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侯赛因为国有化后的伊拉克石油开发所制定的计划，为伊拉克彻底控制从油井到出口点的全部石油经营作了准备。伊拉克后来购买了第一批坦克来保卫其销售经营。总统还坚持伊拉克要与不同的国家和公司做买卖，并坚持石油应首先销售给友好国家，然后是中立国家，最后是其它国家。现在伊拉克在与55个国家和公司做买卖。 它不通过中间人而是直接将石油销售给买方。伊拉克的石油计划还基于石油收入在其它领域的投资，以防有朝一日世界会转向替用能源，或出现石油枯竭。伊拉克投资的重要部门之一是农业，一亿平方米的农田正在被开垦用来种植夏、冬季作物。
简单浏览一下投资计划以及石油收入对发展的贡献，就可证明不实行石油国有化伊拉克就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发展。1970年投资计划总额仅为11600万第纳尔，其中石油部门的收入占9700 万。1971 年计划总额是20200万第纳尔，石油收入占17100万。在实行石油国有化的1972年， 计划总额为13500万第纳尔，其中石油占10900万。 1973年， 至国有化进程结束时，分配的发展计划总额为31000万第纳尔，而石油收入总额为41200万第纳尔，换句话讲，比计划分配的还多。此后由于石油收入增加，分配额也两倍、三倍地增加。1974年计划总额为116900万第纳尔，其中石油收入占60100万；1975年计划总额是106700万，其中石油收入占10100 万；1976 年计划总额是149300万，其中石油收入占125800万。到1980年分配计划为524000万第纳尔，石油收入也有了相应增加。
伊拉克若不使其石油国有化，它就不可能拿出上亿第纳尔来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和借贷，也不可能履行它对阿拉伯国家的义务。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伊拉克承诺它准备在十年内每年向埃及提供价值50亿美元的援助， 条件是萨达特总统不要执行他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萨达姆·侯赛因知道，伊拉克的收入是每年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石油收入。为了帮助埃及，他宁愿牺牲一些伊拉克的发展工程并延迟他在15年内使伊拉克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计划。 如果不是伊拉克完全控制了它的石油资源，开采和市场销售，伊拉克就不可能会在世界经济中起如此重要作用；萨达姆总统也不可能会提出如成立世界基金会这样的建议，在这个基金会内石油生产国和工业发达国将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补偿，并保护他们免受发达国家输出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国内，伊拉克也不可能会偿还它的债务反而成为贷方；它也不可能会制定出由萨达姆总统在1978 年描绘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只是简单地基于伊拉克地区的需要和要求，它还基于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需要和未来的要求。”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最感满意的成就之一，是伊拉克成功的扫盲运动。要不是石油国有化保证了必须的收入，是不可能会取得这一成就的。总统决不会忘记，要不是他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他就不可能会受到教育，这样他就会仍然是一个朴素的农民而不是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一扫盲运动是如何克服伊拉克的传统和习俗以致引起世人瞩目这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伊拉克社会本性保守；它拒绝变革，尽管这一变革会使情况变好。男人和妇女都是传统的奴隶，只是妇女付出的代价更大。 大约100年前有人试图冲破这些障碍， 一些父亲力图给他们的女儿以教育。但由于传统的统治力量这些试图未能取得成功。 1897年一位着名的巴格达宗教学者谢赫·纳·曼·宾·阿比·萨纳·阿鲁西写过一部书，名为《不教妇女写字为何是正确的》，节录其中的一段可对这种流行的信条作最好的注释：
至于教妇女读书写字， 这是上天所不容的。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对她们更有害的了。她们本性虚假和不忠，所以如果她们掌握这门技术就会干出更加邪恶和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妇女只要会点断文识字她就会给扎伊德写封信，给阿姆鲁递个条，给阿扎卜来两首诗，等等等等。教妇女断文识字恰如给醉汉以烈酒、给暴徒以利剑。对男人来说，女子无知便是福。
在1968年革命以前也有过扫盲的尝试。 在巴格达和各省的学校里成立了夜校，但是由于学生付不起学费，都陆续关了门。扫盲运动没有什么计划，乃至为扫盲运动设立的一个机构也关了门。革命后学习文化成了发展工作的当务之急。宪法中包括一条学习文化的条款；像服兵役一样教育成了一项义务；对扫盲运动作了预算；请教了阿拉伯和外国专家；开会决定最优教学大纲。
萨达姆·侯赛因在他的民族委员会办公室里贯彻这些措施。他要求其助手优先处理扫盲运动的事务，使文盲人数尽快下降。扫盲会议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扫盲方案。第一种是三年，第二种是五年，第三种是男人用五年，女人用七年。萨达姆·侯赛因选择了第一种，因为这种最快。一个扫盲高级委员会成立了，来调查和估价伊拉克的文盲人数和水平。14 至45 岁之间不会读写不会做简单算术的男女被划定为文盲。这次扫盲运动是在1978年12月1日发起的：62000名教员和一些自愿去边远地区的人参加了这一运动。登记参加普通课程和强化课程的人数总计达125万人，虽然制定的计划只接纳75万人。为了接纳增加的人，计划的某些部分只得作重新调整。参加这一运动的人热情高昂，这既表明人民向往学习，也表明了运动的成功。另外，关于学习文化的法律规定得非常严： “文盲不分配工作；不得加薪和晋升；不允许申请银行贷款；在工农业和不动产方面不给予方便；不发给从事各种职业、手艺或充当机关和公用事业代理人的执照，若已经发给就不得更换。”
此外， 法律规定： “对经通知和动员登记而不去扫盲班登记的文盲监禁一周或罚款10 第纳尔或者监禁加罚款。 如一再违法将处以监禁不超过一周的惩罚。”
另一条规定： “登记参加扫盲班的一月无故缺课超过三次者监禁两天或罚款2第纳尔。如一再违法将处以监禁两天的惩罚。”为了扩大扫盲运动的成果和提高文盲努力学习的热情，扫盲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被正式宣布为“知识日”，并如同其它正式节日一样进行庆祝。阿拉伯和外国代表团被邀请来参加庆祝活动。两年内有十二个省完全扫除了文盲。估计扫除余下六省的文盲还需要一年时间。这里值得重复一下的是若不是石油实行国有化，国家是承担不起耗资上百万第纳尔的扫盲运动的。
1979年9月在庆祝国际扫盲日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伊拉克扫盲运动颁发了奖金。决定说：
伊拉克显然动用了国家的一切资源来加强它在各层次开展的范围广泛的扫盲运动；它已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它采用了适合各类人员的教育方法；它促进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的联系；它在教育方面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意志， 给了国际社会一个范例。
萨达姆·侯赛因把这一扫盲运动看成是对敌作战，文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发生了，即使不得不带着婴儿的上百名妇女也匆匆赶去参加识字班，来弥补她们在过去被剥夺的机会。工人农民和那些上不起学的人纷纷报名听课，教育成果扩大了。
在石油国有化之后，萨达姆·侯赛因还注意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库尔德人问题。他想防止别人利用这一问题来削弱国家。库尔德人问题，如果其统治者固步自封，一旦上了外国间谍的圈套就不想或不能采取任何必要步骤的话，这就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相反，如果其统治者比较现实，并且其思想观点允许采取负责行动的话，这一问题就可尽快地得到解决。如果库尔德人问题还继续拖着，就等于一直带着一颗可能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过日子，军队就会一直耗在一场局部战争之中而不能为它的民族任务作准备，用于国家发展的资源也不会有那么多。这场战争本来会一直拖到军队给予致命打击，叛方放下武器为止。可是这种胜利会是空虚的，因为这会是民族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胜利，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胜利。如果复兴党不能解决伊拉克的一个少数民族问题，它怎么有希望把远近阿拉伯土地合成一片?出于这一考虑， 萨达姆·侯赛因决定要解决库尔德人问题。
复兴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开始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1970年3月11日发表了一份要使库尔德人问题和平解决的公报，公报给予库尔德人在一个统一国家中的自治权，并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四年内实行自治。
在必要先阐明一下复兴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然后再来研究萨达姆·侯赛因在库尔德人问题上是如何运用的。在宪法中复兴党对阿拉伯人下的定义如下： “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或希望这样做并相信他属于阿拉伯民族的一分子的人。”定义如此措词是为了准许少数民族并入阿拉伯世界。库尔德人属于特殊情况，因为他们人数较多；定义中能适用他们的唯一内容是他们生活在阿拉伯领土上。此外，库尔德人特别喜爱他们的民族习俗、语言和文化。因此有必要修改这一定义，承认这群人的特殊性而不容在阿拉伯民族中含有外族人。波斯人或印度人是外族人，但不能把库尔德民族看成是这种意义上的外族人。他们要发展文化和社会的愿望也不得与争取统一、自由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运动相矛盾。
3月11日发表公报之后，已故的库尔德人领袖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毛拉曾提出过一项解决建议。假如萨达姆·侯赛因当时接受这一建议的话，这一问题本来是客以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的。巴尔扎尼建议复兴党应是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当袒领导，而他巴尔扎尼将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作为回报，他将反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其它政治活动家。萨达姆·侯赛因拒绝了这一建议，尽管复兴党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样一种联盟来巩固其革命权力的。他还拒绝了与巴尔扎尼有联系的共产党提出的类似的建议，依据这一建议复兴党应对阿拉伯人负责，而共产党应对库尔德人负责。假如复兴党打入库尔德队伍成功，它本来也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复兴党内库尔德人很少；到党的领导岗位的人包括阿里·萨勒·萨迪、卡里姆·谢赫利和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萨达·阿迪卜。相比之下，共产党却争取到了许多库尔德人，他们还说复兴党的阿拉伯性质对库尔德人是不利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已经打入了库尔德人队伍，但他们并不受群众欢迎，这也许是因为库尔德人对伊斯兰的牢固依附所致。
萨达姆·侯赛因继续按其计划行事。尽管库尔德人剧烈反对，巴尔扎尼继续造他的反；大多数人认为3月11日的公报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会给北部地区带来安全和稳定。1974 年向库尔德人公布了建议草案；所有库尔德部队都接受了这一草案，但巴尔扎尼除外，这就是说战斗还将继续。许多在巴格达生活和工作，有些还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库尔德人开始动身前往北部地区。安全部队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交了关于库尔德人离家弃职去参加北部叛乱的报告，但是国家命令不得采取对抗手段。甚至在巴尔扎尼的儿子伊德利斯前来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侯赛因时对抗也未发生。伊德利斯以他父亲的名义宣布库尔德人拒绝这一建议。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是这一建议定在一个具体日期——1974年3月11 日——实施，并将如期执行。他还说， “我知道你现在就将离开这里去宣布叛乱，但你会对此感到后悔的，因为你的估计是错误的。” 与此同时， 库尔德人部长们开始坐着政府的汽车离开巴格达去参加北部的叛乱。这时，保安部队认为他们会接到将这些部长逮捕带回首都的指示，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指示是： “通知沿路各站在他们到达北部之前以官员礼遇向他们表示欢迎。”
萨达姆·侯赛因的目的是要向库尔德人证明，国家的地位是稳固的，并使人相信国家已经仁至义尽。
1974年3月11日关于自治的草案成了法律， 成立了立法议会(议会)和执行委员会(政府)。 给了抗拒分子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接受与否，限期一过就下达了肃清剩余抵抗部队的命令。在实行自治建议之前，萨达姆·侯赛因曾用过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办法来解决这场冲突。他曾试图赢得库尔德人的信任，并试图消除由巴尔扎尼和共产党分子在复兴党与库尔德人之间设置的障碍。这一情况以及他对北部事务高级委员会的管理对于消除心理障碍起了很大作用，并使他在成为总统之前就赢得了很高的个人名望。此外，萨达姆·侯赛因与库尔德人的某些联系十分自然，因此使那些了解他的并且没有参与巴尔扎尼叛乱的人对他产生了信任。例如，萨达姆·侯赛因的兄弟部属有一个库尔德人， 叫巴尔赞， 他还担任了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职务。
萨达姆·侯赛因的私人警卫员萨巴赫·米尔扎就是库尔德人，这就是说他们之间是彼此信任的。
作为一个总统， 萨达姆·侯赛因继续秉公办事， 使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相互信任。他还念念不忘外国间谍惟恐天下不乱。因此在他担任总统之前他向党的领导人发出了如下警告：
不要幻想已被镇压的反革命不会东山再起。
你们决不要沉醉于不可靠的计划而无视现实。拿这一武器来对付我们的国际力量还会卷土重来。
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惟一办法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复兴党对这一敏感地区的各种问题的行动和评价必须要经过非常仔细的考虑。犹太复国主义和敌对国家当库尔德的情况适合他们的战略意图时他们仍会继续利用这一问题来反对我们的革命……。
为了进一步促进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萨达姆总统访问了北部地区，并向某些家庭赠送了他个人礼品。他还号召那些已经离国的库尔德人回国。实际上，在1979年12月24日在萨达姆·侯赛因当上总统大约5个月以后，革命指挥委员会就颁布了一条法令，给那些想返回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特殊鼓励，并指示伊拉克驻外使馆和航空公司在国外办事处提供方便。每个想回国的库尔德人允许免税带回一辆汽车，并可免税带回价值高达五千英镑的家具。
萨达特总统还指示，在各种社会发展规划中对北部地区应像对伊拉克其它地区一样给以同样重视。
从萨达姆·侯赛因为库尔德人问题制定的原则出发，复兴党规定了它对少数民族的立场。复兴党规定它对阿拉伯世界少数民族的立场一事是在它的民族大会上宣布的——也就是在建党30年后， 因为它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且在库尔德人问题变成爆炸性冲突之前，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问题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萨达姆·侯赛因能够在革命取得政权后两年就对库尔德人问题拟定一项解决办法，这表明他在革命前不仅考虑了使党掌权的办法，而且还研究了对各种未解决问题的长期的最终解决办法。其中也包括迦勒底、亚述和叙利亚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共产党曾鼓动他们来破坏复兴党的民族目标和阿拉伯目标。然而革命后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复兴党又积极工作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复兴党的阿拉伯历史观起了作用，它把迦勒底人、亚述人和叙利亚人都看成是属于阿拉伯文明的阿拉伯半岛的人。
尽管持这样的历史观，这些群体在党内如同他们在国内一样仍然是少数派。这种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也有与复兴党为敌的人，但是这种敌意是可以克服的，这就看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决定怎样来统一各种非复兴党的力量。总之，在同一民族的子孙之间存在这种对立是自然的，它不是本质分歧而是政治分歧。要不是复兴党十一大所采取的立场，伊拉克的少数民族至今肯定仍然是一个问题。当阿尔及利亚的柏帕尔人突然要求实行文化自治，因而在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又一次少数民族冲突时伊拉克就能对此发表意见。1980年4月30日的《革命报》斥责柏帕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但表明复兴党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实行石油国有化的决定和以崭新的方式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决定属于一项要使其国家成为“指路明灯”的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另一项决定——关于伊拉克在1973年10月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尤其是因为在10月6日宣布战争的伊拉克的处境非常艰难。库尔德人在北部的暴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在那里7000名武装人员正在等待巴尔扎尼攻击重要石油设施的命令。伊朗国王正在等待合适机会命令在伊拉克的由他武装的部队来推翻这一政权，两伊部队在边境地区还多次冲突。同时它与叙利亚在政治和党的关系上都处于低潮。因此当叙利亚和埃及向以色列宣战时它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事前未与它商量。前线在1000公里以外， 而当时伊拉克部队又没有什么部队运输机和坦克运输机。
尽管如此， 伊拉克领导人很快就决定参加10月战争。萨达姆·侯赛因说这事不容讨论，不管有什么情况，伊拉克的民族任务要求它去参加。他讲话的大意是：
这是扩大这一战争的一次历史性机会。我们知道这是一次打破僵局的尝试，而不是一场全面战争。 但是如果我们参加， 我们就能将这一尝试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此外， 我们不能明确反对和解的意图， 除非我们参加了战斗， 除非在战场上洒下伊拉克人的鲜血。
大约在半年前，他在《革命报》上发表过连载文章，题为《伊拉克走向何方》，文章说伊拉克不应参加一场仅仅是为了打破僵局和强行和解的战争。但在宣战后他把这一战争看成是改变战争性质的一次机会，一次将一场有限行动的战争变为一场解放战争的机会。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后来成功地利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挫败了强行和解的意图。
萨达姆·侯赛因一说伊拉克参战不成问题，脑子里就形成了行动方案。他准备了一份在巴格达电台广播的公报，宣布伊拉克准备解决它与伊朗的分歧，并恢复外交关系。当晚伊拉克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进行了接洽，并告知伊拉克飞机正在飞往叙利亚前线的途中。第二天伊拉克武装部队开始向叙利亚前线进发。在埃及前线情况有所不同。伊拉克与萨达姆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 依据这一协议伊拉克提供1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批伊拉克猎鹰式飞机驻扎到埃及基地。 猎鹰式飞机可以低空盘旋， 躲避雷达的侦察，袭击目标的精度很高。因此伊拉克飞行员在埃以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宣布接受安理会338号决议后，这场伊拉克想将其变为一场解放战争的有限行动战争就突然终止了。伊拉克在公报中宣布它准备继续这场战争。它派团前往大马士革将此事通知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并表示如果叙利亚继续这场战争伊拉克愿意将其全部军队派往叙利亚。倘若叙利亚接受338号决议，伊拉克部队和飞机就将撤回伊拉克。这就是在叙利亚要求结束战争前不久发生的事。
从埃及，接着是叙利亚，相继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时起， 萨达姆·侯赛因就计划了一套阿拉伯行动， 旨在为参加和谈各方制造麻烦。举行巴格达首脑会议就是这一行动方针的成果之一。这一会议本身是违背复兴党的传统方针的，它曾反对以召开阿拉伯会议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途径。政策上的这一转变使党的领导机构中的一些成员感到困惑不解，但当萨达姆·侯赛因说明了其背后的道理之后他们都加倍努力，来确保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1980年2月8日民族宪章的成功。
最高级会议和宪章都在萨达姆总统要恢复伊拉克“明灯”作用的长远考虑范围之内。这是指在非复兴党人参加决策过程和实行社会主义方面的不断发展。
非复兴党人参政这种新做法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79年8月19日由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了一连串政治自由化措施，并说党的领导机构正在研究大选问题。他还说伊拉克的所有政治犯将被释放，当时伊拉克有725 名政治犯；其中400 名由于参与北部地区事件而被监禁，300 名是各种政治运动的成员，其中包括24名共产党分子。
措施之一是呼吁在国外的伊拉克共产党与以复兴党为主要力量的全国民族进步阵线进行对话。塔里克·阿齐慈指出，该阵线未曾“决定驱逐共产党”。这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完全掌权后一个月宣布的，他似乎有意要抵消由一些复兴党领导人参预的那次阴谋事件的影响。塔里克·阿齐兹表明这些决议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实行政治自由化”，但他强调， “这一决定并不是新指令的产物，而是上一阶段的自然延伸”。
所有政治犯几乎都被马上释放，只有参与阴谋事件的那些复兴党人还留在监狱里。 上届议会已在1958年7月革命后被解散，因此开始着手起草成立议会的法律。它将称国民议会，而不称“议会”或“人民议会”。 同时， 成立库尔德人议会的法律草案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这一议会称为“库尔德自治区立法议会”。1979年12月1日公布了这两项法律草案供各阶层讨论。伊拉克老百姓通过报纸和电视参加了讨论，表现出了不寻常的言论自由。虽然有些复兴党人士对恢复议会生活表示担心，但萨达姆总统坚决主张讨论应尽量全面。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担心，重开议会意味着会重新带来50 年代议会的那种部落制的弊病。
法律草案中设想的这一国民议会将打破常规，它不仅仅是装饰门面。议会将参加原先属于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复兴党职权范围内的决策和立法工作。它将依据宪法提出法律草案，通过法律，批准国家预算和国家发展计划，并依据宪法批准条约和国际协定。根据议会的内部法规，它有权要求任何部长出席质询。这一新举措意味着一个部长，他也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可能会被要求对其行动作出解释。
法律草案还为国民议会议员提供豁免权： “对于议员在议会履行职责时所发表的任何观点和提出的各种问题任何人无权质问；未经议会许可在议会开会期间不得逮捕任何议员，除非犯有死罪。”法律草案通过规定候选人条件来预防有人滥用议会或混入议会：
候选人必须信奉1968 年革命的各项原则和目标；已经服过兵役或已被免除服役；未受国有化措施或农业改革措施的影响；7月17～30日革命后未曾因违犯国内外治安罪而被判过刑，包括出卖国家机密罪，违犯国家经济、国家财政和国家金融罪，和违犯公共道德罪。 未来的候选人还必须会读写。 1958年之前的部分议员不会读写， 习惯于用拇指印纹来签署法律草案和计划。
这一法律草案一宣布就引起了人们的兴奋和期待，许多人很想发挥政治作用。复兴党人意识到拟议中的国民议会允许非复兴党人士采取政治行动，他们还意识到复兴党人在政治方面不再享有垄断权，现在要靠加强他们与人民的联系了。萨达姆总统似乎在告诉他一百万伊拉克党内同志，国民议会是他们与人民联系的一种表达方式。
大选定在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 为了避免选举活动被人利用，政府刊发了候选人的照片和个人简历。 政府还负责带投票人往返投票站。 大选前两天， 萨达姆总统在安巴尔省拉马迪市发表了讲话。讲话主要是针对复兴党人的： “我们认为国民议会的所有候选人都是革命的儿子和复兴党的儿子，不管他们是不是复兴党人。”当总统听到某些复兴党人破坏领导机构规定的复兴党和非复兴党候选人一律平等的指令后，他命令对那些复兴党人一律予以党内处分，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 一些人被开除党籍， 其它人被降了职，而且还在报上点名公布。在大选那天，萨达姆总统继续在安巴尔省巡视，还访问了投票站。他问投票人选了谁，为什么选他以及他们对议会议员有何期望。大选结束后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赞扬公民们在二十年来伊拉克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也是伊拉克有史以来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第一次大选中所表示出来的高度的责任感和纪律性。
1980年6月21日，由250名伊拉克男、女议员组成的新的立法机构诞生了。现任议长是纳伊姆·哈达德，他是一位党的高级成员。他的当选使萨达姆总统解脱了随之而来的议会具体事务的负担。大选中候选人数有840人，有56个选区和投票站。国民议会并非本身意义上的复兴党议会，而是在我与萨达姆总统讨论中他所确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复兴党议会： “我认为今天大部分伊拉克人都是复兴党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复兴党成员……。”1980年7月30日，在为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开幕式时，萨达姆总统对议员们说：
“有人说我们现在将进入‘民主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机构也会发展，十年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表达民主的新机构。” 这些话表明， 他认为国民议会只是许多步骤中的一步，并认为它将会与立法议会一起发展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总统接着还说：
复兴党曾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民主，诸如由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来举行自由选举。各行各业也都举行过选举。 这些都是真正民主的表白。 领导人与人民之间在各种会议上和其它各种场合中的日常交往也是民主的表白。有了新的国民议会，我们就将在一个新机构中来实行民主，表达革命的原则。
萨达姆总统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这次大选不是在外界的巨大压力下被迫举行的。 他说： “要是在党内或国内有困难情况时颁布这一国民议会法，人家就会说这是企图迷惑群众或者是企图缓和紧张气氛。”
这一法律是在党坚强稳固的时候颁布的，它是“党对民主生活理解的一种主要体现”。
“政治自由化” 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 现在伊拉克有了一个不带1958年前那种弊病的议会。 但是政治自由化的另一部分尚未结束：流亡在外的伊拉克共产党对塔里克·阿齐慈的对话呼吁没有作出回应，虽然他指出它未曾被逐出全国民族进步阵线，希望这样能便于他们返回。1979年8月29日当我会见萨达姆总统时我问他，是否因为有些复兴党人卷入了一次阴谋事件才决定成立议会和邀请共产党人返回伊拉克的。他回答说：
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可忽视每一事件的意义。
然而如果一个革命者根据临时反应来采取立场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反革命者，因为这表明他没有战略或者没有基本原则。 阴谋发生了， 阴谋者处于被动反应状态。但我们所谈的机构是一个革命机构，因而不应认为国民议会是由于这次阴谋才成立的。 对国民议会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 被委托成立国民议会的那些人中就有阴谋者，他们竭力阻挠成立国民议会。
至于共产党分子，他说：
一段时间前， 地区领导机构向他们发过话， 邀请他们进行对话，以便以双方可接受的方式来恢复关系。 他们回了话， 但是领导机构认为这没有反映他们的立场；它没有对领导机构的这一主动行为作出坦率的、 公正的和勇敢的回应。 这是过去的情况，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新情况。 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回到革命行列中来并在其中工作，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对话；否则我们就不与他们对话。 革命在前进， 革命不是共产党搞的， 如果共产党不参加进来，革命决不会垮台。革命在进展，伊拉克共产党无论何时想参加，领导机构都会研究这一要求并实行相应行动。
萨达姆总统对共产党是否回来并不很重视，这表明他们已不再是一支重要的或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了。
总之，由于他们继续反对，一些共产党分子已经建立了一个与复兴党合作的名为“国民组织”的马列主义组织。总统已为他们返回敞开大门，因为他想巩固稳定局面，不给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留任何机会。
简单看一下伊拉克历史就会明白如果萨达姆总统取得成功，则80 年代将会是现代伊拉克最稳定的阶段。自从伊拉克人接管政府到复兴党掌权之前，没有一个政府能持续两、三年的。甚至在君主专制下政府也经常更迭，有时每三个月就更选一次，尽管政治家们都属于同一阶级并承认应继续维护这一政权。甚至由当时最强的领导人努里·赛义德组织的政府也为时不长。在此之前，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迫使英国成立一个“民族政府”来代替英国的军事总督。英国被迫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阿拉伯君主国并准予伊拉克独立。在英国人之前，土耳其人曾统治过伊拉克。
30年代是伊拉克的动荡时代。当胡斯尼·扎伊姆在叙利亚发动军事政变前大约13年，贝克尔·西迪基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 40年代一位勇敢的民族主义领袖本来是可以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国的，但是没有成功， 尽管当时动乱很多， 而且到1948年达到了高峰，因为当时伊拉克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1952年暴动期间，君主政体不得不任命陆军参谋长努尔丁·马哈茂德将军为首相，而在此之前他总是小心审慎地给政权打上文职的印记。
1956年复兴党组织了大规模示威， 反对三国侵略埃及。接着是1958年的革命，可是在革命的第二年，在民族主义分子、共产党分子和复兴党人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1963年斋月革命后，伊拉克遭到了更多的骚乱和流血冲突， 监狱关满了政治犯， 政府竞相更迭。
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神秘地死去，由其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接替，他的统治给伊拉克带来了更大的动乱。接着是7月17日革命。这场革命一开始就冲突不断：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被流放，如哈尔丹·塔克里蒂和萨勒·马赫迪·阿马什等一些复兴党领导人被开除党籍。其后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对抗由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人叛乱，其间死伤约6万人。复兴党人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以及复兴党人内部也有冲突，偶尔还有流血冲突。
经过50 年流血冲突，到1975年伊拉克进入了稳定时期。以对北部地区最好的方式结束了库尔德人的叛乱。复兴党的权力得到了巩固。传统的反对力量都选择了与复兴党合作的做法，现在惟一留在国外的是移到某个东欧国家首都的共产党。如果不是复兴党的某些领导搞阴谋以及一些孤立的爆炸事件，伊拉克的稳定局面本来是会继续顺利发展的，人民也不会再把伊拉克与流血冲突联系在一起了。萨达姆总统对各个地区的巡视，对公民的突访以及在接任后他所开始的政治自由化进程正在扫除半个世纪动乱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还有人想要使它失败。
1980年6月18日，萨达姆总统在巡视安巴尔省时说， “我们不能指望在伊拉克不发生炸弹爆炸或枪击事件”， ［因为伊拉克的稳定正在引起某些人士的愤怒了］。1980年7月20日他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时又重申了这一点：
我们想使1350万 ［伊拉克人］ 的力量超过4000万人的力量。 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我们深信，由于我们的力量、能力和有效性，力量对比有利于我们一方。 我们希望继续发展这一形势， 以便抓住机会，如同我们的祖先一样为阿拉伯民族和全人类发挥历史性作用。
这种作用就是“明灯”的作用。惟一会妨碍发挥这种作用的是再次出现周而复始的动乱和暴力。我和许多有影响的伊拉克人谈起此事。他们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在阿拉伯世界中伊拉克有很多特性，在研究当前局势时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在其2000多年的整个历史长河中， 伊拉克曾经繁荣强盛。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强大的帝国和国家，但它也曾在敌人手下和自然面前遭受过巨大挫折。如果我们回顾巴比伦、亚述和迦勒基年代和整个伊斯兰时代的伊拉克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拉克的历程从来就不平凡。它要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肩负重任，面对政治、 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各种严重攻击， 要么它就处于被打败被占领和被蹂躏状态。这一历史构成了伊拉克对任何挑战都作出强烈反应这一特点。 伊拉克也许长期屈辱受难， 但当它应战时它会全力以赴予以迎头痛击。别人把这看成是一种疯狂的反应。
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复兴党人，给了我们性格。
我们在当代，在建立复兴党的过程中面对各种严重的挑战。我们从来没有过公开自由活动、集会和出版报纸而不遭逮捕和折磨的机会。伊拉克复兴党从未有过黎巴嫩复兴党那样的机会。君主政权残暴恐怖。禁止任何文化和政治活动，党员们通常在他们藏身处秘密开会。谁被抓到都会受到最骇人听闻的酷刑。1958年君主政权垮台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党用了四年半时间来对抗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和共产党，这就是它不得不诉诸暴力的原因。
1963年2月8日复兴党掌权后，它遇到了共产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山区的巴尔扎尼叛乱的对抗。
1963 年10 月18 日，在强大的暴力和极端的仇恨下，复兴党政权被推翻。在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和接着的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的整个统治期间， 复兴党成为恶意中伤的对象。被关押、被剥夺、被处决、受酷刑、遭诽谤、遭袭扰，这就是1968年革命前复兴党的处境。
在 1968 年革命到萨达姆·侯赛因完全掌权这一期间，虽然伊拉克偶尔还有些动乱，但这是最容忍、最民主、最有理性的阶段。大家不应忘记，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东部，它比其它阿拉伯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由于它邻近波斯人、土耳其人和东方的其它民族， 国有化问题仍然是一个紧要问题。 这些条件与同非阿拉伯民族毗邻的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条件不同，因为这些民族与同伊拉克接壤的那些民族不一样，他们在政治、军事或文化方面不是重要力量。
因此伊拉克一直常备不懈地扞卫其独立和阿拉伯身分。
虽然萨达姆总统在1979年7月30日完全掌权前生活得十分艰难，但他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和克制。 由于有这种能力党才得以发展壮大， 并最终形成了日益稳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又将会改变伊拉克当前的形象和修正它的革命经验。
尽管如此，我与之讨论伊拉克“流血”形象的那些领导人外出时身边总是带着武器。他们觉得有威胁。一次我同在党掌权前曾与萨达姆·侯赛因并肩战斗过的文化和新闻部长拉蒂夫·纳西夫·贾西姆去内政部长萨阿敦·夏克尔的家，在那里他们向我介绍了萨达姆·侯赛因进行地下斗争的事迹以及当他们都在狱中时他如何对待同志的情况。在我们钻进汽车驱车前往萨阿敦·夏克尔的家之前我注意到拉蒂夫·纳西夫·贾西姆从枪套中掏出他的左轮手枪放在身旁。我问： “你现在是新闻部长而不是保安人员， 为什么你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用农民的语调回答说： （他曾在党内负责农民工作， 他们是党的主要支持者） “伊拉克的乡下人有句俗语：手边备支枪，有朝一日你会需要它。”
当我听到新闻社报道有人企图在新闻部外面暗杀拉蒂夫·纳西夫·贾西姆时我就想起了那句话。这位部长安然无恙地躲开了，然后他手里提着枪就去追赶那个朝他开枪的年轻人。后来知道，此人属于伊斯兰号召党，这个党先前曾组织人企图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行刺塔里克·阿齐兹。好笑的是就在数天前我曾问塔里克·阿齐兹，为什么伊拉克领导人走到哪里都带着枪，对此他回答说， “我们已经习惯这样做了。伊拉克领导人是从事革命行动多年的革命者。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携带武器，我们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延续至今。”
萨达姆·侯赛因努力使伊拉克成为一盏 “明灯” 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其基本理论是繁荣有助于政治稳定。譬如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已被准许旅游业方面的自主权，一批一流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剧院正在建设之中。在这方面，萨达姆总统还决定为私人部门和社会主义不能经营的那些商业部门进口设备。 1980年用于进口的总额将近40 亿第纳尔。1980年6月17日萨达姆总统对一些私人工厂和农场进行了视察，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鼓励私人经营的一个范例。他还访问了一些旅游中心并和工人们进行交谈，对旅游部门进行鼓励。这一切与伊拉克的彻底独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它不需要外国对其各种工程进行投资，它与其它国家和公司的关系是建立在严格的合同基础上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私人企业将会继续兴旺。伊拉克将会是公私并存互不干扰的不多几个国家中的一个。
萨达姆总统想使伊拉克成为一盏“明灯”体现在各个方面，甚至体现在很简单的方面。例如，他带头发起了鼓励种棕榈树的运动，要求每个公民在其屋外种一棵，这样到2000年伊拉克就会盛产枣椰(由于大兴土木， 70年代棕榈树已几乎绝种)。 萨达姆总统还特别注意修复维护诸如巴比伦那样的历史古迹以及因新建水坝而产生的对其它古迹的防淹问题。他还在尽最大努力收回被盗的伊拉克文物。亚述巴尼拔是伊拉克2500年前的统治者， 伊拉克人怎能接受让他的藏书继续留在大英博物馆里?这是在上世纪末被搬到那里去的。他们也不会同意让巴比伦时代尼布甲尼撒王宫里的阿什塔勒门留在东柏林，而伊拉克却只有原物的复制品。汉穆拉比国王的石桌现在在巴黎的卢浮宫。伊拉克上百件其它文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宫殿里，而它们的合法位置是在伊拉克。这些文物大都是在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统治时期被盗出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一再提及这一问题，这表明他正在计划采取行动。 如果响应1975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将拿走的文物物归原主的号召，伊拉克文物被自愿归还那就很好，否则就得采取其它措施。萨达姆总统对阿拉伯民族的伟大英雄就像他对伊拉克的古代史一样感到自豪。他重视纪念伊马姆·侯赛因，装修卡尔巴拉的工程正在进行之中；他还敬佩像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伊拉克古人。
伊拉克有一万个历史古迹受到保护，并且可能很快就会设立一个考古部。
如果不是伊拉克对发展中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财政承诺，如果不是像埃以条约之类的各种协定不断消耗阿拉伯力量，使伊拉克成为一盏“明灯”的道路本来不会那么漫长和那么艰难。萨达姆总统的处事方式，如他在最高级会议上和对民族宪章方面所作的努力，本身就是伊拉克的“明灯”作用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