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扞卫穆罕默德和他的民族使命，真主就会保佑你。”
“务必重守前哨， 加强边防， 保护道路；使百姓安居乐业，免遭伤害；天有不测风云，因此要多多积累，使国库充裕，兵强马壮。”
“当日事当日毕，否则就会积压和遗忘；遇事要善断，办事要专心，处事要迅速；要日夜有人理事，这样你才会清楚将要发生的各种事情。”
“你要事事主动，办事不要出格。对百姓要多往好处想，对你委任的宰相和大臣却要多往坏处想， 始终保持警惕。 要提防想经常陪伴你的人，但要倾听百姓的心声。要调停冲突，并要委派头脑清醒能干的代表。”
“我的孩子，不要麻痹，谨防麻痹。你父亲自从继位以来从未麻痹过；他一直心明眼亮。”
“这是我对你的遗嘱，愿真主保佑你。”
(伊斯兰教历158年哈里发曼苏尔在前往希贾兹途中病倒后对其儿子马哈迪所立遗嘱的节录)不到九年时间伊拉克就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成为当今中东战略力量均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这支武装部队的发展和党的发展，萨达姆·侯赛因予以同样的关注，使这两支力量并驾齐驱。他不想使这支军队重蹈第三世界大多数军队的覆辙。因此，他允许伊拉克军队中的复兴党军官参政。其基本理由是复兴党成员会加强党的非军事作用，而共产党成员或宗教激进分子在军内则会为共产党或伊斯兰号召党推翻现政权。
当军内的共产党组织暴露后，萨达姆·侯赛因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看到了在武装部队内贯彻“复兴党行动理论”的重要性。他采取了最果断的行动，该组织的成员被判极刑。被处刑的有军官也有士兵。执刑后苏联开始对伊拉克发起间接宣传运动。1978年7月18日， 萨达姆·侯赛因在记者招待会上反击说： “他们被处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的颠覆活动。” 一位记者问， 这一行动是否可被说成是对武装部队的一次清洗，萨达姆·侯赛因对此强烈否认。他说： “这要去问那些触犯伊拉克法律的人，法律规定在武装部队内除了复兴党以外禁止任何党派的活动。” 他虽然没有提到苏联的名字， 但是他接着说： “那些企图颠覆伊拉克军队的人是受不光彩的和邪恶的动机唆使的。”
伊拉克军队从1921 年建立开始，已有证明上述“复兴党行动理论” 的长期的民族主义经历。 它参加过1941年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革命。 对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示威或起义，它从不阻挠，在1958年7月14日推翻伊拉克君主制度的革命中，它还同群众站在一起。经1975年1月地区领导机构的八大政治报告确认之后，萨达姆·侯赛因使“复兴党行动”的原则具体化了： “我们应该加倍努力， 根据复兴党的思想和原则及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来建设军队。”于是一些年轻有为的复兴党成员被任命到了领导岗位；那些不紧跟复兴党思想的人遭到了冷落。自从1968年7月17～30日的革命以后， 到退役年龄的非复兴党军官被有资格的并有献身精神的复兴党军官所接替。伊拉克的军事学院现在只接纳复兴党成员， 这就是说80年代大多数军官都将是复兴党成员。 50年代初在军队里播下的复兴党思想意识形态的种子一直到1968年7月17～30日的革命之后才发育成长。 像在非军事部门中传播的那样，现在正在军队中讲授复兴党的思想和原则。军队“政治指导”人员宣传党的原则，并加深军队对军官应起的政治作用的理解。在兵营和空军基地里经常开会和进行政治讨论。武装部队的两句口号概括了这些讨论的主题： “一个好战士才算是一个好党员”， “也只有是一个效力于民族的好党员才是一个好战士。”
军队的复兴党成员感到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密切联系，是他使这支武装部队成为不仅是一架军事机器。 在这方面引用他最多的一句话是： “我们反对右派分子提出的职业军队的思想，我们认为武装部队不参政是一个危险的口号。” 萨达姆·侯赛因规定了武装部队在国内和在阿拉伯的作用。 第一， “军队必须是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 而不是欺压人民的工具；” 第二， “伊拉克军队是阿拉伯民族的军队，一旦受到危险的威胁，必须对此作出反应。”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出席了“47训练班”毕业典礼，参加毕业典礼的有获得“优秀党员” (这是授予积极献身的复兴党党员的称号)的武装部队人员，他的到来表明了当时他对军人入党问题的重视。 霍梅尼谴责说： “攻击伊朗的伊拉克政权正在攻击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因此这一毕业典礼也是回击这种谴责的一个机会。萨达姆·侯赛因在他首次作为总统参加的毕业典礼上宣布：
我们正在共同建筑这座大厦，你们是主要建设者。 不要忘记你们是负有使命的战士， 你们必须要像伊斯兰军打到西班牙时那样高举旗帜冲锋在前。 从各方面来看， 这一新阿拉伯主义是伊斯兰的新生，也是真主给予的新生……不管如何掩饰，谁反对新阿拉伯主义就是反对伊斯兰。
次日，报纸报道称，萨达姆总统以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了这一毕业典礼。报纸没有称他为“领袖总统”而是称他为 “同志”， 这表明他把对党的作用比对国家的作用看得更重。
军官们对伊拉克武装部队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声称，伊拉克军队现在要比土耳其军队和伊朗军队强大，他们在对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支军队进行比较时指出，土耳其军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不能被看作是一场战争的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以外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至于伊朗军队，他们指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尚未经过战斗的考验；多年来伊朗军队一直在忙于内部冲突，甚至打了一仗也没有拿下从阿拉伯人手中抢去的阿布穆萨和大小通布三岛。而伊拉克军队却有许多战斗经验。 它经历过1941年的反英大战。它参加过1948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争。它在山区与库尔德叛乱分子作了 1 0 年艰苦的周旋。
1970、1971和1972年它经常在边境同伊朗人发生冲突， 这一冲突一直继续到1975年达成协议实现一种小心谨慎的共存时为止。 1973年它在戈兰高地参加过阿以战争。因此伊拉克军队不但有常规战的经验，而且还有游击战和各种地形战的经验。
武器来源多样化并没有使伊拉克军队顾此失彼。
伊拉克实行武器来源多样化与埃及军队的方法完全不同，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声称试图使其武器来源多样化时的目的是要贬低苏联武器的质量。伊拉克引进法国的隐式飞机但并没有丢弃苏联的米格飞机，伊拉克军队在协调苏联武器和法国武器方面的技术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伊拉克陆军以苏联的坦克为基础，空军则靠法制战斗机、运输机和直升飞机。伊拉克海军也正在逐步加强，计划使之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伊拉克正在谋求获得核武器，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因为萨达姆总统的目的是要使伊拉克军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防御力量。军队已在为起这一作用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萨达姆总统反复强调军队的民族作用，这表明现在的军备水平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他只是为了提高士气他就不会说这些话。他了解这支军队在1968年时与现在的巨大差异。 据西方军事战略研究透露，当1979年7月17 日萨达姆·侯赛因握有全权时，伊拉克武装部队有25万人，250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7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它还将向法国或苏联购买武器，这要看谁愿意提供伊拉克所需要的最先进的武器和核设施。
伊拉克的经济力量使它能够建设这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已有明确指示要解决伊拉克士兵在军事方面和个人能力方面遇到的各种障碍。同时，萨达姆总统还注意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复兴党军官不能因为受到特殊待遇而开始感到自己是高贵人物；二、在一支强大的军队内不允许有官僚主义。萨达姆·侯赛因在接管全权后两周召开的一次武装部队会议上说：
“你们之间必须要真诚和相互坦率，因为你们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同志和为这一信仰而服役的战友。 在服役时期， 任何官僚机构都没有把伊斯兰军队的阿拉伯穆斯林领袖和他的士兵们分开，无论是在生活、 在理解还是在执行任务方面， 在剑和旗帜面前人人平等。”
一支人民军形式的“支持力量”的存在，减轻了正规军在国内方面的责任。人民军是由复兴党创建的，用来应付国家面临的各种危险和抵抗以色列在发动突然袭击时上万人的动员能力。自从1970 年创建起，萨达姆总统就对人民军给予极大的关注。无论是复兴党成员还是非复兴党成员都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样一旦正规军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人民军就能保卫国家。 人民军保持战备状态， 准备应召提供支援。 它对其成员进行使用步枪、机枪、装甲车、坦克和防空武器方面的训练。
人民军司令是塔哈·亚幸·拉马丹，他是复兴党的老党员，萨达姆接任总统时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 就在萨达姆总统宣布1980年2月8日宪章前四天，举行了人民军建军10周年庆祝大会， 会上塔哈·亚幸·拉马丹告诉记者，受过训练的人民军共有25万，突击队员有上万人。他说，突击队员在半小时之内就能抵达指定目标。
人民军的训练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为的是不影响国民生产。1977年训练了第一批人民军女兵。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掌权7个月后塔克里特空军学院也开始招收女兵。快速行动是人民军的主要目标之一。
人民军采用金字塔结构，最小的战斗单位是分队，由15 名战士、1名队长和1名副队长组成。每四至六个分队组成一个战斗基地，一个基地的战士可多达 90人，每个基地也有一个队长和一个副队长。基地之上是防区， 一个防区由六个基地组成。 再向上是地区， 各地区合在一起组成总司令部。 就在人民军建军10周年前夕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试验性动员。一些分队攻占了城镇、村庄和主要公路。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期间人民军还参加了南黎巴黎的防御。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军队和人民军总计可以使50万战士投入战斗。 战士占人口(目前为1300万)的比例表明， 当萨达姆总统提到伊拉克军队在阿拉伯民族中的作用时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虽然萨达姆总统不是军人，但是他有能力使官兵们感到他是他们中的一员。由于他是共和国总统，他经常不打招呼就去武装部队访问。先前由于他不担任正式的军队职务，都是由贝克尔总统去访问的。现在武装部队总司令是他所承担的职责之一。为了加强总司令和士兵之间的联系，萨达姆总统常常去军事基地和部队访问。他通常在清晨进行访问，与士兵们共进早餐，问他们在部队里或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什么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同时还提醒他们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在其中的一次访问中他对民族义务作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儿子，这个地方叫伊拉克，当我们执行任务时，不管身在何处，必须接受分配给我们的任何任务。还有一个比伊拉克更大的地方，这就是阿拉伯民族，我们也是它的儿子。
当民族义务要求我们时，我们必须在阿拉伯民族的任何地方作出反应。
由于武装部队的保密性，不可能列举许多例子来说明萨达姆总统与战士的联系，但一些小事可以说明他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因为他认为领袖与百姓，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之间的牢固联系是不可缺少的。
摩苏尔俯瞰尼尼韦和阿索尔，那里有一所建于公元4世纪的修道院，它同西奈沙漠中的圣凯瑟琳很相象。在它附近有一个三十户人家的基督教村庄。马塔修道院的修道士经常接待远道来这个圣地访问的基督教徒。1980年4月18日，他们接待了一个非基督教徒的意外访问——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当他们看到他从直升飞机走下来时他们大为吃惊。萨达姆总统参观了修道院，询问了老修道士的健康状况。他决定用公费送其中的两名修道士赴国外医治眼疾。接着他访问了在库尔德人叛乱中遭受严重损失的这一村庄，并指示给每户1000第纳尔，以弥补他们所受到的损失。萨达姆总统经常访问城镇和村庄，可是访问这所修道院是一种表示，因为在波斯占领伊拉克期间它曾受到过洗劫和破坏。萨达姆总统与修道院院长伊沙克·萨斯谈论了基督教的作用，并提到了阿拉伯基督教徒在对波斯人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还有一次，一些在田野上的牧羊人突然发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戴头巾的高个子男人。他们问： “你是谁?”他回答说： “我是萨达姆·侯赛因，我来看看你们是否都好。” “噢，你是萨达姆总统，欢迎、欢迎。”
他们叫喊着。总统与他们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与他们一起分享面包和羊奶，问他们缺不缺必需品。他们抱怨说，他们没有保护自己和羊群的步枪。总统下令立即给他们步枪。一个牧羊人告诉总统，他儿子病了，没钱为他医治。总统把孩子带到巴格达，安置在一家医院里。总统要助手记下关于如何尽力改善牧羊人的生活，使他们能为国家的畜牧业作出贡献的指示，并将记录转有关部门。那天早些时候，萨达姆总统在总统官邸接见东方男子初级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和教员，和他们谈了教育，问他们有没有问题，接着向学生们赠送了小礼品。总统告诉他们： “如果十四、五六岁的年轻人正在考虑阿拉伯民族的前途，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伊拉克人经常看到萨达姆总统在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他既扮演他们中间的一个朴素的村民，也扮演一个必须根据礼仪规则行事的政治家。例如，在1980年4月16 日，白天他戴着头巾穿着长袍对尼尼韦省卡达哈达尔的百姓发表讲话，而到晚上他又西装革履率领伊拉克代表团同来访的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举行正式会谈。
在他掌握全权后数月，1979年10月8日早晨，当他沿着巴格达的一条街道驱车前进时看到一个与他二儿子库塞伊年纪相仿的年轻小伙子站在人行道上，他问小伙去哪里，小伙说去学校，总统说他愿意让他搭一程。小伙不知道总统的身份。当萨达姆总统问他：
“你是复兴党党员吗?”他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们都是复兴党党员。”在他们到达阿提菲耶赫男子中学前，小伙问： “先生，你是谁?” “我是萨达姆·侯赛因，我要同你一起去访问你们学校。”小伙想到同学和老师将看到他和总统在一起不禁心花怒放。总统向老师和学生问了许多问题，仔细地听了他们要说的话。
另一天早晨，总统敲开了一幢房子的门，问开门的年轻小伙： “你父亲在哪里?”小伙回答说： “他还睡觉呢。”萨达姆总统说： “去告诉他，萨达姆总统想与你们一起吃早饭。”当此人从惊异中清醒过来后要总统等他一会儿。萨达姆总统知道他可能是想去准备一顿特别的早餐， 于是就告诉他： “我只想吃你们日常吃的东西。 我想知道你们需要的东西是否都有。” 这个人有点慌乱，不知不觉地说： “由于当前供应短缺，我们已有好几天吃不到鸡蛋了。你看我们只能给你吃点面包、奶油、果酱和茶。”总统作了记录，几天之后市场上鸡蛋就大量供应了。
萨达姆在当总统之前就经常进行这样的调查访问，当上总统之后这样的访问就更多了，当总统后不久他访问了卡拉达和沙瓦卡蔬菜水果市场。他戴着头巾，身着民族服装询问市价。他发现价格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他问一个店主为什么他的价格要比电视里的官方牌价高，店主挖苦说官方牌价是瞎扯淡。这时总统拉下头巾， 亮出了真实身份， 店主吓得逃跑了。 萨达姆总统要他回来，在保证他没有危险之后他答应以后一定按官方牌价销售。
萨达姆总统喜欢在清晨作随机访问，亲自了解事情真相。多数是访问工人阶级的聚居区，他在那里访老问幼，检查厨房，看人民缺些什么。这些访问使他能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恰当的决定。他不仅发现人民的真实需求，打破人民与他们总统之间的界线，他还使各部门负责人在就国家社会状况问题提出报告之前深思熟虑。他支持一套叫“当月谈”的电视节目，在这套节目中，百姓通过电话向官员们提出问题，官员们必须要给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现在电台和电视台大力报道萨达姆总统的各种访问。我问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作这样的访问， 他回答说： “这样我能亲自了解百姓有什么困难；通过与百姓见面我懂了很多东西。”
萨达姆总统不仅对百姓进行突访，他还经常邀请百姓去访问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有一部他用来与百姓通话的专用直拨电话，他接受公民来信，总统府里还举行周会，通常由大约200名带着问题和意见的公民参加。当他还是副总统的时候，他安装了一部专用电话，用来听取公民的意见，许多人一发现他们能与副总统本人直接讲话时就给他打电话。萨达姆·侯赛因指示其助手，对于那些不满足要求就扬言要“离开伊拉克”的人的电话不要接，而其它电话都要接通。
萨达姆总统有时邀请来访的国家元首陪他参观。
一次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对伊拉克进行一天访问，在与他举行了会谈之后，萨达姆总统带他去访问了一个公民的家庭。当晚电视报道了这次访问。但萨达姆总统访问最多的是伊拉克的幼儿园和学校。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后来又因为忙于使复兴党掌权而未能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但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对伊拉克后代的信任，并希望确保他们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关于这一方面他发表过多次讲话，如“开发我们民族的人力资源要从孩子着手”， “我们要使小孩成为家庭的中心，要普及启蒙教育，使他们很好成长。” “老师手下的孩子如同雕刻家手中的璞玉，老师可对他们进行琢磨，使其尽善尽美。”
每当萨达姆在总统府接待孩子时就指示报纸如同重大的正式事件一样来加以报道。就在伊朗广播在伊拉克有政变企图的捏造消息那天，伊拉克报纸头版重要新闻是萨达姆总统接见巴拉埃姆和拉亚辛两所幼儿园的孩子。他听他们唱喜爱的歌，分发礼品并会见老师。由于总统在这方面带了头，其它高级官员，甚至复兴党的缔造者米歇尔·阿弗拉克现在也常常在正式场合接见伊拉克青年。米歇尔·阿弗拉克由此还发展了党的理论，对萨达姆的“复兴党儿童工作理论”作了补充。 他在复兴党成立33周年之际接待雅穆克和朱姆胡利亚幼儿园的孩子们时说：
复兴党与孩子们有很大的联系，因为党正在为未来而工作，为保障阿拉伯民族的前途而制定各种原则和立场。这并不是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不为当前工作， 而是想为今天的孩子建设未来， 因为后来人是民族的栋梁和希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阿拉伯世代人的学校。
1980年6月1日，萨达姆总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纪念伊拉克石油国有化8周年。 (他认为，国有化是他最大的成就，而这又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庆祝这一周年纪念。 )他邀请了复兴党少年先锋队的一群男女孩子到总统府。然后，像父亲给孩子上床时讲故事那样，告诉他们国有化是如何搞起来的，在这之前伊拉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想向他们表明，这一伟大步骤是为他们，为后代而采取的。
萨达姆总统还告诉孩子们党内纪律的重要性以及革命者必须怎样去认识其使命的真理。这些孩子被选来还由于他们在学校里表现优秀，他们有朝一日会担任国家要职，他们一直会受到总统讲话的鼓舞。萨达姆总统告诉他们石油公司在国有化之前如何经常欺骗伊拉克，告诉当局说市场上对石油无需求，以便他们压低油价来提高公司的利润。他说在国有化之前伊拉克国库枯竭，而在国有化之后国库年收入有数十亿第纳尔，使国家能够建设学校、工厂和医院。他说： “你们现在穿着的漂亮制服，就是用这些钱买来的，共花掉了国家1200万美元。”在国有化之前，伊拉克人通常只能远远地看到油田的火焰，因为只有英国人和一些被选上的伊拉克人才容许进入这些设施。萨达姆总统回想起一些穷苦的伊拉克人怎样走近这些设施，打算找别人吃剩的食物充饥，又怎样像狗似的被英国人赶走。他告诉孩子们这些石油公司为什么有权更换他们不喜欢的政府，撤换总督和官员，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告诉他们，从前伊拉克农民和工人没有见过5第纳尔是什么样的，而现在农民的年收入为上千第纳尔，最低周工资是40第纳尔，超时工作还可多赚。
萨达姆总统接着告诉孩子们，几天前他与一个农民一起吃晚饭。这个人像赞美真主似地告诉他，每年收成大约可赚8000第纳尔，有时还更多。他说： “国有化已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过去就像一片沼泽， 踩到哪里都有可能陷进去。” 总统用最简单的话语说，那个时候孩子们穿不起你们现在穿在身上的漂亮衣服，虽然石油还是伊拉克石油。他们常常眼馋地看着衣着华丽的英国孩子和荷兰孩子，因为他们的石油公司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在过去，孩子们没有今天那样的玩具。 当时没有暖气， “我们上学时手冻得握不住铅笔。老师可怜我们，让一个男孩去他家抱来一些木头， 这样我们就可在教室里点起一堆火。” 萨达姆总统回想说，那时候要员或总统从不访问我们的城镇或家庭。 省长每隔几年来一次， 单单为了看他的到来， 百姓就要冲洗街道，装扮城市，而他与当地的一个权贵一起吃上一顿饭后就扬长而去。他说，那时我们甚至不能同警察谈话，而现在你们正在同萨达姆·侯赛因同志谈着话。总统还希望孩子们给他们的大人捎个话，如那些想要汽车，想去国外治病或要提高工资的那些人怎样错用他为公民准备的专用电话。他要求他们在这件事上给予帮助，并制止人们冲向他的汽车来提交不正当要求的请愿书。他说， “我希望你们，你们的父亲、兄弟和亲戚去教育和开导这些人。告诉他们萨达姆·侯赛因尊重你们，热爱你们，但你们必须守纪律。我想告诉人民，个人利益是错误的，是违背我们想保持的我们与人民的民主关系的。”总统访问学校和幼儿园对孩子们有好处——现在每个母亲在送她孩子上学前给孩子穿衣特别注意，以备总统去突然访问。
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大多数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总统都会有亲身的了解， 都会见过他的面， 握过他的手。
尽管总统的保安官员对他提出抗议，抱怨说当他访问一个汽车到不了的地方、或者乔装去市场或者偶然访问一户伊拉克家庭时，他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总统还是进行这些访问。萨达姆总统意识到，如果在安全措施的防范下进行访问，访问就会失去效果。1980年4月在我采访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兼内政部长萨阿敦·夏克尔时他告诉我， 他曾与总统讨论过这一问题，指出在其它国家在国家元首会见老百姓之前是要采取必要措施的。萨阿敦·夏克尔以为，通过向总统说明东欧国家的保安部队如何在国家元首预定去访问之前两个星期就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以及如何检查各种最小的细节直至要上桌的各种食品，如此他就会说服萨达姆总统改变想法。但总统仍然坚持认为过份的安全措施会破坏访问的非正式性质。萨达姆总统继承了古代阿拉伯穆斯林统治者的风格，并正在按一种与技术要求和恼火的安全问题形成直接对照的传统办法行事，因为他确信这是管理国家的最好办法，这一点是萨阿敦·夏克尔所不能考虑到的。
萨达姆总统的访问对于形成在革命指挥委员会里通过的各种社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决议以及在给官员下达指示方面也特别有用。例如，他在1979 年7 月31日，就在他上任后仅两周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说：
我们还在听到许多人的埋怨，想存钱或取钱的， 想付水电费的， 想上税的和需要一所建筑许可证的。考虑到革命已有11个年头了，这种情况是可耻的也是不可原谅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希望的，也不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提倡的。
1980年1月5日革命指挥委员会决定取消低收入者的所得税，这表明总统一定在参观和访问期间已经了解了百姓的真实困境。1979年12月29日他在部长会议上说： “我们不希望百姓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强加的负担，而希望他们把它看成是求得幸福的手段和对付敌人的武器。”他还说： “我们必须懂得，社会主义是在考虑到世界发展的情况下来增加生产，满足人民需求的一种道路。”
1980年4月28日， 总统向各部下达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称，凡涉及社会变革的各种法律草案在提交总统之前，必须与百姓及工会代表商讨。他说，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法律草案他将一律不看，因为这是一条与伊拉克人民建立全面民主关系的革命途径，是一条通过商讨来加强和加深这种关系的革命途径，也是一条通过听取百姓意见来加强国家机关的革命途径。 1980年4月23日，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了两项保护儿童的法令，一项是禁止使用童工擦鞋或卖烟，第二项是对向18岁以下的人提供服务的酒吧招待处以罚款。 从这些事例来看，萨达姆总统必定已经注意到了他访问时听到的那些话。他亲眼看到了那些与一个有巨额收入、正在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革命国家的形象不相符的事情。他想通过他的突访来消除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机构并激励那些负责的官僚机构。当官僚机构变得与他一样有力，他要做的事就会大功告成。
官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忙了他大约10年时间了。
他通常要求部长们和行政官员做到的事他在会见公民时都已实行了，他还下了许多指令。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在1976年9月份召开的研究一份生产下降的核算表的会议。萨达姆·侯赛因在会上重申了人的因素在管理工作方面的重要性，并重申需要有计划地发展。他还强调了人民参与管理以及在制定计划之前征求人民意见的重要性。伊拉克官员仿效总统会见普通人的做法对公民开始采取了新的态度，而且对于影响人民日常生活的情况也不再怠慢了。有人说他会见百姓仅仅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1979年11月6日他在访问巴库巴时回击说：
要求人民给予新的支持和信任不是什么软弱的表示， 因为人民是力量的基本源泉。 当一个革命者变得不再相信不断重申的原则， 因循守旧， 坐在办公室里当官做老爷时，这才是真正的软弱和脱离人民群众。
萨达姆总统治理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他的奖惩论，对此他曾作过两次概述。在他全面接管党和国家权力之前，关于要在自治区(库尔德地区)采取的措施问题同党的领导机构成员开过一次会，在这次会上他说：
同志们，我确信当听到任何不必要的暴力时，不管它是多么的轻微， 我们的心都会颤抖。 与此同时， 对于那些背叛国家和密谋反对人民的人， 不管有多少， 我们都有魄力将他们处死。 我们必须根据需要和原则行事，而不应将两者隔裂。
另一次是在1979 年11 月4 日，在他当上总统几周后接见首都保安人员时他说： “我们给了你们杀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必须保证，义务必须履行。”
这些原则被付诸实施。例如在1980年1月16日，四名伊拉克人由于参与出卖国家机密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被革命法庭判决死刑后处死。次日，报纸的头版对这一消息作了报道。被处死的人当中，一个是次长， 另一个是灌溉部工程师司司长；另外两个是商人。
法庭还判处两人无期徒刑，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中央统计局法律事务处处长。虽然在有的第三世界国家贿赂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萨达姆总统还是决定采取这种严厉措施。因为他认为，一个部的次长与每个雇员一样，国家给他们的已经够多的了。只要革命还要保证让其公民过舒适高雅的生活，贿赂就不可原谅。我问一个伊拉克官员，这四个人被判得这么重是否因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外国的关系。他回答说：
我并不认为这与判决有什么关系。事实是对于萨达姆总统和复兴党来说，国家公务员的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我们认为谁也没有理由接受贿赂。 我们现在生活在革命时代， 而不是君主制度时代， 那时候接受贿赂是有理由的， 因为雇员的工资不足以生活，就业没有保障，时刻提心吊胆，不知自己能干多久。 现在公务员的需求得到了保证， 而且国家极为慷慨。如果一个公务员需要一所房子国家就提供房子。 如果得了病国家就提供医疗， 如有必要就送到国外医治。对于最低级的官员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各种原因都剔除了而贿赂还继续存在， 这就大逆不道了。 再说部长们和机关负责人每天经手大笔钱， 虽然他们可能是诚实的， 但要贪污也越来越容易了，这种贪污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大逆不道了。
从前从没有作出过这样的决定；萨达姆总统也许想到，由于伊拉克的发展历程如此漫长，要想把贿赂消灭于萌芽状态就必须坚决。
关于萨达姆总统奖惩制度的另一个例子涉及一件案子。有个公务员控告某医生要对其父亲的死亡负责。总统命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当调查证明医生确实有渎职罪时他被监禁半年，同时吊销执照，收回旅行证件，他的各种证明均告失效。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事由于工作出色而受到奖励。第二天报纸登载了这两条新闻，以资表明对尽职的和对玩忽职守的人的不同态度。
多年来萨达姆总统特别注意民族的传统文化。 这就是他鼓励拍摄关于卡迪西亚大战及其主人公卡卡的史诗性影片的原因。1980年1 月29日革命指挥委员会决定设立一批文化科学奖金和金质奖章。 奖项以驰名的阿拉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名字命名：科技方面的叫哈桑·宾·海塞姆奖章，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叫伊本·赫勒敦奖章，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是伊本·路希德奖章，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是贾赫兹奖章，美术方面的是瓦西蒂奖章，军事科学方面的叫哈利德·宾·瓦利德奖章。一旦这些奖金设立齐全，阿拉伯人对国际奖章的情结就会消失。现在还有设立“阿拉伯”诺贝尔奖金或第三世界奖金的余地，或许萨达姆总统会是设立这种奖金的人。
总统极其关心民族文化遗产，当他说到阿里·宾·阿比·塔利卜、侯赛因·宾·阿里，阿布·贝克尔·西迪克、奥马尔·宾·哈塔卜和哈利德·宾·瓦利德的名字时就如背诵祷辞一般。他脑子里一直装着与百姓同吃同住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始终不忘那些缔造国家的人、那些通过对作者报以重金来促进文学的人和那些一手持剑一手持笔文武双全的人的形象。1980年4月4日，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长兼总统办公厅主任塔里克·哈姆德·阿卜达拉在《共和国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 “我们的领袖具有奥马尔的公正， 阿里的原则和哈利德的勇气。” 他是与萨达姆·侯赛因最接近的人物之一，因此他的看法必定被认为是有权威的。
在复兴党作者和政治分析家们的启示下，人们创作了许多歌颂萨达姆总统的诗歌。总统也鼓励写诗，1980年4月他出席了为期五天的地区阿拉伯民间诗歌节。他的敌人可能会在国外对他进行恶语攻击，但诗人们却在国内对他大唱赞歌。在诗歌节的最后一天，他用诗人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宣布、 “伊拉克人民向所有充满敌意、贪得无厌的人证明：我们是利剑，我们是棕榈树，我们也是橄榄枝。”
每当伊拉克公民受到伤害，萨达姆总统就会站在他们一边，这样受害者就会完全感到自己是在与总统一起为他的国家服务。例如，由于在索菲亚的伊拉克共产党学生杀死了一个伊拉克复兴党学生因而伊保两国出现了危机，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官方想尽快解决此事，以便不影响他们与伊拉克的经济关系。为此，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于1980年5月28日对伊拉克进行了正式访问。 萨达姆总统把他的保加利亚贵宾带到了巴贝尔，而不是去参观历史遗迹和尼布甲尼撒博物馆，因为这个学生的家就在那个省。他们一起去向死者家属吊唁。这位保加利亚主席必定十分敬重一个对其人民的感情表示如此关切的总统，特别是因为这是一次电台和电视台不进行报道的低调访问。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伊拉克外长萨阿敦·马哈迪博士访问英国的事。原计划于1980年6月6日访问。为了这次访问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并且英国人极其重视这次访问， 因为这是25年来伊拉克的首次外长级正式访问，而且又是在英伊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并影响着英国的经济利益的时候。 然而， 在访问之前， 英国报界对伊拉肯开始了宣传运动，并试图把占领伊朗驻伦敦大使馆的事与伊拉克联系到一起，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种迹象。伊拉克注意到了这一宣传运动的升级，而且由于伊拉克对一个国家和它的宣传媒体是不加区分的， 因此就在成行前24小时取消了这次访问。不是推迟，而是彻底取消这次正式访问就意味着是用外交语言提出了强烈抗议。取消这次访问使伊拉克人回想起了排长队等待英国人施舍的那些日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取消访问正值实行石油国有化8周年纪念日，8年前的这一天最后的英国佬被彻底扫出了伊拉克。英国人如此重视的这一访问终究未能成行。
在取消访英五天后，伊拉克外长前往巴黎作正式访问。 他在那里会见了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后者接受了访伊邀请。早些时候，在1980年4月法国还作了一种姿态，当时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接见了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兼石油部长塔耶·阿卜杜勒·卡里姆，尽管他在巴黎并不代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而只是参加关于教育、石油和矿业、工业和农业及灌溉问题的第四次法——伊合作联合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团长。伊拉克对其石油部长与法国总统的会见一事特别重视，因为当时伊朗正在制造谣言，说有人图谋要对萨达姆总统发动政变。法国总统也想对伊拉克作某种表示，因为在萨达姆总统接任以后法国驻巴格达新大使皮埃尔·罗卡夫曾受到过他的特殊接待。当这位大使于1980年4月23日向萨达姆总统递交国书时，伊拉克新闻界把它作为大事对待，在报纸头版的显着位置刊发了照片，还对萨达姆总统的讲话用头号标题作了报道。萨达姆总统说：
我们相信你的使命不会有困难，因为你是受权为了两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来到一个对其与法国正在发展中的关系感到非常满意的国家。我们希望你荣幸地为贵国效力， 但希望你记住， 伊拉克人也会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效力， 在为法国办事时会牵涉到另一方——伊拉克， 你必须使伊法利益并行不悖。至于伊拉克，它也将据此原则行事。这是它对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的理解。
一个月后，萨达姆总统接受联邦德国和北朝鲜大使递交的国书，但是新闻界对此没有像对法国大使那次一样予以大肆宣传。作为一种象征，这两位大使被要求在同一天递交国书，因为他们的国家有共同之处，都被分成了一个西方国家和一个共产党国家。被分裂国家不管有多么繁荣，它的处境总是悲惨的。萨达姆总统对西德大使说： “我们必须牢记， 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 我们的幸福是人类整体幸福的一部分。” 他说这话也许是在向这两个国家表达他的内心感情。
1980年4月15日，萨达姆总统在摩苏尔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概述了他对政府的态度和他对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态度，他在这篇讲话中声明：
看了伊拉克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伊拉克既是指引道路的明灯， 它也受过入侵者的践踏。 在它的整个历史中， 它曾达到过文明和历史的顶峰， 曾站在阿拉伯民族的前列， 它也曾受到过暴政的摄服。 这是因为伊拉克人具有独特性；伊拉克人是高山顶峰之人而不是平川溪谷之人。
很清楚，萨达姆·侯赛因赋予自己一个使命，把使伊拉克再次成为一盏“明灯”看成是他的任务。为了这个目标， 他认真研究了1968年革命以来伊拉克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找出可能会发生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地区，以便防患于未然，以免破坏未来的计划。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一个有力量、有决心和有勇气的领袖。
1968年革命时的伊拉克经济肯定与一个大国不相适应。显然不控制伊拉克的资源和石油财富就不可能开始作必要的社会改革，从而作出了对石油实行国有化的决定。对新的革命政权明显仇视的石油公司正在力图削弱它，说伊拉克石油在市场上没有销路。在我与萨达姆总统的长时间的讨论中(见第8章)，他详细讲述了围绕石油国有化问题的各种情况。他说伊拉克专家曾反对国有化。在实行国有化8周年时，他回顾说，一些伊拉克政治家建议只对一半股份实行国有化，专家们来到总统府，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如果实行石油国有化伊拉克的收入将会进一步下降。但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不信。他作出决定， “一切股份全归伊拉克人，外国人不得有股份。”
或许是由于总统取得了胜利才使他向党的领导人发出如下鲜为人知的指令：
在经济和技术事务方面你们不请教专家就不要动。 但你们决不能让专家去管理国家经济。 不要给他们以承担领导任务的机会；他们必须始终听从革命领导人的指示，因为革命领导人的能力不只限于技术专长。 不少专家， 包括复兴党党员单纯从技术角度去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而忽略了这些问题与新社会的革命观念的联系以及与社会的和革命的其它部分的联系。
应该注意萨达姆·侯赛因决定实行国有化还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财政部长等着从外国公司收取石油收入中属于伊拉克的那一份以便他支付公务员的工资，这种状况与革命不相符。革命思想、民族主义和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导致萨达姆·侯赛因超越专家的数据实行伊拉克石油财富的国有化。
开始时有一定风险。当时伊拉克预算为32000万第纳尔，但货币储备较低。国际收支赤字总数大约为7500万第纳尔，整个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英、美、法和荷兰公司在谈判期间采取了强硬路线，确信伊拉克糟糕的经济会使这个政权改变态度。但是在国有化之前的13天中，萨达姆·侯赛因设法在党的领导人中灌输了正确思想，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有些成员曾迷信专家的分析。
由于石油公司不十分关心伊拉克的经济或工业发展，他们只是以最低成本进行最大量的生产，所以伊拉克就发展非油基工业和一些未勘探和未开采的油田。因此在国有化之前，这个政权就已制订了各种计划，打算一宣布国有化就立即实施。这些计划为油基工业作准备，而油基工业又将及时保证收入，以资助国家各项发展工程之所需。值得指出的是，1964年到1969年之间石油工程总公司对新的石油设施只投入了800万第纳尔。然而，在1969 年至1978 年之间，对石油工程投入了5亿第纳尔。到1979年6月，伊拉克石油工程总值为10亿第纳尔。伊拉克油、气资源开发计划进展快速。南北两个油、气工程和北部的750万吨炼油厂将在1982年竣工。石油是在1972年6月1日实行国有化的。到1973年3月1日上午1时15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宣布伊拉克对石油公司取得了彻底胜利时，伊拉克这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伊拉克能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人民大众意识到只有坚持到底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一宣布使全国上下普遍感到宽慰，特别是政府宣布石油公司已经支付了14100万英镑的偿付款，宣布巴士拉石油公司已经提高了产量，宣布石油公司没有要赔偿就放弃了他们在摩苏尔石油公司的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