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采访萨达姆·侯赛因的情况。我们俩谈过好几次， 加起来总共有17个小时。 首次是在总统1979年7月17 日接管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之后几周。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怎么成为复兴主义者的?有人认为在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历尽了磨难，这本来会导致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倘若您在发现复兴思想和原则之前读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您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从传统上讲，马克思主义对被压迫人民是富于吸引力的。然而阿拉伯民族的情况与此不同。昨日我刚同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会谈过。在会谈中我们讨论了世界问题，包括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在哈瓦那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都已提出过。我重申了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我对尼雷尔总统说，我们解决不了坦桑尼亚的问题或第三世界的那些问题，然而我们希望唤起世界的良心，改变世界对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坦桑尼亚总统说道，指望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人表达这样一种看法，指望一个国家只愿真心实意地援助别人而不剥削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我回答说，尽管这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追溯一下阿拉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号召大多不是出自于被压迫阶级之手。阿拉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纲领也不总是出自贫苦人之手，而常常出自于没有受到压迫但成了穷人领袖的人之手，阿拉伯民族从来没有其他民族那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当然，社会差别是客观存在。但是今天阶级差别则主要表现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即使在伊斯兰诞生之前的时代里，阿拉伯人中的阶级差别也不怎么明显。
在学校时我曾有过一位朋友，他是共产党人，现在已经逝世了。 愿真主保佑让他的灵魂安息吧!他花费了大量业余时间给我们——他的同班同学读公报和宣言。而我们只是拿他寻开心。我们从不认为他读的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清楚他的理论尽是舶来品，是外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介绍进来的。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被瓜分的问题，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和反对阶级差别问题。当时伊拉克南北方的农民深受当时存在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我家所在的伊拉克中部情况就非常不一样，我们那里没有封建阶级。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连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从未感到自己出身下贱的原因。
在我们中间，最大的封建主义者要算是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的堂兄弟，我的一个叔叔，他一生气就要揍人。可是别人总是以牙还牙，给予回击。实际上，他们揍起他来要比他揍别人厉害得多。肯定他不能算压迫别人的封建主义者。封建势力曾经侵入了许多地方，但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那个地区。这就是我们从没有过屈辱生活的原因。我们的头始终是高昂着的，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尊。
另外，我的舅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伊拉克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在拉希德·阿里·盖拉尼革命后坐了5 年牢。每当我问起舅舅时，母亲总是这样答复：
“在监狱里。”他一直用伟大的民族主义感情启迪我们。这就是我们从不把社会主义纲领与我们的民族割裂开来的原因。在我入党以前，民族问题是我良心的一部分，党是我的一部分。
福阿德·马塔尔：您作为一位革命者却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您难道对阿拉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感存有怀疑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有史以来的一切人类文明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原则也适用于世界上出现的各种革命理论。这些理论与人类祖祖辈辈的尝试和错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深刻的影响。它们不可能不受某些历史事件的影响而超越历史事件的洪流。一种革命理论，任何革命理论，要成为人类的理论，就必须顺应新的思想。列宁是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着作大多我都读过，这是因为他是用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来对待生活的。我也读过毛泽东的着作。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主张要顺应人类的思潮，但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和个性，理论家不应只进不出，眼睛只盯着一个国家能奉献些什么，根据这一点来看待一个国家，他也得作些贡献。我们的民族有能力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它已不适合用来指导当代所有新的生活观念。我对我们的民族以及它所具有的能力充满着信念和信心，但是我始终反对机械地照搬某种理论，正如我始终反对孤立主义和思想僵化一样。
我敬重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纲领，敬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赞赏那些利用他们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国到处招摇撞骗、招兵买马的共产党人。无论在我内心里还是在我的纲领中，我历来认为苏联和美国不能相提并论。我从来没有把它们放在同一条板凳上来看待。我们的党不止一次详细阐述过这方面的理由。然而涉及到依附问题，我从不说哪个是追随美国的，哪个是追随苏联的。在这一点上，我向来是坚定不移的，既不讲客套，也不耍手腕，这是我们党的政策。有些人利用他们掌握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起草一份意味着在政治上依附于阿拉伯民族之外的某个国家的纲领，我认为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对某些地区的共产党，譬如说阿拉伯、非洲和亚洲共产党加以区别的原因。我既不指责也不批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非洲人。我准备同任何一个非洲人讨论推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式。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他们都没有阿拉伯民族那种传统和历史。他们为什么不该奉行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革命的办法，是改造社会的一种途径。当一个非洲人在罗得西亚奉行马克思主义时，他能失去什么呢?他没有阿拉伯民族所具有的渊源流长的历史或丰富的知识遗产——一笔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提供了一切必要理论的遗产。阿拉伯民族是所有先知的源泉，是文明的摇篮。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就是美索不达尼亚的文明。伊拉克的文明不能和阿拉伯民族割裂开来。是伊拉克人民的力量与能力，加上民族的努力和遗产，使文明得以发展。
福阿德·马塔尔：您不认为复兴党的三个口号——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排列顺序更多表达的是人们的希望， 而不是现实可能性?阿卜杜勒·纳赛尔排的顺序——自由、社会主义、统一，是否更切合实际一些?复兴党从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经验中学到了些什么?反过来他又从复兴党那里学到了些什么?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 “统一、自由、社会主义”
这个顺序是有意安排的。阿拉伯人必须为民族的真理而斗争。没有民族主义，不为实现阿拉伯的统一而斗争，他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并不是说党认为没有阿拉伯的统一阿拉伯人就不会有自由；它意味着党的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的：一个阿拉伯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必须具备民族主义精神。它最终必然会导致统一，尔后从统一走向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放一放， 还是来谈谈伊拉克， 一旦伊拉克成了更加伟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到那时它所享有的自由还会同现在一样吗?
在当今这个受各种集团和超级大国左右的世界里，鲨鱼正在我们周围的海域徘徊。很难说伊拉克今天在国际政治中所享有的自由就是当它作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一员时所应享有的自由。同时生活本身不可能全由理论组成，要想革命成功，不可避免得有一个过程，而且得一步一步慢慢来。阿拉伯的统一就像其他的民族斗争目标一样，单靠理论是难以成功的。倘若我们今天已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一员，那么一个伊拉克公民所能享有的自由肯定会截然不同，因为他今天的自由是与他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往来密切相关的。
自由是同今天的现状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拥有才干和充满自信而且不和自己作对的人，必然要比胆小鬼更容易赢得自由。就是鉴于这个理由，我认为，作为党要实现目标的三个口号排列顺序是正确的，不必作任何修改。
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经验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的党在1968年7月革命胜利后开始建设国家时有三个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一是叙利亚的失败；二是伊拉克的失败；三是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经验。在阿卜杜勒·纳赛尔逝世后和当埃及一度得到复苏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来评价他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用他的经验来处理我们自己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也没有忘却阿卜杜勒·纳赛尔遭受某些失败的原因。对后者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埃及是如何比较容易地、比较圆满地得到复苏的。
至于阿卜杜勒·纳赛尔是否从复兴党那里学到了什么经验， 我无法确切地或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时我还不是党的领导人之一。然而，我想说的是，阿卜杜勒·纳赛尔——愿真主让他的灵魂安息吧——起先宣布实施的纲领并不是他最后执行的纲领。因此有人可能会说，阿卜杜勒·纳赛尔与复兴党之间是取长补短，彼此影响的。阿卜杜勒·纳赛尔得益于他的经历。他是在阿拉伯民族面前升起的一颗明星。这颗星是从民族的地平线上升起的，而不仅仅是从埃及升起的，这就是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的 723 革命中最重要的几点经验之一，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战争中和战争后最重要的几点经验之一。
福阿德·马塔尔：您能否给我们谈谈您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的特殊关系，以及您与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关系?我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第一， 由一位副主席执行原本授予共和国总统的全部权力和权限达10年之久而不决定接任总统职务， 这种情况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第二，尽管您担任共和国总统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但你对米歇尔·阿弗拉克仍然是那么尊重，这也是异乎寻常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并不认为尊重别人是种软弱的表现，相反它更多地证明了这个人的强大。当我们谈到某个人很讲礼貌时并不是说他懦弱无能，那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因为在处理政治关系中他既讲礼貌又讲策略，这是真正强大的表现。贝克尔总统是地区领导机构的书记，在我们党内，我们总是教育自己要尊重老同志，再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行道。一名复兴主义者或许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这难道说他是我所期望的一名复兴主义者的唯一形象吗?
不是的。一名复兴主义者是一个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奋斗的人，他信仰原则，并以此作为他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准则，即使他本人的政治能力和聪明才智是有限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历史，因为它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它那个最光荣最辉煌的时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伊马姆·阿里、奥马尔·伊本·哈塔布和阿布·贝克尔·西迪克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像什么?是不是阿布·贝克尔·西迪克就比奥马尔·伊本·哈塔布和阿里·宾·阿比·塔列布强?当奥马尔·伊本·哈塔布征求伊马姆·阿里的意见时，这就意味着伊马姆·阿里的才智和能力不如奥马尔·伊本·哈塔布?伊马尔·阿里和乌斯曼的关系又怎样呢?后者是最弱的一个。原则是拉希德哈里发之间互相尊重的基础。当问到这些伟人中某个人的观点时，大家总是对他恭恭敬敬，给他以必要的支持，使他能顺利实施领导和开展活动。
我与贝克尔总统的关系纯属同志关系，当然也是兄弟关系，伙伴关系。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文明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和伙伴关系。它关系到互相尊重，思想和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个人作用等。大家必然会看到，在紧急状态下我是按一个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力行事的。在私下里或许也发生过这类情形，但是我从未让这种“紧急状态”转变成经常性状态。当紧急状态结束时，我又重新变成了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我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欣然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有些人觉得奇怪，凡是贝克尔总统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 我都不去， 一直要等到他的副官来传我。 我忠实地信奉这一行为规范。这样做肯定不会使我变得软弱无能， 丝毫不会降低我的人格。 它是力量的源泉。
事实上，正是因为阿拉伯民族摒弃了古老的传统才变得如此衰弱，尤其是在道德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殷切希望阿拉伯同志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以此激发阿拉伯民族的良知，无论这样做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因为这种牺牲与最后结果——阿拉伯道德的复兴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早五年接任共和国总统之职， 事情可能会进展快一些。 贝克尔总统也深信这一点。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他的意见， 我不想让他离开总统的岗位。 如果不按这一道德原则行事，我怎么向人民交待?谈到我个人绝无仅有的经历，有什么好说呢?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情况与世界上或阿拉伯民族中的其他革命者的情况本来应该是相同的，从道义上讲没有明显差别。 如果有人——一名赌徒——抢占他朋友的位子， 只想从中捞一把， 那么我们就同其他好些革命运动同出一辙了。这与真理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还有，是米歇尔·阿弗拉克创建了党，而不是我。
我怎能忘掉这一点呢?要不是他，今天我就不会留在这个职位上。米歇尔·阿弗拉克没有发动革命，这是事实。我依靠我的能力取得了现在这个地位，这也是事实。 但我发动革命所依据的精神， 复兴党人团结、 战斗和牺牲所依据的精神，以及我所忠于的原则，都是复兴社会党的原则和精神。是复兴社会党人发动了革命，进行了斗争， 作出了牺牲。 然而这个党是米歇尔·阿弗拉克缔造的。这就是我尊重他的原因，虽说我目前的官方职位比他高，过去所做的工作不比他少，能力不比他弱。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但党也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原则、 精神和目标在当代是前所未有的。
福阿德·马塔尔：您作决定时是否都以可靠的材料为依据?是否对事实进行深刻和认真的分析后才作决定?您是否倾向于决定行动方针要果敢，不要拖泥带水，尽管存在某种风险也在所不顾?或者您认为这样做太草率太鲁莽?您能否举几个例子谈谈您是如何在掌握可靠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分析来作决定的。
一旦您所作的决定因根据不足而受到了挑战，您会有何想法?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历来认为领导与专家、 领导与助手、 领导与顾问之间各有千秋。 正因为如此， 我认为一场运动倘若由专家领导决不可能取得历史性进展。同时，倘若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争权夺利，他们就会忘记主要专家和顾问的存在，只能作出草率的、危险的、冲动的决定。有鉴于此，我向来注意区分什么是一时冲动， 什么是创新精神；什么是恣意蛮干， 什么是正当冒险；什么是踌躇不前， 什么是审慎考虑。 我在领导岗位上就是根据这一原则作决定的。我每次作决定时都要使用手头掌握的材料，但决不是机械地、不加思索地、仅仅依据摆在我面前的材料采取行动。
它是认识的产物， 是一种创造。 但它又与认识不同， 是一个全新的实体。这不仅适用于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决定，而且也适用于在社会计划内所作的经济方面的决定。
就以国有化来说吧，首先我收集了有关我国每年资源的所有情况，这里的资源不包括石油。随后我研究了争取从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贷款的可行性。接着我与石油方面的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讨论了开辟我们石油市场的可行性。所有专家和顾问都警告我不要采取国有化措施。当时没有一个人支持国有化，但还是作出了国有化的决定。我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国有化带来的精神财富必将会转化为硬通货，但当时专家们都预言这是一个陷阱，最后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专家在研究这件事时过于谨小慎微了，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精神因素，也没有考虑在垄断面前，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国有化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面前，我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依据这个理由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它的成功也充分证示了这一点。
如果听了专家和顾问的意见，听了石油部长的意见，我永远也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尽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此缺乏热情，我还是独排众议作出了国有化的决定。
伟大的决定在产生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重重困难。
它们的产生不是传统的必然结果。它们属于特殊的一类——这就是它们的伟大之处。做这类决定的人都是特殊的人。 他们特殊就特殊在敢想敢干、 思维独特上，而且他们往往是一些勇于冒险的人。
福阿德·马塔尔：当你决定时您是否也考虑了阿拉伯国家或友好国的特殊情况，还是只关心伊拉克自身?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那当然。它是我们党的目标之一。不可能在作出与外部世界有关的决定时不考虑它可能对阿拉伯人带来的影响，或者世界对阿拉伯人和伊拉克所作决定的反应。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否认为在伊拉克和苏联之间签订条约给伊拉克的独立罩上了一层阴影?据说您打算继续保持它，这是当真的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1972年签署条约时是侨居海外的一些伊拉克人给我们的独立罩上了一层阴影。我相信，他们已认清了伊拉克政权的性质，目睹了条约签署后我们在国内外政治上的作为，他们已经转变了想法，我们并没有因为签署了条约而偏离我们党的政治信仰。它不是一个束缚我们手脚的条约，也不是一个剥夺我们独立的条约，没有使阿拉伯人变成苏联的追随者或者附庸。我们只把这件事看成是向世界公开宣布：在伊拉克与苏联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信守这个条约。我们也希望是这样。这不仅是为了伊拉克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之所以希望保留它，是因为它是为我们的民族利益服务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
我认为，对当初写文章骂伊拉克已成为苏联的所谓附庸的人来说，情况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福阿德·马塔尔：但是复兴党原则上是反对与他国缔结同盟和签署条约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党反对缔结作为他国战略延伸的条约，可是不反对某种程度的友好结盟。复兴党反对的是具有侵略性质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军事条约。这些条约是旨在压迫、消灭其他人民和国家，对其实行殖民统治或把小国变成卫星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是加以反对的。
福阿德·马塔尔：您经常提及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某个国家的 “直接战略时刻”， 专业技能未能产生正确结果的时刻，以及在发展新人员上犯的错误。您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 “战略的”、 “技术的” 和 “专业技能”这些词属于革命和军事术语的百科范围。让我们用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作为例子。现今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也存在着阿拉伯人。帝国主义利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战略武器来阻挠阿拉伯的统一、进步和发展，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阿拉伯人怎么应府得了这种局面呢?他们自己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利用这一战略来反对阿拉伯人的机会，只要阿拉伯人分裂一天，敌人就可能在战略上得利一天。就拿巴勒斯坦来说吧，他们对他们的国家采取什么类型的民主一事各执己见，争执不休。而事实上这个国家目前根本就不存在。这就可能会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因为帝国主义获得了一个让巴勒斯坦人忘掉主要问题进行自相残杀的大好机会。敌人利用战略和专业技能这两手，从巴勒斯坦人的错误中渔利。巴勒斯坦人有权各抒己见，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他们闹分裂的时候。只有当他们的目标实现了，他们才可以各抒己见。但是目前离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连人称“温和派的”那些人都那么看。
所以任何分裂、争论、意见不一只能给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加以利用的上好机会。
此外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在阿拉伯世界里存在着各种部落和少数民族，这一点不容忽视。可是，怎样来处理他们的问题而不给帝国主义提供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的目标的机会呢?如果用一种原始的、狭隘的方式，与他们兵戎相见，这只能促使教派变成教派主义，部落变成部落主义，使少数民族变成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这就是我们一直提醒革命者处理事情要明智不要犯策略性错误的原因。倒不是敌人有什么本事，而是这些错误——这应当归罪于革命者的愚蠢——会使敌人大获其利，这等于为他们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
福阿德·马塔尔：您对如下这些人物和地方有何看法：尼布甲尼撒，萨拉赫丁·阿尤比、甘地、列宁、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戴高乐、切·格瓦拉、胡志明、铁托、尼赫鲁、卡斯特罗、阿里·宾·阿比·塔列布、奥马尔·伊本·哈塔布、穆阿维耶、安达卢西亚、耶路撒冷、埃及等?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提起尼布甲尼撒使我想起了有关伊斯兰诞生前古代历史的种种情况。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只有视野广阔、信念坚定、富有感情，才会变得精明强干又讲求实际，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一个能将其国家建成伟大之邦的伟大人物。在我看来，关于尼布甲尼撒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阿拉伯人的智慧与巴勒斯坦解放之间的联系。尼布甲尼撒毕竟是出生在伊拉克，即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是他把犹太奴隶捆起来带出巴勒斯坦的。这就是我喜欢提醒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注意自己的历史责任的原因。这是一副担子，应该激励他们行动起来而不是畏缩不前， 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历史， 在整个历史上， 在伊斯兰诞生之前和之后，有许许多多人解放过巴勒斯坦。
至于萨拉赫丁·阿尤比，他同样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在他身上弘扬着伊斯兰精神，他是一个伊拉克穆斯林。为此，我曾在1979年11月在巴格达举行的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讲， “假若一个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殉难，但他并不是出生在巴勒斯坦；假如这位烈士是一位伊拉克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或其他阿拉伯人，你们不必大惊小怪。”另外，我认为萨拉赫丁·阿尤比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因为他善于利用民族的精神，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目的，团结起来打败了十字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使用武力却掌握着力量，他知道这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印度人民的基本品格。如果在如同伊拉克或叙利亚这类国家里，甘地的运动就不会成功。甘地是高举着非暴力抵抗的旗帜号召民众起来抵抗殖民主义者的。
切·格瓦拉的勇敢精神和浪漫精神对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名领导人，单靠这些是不够的。
胡志明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关他的着作读得也不多。然而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朴实的人，我敬重他这一点，此外也赞赏他与他的革命同志的良好关系。
谈到铁托，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不同民族的人捏到了一起，组成了幸福团结的大家庭。这就是使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共产党政权的原因。
提起尼赫鲁的名字就使人想起甘地的名字。甘地是老师，但对成为伟大的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的学生却极为尊重。
卡斯特罗，我对他很了解。他为人豪爽，敢作敢为，虽说绝大多数革命领导人都很英勇顽强，但卡斯特罗尤为突出。
阿里·宾·阿比·塔列布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对奥马尔·伊本·哈塔布，我很赞赏他的正义感。而哈立德·宾·瓦利德，我很欣赏他那种豪侠精神。至于穆阿维耶， 我说不上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可以说， 我没有从他的历史中直接受到什么教益。从我读到的材料看，穆阿维耶似乎只是在为他当时那个世界奋斗，而不是放眼未来。对这样的人我不感兴趣。
在阿拉伯整个伟大历史进程中，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光荣的象征，是他们的圣地之一。巴勒斯坦的历史与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联系。可是这一事实却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阿拉伯民族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后者一旦征服了别的民族就开始对其实行殖民统治，而前者对民族主义感情和宗教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注重在此基础上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这一点在征服安达卢西亚和解放巴勒斯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阿拉伯人给西班牙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至今西班牙仍把它作为旅游圣地，来吸引旅游者。
阿卜杜勒·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支柱， 不管我们对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实践有什么看法，但这总是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事实。在当时他是唯一敢于在世界面前表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观点的领袖人物，不管这种观点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的。埃及历史上的这一阶段，今天我们都应该铭记在心。
最后还有戴高乐，我最赞赏的是他那种豪爽侠义。 他与邱吉尔之间的一次谈话，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时两人谈到给戴高乐提供援助的问题，戴高乐回答说： “你们把它记下来， 法国拒绝接受不记录在案的援助。”你看这多有骨气!
福阿德·马塔尔：革命是无止境的吗?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您不时提出警告，革命者不要蜕化变质成为自由主义者，贪图享乐，一点一点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妄图把在革命中丧失的时间补回来。革命与战争不一样吗?革命者与战士不一样吗?一个战士打仗，打胜了，自然而然要分享战利品。这一点难道不适用于革命者吗？尤其是当他大权在手的时候?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革命是一种进程，它不会随着原则的实施而告终。它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正因如此，一个人对某一革命的观点也是会发展的，就如同革命本身是发展的一样；它还会与革命领导人和社会革命成员的变化保持同步。一个人只能根据社会对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来全面地正确地了解革命。正因为如此，我发现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这还得看它是否能取得成功——民主和自由的定义会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变化。这同样适用于革命中对敌人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革命必须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根本上说，我们就是为了人民才起来革命的。说真的，我始终在提醒我们的革命者，一定要防止“蜕化和自由主义”的侵蚀，一个新的安定的生活有可能使人追求非分之想，使他忘记民族主义责任和义务。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忘记了革命者也是人，他有资格享有与其他普通人同样的权利，只要他们的权利和需求是合法的。
一个复兴社会党人必须牢记，他的职责不仅是在伊拉克国内扞卫党的利益，还要对整个阿拉伯民族承担着义务。如果我们革命只是为了伊拉克的利益，我们就没有必要那么三令五申了。正因如此，伊拉克革命者必须是一盏灯，以照亮整个阿拉伯民族为己任。
正因如此，我们才向他提出了更多要求。倘若我们回顾一下先辈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这件事在伊斯兰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奥马尔·伊本·哈塔布把他的大多数信徒禁锢在阿拉伯半岛上，原因是为了避免外来的不良影响。过简朴的禁欲主义生活意味着他的人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跨上战马，投入战斗，去夺取胜利，这就是奥马尔·伊本·哈塔布在他的穆斯林信徒从波斯人手里夺回伊拉克土地后不把土地分给他们的原因。
我就是从这点出发不断提醒我的人民在革命中要防止“蜕化和自由主义”的。我们是一个大民族的一部分，应该在这方面树立光辉的榜样。这就是革命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原因。革命不同于战争，它的战士绝对不能去分享战利品。从某种意义上讲，革命是连续不断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使命，而人只是这种使命的承担者。
福阿德·马塔尔：您现在已获得了革命政权，您感到最困难的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最困难的并不是取得权力地位，而是怎样把这种权力变成始终如一地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任务，甚至比党所经历的艰苦的地下生活还要困难。但我看不出在通过权力手段来弘扬原则与在战争年月里发扬精神之间孰是孰非。只是真正的同志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能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手段。
福阿德·马塔尔：您可否谈谈是怎样理解革命与政变之间的区别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从技术角度讲，革命与政变有一定的类似性。它们都是通过武力来改变政权，但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讲以及从其采取的纲领和其结果来讲， 两者截然不同。 推翻政权的人或许是革命人士，他们摒弃的东西正好也是人民所摒弃的。但是如果他们对周围的事情毫无思想准备或者根本不理解，那么即使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只能算是发动了一场政变。
如果发动政变的人推翻和改变的是坏领导，这些人应该是值得尊敬的。如果事前没有明确的纲领，那么除了这是一场有限的政变之外，他们将一事无成，这正是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福阿德·马塔尔：军队在伊拉克起什么作用，是专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假如军队的作用只限于专业性，那么1968年7月的革命不过是一场政变。军队的作用首先应是政治性的。军队中的战士是七月革命的参加者，但首先他们是复兴主义者。他们利用他们的军事手段来实现复兴党的革命纲领。这是军队的主要作用。
福阿德·马塔尔：什么时候能认为民族独立已成为现实?你对阿拉伯人的财富有何看法?如何才能将它用于民族的复兴?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民族独立可以分步实现。 在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一步是拥有民族经济，而且不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个是要拥有一支能够扞卫国家独立和信仰的强大军队。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必须建立在由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组成的结构和基础上，必须依靠自己在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同阿拉伯和外国的关系逐步发展壮大。这能使，例如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他人无意左右其纲领、 独立或主权的前提下， 接受他国的武器供应，当然这得自己无力制造这些武器才行。对于一个真正坚持独立和奉行民族主义的人来说，这不失为一条路子。
为了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们伊拉克人民已经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倘若我们的财富没有今天这样多，我们的独立水平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高。在当今世界里，光靠原则和决心是得不到真正独立的。财富的多寡可能导致人们不是拥有主权就是被人奴役。我们已经把财富作为强化主权独立、促进繁荣幸福的手段加以利用。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坚决主张统一的。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同意库尔德人实行自治的呢?库尔德人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吗?倘若伊拉克和叙利亚实现了统一，库尔德问题将会怎样?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决定让他们自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党的原则；二是尊重人民的意愿。 我们的库尔德人民希望自治，这是事实。也有一些人是受了别人的挑唆，打着争取自治的幌子反对革命。倘若不是库尔德人民的要求，自治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库尔德希望自治，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自治，那样就会导致流血， 导致人民的分裂。 相反， 给了他们自治， 我们之间又重新握手言欢了。库尔德人的自治不会妨碍阿拉伯的统一。我们原来就计划在与叙利亚政府讨论联邦宪法时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无论伊拉克与哪个阿拉伯国家结成联邦，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库尔德人的自治始终是一个基本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倘若库尔德人一旦感到阿拉伯的统一会威胁到他们的自治时，他们必定要起来反对阿拉伯人。这对我们肯定是不利的。库尔德的自治也没有对我们的主要目标——阿拉伯的统一——构成威胁。
福阿德·马塔尔：时常听人说，没有“强大的伊拉克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和有能耐的阿拉伯民族，能请您谈谈您对这一说法的见解吗?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伊拉克强大，即使一些国家单个来说并不强大但阿拉伯民族从总体来说照样是强大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强大的伊拉克”是指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基础的伊拉克。我有权认为，拯救阿拉伯民族的道路就是实施这些原则，对事情持这种看法并没有忽视与阿拉伯民族的现有关系。无论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它存在，我们就必须与它合作。这就是我认为有着自己原则的伊拉克今天是阿拉伯民族中一支不同寻常的力量的理由。但是，如果周围地区都很弱，光它强大是不够的。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它能通过党的原则赋予它的力量来促进民族的发展。伊拉克可以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协助加强阿拉伯民族的其余地区。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百分之百地信任复兴社会党人， 对他们要比其他人重视得多。 我记得您曾说过，“如果没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就无法保持它的光荣，也无法维护这块土地的荣誉；同时没有复兴社会党我们也无法实现我们祖先的梦想。” 您还说过，“没有7月17日革命， 我们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您这不等于说只有复兴社会党人才会对民族、对我们遗产中的光荣表示出忠诚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如果你离开背景来谈这个问题，你确实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倘若把它与背景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我是说“所有忠于阿拉伯民族的本民族的伊拉克人都是复兴主义者，即使他们本人并不是(党的)成员。” 现在其含义应该完全清楚了吧。此外，我们认为，复兴是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阿拉伯人，如果他不相信民族的灵魂，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和发展。因此凡是坚信党就原则的复兴主义者必定会相信他的道路就是拯救民族的道路。然而如同其他所有信仰者一样，这并不是说他得否定其他，但是他必须忠贞不二，信念坚定，否则怎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呢?然而， 在政治上， 一个复兴主义者不应该否定他人的作用，也不应该成为一名狂热分子。
相反， 为了完成他的主要使命， 他必须能精诚合作， 善于认同。一位复兴主义者只有树立这样一种信念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名领袖。
福阿德·马塔尔：您有一次说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伊拉克的复兴经验，您的意思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典范?您是否也研究过别国的经验，从中吸取过有益的东西?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研究过其他国家的经验及它们的哲学。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但反对孤立主义。我们始终愿意学习人类的其他理论和经验，同样也准备用我们自身的理论和经验来为人类服务。正因为如此，我可以肯定，第三世界国家会仔细地考察我们的经验，这倒不是直接拿去应用，而仅仅是汲取它的精神，因为生搬硬套不会有什么好处。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否打算使绝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成为复兴主义者?您曾说过， “所有的伊拉克人，不管他是否是党员，都是复兴主义者，甚至对党有点怨气的人也是复兴主义者。” 您能否谈谈当前的形势，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实际上应该存在的情况?您受过非复兴主义者多少批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基本情况就是如此，绝大多数伊拉克人， 不管在党不在党， 都是复兴主义者。 复兴主义者的概念就是信仰整个革命纲领的伊拉克公民。复兴主义者本身，或者称之为“专业性的”复兴主义者，是那种拥护纲领，并注意深入学习和领会纲领的那种人，他讲起纲领来头头是道，很有修养。所以我认为，凡是信仰总纲的忠诚公民，即使偶尔有不同意见，但他仍是一个复兴主义者。我们认为，我们已在民族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的章程中为民主确定了较高的标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对这种民主的批评。
有些人提出其他方案，他们认为这些方案更好一些。
我们接受并允许进行讨论，只要革命及其原则得到尊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不受影响。这就是民主，就是通向阿拉伯统一的最终之路。
福阿德·马塔尔：您谈的都是复兴社会党和复兴主义者的积极方面，好像没有其他方面似的。根据您的经验，您不认为可能还存在着某些必须解决的消极方面吗?在复兴主义者身上是否有可能存在着其本人应该加以摒弃的消极态度呢?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复兴主义者在一起开会时对消极方面的重视程度要比积极方面高得多。因此常常争论得很厉害， 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 可是， 如果只谈消极方面不谈积极方面，只会使复兴主义者萎靡不振，丧失信心。这不是我的目的，他应该为自己取得的成就，为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应该垂头丧气。我们要向复兴主义者指出其错误和缺点，同时又要鼓励他继续为党的利益而奋斗。我们认为任何人永远不应该去伤害别人。
不过我经常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群众集会上当着人民的面批评一些复兴主义者。我们，作为复兴主义者，不能文过饰非，应随时为我们的过失承担责任。领导者必须如此。但是我要明确指出的是，我还没有发现我们党的纲领有什么缺陷。在伟大的七月革命之前，我们党抗没有制订出一整套社会发展纲领。
因为那时时机尚不成熟。只是在党夺取政权后我们才真正能箍积极筹备和周密制定这个纲领。今天我们党确实可以深入地和公正无私地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为我们迄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缺点和错误可能会有，但是不会太严重，没有危及到主要的复兴原则和目标。
福阿德·马塔尔：谁是真正的同志?只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才算同志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凡是为人民而活着的都是同志，不单单是复兴主义者。凡是坚持原则、不阳奉阴违的人就是同志——我的意思是他不能既抱着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不放，又想获得同志的殊荣。他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人民，无论他们是对还是错，无论他本人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而且他必须始终准备保护人民，这才是真正的同志。
福阿德·马塔尔：难道如同你所说的只有那些体现我们阿拉伯祖先的真正精神的人才是复兴主义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