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说我和阿诚共处了很多年的那方陋室。
那是一间和其他宿舍别无二致的由牢房改造的单间。三面环包的砖墙对面是阿诚砌的第四堵墙，门和窗就在这面墙上。门边钉着一排我用木雕厂废料做的木头衣钩，衣钩下面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挂着两条毛巾。离着不远处是两张床，一张挨着墙靠里，一张正对着大门。我怕阿诚夜里冷，他就睡在里面。两张床之间有一个旧梳妆台做我俩的床头柜，上面摆着我们的茶缸和一个墨绿色的小台灯
梳妆台是苏医生给我们的，她也是上海人，嫁到了东北，夫家条件尚好，像这种用旧了的家具还是会请木工重打新的。于是她家的旧家具往往便宜了林场的知青。阿诚将梳妆台上的镜子拆了下来，挂在了脸盆架上方的墙壁上，有时衣服挂的多了，就会挡住镜子。两张床的对面就是门旁边的窗，窗台上摆着阿诚从北京带到上海、再从上海不远万里地带到第八林场的那盆君子兰。君子兰的绿荫下就是我的写字台。写字台旁是一个巨大的双开门旧衣柜，同样是苏医生的馈赠。只是衣柜太大了，遮挡了大概两厘米的窗口，导致左半边的窗叶一直无法打开。我和阿诚的衣服并不多，本来全塞进衣柜下面的两个大抽屉里就可以了，但我和阿诚在着装上向来要求整洁，一定是要穿熨得一丝不苟的衣裤。于是我们仍旧将衣物全部用三角架挂起，整齐地排列在双开门的立柜里。而下面两个抽斗，便被我塞满了书籍与笔记。
我的相机，是整个陋室里唯一的高档物品。这台德国徕卡胶片单反相机是我在1964年购于北京友谊商店的。直至多年后的今日，它依然是35mm胶片中的佼佼者。我很心爱这台相机，常常用它记录一些林场的知青生活。可惜胶卷在这深山老林里不太好买，我的摄影创作时常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好在我们还有看大门的“梁处长”，他是十分愿意高价兜售我一些摄影用品的，只是为他带货的卡车司机不懂，有时会买错。
在林场的岁月里，我用这台相机拍下了许多的阿诚。有拿着斧头伐木的阿诚、有穿着脏兮兮的白围裙站在食堂里的阿诚、有趴在木雕厂作坊的窗台上睡着了的阿诚、有游泳的阿诚、玩单杠的阿诚，甚至有承欢在我身下目光迷离的阿诚。我将这些照片一一收好，能见人的就挂在墙上，不能见人的就使劲看几天再烧掉。
我还教过阿诚摄影，让他来拍我。我集齐了1954年徕卡生产的六只镜头，我告诉阿诚28mm、35mm、50mm、75mm、90mm和135mm的镜头都有什么分别。他听了都快要睡着了。最后我问他要他用哪个镜头拍，他说要用135mm的，因为拍出来的人显得瘦。然后，他开始变着法的取笑我，说别的知青来林场都累瘦了，就你胖了。
我胖，还不是因为我做东西好吃吗？
阿诚的厨艺是很一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离开食堂去木雕厂工作时，全生产队没有任何一个人投反对票。但我就不一样了。我好歹也是吃遍北京城的美食家，上手来两道高级菜色还是不成问题的。每年林场的除夕晚宴，压轴菜必然是我明楼来做。
阿诚在做饭这一点上还是很服气的。
黎叔曾经给过我们一个圆形的铝制饭盒。别人的饭盒都是方的，只有他的是圆的。我举着那个圆饭盒问阿诚想不想念马克西姆的蛋糕。阿诚点头。我就用那个铝饭盒和一些剩下的劣质面粉给他烤了一只拿破仑，就着浮渣的碧螺春，吃了一顿简陋的下午茶。
那天，我教会他一个法语词：mille-feuille，mille是千的意思，feuille是薄片、叶片、花瓣的意思，而拿破仑蛋糕也叫千层酥。教完这个词，我告诉他：一个人即使再落魄，也要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可是高贵优雅不能忘。我们是明家人。
王天风的到来，让第八林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烧山。
经过整两年的砍伐，距离林场最近的那座山已经被我们彻底伐空了。山坡山头只剩下遍地的木桩和荒草，就连乌鸦也不愿在这里筑巢的。王天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过段时间国家会派无人机来播撒种子。无人机播种的区域就是所有挨着苏联和朝鲜的边境林场，目的是为了向邻国展示我国高新技术的水平……
既然要播种，那么必然就要烧山，因为烧过的土地营养才丰富。于是全场的知青都扛着铁锄铁铲被卡车拉过去，围着山脚挖出一条十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烧山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几百个人手持火把围着山奔跑着，每隔十几米就用火把点一下地上的荒枝败叶，直到火链围成一圈，笔直地冲上山顶，将整座大山燃烧殆尽。人们在欢呼。火光的闪烁下，我看到王天风的脸，他沉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但眼神中是像这大火一样的对权力的渴望。
王天风本是湖南人，当年以全省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了我的同学。他在学业和学生运动方面是十分投入的，他甚至可以三天三夜不寝不食，只为了在应付期末考的同时组织一场学生党派辩论会。自那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疯子”。
在北京时，王天风见过一次阿诚。那时，我刚刚超过他得到了唯一的研究所保送资格，并且，我为了阿诚的家庭教学而放弃了学生社团的活动。那一天是北京一个杏去桃来的深夏，我牵着阿诚的手从信远斋买了半斤酸梅汤，正乘着傍晚的凉风，在卖绿豆水饭的打冰盏儿声里慢慢悠悠地往家走。走到门口，只见朱红色的大门外蹲着一个人影——正是王天风。
王天风见了我们，他立即站起来走向阿诚，他仔细盯着阿诚看了好久，道：“你就为了他，社团都不参加了？”
我听了很不舒服。阿诚更不舒服。我刚想反驳两句，王天风却抬腿要走，阿诚却叫住了他。
阿诚问他是不是还没吃饭。
王天风愣了一下，摇摇头。于是我那善良可爱的阿诚摇了摇手里从菜市口买的二苍荷叶，说，我大哥可会做荷叶粥了，比他们北京人做的都好吃。
王天风便留下在我们的小院里吃了晚餐。席间我们三人言谈不多，但月明、风朗、花草清香。我那时候并不讨厌王天风，还差使阿诚从井里提上一篮西瓜，就着西瓜、喝着绍兴黄酒，我与王天风甚至清谈了几句。酒后，我便躺在竹篾编的摇椅上，抱着阿诚，用筷子蘸了黄酒喂他。他伸出舌头来舔，觉得好喝，又眨着眼睛央求我再蘸一些，他抿着嘴唇，用上些力气嘬着我的筷子头，我望着他，手有些不安分地偷偷在他腰间游走。忽然，在一旁看着的王天风站起来，向我们告辞。
临走时他对我说，要是离开社团也行，但可要把人家教好了。
我自然是教得很好，不然阿诚怎么能考进四中呢。
在烧山的火光熄灭时，我结束了这段回忆。王天风向我走来，他告诉我飞机播种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是不可以砍伐开采的，封山育林成为首要任务。至于剩余劳动力嘛，他准备带着知青们在东北串联，演出、演讲、开大会、破四旧。
这几个词听得我一阵心惊肉跳，但我不能做出反对的表示。毕竟在这个时代里，王天风的作为是积极的、进取的；而我这种只希望和阿诚窝在山林里等待风潮结束的思想是消极的、落后的。
王天风见我长时间不表态，他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做革委会的副主任，帮助他实现大革命的最高理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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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暗搓搓地来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