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认为，我们的党是阿拉伯运动中唯一这样做的一个党。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复兴主义者。目前仍然存在着障碍。我们最终会打破它。
福阿德·马塔尔：在20年前复兴社会党的主张对当权者来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对阿拉伯人民来说，它们是建设未来的的一种模式。后来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权， 它希望保护和扞卫革命， 开始采取行动，但做法与传统领导人大相径庭。接着复兴党内发生了分裂，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悲剧。您能否分析一下复兴社会党接管政权前后的情况?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权力的阴影下，社会关系和人类基本的和真正的原则不可能发展到每个人都满意的程度。同志们原先想象的在胜利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都会实现。另外，不论是在我们的同志与人民的关系中，还是在党自身的背景内，当权者的状况可能会在精神或物质方面影响我们的同志。但是把我们的工作，我们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与传统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公道的。偶尔的失误是不足为怪的，某些同志的反常行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尽管这种现象是屈指可数的。当一个人批评当权者的原则时，他不应该忘记当权者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那些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为创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斗争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把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的首次政变的流产和在叙利亚的失败(为此党遭到谴责)与复兴社会党目前的经验作一比较。复兴社会党政权拥有自己的监狱，虽说它曾抨击过设有监狱的那些统治者并与他们进行过斗争。复兴党也根据法律对有些人进行起诉……尽管一些老复兴主义者反对采取这类做法，但是我们不妨想一想今天关在监狱里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他们是穷人吗?他们是革命者吗?1979 年7 月我们曾作出过决定：释放所有犯人。他们中间政治犯没有几个。后者被判刑是因为他们拿起武器反对革命。1979年7月之后，这一决定正式付诸实施。只有那些为外国主子工作的间谍和破坏经济的坏分子仍被关在监狱里。我们甚至还释放了试图破坏我们的经济但不是为外国主子效力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一些曾被判处过死刑，今天他们都获得了自由。
你或许发现有的复兴社会党党员会接受贿赂，有的则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久前我看了农民联合会尼尼韦分会的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的卷宗。他总共拥有了5辆卡车，建造了一栋价值30000 第纳尔的房屋，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首先掌握了他的所有财产，随后要他报告一下收入。 最后发现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虽然他是一个党员，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党的精神、原则和道德。在革命前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但当时我们没有掌权。如果我们对这件事孰视无睹，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复兴主义者。这位干部终于被送上了革命法庭，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他的财产被全部没收，归还了人民。这就是革命的精神，党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或许还存在着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人，他们不是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
福阿德·马塔尔：你曾说过， “复兴社会党的经验不仅适用于伊拉克，而且也适用于整个民族。我们追求的目标甚至超出了阿拉伯民族的范围。”这使我不得其解，为什么复兴的种子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生根发芽。 倘若如此， 怎么谈得上追求范围更广的目标呢?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先后于1963年和1968年7月两次夺取了政权，在叙利亚则是1963年3月——然而种子已撒遍了整个阿拉伯民族。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或许与阿拉伯其他地区的政权有差异。至于经验变成人类财富一说，我这么讲是因为我就是这么看的，只有努力为人类服务，我才能成为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福阿德·马塔尔：复兴社会党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您在讲话中经常提到的复兴社会党的劳动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党的各个目标之间，即在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斗争之间，存在着活生生的联系。众所周知，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把这些目标融为一体和全面观察问题的方法， 是复兴社会党所特有的， 我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在阿拉伯所有的运动中，惟有我们党证明了它的原则与它所指导的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1973 年10 月战争中，伊拉克是惟一一个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阿拉伯国家：在埃及前线发动的第一次空袭中，伊拉克空军轰炸了以色列的导弹基地；战争在叙利亚一爆发，它又派军队前往叙利亚前线。
我们放着自己的领土不去守卫而去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土地。那时我们的军队在伊朗边境已进入了动员状态。由于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问题上争执不下，我们与伊朗国王的关系已恶化到了极点。 1973年10月7日，我们在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份公报中单方面宣布：我们准备同伊朗解决两国之间现存的所有问题。
达成的一般谅解是把阿拉伯河的一部分让给伊朗人，这正是伊朗国王所期望的。随后我们把军队从伊朗边境撤回。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最大的军事冒险。接着我们向叙利亚挺进，去对付正向大马士革推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 在那里伊拉克军队士气高涨， 作战英勇，使敌人的国防部长震惊不已。这位国防部长在伊拉克军队抵达戈兰高地之前曾大言不惭地说过，他打算在第二天中午在我们所热爱的大马士革吃午饭。这就是我们如何运用党的民族原则的例证。
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伊拉克为激励民族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作出牺牲。这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民族由于萨达特所采取的行动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福阿德·马塔尔：古巴最关心的是改善社会条件，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你对此有何高见，这也是你主要关心的问题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道德问题， 我们都没有把它们相互割裂开来。
因为不论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知识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它们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所以不存在重视这个轻视那个的问题。
福阿德·马塔尔：假如伊拉克只有一个民族、一种宗教、 一种派别， 它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您认为复兴社会党靠目前这种形式能解决教派方面和社会方面在悄然进行的斗争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先回答人你的头一个问题，如果那样，伊拉克肯定会比目前强大，然而那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问题在于怎样把我们的人民组织起来，但对这一点我们并不担心，它不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也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阻挠我们实现目标。党可以吸收一切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民族团结的东西。如果不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来掌舵而由其他任何政党来掌舵，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在我国人民中实现目前这种民族团结，恐怕不太可能。伊拉克的所有儿女都毫不例外地在为伊拉克的利益，为它的强大，为它的目标以及它在民族内的主导作用努力奋斗。
在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种宗教中，教派斗争决不会是寂然无声的。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教派主义者，他们中间有的是穆斯林；有的不是穆斯林；有的是逊尼派；有的是什叶派，正如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信奉沙文主义的阿拉伯人，有些人是搞分裂主义的库尔德人一样。然而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在任何社会中都能看到，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并非如此。他们为他们的革命，为他们的伊拉克，为他们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和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感到自豪，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刚才所说的消极现象并不会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我们迄今取得的成就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把这些消极现象一扫而光。一种情况，当它反映了大多数的意见时，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倘若逊尼派或什叶派中的大多数人搞派性斗争，倘若库尔德人大多数是分裂主义者，或者阿拉伯人大多数是沙文主义者，我们就无法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会遭到失败。在革命刚开始时确实曾有发生这类现象的忧虑。因为当时还没有把民族组织起来，加上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妄图进行捣乱。
福阿德·马塔尔：一个革命者的梦想通常反映了他为之奋斗的计划。 你设想过2000年的伊拉克将是什么样子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总的说来，我的设想是1985 年后伊拉克的情况会变得更好，事情的发展会更有利于幸福社会的建立，工农业将得到高度发展。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格局内私有经济的作用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党一开始就了解私有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它具有历史性的作用。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种暂时现象。我们认为私有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两者应双轨并行，它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一对伙伴，都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的。它是通向社会变革和阿拉伯民族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也是我们在伊拉克实施的纲领中所采取的途径，这要求我们把这些原则转化为行动纲领。它就是革命思想中着名的“劳动理论”。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私人经营比社会主义国家经营更有活力，更加有利。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发展中国家里，情况就不是这样。我们谈论私有经济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私人投资，如像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而是因为希望他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知识， 希望他们勤奋工作， 这肯定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但这种好处不得导致剥削。我不认为无视私有经济仅仅依靠国营部门就能建设社会主义。
福阿德·马塔尔：您说的私有经济是仅指伊拉克的私有经济还是包括阿拉伯的或外部的私有经济?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伊拉克，也适用于整个阿拉伯民族。另外它也不可能与世界和人类的其他部分相割裂。然而我们的理论不是为其他民族准备的；他们必须自己去选择自己的理论，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但不管怎么说，信仰社会主义不能无视私有经济。人的需求不只是填饱肚子。
在我们看来，说他们没有私有经济也能行的人运用的是一种有限的理论。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所有方面——服务、生产等等方面——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使人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和才干。我们所讲的私有经济是指符合伊拉克法律的伊拉克私有经济，同时还有阿拉伯私有经济。这里不包括外界的私有经济。
福阿德·马塔尔：根据这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伊拉克是否期望看到在私有经济中重新涌现一批小型的行业，如旅游业等?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是的，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在我们制订的纲领中早就有了。今天我们对这件事的研究要比7年前更准确、更全面。我们知道，旅游业应该国营私营并举。就拿修理汽车来说，我们是有国营的修理厂，但是总不能强迫——我们也不想强迫——普通百姓排着长队等候修车吧，如果百姓不想等，他就可以去私营修理厂。这类厂子现在遍布全国各地， 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要去开什么小店、咖啡馆、餐馆或修理无线电和电视的小铺子。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避免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的原因。
然而， 私人能否开办重工业呢?回答是否定的。 这在我们的社会里行不通。倘若允许私人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要由私人提供巨额投资，这样其影响会随之扩大，这是违背我们的原则的。因为它必然会反过来影响政治领导，改变我们革命社会的整个观念，这就是我们限制私人盈利的原因。我们希望扞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复兴主义的和人道的原则。说实在的，私人不可能信心百倍地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因为没人能预料今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采取什么步骤。正因如此，在我们国家里，私人经济将与现在一样，与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共存共荣，只要它能为社会主义所接受。
福阿德·马塔尔：值得注意的是：您要求大家更多地关心农业的呼声日高。这是否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担心，或者仅仅是打算复苏私有经济?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曾经发表过如何合理使用石油收入的看法。有一种想法时常困扰着我：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石油储备枯竭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繁荣的农业或健全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会使自己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这就是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范围内；还必须为发展农业中的私有经济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福阿德·马塔尔：伊拉克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什么时候能从现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对此您有何见解?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 “发展中”一词是不发达的一种委婉说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伊拉克只是个发展中国家，因为无论在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还是教育方面，伊拉克都比它们落后。只有当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展了、进步了，当我们的人均收入以及国民收入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增长， 我们方能把 “发展中”
三个字去掉。 我相信， 到1985年底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我们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并不是说，那时伊拉克就会完全改变它的不发达形象，而只是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罢了，只是达到了比今天高一些的水平。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否认为重视私有经济就是一种“开放政策”或者说您根本不同意这类看法?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不喜欢这类术语。只有右翼分子才用这类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被“关过”，所以谈不上“打开”。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早就开始这样做了，从未为此感到后悔过。我们也从没有为了“重新开放”的目的而“关闭”过。当我讲有限制地发挥私有经济的作用时，我也讲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重要性，讲它的作用和发展。
福阿德·马塔尔：能认为您迄今所谈论的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种新形式吗?
还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新形式?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这是我们的理论首次在一个国家里运用。革命前，我们的纲领只是秘密斗争的纲领，斗争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今天党获得了历史性的机会，能集中力量实施其纲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福阿德·马塔尔：我想提几个有关社会主义本身及其如何实行的问题。
第一，我注意到社会主义执行起来并不是绝对的； “开放”也不是全盘开放。我能否这样说：实际上是半社会主义半开放政策，两个合在一起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形式是否已成定局?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第二，难道您不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某些差异：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所用；另一方面为伊斯兰意识形态所用?难道这就是你认为重要的是寻找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理由吗?
第三， 是阿卜杜勒·纳赛尔拯救了复兴社会党。 因为阿卜杜勒·纳赛尔先实行了社会主义，复兴社会党是从那些错误中汲取了不少教训；因为这些错误没有在伊拉克重演。
第四，复兴社会党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培养了一批为统一而工作的精干的干部队伍，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却没有这样做，您不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也应建立这类干部队伍吗?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倾向于认为，在复兴社会党内民族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阿拉伯的统一。
第五，社会主义给伊拉克公民和阿拉伯其他国家的公民带来的益处能与他们作出的牺牲同日而语吗?
第六，当社会主义在这儿诞生和实行20年后，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大多数仍然拒绝接受社会主义，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是因为社会主义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而离伊斯兰比较远吗?或者只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得到正确的贯彻?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根本不是用某些主张和思想七拼八凑起来的大杂烩，我们没有把它们随意拼凑在一起树为一种共同的奋斗目标让伊拉克追求。对于外界影响，我们的大门是始终敞开着的，我们并不忽视他人的经验和理论，但我们始终不忘复兴。我们不会自己头脑空空而盲目求助他人，我们的头脑里始终装着自己的原则和主张。我们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人类的思想应该互相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不会为了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中那么一点可取的东西而去投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但不是唯一的革命理论，更不是最古老的理论。
先知穆罕默德的理论通过伊斯兰把神圣的律法传到了人世间，阿拉伯穆斯林的领袖人物和统治者所创造的理论要比马克思主义古老得多， 它们已有1400年历史。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是想按照复兴体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从中汲取有益的成份。这就是我们不想为自己去收集他人理论和经验的原因。甚至当我们研究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经验时，我们也没有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而是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了解该在什么时候防止上当和提防危险，因为纳赛尔的经验与复兴社会党的经验相差不远。
每当我谈到实行社会主义时我总要提到复兴社会党，谈谈它的理论在伊拉克的贯彻情况。社会主义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另当别论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上过当受过骗。它们在推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过错误，它们使用的方法令人民反感。有些人或许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含义抱有错误的认识，最后走向反面，成了右翼分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本身。反社会主义分子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就是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或者只允许极少数。说社会主义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就如同说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可以“自由”竞争而国家不应干预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自然的、人为的错误与受骗上当是两码事。我们所犯的错误是可以医治的，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能力依靠人民和党的谅解，依靠我们的财力，依靠我们的干部来改正错误。
我们的梦想不仅是开展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争取阿拉伯的统一，而且还要建设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然而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样，党希望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即放在自由和社会主义之前。
在我们的干部中缺少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是人手。然而，从本世纪初起，民族哲学历来强调民族斗争的重要性，不大注重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有些阿拉伯国家试图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看到，党如同其他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缺乏我前面提到的干部队伍。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拥有一支能够理解和推行复兴社会主义的干部队伍。只要继续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我们就可以办更多的事情。
福阿德·马塔尔：您一直强调阿拉伯妇女的解放，然而如大家所知，发动一场反对石油垄断和外国利益的革命要比反对束缚阿拉伯妇女的传统容易得多。在反对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有碍于妇女解放的习俗和传统方面， 革命显得有些踌躇不前， 措施不够得力。 这意味着解放的进程将会推迟。
您有一次讲过“倘若革命不能考虑妇女的历史作用，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处理她们的权利问题，革命势必会丧失一部分人。”倘若革命真的失去了这一部分人，将会是什么情况呢?尽管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慢慢地教育人民，永远消除不公正和不正确的传统来防止。如果失去了妇女，这一损失决不是一朝一夕能挽回的，并且传统还会继续滋长。您能否谈谈妇女所缺的自由属于什么性质?如果您以前强行采取行动会有什么结果?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每当我提出警告不要采取强制性行动来解放妇女给她们以平等地位时，我总是把这类行动与用来反对外国公司的行动严格区分开来。我们不是胆小怕事，而是因为妇女问题与我们社会的传统直接联系在一起，而驱除垄断是同人民的意愿相一致的，因为这些公司是剥夺我们财富的外国公司。在对垄断采取强制措施并对石油实行国有化时，我使所有人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对付经济方面的外来侵略者。正因为如此，我告诫人们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社会问题。这里我想提一下一位妇女同志在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她说，我们的领导成功地实现了石油国有化，他们也应该与反动思潮作斗争，尽快把妇女解放出来。我回答说，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譬如说，把问题推后三年，总要比我们的队伍中失掉一部分人好，然而，在上述意见发表后不过一年工夫就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作用和实现男女平等的法律。
在这一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没有采用反对派(甚至我们内部的反对派)在我们尚未执政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他们认为，解决问题不过就是颁布一系列法律并付诸实施。一个没有把它的思想转化成法律的革命仍然是口头上的革命。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革命必须既变成法律又转化为传统。
但是我们不能只在法律和法律研究范围内来考虑妇女问题。 妇女的情况不同， 因为它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譬如说，我们认为，通过加强妇女教育，使她们能顺利地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已部分地帮助她们走上了解放的道路。我们还办了托儿所，使妇女能腾出身来参加工作，这样一来当丈夫的就不便再反对了，他们不至于再坚持：妇女的职责首先应从家庭开始。
当然只有这些肯定是不够，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心态。这件事不是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能办到的。不论是谁，当他要在一年之内办完12年才能办完的事，他势必会失去一部分群众。我们不希望这样做，除非万不得已。有些社会主义革命强行推行社会主义，结果失去了成百万的追随者。这就是我们必须吸取他人教训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受到损失很小的原因。我们的纲领依然在执行。通向妇女解放的道路正在顺乎自然地向前延伸。我们不希望只搞社会主义改革，我们还要搞社会改革。
福阿德·马塔尔：刚才我们就伊拉克的妇女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讨论。这使我想起了一件私事，就是你的夫人，虽说她现在是共和国总统的夫人，但她又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每天照常去学校上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因此想提几个问题：
第一，您个人是否希望她作为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作人员呆在目前的岗位上?因为它有助于推动伊拉克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的实现?
第二，为什么新闻媒体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非常健康的行为和良好的楷模加以报道，这无论对伊斯兰世界还是对第三世界都会有好处。您的夫人作为总统夫人享有特殊待遇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的夫人现在已不是副校长了，她现在是学校的校长。这是在革命成功后好多年按照正常的晋升程序提上来的。她为她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也如此。对一位妇女来说，履行她对社会和民族的职责和义务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她是总统夫人这一点并不妨碍她这样做。再说，共和国总统是什么人?我认为他是一位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使命的人，他被放在这个岗位，与校长、教师——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什么两样。
你声称， 我对此事缄口不言。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
但是我确实没有大肆渲染，因为我认为这是生活中很普通、很自然的事，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宣传。可是我并不禁止人们去议论这件事。关于你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答复你，我的夫人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她的薪金与她的同事一样，她和每个人一样都要申报收入情况。
福阿德·马塔尔：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妇女的问题：
您在伊拉克军队中训练妇女。这是因为伊拉克妇女也必须与伊拉克男人并肩战斗吗?或者这是因为复兴社会党的原则要求男女平等，甚至在这方面也需要平等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实际上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另一个是出于政治考虑。首先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的人在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才干方面是平等的，我们依此在男人和妇女之间分配任务。至于谈到政治方面，事实是：
以色列人为了打击阿拉伯人的士气，在他们的军队中使用了妇女，敌人知道，阿拉伯人有个毛病，就是轻视妇女。好像以色列人要告诉阿拉伯人“你们轻视妇女， 你瞧我们现在用妇女把你们征服了。” 我们作出决定把妇女送到伊拉克军队受训就是出于原则和政治这两方面的考虑。
福阿德·马塔尔：在1971 年4月17 日召开的伊拉克妇女总联合会第三次会议上，您谈到妇女在党的建设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您说， “当同志陷入极大困境时，党内的妇女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作用不仅是建设性的，而且是积极的。她们成了最高指挥部和党的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她们成了监狱内外同志之间互通情况的交通员；她们是征召新人员的一支积极力量。” 您认为现在应是我们介绍妇女的业绩， 介绍某些女英雄的作用的时候了吗?另外为什么在今天她们不能起更积极的作用呢?为什么她们不能处理伊拉克传统的社会问题呢?尤其是伊拉克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值得认真重视。在同一次会议上，您还谈到“伊拉克妇女的彻底解放”是党和革命的主要目标。这里“彻底解放”的含义是什么?
在阿拉伯历史上曾有过伟大的巾帼英雄，那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吗?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信仰能够改变社会，靠理论和因袭的传统是不够的?您认为奉行复兴社会党原则的伊拉克妇女可以有能力克服传统道德观念的吗?或者认为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实在太强了，太根深蒂固了，靠这些原则是无法把它们清除掉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的妇女同志在地下斗争时期担任过交通员，在她们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中，有的是把军火从一个秘密地点运到另一个秘密地点，还有的是给我们关在监狱里的伙伴送信，她们甚至还为我们传送越狱工具。这只是举个例子。重要的是她们在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党正在撰写一部斗争史，它既包括我们中间男人的又包括我们中间妇女的英雄业绩，我们以前不太想写，因为其中包含了我们一些斗争内幕，我们不想披露其中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准备详细地介绍党的历史，这部史书不久即公诸于众。
在我看来， 信仰能改变社会， 如果人没有信仰， 社会就不可能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一个复兴主义者，我们注重生活以及生活的信念，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与我们的遗产——民族的和宗教的，首先是伊斯兰和伊斯兰精神——之间的联系。伊斯兰并不主张把妇女禁锢在闺阁之中。相反伊斯兰社会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是互相服务的，在这个社会里男女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劳动的分工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妇女履行她职责的能力和才干的基础上。有些工作妇女比男人干得好， 而有些工作则男人比妇女做得好。 这是事实，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就是我的看法，它构成了我的纲领的基础，妇女的解放就是这纲领的一部分。
福阿德·马塔尔：西方目前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其原因之一是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劳动都不是出于自愿的， 而是被迫的， 这就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种空虚感。
结果将使社会四分五裂。这样，当我们谈阿拉伯世界妇女解放时，是否指我们希望她们与西方妇女一样?
总统难道不认为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发展新的理论，使解放不成为妇女的一种负担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党已看到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硬要妇女在所有领域和所有场合工作。这样做只会带来害处。另外，她们自身也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对待她们。我在伊拉克妇女联合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谈过，提倡男女之间在法律上、事实上和理论上平等，实际上是对妇女的一种暴力。我们不能为实现平等而要求妇女去从事本应由男人做的繁重劳动。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西方妇女为了能在经济上补贴家庭和维持家庭关系不得不外出工作，然而它带来的负担和责任又使她们看到，家庭精神丧失殆尽。在为共同目标协力工作的妇女与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工作的妇女两者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们这里，情况不同是由于理解不同。工资是按个人需要分配的，当我们给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时，我们还制订了加强家庭关系的法律。举个例子吧，譬如说，一位参加了工作的妇女怀了孕，在分娩之前她可享有长时期的假期，分娩后一直可以等到她感到自己的确已恢复了健康，新生儿也平安无事了才回去上班。给这么长的假期对我们的经济不啻是一种损失，但我们还是给了，因为经济首先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这并非我们为保护家庭、争取妇女解放制订的惟一一项法律。我们还要采取其他步骤，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就正式作为法律颁布。所有这些法律优先考虑的将是家庭关系。
福阿德·马塔尔：我认为，在伊朗革命发生以后，阿拉伯革命与伊斯兰革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您不认为应该寻求一种能使两者相互支持的途径吗?
伊拉克与伊朗前后两个政权，国王的政权和现在的政台，关系都很僵。伊拉克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伊朗作为邻邦呢?您对伊朗形势大体怎样分析?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任何革命只要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目标，即使发生在阿拉伯民族之外，我也会觉得高兴。我们把它看成是沟通为走向新社会而奋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与非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之间关系的桥梁。在伊斯兰社会内发生的不恪守伊斯兰精神的革命都是与阿拉伯革命背道而驰的，凡是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追求自身目的又对抗阿拉伯革命的革命，都是有损阿拉伯人利益的；有损伊斯兰事业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合作与谅解基础上的。
我当然欢迎在伊斯兰诞生1400 年以后受伊斯兰教义的启示发生的任何革命，因为它只会在革命者与我们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那时我们会有同样的传统，同样的信念，对不公正行为和压迫现象同样都感到愤慨。这就是所有阿拉伯人对伊朗国王垮台感到欢欣鼓舞的原因，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暴君，而且因为他的政权已腐败透顶。这类统治者，不论哪一个垮台，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正确必胜谬误，善必胜恶，伊朗国王是垮在一个伊斯兰社会里——一个与阿拉伯民族毗邻的社会里。这就是所有阿拉伯人感到庆幸的原因。他们看到了希望，认为新的形势将会为伊朗革命与阿拉伯革命架起一座桥梁；阿拉伯革命不单单是人世间的一种规律体现，它的精神来自于上天。
可是， 伊朗人， 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伊朗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不可思议，好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革命与我们的革命就是矛盾的，他们用沙文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阿拉伯人。或许这是从历史角度或者是从他们现有利益出发的。另外，一旦运动变成了教派运动，冲突就无法避免。因为阿拉伯革命无论如何也不是教派革命。
如果伊朗革命想解放阿拉伯人，那不过是痴心妄想。它可以为某些阿拉伯社会摆脱他们的腐朽政权助上一臂之力，但靠宗教的狂热性和狭隘性肯定帮不了任何忙。阿拉伯革命与受真正的伊斯兰启示的革命两者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矛盾，我们不愿意强迫人民去接受既定的思想和现成的药方。这就是我们能在所有本着伊斯兰精神起来反对阿拉伯或非阿拉伯腐朽政权的年轻人——不论是复兴主义者还是非复兴主义者——身上，看到复兴精神的原因。凡是起来反对腐败的穆斯林，不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是革命者。在与腐朽政权、教派主义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分歧，但是我要求他们明白这样一点：自伊斯兰诞生以来已经1400年过去了，人发生了变化，社会取得了进步和发展，必须考虑到所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些革命者在建设新社会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仍要拭目以待。
给别人出主意，出谋划策不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有权认为，伊朗社会是由5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只有正视这个现实，才能最终给人民带来幸福，才能保卫国家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伊朗人声称，他们的革命是建立在伊斯兰观念之上的。因此他们必须懂得：在伊斯兰的价值与他们社会中的波斯民族和其他4个非波斯民族——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至于在伊朗国内存在阿拉伯人一事，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那里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不是只有几千人，而是有几百万人。他们的未来应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也只能由他们决定。
如果伊朗能从我刚才讲的原则和真理出发的话，它就能成为伊拉克的好邻居。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如何卷入巴勒斯坦问题的?
您对巴勒斯坦的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罗曼蒂克变得比较讲求实际的?您认为倘若您早几年当政，您会为巴勒斯坦做些什么呢?现在你大权在握，可以放手干了，但又会遇到什么阻碍呢?从1948年至1979年，伊拉克为巴勒斯坦作出了哪些贡献?另外，您在为什么样的巴勒斯坦进行战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没有革命的远见卓识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社会，尽管不应该从这一点出发。革命者依靠这种远见卓识就能看到他所向往的生活，然而对当前的状况他也是明了的，他清晰地看到了他为之战斗和奋斗的生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利用远见卓识来洞察一切。这是正当的梦想。这层意义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至今在我身上还存在着，我从中感到的乐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为了能够应付每日生活中的琐事，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它。
所以说，我的雄心壮志现在还没能彻底实现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我们是希望能多作些贡献的。我们永远不会满足这点贡献，尽管我们给予巴勒斯坦的援助肯定比其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多，除了那些部分领土被敌人占领的国家情况较为特殊外，其他都是如此，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伊拉克没有参加。我们常常呼吁支持巴勒斯坦革命者，我们一直站在支持他们的最前列，今后仍会这样做。至于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巴勒斯坦，它应该是没有霸占他人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存在的巴勒斯坦。但并不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当过宗教狂热分子或种族狂热分子。然而，通向我们最终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耐心规划，需要保持乐观态度。
福阿德·马塔尔：根据这一情况，我想向您这位革命同志提个问题。巴勒斯坦革命怎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伊拉克鼓励和支持大批抵抗行动，特别是已故的瓦迪·哈达德博士策划的那种行动，这对事业究竟有多少益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巴勒斯坦革命，倘若能摆脱阿拉伯民族内部的某些消极思潮，不卷入国际政治的角逐，或许取得的成功会更大些。阿拉伯民族是启示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可是某些消极因素可能会阻碍巴勒斯坦革命。另一方面，革命的阿拉伯主义也是它力量的基础，乐观主义的基础，成功的基础。虽说阿拉伯主义在某些时候成为一种负担，但没有它，巴勒斯坦革命永远实现不了它的目标，阿拉伯主义使巴勒斯坦革命成了阿拉伯政治的一部分，这就给阿拉伯的一些统治者——好的和坏的——介入和干预开了方便之门。巴勒斯坦革命本来可以避免阿拉伯主义的消极方面，但是它没能这样做。巴勒斯坦革命者起来革命似乎既有地理原因又有政治原因，因为它的革命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自身的基础。大家可以想象到在整个阿拉伯革命和阿拉伯巴勒斯坦革命之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解放巴勒斯坦。
关于支持抵抗运动一事，我们并非是什么都支持，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凡是能为巴勒斯坦服务的抵抗行动，包括自杀性行动，不论它们在被占领土之内或者之外， 我们都予支持。 我们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尽管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在有些人看来，我们似乎改变了立场，我们支持任何一种用来表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意识的方法，只要它不激起世界公众舆论的全面反对。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
福阿德·马塔尔：伊拉克的一些英雄人物为巴勒斯坦做了大量事情，功勋卓着——我想起的有：譬如尼布甲尼撒和萨拉赫丁。我能否认为您也梦寐以求想起类似的作用，在您看来这可能吗?3000年前的情况是否与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真主作证，我的确做梦都想。 无论对谁来说， 梦想起这样一种作用是一种荣耀。
但是如同当代的所有革命者——不论是复兴主义者，还是阿拉伯革命者——一样，我也明白当今世界已不像尼布甲尼撒和萨拉赫丁时代的那个世界。今天，我们知道，为了解放巴勒斯坦首先必须唤醒民众，打开它身上的锁链，把它解放出来并使它建立信心，这就是所有阿拉伯同志的理解，任何一个领袖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应是民族的才能和智慧的反应。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哪一位领导人，我也不希望作什么比较，相反，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协力同心为一个民族共同奋斗。阿拉伯民族已经不能再失去更多的时间。现在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国际上对阿拉伯世界介入得实在太多了。这肯定会限制像民族的化身尼布甲尼撒和萨拉赫丁一类伟大领袖人物的出现。然而，谁都有权去梦想，有权去尝试，去追求那些领袖人物曾经实现过的目标。我们或许希望去做他们曾为巴勒斯坦做过的事情，但是丝毫不能忘记一些大国正在威胁伊拉克，伊拉克将继续以它的历史作为楷模，期望人类不断进步。不论在什么运动上，甚至在一般的乡村运动会上，想要赢得胜利的人总会受到其他人的包围和抑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他取胜，我认为一些大国恰好就是用这类方法来对待伊拉克的。尽管如此，尽管受到限制，但我仍持乐观主义态度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知道，我们的民族，不管会经历多大的磨难，或许会出现反对它的活动，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民族精神会光芒四溢。
