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为一把火，即使能光照千里，也只是熊熊烈火中的一把火；我要成为一把剑，但不是一把孤剑，而是万剑丛中一把利剑。”
(萨达姆·侯赛因会见党的领导成员时的谈话。 )萨达姆总统有时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工作得很晚，这时有一个5岁的孩子跑来找他。他马上离开办公桌，亲切地走过去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想简单应付几句把孩子打发走，好回到办公桌前处理文件。但是孩子常常缠着他不放，非要他讲个故事或帮她拖汽车、 飞机。 总统答应待工作处理完毕就给她讲故事， 但得等半个小时。他坐下来继续批阅办公桌上的文件和材料，在该签字的地方签上字。孩子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每隔几分钟，她问一次：完了吗?她想听他讲故事。总统有时工作得太全神贯注了，没有答理她，她在边上慢慢睡着了。总统把孩子抱到长沙发上，用毯子盖好，工作处理完就把她抱到隔壁房间她的卧室里。有时总统把她扛在肩上，送回卧室，安顿在床上，开始给她讲故事。这个小女孩就是总统最小的女儿哈拉。
有时，正当总统忙于处理国家大事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里传来了他的13岁的大女儿的声音， 要父亲在晚上抽一个小时陪她。 总统问大女儿拉格德有什么事。她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她需要他，总统答应为她挤一个小时。回到家里，他发现她正在等他。原来是要父亲陪她去选购连衣裙，总统开车带她去商店。但是当父女俩刚到商店，总统就被人团团围住了。拉格德是得到了她的连衣裙，但希望父亲陪她逛商店的愿望却落了空。当他们回到家里，8岁的女儿拉纳噘着嘴显得有点不大高兴。 父亲给她的姐姐买了一件连衣裙，却没有给她买。总统让她去车上把包裹取来， 她这才发现父亲在陪姐姐去商店时也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总统的大儿子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16岁的阿迪，细挑个儿，几乎同他父亲一般高，现在正在接受军事训练。总统的二儿子库塞伊将近15岁。
我曾要求萨达姆总统准许我拜访一下他的家庭，因为作为一名作者，我希望见见他的孩子，以便在作品中能生动地描述他家庭的情况。 (总的说来， 总统不愿让他的家庭生活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尽可能回避它。 )我在总统家中和他的孩子谈了两个小时。大儿子对我说，他爱好物理化学，希望将来进大学深造核物理。他说，伊拉克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就需要这方面的科学家。他还谈到了他的军训生活。他说，相对来说军训生活是艰苦的， “每一个伊拉克人都必须接受军训，作好打仗的准备。”他在12岁时就加入了复兴社会党，是学校里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喜欢读《复兴报》，遇到难点就请教父亲。他说，父亲对他的孩子就像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从来不搞特殊，教育他们要讲真话，做一个诚实的人。在学校里，他与他的弟弟妹妹都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他们的成绩册父亲都要签名，以及时掌握他们的进步情况，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孩子考试不及格。总统的二儿子希望成为部队里的一名军官，现今他俩都在巴格达中学上学。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语言有英语和阿拉伯语，现在又增加了第三种语言——法语。
总统的两个女儿在男女合校的卡尔赫中学读书。
她俩希望进大学学医。总统夫人是一所学校的校长。
每天清晨7时，她与四个大一点的孩子准备出发去学校。最小的一个与保姆一起留在家里。这时总统早已离家去办公室，或者去各处转转，与人聊聊，他喜欢在大清早这么做。 星期四下午和星期五(每周休息日)，总统带着一家人去乡下度假。热天，同儿子去游泳或打猎。打猎是他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尽管现在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去享受这方面的乐趣。
1968年革命胜利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就让萨阿敦·夏克尔建一座打猎俱乐部，在巴格达无人不知这座俱乐部是复兴社会党绝大多数领导人会面的场所。 萨达姆·侯赛因希望建造这座俱乐部(他现在是该俱乐部名誉主席)， 目的是想让复兴社会党党员有个社交的地方。在1968年之前从事地下斗争的岁月里，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类生活。为了鼓励他们带着家属来俱乐部，他经常偕同其夫人到这里，而且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于是其他人也很快纷纷效仿。这下子传统的壁垒给打破了——伊拉克社会通常是十分保守的，先前看不到男人携带夫人进出公共场所。俱乐部不光是大家会面的地方或吃喝的场所。萨达姆希望它起到促进体育的作用，尤其是骑马运动。他也去巴格达的其他俱乐部，如曼苏尔俱乐部、阿勒维耶俱乐部和欣迪耶俱乐部，以免人家说闲话，说打猎俱乐部是上层人物的俱乐部。
萨达姆总统有时披伊拉克头巾，穿民族服装。但平时不这么穿戴， 常常是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伊拉克的无袖长袍。总统自己穿着向来整洁典雅，同时还提倡别人也这样做。他指出，地下活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时间观念极强，在这方面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要求都很严格。萨达姆总统希望自己能名垂青史，这就使他成了一位对待生活特别严肃的人，很少懈怠。当他皱眉蹙额或绷着脸时，显得非常严厉；当他微笑时，显得和蔼可亲。总统在早年就学会抽烟，后来戒了。在他访问阿尔及利亚时，现已故的布迈丁总统曾给他一支雪茄。从此以后偶尔抽支雪茄。他不像许多伊拉克人那样喜欢饮茶， 因为在监狱里茶是禁用的， 他又不想低三下四地去乞求监狱里的看守给以特殊照顾。然而，他喜欢喝阿拉伯的带苦味的浓咖啡和冷奶。
虽说总统办公室离家不远，但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放着一张床，一旦工作晚了好在那里过夜。总统府内有间屋子是专门为他造的。但他认为建筑师们把屋子造得太大了，因此拒绝搬进去，仍旧呆在他自己的小屋里。他感到最快乐的时候是到乡下度假。他的夫人还设法鼓励他莳弄莳弄园子，暂时摆脱一下国家事务的羁绊， 调节一下身心。 他是一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对此他深感自豪。有一次他同家人正在旅游中心游玩，他最小的孩子在她妈妈怀里睡着了。这时他看到小孩袖口上的扣子掉了，他没有叫醒孩子，而是亲自拣起钮扣，拿出针钱，当着副官和卫兵的面一针一线把扣子缝到了衣袖上。
萨达姆总统认为，一家应有几个孩子要看父母的条件， 他们是否有能力把孩子养好。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是希望增加伊拉克的人口的。有一次，他在同党的领导成员交谈时指出，伊拉克现在的人口增长率每年为32%，这是合理的。他解释说：
我们认为，权衡伊拉克人口增长的利弊时不仅要考虑本地区的需要，而且还要考虑阿拉伯民族的需要……既要从短期利益出发，又要从长远利益出发。 伊拉克地区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 地处阿拉伯民族地区的东部。与其毗邻的两个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人口都比伊拉克多。因此它必须拥有足以自卫和扞卫阿拉伯民族的大量人口。
目前在伊拉克的非伊拉克阿拉伯人有100 多万。
其中一半以上是埃及人，他们拥有自己的街道和咖啡馆。他们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安居乐业的状况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其他埃及人。萨达特总统的政策与以色列签署和约一事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相反当局正在努力设法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舒适些。把埃及家庭迁往伊拉克，使其成为伊拉克农业领域的主体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目前正想方设法把一些家庭从马格里布迁往伊拉克。
在 1978 年 7 月以前，伊拉克人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家庭生活——他有几个孩子， 如何教育等等一无所知。萨达姆·侯赛因不愿将私人生活公诸于众。只有少数党内同志知道他的家庭情况。 但是， 后来伊拉克妇女总联合会出版的杂志 《妇女》 月刊刊发了一次封面人物介绍， 介绍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家庭生活的情况， 还发表了几幅他与家人合影的照片。 文章还援引了萨达姆总统对家庭生活的一些观点： “家庭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 “对婚姻最重要的是：男人必须不让女人觉得她受到了压制。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女人，而他是男人；如果她觉得受到了压制， 家庭生活也就完结了” ； “我对我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从不亲一个，疏一个——说老实话，当他们在孩提时代时，我最喜欢的还是女儿， 从拉格德开始就是如此——另外教育他们的方式也是一样，毫无偏向。有些家庭认为，生女儿丢脸。 我们却不这么看， 无论对儿子还是对女儿我们都一视同仁” ； “家庭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老的要尊重小的。放弃某些特权并非一种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幸福和谐。”通过对伊拉克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这些重要方面的回顾，总统好像在说： “这就是我处理家庭关系和对待孩子的方法，我希望你们也依照这种方法来处理你们的家庭关系。”
《妇女》月刊的文章还提到了萨达姆总统的婚事：
我们的婚事与许多人没有什么不同。通常一个小伙子或一位姑娘总是把情意寄托给与他们最亲近的人。 还是在我四、 五岁的时候， 母亲对我说，祖父已给我订了婚， 对象是舅舅的女儿。 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她。但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那年我由于暗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被处以死刑。 后来我从伊拉克逃了出来。 当时我表示希望正式与她订婚，我家里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我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俩正式订了婚， 而那时我俩天各一方，她在巴格达，我在开罗。我们正式结婚是在714斋月革命取得成功和我回到巴格达之后。
萨达姆·侯赛因生于1937 年4月28 日。萨达姆这个名字当时在伊拉克并不多见，可后来用得越来越普遍。它的含义是“坚韧不拔的斗士”。萨达姆·侯赛因是属于敢于向挑战应战的一类人，当然他的应战是很有分寸的。在他心中，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这一点在我们讨论问题时可以感觉得出来。譬如说，他打算印刷一批《古兰经》发给非阿拉伯的穆斯林，还打算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建一些清真寺。我问他这是否表明他开始转向宗教，或者说是因为他感到需要宗教。他答道：
开始？不是……它是对复兴主义方向的一种认同。我们从不认为宗教精神与复兴精神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多亏那些起草党的纲领的同志， 我们党一直把复兴看成是对民族复兴精神和重展抱负的一种启示。 在整个阿拉伯民族中， 《古兰经》 难道不是神圣的吗？民族英雄们不是已把它传播到了地球上最远的角落了吗?我们的英雄是用纯洁的鲜血写下了它的每一个字符。因此我们理所应该关心《古兰经》。
萨达姆总统在视察工作和巡行时可能看到了不公正的现象依旧存在。正好在他担负党和国家重任一周年的前一天，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了社会福利法，给老年人提供了社会保障。法律还规定国家要为儿童、青年和孤儿建设“少年之家”、 “青年之家”和“孤儿院”。
萨达姆总统不时会见复兴社会党的各级党员，同他们广泛讨论问题，全面了解情况。他把曾在1968年和1968 年之前参加过斗争的复兴党党员看作是党的“硬通货”——就是这些同志发动了1963年的二月革命和1968年的七月革命。 他常常出人意外地到在艰苦的岁月里与他共过事的同志家里进行家访，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困难，并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在与他的同志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先平心静气地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尔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讲话中旁征博引，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与人交往真诚坦率，对党内年龄比他大的同志格外尊重。
萨达姆·侯赛因不是那种文过饰非，邀功诿过的人。萨阿敦·夏克尔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那还是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同志用其夫人在一次探监时带去的锉刀，锉断了牢房里的铁栏杆，尔后又把铁栏杆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所以没有引起看守们的注意。在他们锉断栏杆后一个多月，萨达姆·侯赛因告诉同志们，党不再批准越狱计划。不久复兴社会党党员被转移到另一间牢房，原来的牢房关进了好几个共产党人。其中有一个囚犯像往常那样站在铁栏杆旁边，使劲地摇它，结果栏杆掉了下来。监狱里的卫兵以为是共产党人把栏杆弄断了，于是开始拷打他们。萨达姆·侯赛因获悉后要求见监狱总管。他对总管说，这件事共产党人没有责任，是他一个人干的，因为他们曾打算越狱，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迟了。总管只好让他回到他的同志那里，由于他已被判处死刑，无法再对他施行更严厉的惩罚了。
萨阿敦·夏克尔告诉我，在监狱里，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小心审慎地给关在那里的复兴社会党党员们打气。 因此他们从不向看守屈服， 行为举止就如同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犯，有思想，有目标。在审讯中敌人问他职业是什么，他回答道， “我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位革命者。”此后其他人也都照此回答。
直到今天无论是在正式宴会上还是在便宴上，他都是最后一个进餐。萨阿敦·夏克尔告诉我，这一习惯是在监狱的牢房里养成的，那时他总是等其他同志吃完后才吃。他还告诉我，在被捕前萨达姆·侯赛因为曾为复兴社会党党员撰写了一篇文章，论如何对付审讯。文章是萨达姆·侯赛因亲手写的，其手稿至今还保存着。萨阿敦·夏克尔回顾说，萨达姆·侯赛因很有办法， 同看守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很敬重他，甚至表示，如果他想越狱，他们愿意提供帮助。
萨阿敦·夏克尔还回顾了他们越狱后萨达姆·侯赛因运筹帷幄的日子。那时他信在一间单人房里，里面除了铺在地板上的一个床垫和一张芦席外别无其他家俱，连桌子也没有。他只好坐在席子上写材料，写好后送去复印，最后分发给党员们。萨达姆·侯赛因只是到1971年才透露了整个越狱过程。 从那时开始萨阿敦·夏克尔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在1971年有些复兴社会党党员对任命萨阿敦·夏克尔为巴格达分部领导小组成员很有看法，萨达姆·侯赛因对他们说， “是夏克尔同志帮助我越狱的。”这就不用再争了——假如萨达姆·侯赛因没能逃出监狱，党也就组织不起来，也就不会变得今天这样强大。萨达姆·侯赛因最讨厌的是事情议而不决，倘若那样他会显得很不耐烦。例如在革命刚开始时，有些领导人提议把伊拉克国名定为 “伊拉克阿拉伯共和国” ；有的建议加上“民主”一词；还有的提出用“人民”。萨达姆·侯赛因指出，毋庸置疑伊拉克本来就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复兴也不必强调它的人民民主性质。问题就如此解决了，伊拉克的国名简简单单地定为“伊拉克共和国”。
萨达姆总统对阿拉伯世界中比较贫困的国家怀有高度的同情心， 对一些国家的人民， 如苏丹和毛里塔尼亚人民， 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深表赞赏。 1974年在拉巴达举行过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会上有一件事使萨达姆·侯赛因对毛里塔尼亚前总统穆赫塔尔·乌德·达达赫肃然起敬。当时阿拉伯的国王和总统们正讨论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的问题。达达赫总统发言说，在过去几年里他的国家因遭旱灾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迫切需要援助。他接着说，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种援助了，因为“谢天谢地，终于下雨了!”达达赫总统的高尚情操和自尊深深感动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心。 他为援助毛里塔尼亚发起了一场募捐。于是毛里塔尼亚得到了一笔约为1500万美元的援助。1980年5月毛里塔尼亚新的主席穆罕默德·库纳·乌尔德·海德拉上校对伊拉克进行了正式访问，萨达姆总统的同情心确保了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
毛里塔尼亚主席在伊拉克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在讲话中对他在伊拉克受到的热情款待深表谢意，并说： “为了扞卫自己的独立，毛里塔尼亚已按照萨达姆·侯赛因总统1980年2月8日提出的‘民族宪章’
的原则，为清除外国在这个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力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对萨达姆总统来说，毛里塔尼亚虽然非常穷，需要援助，但毅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其精神难能可贵。
任何人， 不管与他有多亲近， 只要其行为不检点，他就会心绪不宁。 他说过， “与我最亲近的人一旦犯了错误， 就成了与我最疏远的人。” 他每天仍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对他的助手，他从来不直呼其名，总是在名字后加上“同志”两字或那个人可能拥有的其他头衔，如“博士”等。他历来强调机会均等， 他说， “我们希望公民们感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任人唯贤的国度里，而不是生活在任人唯亲的国度里。”必要时他会显得十分严肃，但他还是说， “不要束缚人民的手脚，硬性强迫他们这也不准动，那也不准动；也不要奢望他们不要有怨言或不起来造反。”
总统反对盲目的宗派主义，反对阶级歧视。早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就批评过负责住房计划的工程师委员会， “你们把自己卷进了政治旋涡之中， 把歧视当作你们的准则。你们设计的两种不同标准的房屋，其依据不是家庭人口多少， 而是社会地位的高低。” 他的一番话使委员会感到震动，于是他们遵照他的意见修改了方案。
萨达姆总统并不认为他是在统治国家，而认为是在为他的国家服务效劳。在好几个世纪前，阿布·贾法尔·曼苏尔就起过类似的作用。他说过， “造福与知恩同存，强制与抚爱相济，恩威并用，荣辱共举，事业才能天长地久。永远不要忘记你在世界上享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真主对你的恩赐。” 阿布·贾法尔是阿拔斯朝的缔造者，后由35名哈里发接替。阿布·阿迪是复兴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前面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伊拉克正在重演它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