐说，不论在哪，家里都要有明诚的房间。其实那个房间阿诚一晚也没有睡过。在北京，我们都是一起睡觉的，在上海，我也不会让阿诚溜到别的床上去。
明台当年五岁，比阿诚早了一两年进入明家。但和明台的恃宠若娇不一样，阿诚却很难把自己当成明家的小少爷。他总是会钻进厨房里，帮忙摘菜洗碗，生怕惹了我和大姐不高兴。就连明台，他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还记得那年中秋，大姐送给阿诚一个崭新的玩具汽车，明台期中考考了倒数，就没收到礼物和红包。那天晚上，明台抢过了阿诚的汽车，我看得出阿诚很喜欢那个玩具，但他只是远远地站着，羡慕地看着明台在一旁玩耍。我心疼极了。
上海的公馆到底是比北京的四合院宽敞些的。我抱着阿诚躺在丝绸的床褥间，陪着他幼稚地打闹着。他说他从没见过这么顺滑的绸缎被子。
“长本事了你！”我一把将胡乱挥拳的阿诚抱进了怀里，我将他压在身下，使劲挠着他的痒痒肉。阿诚咯咯笑着，然后忽然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
我愣住了，动作也僵住了。阿诚以为我讨厌他这么做，他害怕地红了眼眶。
“大哥……”
我低下头，啄了一下孩子娇嫩的脸蛋，然后又隔着他的睡衣啄了一下他的心口。接着，我把他的睡衣撩起来，对着他柔软的肚皮吹气。
“哈哈哈……”
他肆无忌惮地笑着。我却深深地绝望了。因为我发现，我对他的欲念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我想，书中所说了“衣冠禽兽”大抵就是指我这样的人吧。
转眼间，我从北大的本科毕业了，进入研究所继续深造。而阿诚也一跃成为十一二岁的亭亭少年。我院子里的君子兰还在旺盛地开着，阿诚把它们照顾得很好。
只是，北京政局的祥和面具已经出现了裂痕。但我沉醉在与阿诚愉快而避世的生活里，当我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晚春，阿诚已经进入初中，就读于北京四中的初中一年级。有一天放学回来，他递给我一张通知单，单子上写着，要求所有家长带自己的孩子去人民大会堂看《东方红》的演出。通知单后附着门票。
我带着阿诚去看了演出。当数百名手捧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形状，共同仰望天幕上冉冉升起的主席像时，我恨不得堵住阿诚的双耳，遮蔽阿诚的双眼。我怎么能让他看这样的意识形态洗脑的作品？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即使中途离席也会让周遭人说闲话的。
随着攒动的人流从大会堂走出来，我和阿诚一路沉默地往家走。在一个漆黑的无人小巷里，阿诚突然开口说：“初三年级的一个姓陈的男孩，他爸爸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了。他爸爸以前加入过国民党。他爸爸还是拍电影的。”
回到家，我将学校下发的通知签字，将回执条沿着虚线撕下，与那两张盖着“已观看”红章的门票钉在一起，交给阿诚。
学校是要收的。用来证明家长的确带着孩子看了。
“大哥，”阿诚稚嫩的声音里传出不符合年龄的忧虑，“我们会有事吗？”
我告诉他，如果有入团机会，你就去入团。其他的事情不要操心。不要和学生好勇斗狠，更不要疏离群体。你很聪明，大哥相信你能把握好这个度。
一是清华附，二是北京女一中，三是北京四中。这三所学校闹得最凶。很快，六月一日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那一天，忽然所有学生都变了模样，有一些人——特别是四中的学生，他们穿上了绿色的军装，戴着鲜红的袖箍，脚踩大军靴，神气十足地骑着“飞鸽”喊着口号流窜于街头巷尾。那是一种压抑后的狂放，是得意忘形，是优越感。
课，正式停了。北京四中如此，北大也如此。
我和阿诚都回到了家。我是彻底不想参与这些事，我也不怕其他学生的指摘，我在大学里很高调，是明星学生，但在研究所，我几乎把自己变成一个人人看不见、人人想不起的幽灵。
可我不敢不让阿诚参与活动，我怕他“不合群”，成为被众人批斗的对象。阿诚很懂事。他逢每周一、三、五随学生出行，二、四、六就躲在家里，周日，他同我去北海公园划船。可惜，北海公园也最终被学生占领了。象牙一样纯洁的白塔不再拥有往日的宁静，红旗飘展，血一样浸染了碧湖翠草。
六月十五日，北京四中校长杨滨接受批斗。这位女校长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被学生们在操场上公开羞辱着。
阿诚回到家时，心情很沮丧。直到吃过晚饭，他跟我说高中部的一个叫赵振开的学生写了一首诗，悄悄给他看了。诗中书：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告诉他离那个学生远一些。但同时也告诉他那个学生极富文采，是满怀真正的正义与责任感的人。
不多日，我收到研究所的通知。所有非京籍学生需回户口所在地等待进一步串联指示。
我捏着那张通知单。步行去了北京四中。阿诚在游泳池里游泳。他湿淋淋的双臂在地面上用力一撑，从池水里跃了出来。阴翳的阳光透过游泳馆的小窗照射进来，空旷的场馆让人双耳充斥着水花飞溅的回声。
我对阿诚说，我们要回上海了。
（未完待续）
——————
这个故事是HE，不是BE，放心往下看吧。现在是酝酿，等俩人到了林场就只剩下了污。不要急。不要急着吃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