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ctation morosa ——这是一句修道士拉丁语，意思是“愁闷中的乐趣”。阿诚就是我的delectation morosa。每当我回想起那苦难的十年，阿诚就像那些黑白岁月里的一抹温暖的色彩，点亮了我的青年时代。一个人的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正是这个人发展宏图伟志的最好时辰，而我却像腐败的秋叶一般被冰雪埋葬在长白山脚下。那个时候，我是忧郁的、焦躁的甚至是暴力的。
我动手打过一次阿诚。
第八林场是由一所抗战时期的国民监狱改造的。知青宿舍就是曾经的牢房所在地。所以，每一间房都十分狭窄，只可容纳两到三人居住。并且房间只有三面砖墙，第四面是一排铁窗。我们在入住前只草草用木板将铁窗钉上，现在秋天渐渐来临，北风愈烈。木板墙有些撑不住了，生产大队便拉来了一批刚烧好的石砖。只是这里的知青都是城市来的孩子，哪里会砌墙盖瓦。阿诚怕我冷着，又不愿意让我干这种粗活，他便每天从食堂下工后找一个叫黎叔的老护林员教他怎么砌墙。我要在很远的山地伐木，每晚坐着卡车回到宿舍时，往往星星都出来了。所以当我看见阿诚一点一点砌好原本漏风的墙时，我心里十分愧疚。
我想，我终究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金文字典》里有这样一句话：财尽情亦绝。这句话似乎来自一段男女爱情。很多人理解为是那个男人没有了势力，女人便将他抛弃了。但其实是因为男人失去了权力与地位，他便心情懊丧，最终破罐破摔，将爱着他的女人赶走了。
我想，我那个时候就应验了“财尽情亦绝”这样的诅咒，虽然明家还不缺钱，但往昔的地位已经从优势变成劣势，无时不刻地被人攻击着。我活得很辛苦，不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当我看着宿舍的第四堵墙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被阿诚立起来时，我心中阴暗的抑郁和不得志的悲愤在隐隐地酝酿着，有一天，我打翻了阿诚给我单独做的鸡蛋木耳。
在东北，最有营养的食物里木耳最便宜，在林场，遍地你都可以采摘到新鲜厚实的木耳，这样的美食几乎是免费的。而鸡蛋，作为全场年龄最小的知青，阿诚总是能多得到一些食堂大娘们的照顾，她们会偷偷将剩下的鸡蛋藏给阿诚，要阿诚补身体。阿诚是不会吃的。他将鸡蛋打散，蛋液里兑上些井水——他说这样炒出来能显得鸡蛋多一些——然后和采来的新鲜木耳炒在一起，算是给我做一顿加餐。他说，大哥不是做苦力活的人，大哥这两个月都瘦了。
阿诚这样开小灶的行为很快就被人发现了。有的知青指摘他，说他挖社会主义墙角。我告诉阿诚以后不要再拿鸡蛋了。但阿诚依旧执拗地给我做着加餐。直到有一天，我打翻了饭盒。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捡起馒头和热腾腾的菜，他一脸心疼。我知道他小时候受过苦，即使在北京和上海，他也是绝对不肯浪费的。但在林场，我受不了他这样。我觉得他的行为是对我的无能的一种沉默的嘲讽。我抬起脚踹在了他的胸口。然后警告他，我们明家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不可以吃嗟来之食！
他哭了。那是我对他第一次动粗。他捂着他小小的被我狠狠踹了一脚的胸膛，哭得很大声。
我幡然悔悟，我怎么能踢他？怎么能骂他？他对我那样好，他那样照顾我、心疼我。仿佛他才是我大哥，我是他的小弟。我将饭盒捡了起来，将地面打扫干净。用热毛巾擦了擦他哭得一塌糊涂的小脸，又擦干净了他脏兮兮的、带着灶灰和油渍的小手。
我跟他说，我们明家人，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我给他剪指甲，他还在哭。我把他抱在怀里，向他道歉，他说他胸口疼。
我猛然想起当年桂姨伤过他的肋骨，那是有痼疾的！我抱着他冲出房间直奔医务室。医务室的苏医生跟我说，左边第三根肋骨有轻微骨裂，再严重些，就要伤到心脏了。
我真是个禽兽。我忏悔地抱着他往宿舍走，那天，我们迎来了东北的第一场雪。
夜里，阿诚咳嗽起来，好似还发了烧。我又带他去了医务室，几乎是逼着苏医生给他给我开了假条。我说我不能让我弟弟死在荒山野岭里，我要带他去大城市看病。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人们还没有那么疯狂，同情与人性尚未泯灭，苏医生向生产队打了报告，给我和阿诚准了十五天的假。十五天，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长假。第二日一大早，我便带他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我以为我们要在第一医院排很长的队才能看上病。但没想到看病的过程很顺利，病情也是有惊无险。肋骨没什么事，发烧也只是小感风寒。我心情很好，带他入住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招待所——也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宾馆。那个时候，明家的产业虽已一落千丈，但好宾馆我还是住得起的。阿诚一直很担忧，他觉得我的铺张会引来别人的妒忌甚至诽谤。我告诉他，在哈尔滨，没人认识我们，没人知道。他似乎放了心，吃过了药便在柔软的法兰绒沙发上沉沉睡去。
醒来后，烧退了。窗外华灯初上，中央大街一片浮华似锦。我牵着阿诚的手带他逛道里秋林百货商店，他替我挑了一副新眼镜，我给他买了一支马迭尔冰棍。他还病着，不敢吃得太急，融化的奶油流到他的指缝里，被我伸出舌头舔去。
然后我们去吃“反修餐厅”。几周前，位于中央大街112号的反修餐厅还被人叫做“华梅西餐厅”，但如今已被红小兵易了名。哈尔滨华梅是哈尔滨鼎鼎有名的茶食店，与北京马克西姆、上海红房子、天津起士林并称四大西餐厅。大革命爆发后，后面三家的经营都举步维艰，唯独华梅还像往常一样营业到夜里一点。哈尔滨人对西餐的热爱以及这山高皇帝远的优势，让这家餐厅成为仅存的硕果。
那时的阿诚已经很会在西餐馆点餐了。我第一次教他西餐的礼仪还是在他九岁时。我们一起去北京动物园，在绿意葱然的春日漫步，我给他拍了许多照片，他最喜欢的是那张鸽子都飞到他手臂上啄食面包屑的照片。然后，我带他去畅观楼吃法餐。那是比马克西姆还要高级的西餐，他在雪白的桌布前显得那么拘谨，我坐在他旁边，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用刀叉切牛排。他很聪明，很快，他就能轻盈而敏捷地将一块菲力切割得整整齐齐。那一餐，他学会了西餐的点餐顺序以及一句对餐厅侍者说的法语：s'il vous pla?t。
那天在华梅西餐厅，阿诚吃了很多道菜。回到酒店，他就立即躺在了床上，仰着他撑得有点凸起的小肚皮。我笑着说他没出息，他却反驳我林场的饭菜太难吃。我走过去，掀开他的衣服下摆，说，让大哥看看你的肚子，我摸上了他的肚皮，光滑而细嫩的皮肤让我战栗不已。他躺在深蓝色的法兰绒被子上，暧昧的暖光从彩色玻璃灯罩里穿透过来，温柔地笼罩着他。突然，他开玩笑说，他的肚子圆得像怀了孩子。我愣住了，我发现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他怀孕的样子，我想玷污他，让他怀上我的孩子，让他挺着肚子给所有人看。我声音沙哑地逼问他，你要怀谁的孩子。他懵了，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我又逼问他，是不是想给某某和某某怀孩子，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最后被我逼迫得无奈了，只得说：好啦好啦，我给大哥怀孩子还不行吗？
我变态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于是得意地笑了，赶他去浴室洗澡。而我则快速地，闻着他脱下的衣物自渎着宣泄出来。
我想，我真的是完蛋了。
在哈尔滨的半个月里，我们过得幸福而漫长。唯一令人不愉快的，是我带他去极乐寺观光的时候。
那时我们正赶上红小兵破四旧。极乐寺的僧众被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揪了出来，被迫着举着一张板子，板子上书：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当那些红小兵打砸寺庙时，当金身大佛轰然倒塌时，所有站在寺外挂着罪牌的僧人都跪了下来，双目饱含泪水。
我低头看向阿诚，他眼眶湿红，一个角落里的小僧摔倒了，阿诚避开人群，悄悄将僧人扶了起来，我张望着四周，生怕有人看到。我用身体挡着阿诚，然后听到那小僧对阿诚说，阿弥陀佛，愿小施主心无挂碍，度一切苦厄。
那句话我不知阿诚有没有听懂，但我却听进了心里。十五天马上就要过去，我们收拾好不多的行囊，站在蒸汽缭绕的站台上，我听到背后那列火车乘务员吹响的哨声。那是一列前往莫斯科的列车，登车的护照与审核极其严格，生怕本国国民流窜到国外似的。我久久地凝望着那辆列车，我内心有一个冲动，走吧！逃吧！逃出去，不再回来！我的脚步向那辆列车的方向迈了一步，忽然，阿诚牵住了我，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用力地拦着我，他的双目清明，他知道我想干什么。然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成为我继续在林场坚持了十年的动力。他说：我们逃了，大姐和明台怎么办？
我们望着那辆列车鸣着汽笛驶离站台，在白色的迷蒙的蒸汽里，我仿佛听不见这世界上的任何声音，我仿佛看不见着世界上的任何希望。但我能意识到、触摸到——阿诚紧紧握着我的那只手。
回到林场后，我不再消沉。我知道上海还有人等着我，指盼着我。入冬前，我收到大姐的来信，她担心冬天的山上太冷，便托了关系，把我和阿诚调到了林场下辖的一家木雕厂。我们在那里用伐木的废料雕出一个个的主席像。
时光荏苒，转眼间，阿诚已经十三岁了，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他的四肢更加修长健美，他的脸庞多了一些稚嫩的棱角，他的下巴——我爱死了他的下巴，他的下巴微微向外翘起，像美人尖儿一样让人想要一口含住。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和阿诚在林场后山的小溪里游泳时，听说今天来了一批新知青。
这批知青里就有我北大的同学，我一生的宿敌——王天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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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甜度如此之高我都不相信是我写的了。
因为这章比较甜，《繁衍》今天我先停一下。
下一章看门梁大爷就要出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